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我的1978年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的上大学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足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又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三个月后复查。拿着这张诊断书，我不知是如何从福建北路闸北区结核病防治所回到家中的，也不知是如何回答母亲的询问的，直到晚上睡在床上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一直享受着他们的格外关照——可以到教师阅览室看书，能通过教师借书，上历史课时不必听讲而可看我自己的书。尽管在政治学习或讨论时我也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准备考大学，但也准备考不上大学时服从分配，到新疆或农村去），实际却只有一种准备。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或者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当时主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居民每十天配售二两肉，但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一张“照顾卡”，凭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还可订一瓶牛奶。我尽量增加营养，以便及早康复。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很难保证下一年就能通过体检，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总能找到机会。所以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文革”期间，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新指示发表，曾经给我带来一线希望，但马上破灭，因为毛主席特别指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所以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曾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

但当时新婚，小家庭新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上海的大学选择余地有限，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想选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或者有“政治风险”的专业，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以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且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上，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他的名字。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所以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

在报名时我遇见了高中母校市北中学的历史教师W。1963年我病休时常去教师阅览室看书，W刚由上海师院毕业分配来校当教师。我与他相识后常去他宿舍聊天，留校实习时还有来往。我离开市北后听说他因“犯错误”而被调往海滨农校，已经多年没有音讯。W问我报什么专业，原来他也报了历史地理。当时他显得很紧张，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得知我与他报考同一专业，连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在上海工学院（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五门考试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拨乱反正，抓纲治国”、“三个世界理论”等讲得很熟，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的基础，加上“文革”期间不时在学《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看《北京周报》，给学生上英语课，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出了考场，又遇见W，他神情紧张，问我谭绍光是什么人。听了我的回答，他连说“完了完了”，匆匆离场。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瞎蒙几句，估计得分最低。

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一方面，我有了一定的信心，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初试的成绩，但毕竟证明我能与大学毕业生一争高下，离大学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复试时肯定会侧重于专业，而这一方面我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当时规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可以向单位请十天公假，我向党支部书记提出，他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再通融。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占了相当大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以后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复试前上海连续高温，正好那年我的新家买了一架华生牌台式电风扇，那还是通过在市百一店工作的我的岳父托熟人买到的。晚上在斗室中复习，有风扇降温，在当时已属异常优越。

到了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现在的相辉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按专业分组，我们坐在靠主席台前的左侧。座位前没有桌子，只有一块翻起来的搁板，写字很不方便，有的搁板还吱吱作响。幸而那天气温不是很高，几百人集中在礼堂内还不算太热。主持的老师（后来知道他是研究生处的杨波洲）坐在台上，用他的宁波普通话宣布：“现在开始考试。”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说，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题目中没有什么意外，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走出考场，见外面等了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家属。有一位女士手持保温瓶，里面装着冷饮；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问长问短。这也难怪，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迂回上海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上，能不格外重视？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次日五位考生会齐，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我们搭乘的是学校一辆厢式货车，先要送毕业生行李去秣陵路铁路货运站，然后再送我们去龙华医院，不仅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坐在货厢中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周维衍与邹逸麟让我们五人抽签决定次序，周曙抽在我前面，但他被颠得脸色苍白，急需休息，自愿与我对调。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严格挑选。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我在古田中学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开始是管“差生”，后来又当了“红卫兵团”辅导员，团组织恢复后改为团委书记。从学校的领导、师生，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属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单位，几乎都知道我——只要找到我，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文革”期间秩序再乱，只要我在场，学生就不敢闹事。“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五四”期间被评为闸北区团员标兵，接着又被评为闸北区先进教师，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市政府）评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留难。但还是有不少考生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或“鉴定”的影响，或者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这时曹德彬告诉我，他早已肯定我会被录取，并提前向区教育部做了汇报，对接替我的人做了安排。原来复旦大学派往古田中学对我做政审的教师孙锐，在闸北区读中学时曾在课余到区少年宫服务，那时曹德彬是少年宫主任，认识了孙。遇到熟人，孙向曹透露了我考分居全系第一的底。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本来认识我的人就不少，加上我是该区中学界唯一的市人大代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大学学历的。后来我曾经遇见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诉我，1978年他没有敢考，但得知我的情况后，下决心在1979年报考，终于如愿以偿。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介绍后，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10月下旬，我到复旦大学报到，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同室六人，除了周振鹤与我以外，其他四位是李妙根、施忠连、汤奇学、吴嘉勋，都是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方向的，导师是蔡尚思教授。汤奇学本是本校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尚未毕业，提前报考。吴嘉勋是“文革”期间的中学毕业生，原在宝山县粮管所工作。

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有几位是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外语培训班毕业的，如国政系的王沪宁。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二岁。当时的政策，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仍在原单位发工资，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满，王沪宁等经常戏称我为“代表”。一位理科的女同学不仅是市人大代表，还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知是否有同学称她“委员”。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从年龄和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研究生都无法适应。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到后半夜。

“文革”虽已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谭其骧先生招收的五位研究生，正好每人相差一岁：周振鹤（1941年出生，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毕业）、杨正泰（194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顾承甫（194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周曙（1944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和我（1945年）。周曙原在浙江长兴县当中学教师，已在长兴安家。入学后因无法照顾家庭，中途退学，回原中学任教，后任长兴县副县长等职。我们四人于1981年毕业，顾承甫去出版社工作，杨正泰与我留校工作。

1982年春，谭先生招收首届博士生，周振鹤与我被录取，我是在职攻读。1983年8月，周振鹤与我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通过论文答辩。9月，我们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

1985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改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好几家媒体对我做过采访，或要我发表谈话，有两点看法我记忆犹新：

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

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