李维明 | 读刘绪教授《夏商周考古》：在田野考古与教学实践中寻求真知

作者：李维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新著《夏商周考古》，是作者于2019年上半年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作学术专题讲座（六讲）的结集。主要内容纵贯中国历史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动态，在深入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判断认识，对当今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具有学术引领和启示意义。

《夏商周考古》

作者：刘绪

出版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98元

学术引领与启示

其一，夏与夏文化探讨，以中国古代最早记载夏朝的文献和文字资料为依据，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夏与夏文化探讨的历程分为提出问题、积累材料、分析探讨三个阶段。具体分析21世纪以来出现的学术新动向及其出现的原因。其中有三点认识值得重视。

夏年估计 参照古代文献记载周代男子成年加冠和成婚年龄的记载，按王世平均20年（或23年），考虑兄终弟及因素，以东周始年（公元前770年）前推西周、商、夏的积年和始年，估计夏代积年约280年、310年、352年，始年约公元前1730年、公元前1856年，从而提出夏代始于公元前18世纪或公元前19世纪的可能性。

夏文化探讨 二里头文化与相对较早的龙山文化和相对较晚的二里岗文化都有明显的区别。依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无论是时间、地域、文化特征判断，二里头文化最大的可能是夏文化。与夏文化探讨有关的龙山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不宜将其一分为二，分属新石器时代和夏代。新砦期与二里头一带龙山文化同时存在，这种现象的成因需要分析探讨。

夏代文字与文献 对近年来学界出现因殷墟文化之前没有发现当时自证属性的文字，即使有历史文献记载和重大考古发现也不能指称何者为夏文化的认识，提出夏文化探讨只要文献记载多少有一定的道理，就不应该放弃。只要有一定的可能性，就应积极探寻的理念。

其二，商文化的纵横考察，在前辈学者（如邹衡、安金槐、郑振香等）商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考古材料和分析认识，对以往商文化分期分布态势予以补充调整，指出一些值得学者思考的现象。

二里岗下层时期，在河南北部、河北中南部所见与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基本相同的遗存较少。出现这样遗存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这一地域属于先商文化（或称下七垣文化）分布地域，其时代下限可能进入早商时期，故两者不易区分。郑州二里岗文化吸收了一些其他文化因素（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导致其与先商文化特征不尽相同。

二里岗上层时期，据山西忻州尹村遗址发现二里岗上层偏早文化墓葬遗存，推断这一时期商文化更有可能从晋南溯汾河而上，经忻州向河套地区的传播路线。

殷墟文化时期，商文化除东方外，均大幅度退缩。其西界，由于西安老牛坡遗存不属于商文化，袁家崖遗存不属于商代，关中东部、中原地区黄河以南、洛阳以西、山西南部少见殷墟三、四期文化遗存，已经接近文献所记商纣之国“右太行”的位置。

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偃师商城的发现与发掘再次证明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偃师商城目前基本不见二里头四期典型遗存单位，二里头遗址也基本不见典型的二里岗下层单位的现象对于探讨夏商文化分界具有启示意义。

其三，西周贵族墓葬与西周疆土四至，以山东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山西灵石旌介、浮山桥北、闻喜酒务头，河南罗山天湖、正阳闰楼，河北定州北庄子等地考古发现商代贵族墓葬，得出商代晚期贵族墓葬有腰坑殉狗，流行殉人、人牲的规律性认识。以此为标准将西周时期贵族墓葬区分为两类：

非姬姓贵族墓葬 以山东滕州前掌大（史）、陕西泾阳高家堡（戈）、山西绛县横水（倗）、绛县睢村（怀姓九宗之一）、山西翼城大河口（霸）、陕西宝鸡（弓鱼）、山东济阳刘台子（夆）、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等贵族墓地为代表，因葬俗中腰坑、殉狗、殉人、人牲等特征与商代贵族墓葬同，应视为“殷遗民”遗存。

姬姓贵族墓葬 以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山西黎城（楷，黎）、河南浚县辛村（卫）、河南平顶山（应）、湖北随州叶家山（曾）、陕西沣西张家坡（井）等贵族墓地为代表。因葬俗不设腰坑殉狗，少见殉人和人牲的现象显示商周制度的重大变革。

其四，夏商周制陶业与中国青铜铸造业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夏商周制陶业，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为商早、晚期文化，周文化为编年系列，探讨夏商周时期陶窑形制结构、制陶工艺、陶礼器组合的变化，生活用器与随葬器的区别，生产方式与组织管理，内部分工与商品化生产。推断夏商周时期较之前龙山文化精美的制陶工艺出现衰退的主要原因与青铜铸造、漆器、原始瓷器的兴起有关。判断原始瓷器生产兴起于东南地区，陶鬲因铁质炊器的出现和使用而退出历史舞台，陶砖瓦的流行和使用最早见于西部地区。

中国青铜铸造业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就最早发生地域而言，提出甘肃东部地区与河西走廊地区铜器出现的年代问题，指出陕西及其以东地区龙山时期发现一些小体铜器，分布范围较广，出现陶铸技术等现象不容忽视。进入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铸铜工艺取得多合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突破，与礼制内涵相结合，创造出丰富多彩富有中国特色的青铜器群。由中原向四周不断传播，呈现出中国青铜时代完整的历史画面。

从田野考古与教学实践中做出来的学问

《夏商周考古》是以专题讲座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夏商周考古学术的一部好书。

第一，立论基础扎实，参阅相关古代文献和考古论著丰富，包括最新的学术信息。比如讲座时间为2019年上半年，材料更新至同年。至2021年出版之前，又补充有2020年发表的随州叶家山材料。熟悉相关的学术史并有深入的研究，比如夏文化探讨历程阶段特征的划分、商文化分期讨论、先周与周的探索等。对文献、考古、碳十四测年数据等材料做出综合分析，从而对诸如夏商周积年与始年、碳十四测年数据、夏商周文化特征等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

第二，考古与文献结合，夏商周时期属于有文字文献记录的历史，书中谈到穷寒代夏与新砦期的关系，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与文献记载的古冀州地域相合，殷墟晚商文化分布的西界接近文献记载商纣之国“西太行”，周文化的西至与文献中周人自称“西土”，灭商后“东国洛”被视为天下之中的“中或（國）”等，都是夏商周考古材料与古代文献结合探讨夏商周历史的有益尝试。

第三，指出需要继续探索的重大学术问题，如中国境内早期铜器所在地域考古学文化年代比较，寻找夏代文字、先周文化贵族墓葬等学术问题，因关系到早期铸铜技术的发生与传播、夏史探索、商周制度异同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需要后继学者持续关注和探讨。

在夏商周考古学术领域，刘绪教授以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做到材料全面、分析缜密、见解精到，学成体系。《夏商周考古》则是他集数十年田野考古与教学实践所取得夏商周考古体系性学问的结晶，其学术底蕴在于“做人堂堂正正、治学扎扎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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