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一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典范巨著——《安阳》读后

巩家楠

2021年，中国考古学迎来诞生100周年。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开始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中国考古学由此诞生。1926年，李济主持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也奠定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考古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百年来，考古初心不变，我们再来回顾李济先生著《安阳》这本考古学巨著，从中足以看到一位老人对自己倾其一生事业的热爱，李济对于殷墟的情结相当深厚。

殷墟发掘在我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殷墟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这是由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之后，把实现自己理念的第一个大规模田野工作地址放在了已有大量甲骨出土的殷墟，而李济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者。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灭亡这一时期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迹。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安阳殷墟的发掘对研究商代社会的阶级状况、等级关系、宗族制度、埋葬习俗、人种特征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就是证明。殷墟不仅仅是一处遗址，也不仅仅是一座都城，它更是殷商的一个重要缩影，是其他文化遗产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安阳殷墟对于中华文明尤其是商代历史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贡献。

《安阳》一书共分为十五章，本书前半部分主要讲李济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前三章主要讲甲骨文在清末的发现、学术界初步的接触。探索阶段对甲骨文进行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1928年考古发掘之前都是私人挖掘，搜集主要是靠购买方式，初步研究者主要为国外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尤其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杰出学者。20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田野方法，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全力做示范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简明扼要说明西方学术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事实上，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

从第四章开始，李济先生开始叙述安阳殷墟有计划的发掘，先是叙述了在抗战中工作的艰难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介绍了一大批为考古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比如董作宾先生，梁思永先生。尽管是李济先生的亲身经历，却完全采用一种谦虚的态度去叙述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和成就，对于自己所研究的陶器方面并没有长篇论述，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了一名真正的考古学家、学者应有的品格。接下来开始分章节叙述了抗战前后安阳殷墟考古的系统发掘经过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书中还插入大量手绘考古图纸，不仅仅让人们了解那个陌生的年代，更给后来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帮助，相关引言也做了详细说明。

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主要从史前遗物和上古史传说视角并结合当时安阳殷墟的发掘成果，探讨了安阳殷墟的建筑风格，殷商王朝的经济和装饰艺术， 谱系、贞人和亲属关系，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最后一章对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进行评述。

这本书严谨地叙述了他在安阳殷墟作为一个亲历者和领导人，是晚年他对自己从事安阳殷墟几十年的发掘和研究的回顾，其内容力求简单、通俗、精确、全面，力求展现那个时代对于殷墟最为科学和规范的发掘和研究方法。通过读这本书，之前认为历史就是真实的代名词，历史就要追寻其真相，但是李济先生采用了很多不确定的表述，这并不代表他的不严谨，而是说真正的历史不像我们以前所学的那样摆在台面上让人去学习，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有待验证的东西，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仅停留在文献描述。当我们面对大量复杂的史料时，如何去甄别，如何去整理，如何去理解等，都是庞大的工程，都需要深入地思考。我们看到对于同一个考古研究成果，我们要学会去深入的思考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当一件文物摆在我们面前，由文物去推知其历史背景、作用、制作技艺、环境等诸多方面。这就像一场激动人心的旅程，去解开历史的谜团，所以这个结果必然是多样的，只能说那一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推断的结果也可以借鉴后来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惯例。

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之上的考古学不仅能促进书本知识的发展，而且能提供一个找到埋葬的珍品的可行方法，并给以法律保护。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确立之后，殷墟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如人们熟知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人们对于文物的理解以及态度有所改变，文物不仅成为我们探寻以前历史的载体，更显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殷墟出土的文物和殷墟遗址本身作为不可移动文物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时保护好历史文物，就是坚持文化自信。

回顾李济先生一生的心血和努力，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开展上，把有限的生命活动献给了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在他1926年汾河流域调查伊始，他便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理论、方法上留下了重重一笔，他的功绩和贡献，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李济先生在考古发掘工作中招募、培养的学者，几乎囊括了随后几十年活跃在中国考古界的所有重要人物。而《安阳》这部考古学巨著，既是李济对安阳殷墟研究的一个总结，又是对中国甲骨文考古史的全面回顾，也为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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