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他的时代 | 维新：愿替众生病 (1873—1898)

一个人的一生，呈现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我刊2023年第2期特别推出“梁启超与他的时代”封面专题，邀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弛副教授以梁启超的生平、生命及著述为审视对象，以传记方式为梁启超及其时代作传。这部中篇传记不仅再现了梁启超在大变革时代的角色定位、政治活动、文化贡献，表现和重塑了梁启超在历史境遇中的心理图谱、精神肖像，也以此为视角揭示了梁启超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态、思想演变、社会生活、历史潮汐。2023年2月23日正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别呈现其中的第一章，以期与读者一起走近这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时代人物、那曾经风雨飘摇岁月里的弄潮儿……

新会少年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熊子乡的茶坑村。关于自己出生的时代，他曾在《三十自述》中这样描述：“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873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极为普通的一年，并没有多少大事发生。在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清政府对于太平天国的镇压已告一段落，对内开始重用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发展工商业，开展洋务运动；对外采取“和戎”政策，尝试着在近代国际公法的规约下与西方打交道。清王朝经历着最后的平静岁月，在所谓“同治中兴”的气象下，一些悄然的变化也正在发生。

从这一年开始，清廷不再要求觐见皇帝的各国公使行跪拜之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心意识正在瓦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出了另一位英国人包腊，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在名义上参与到世界文明的交流活动中。历史的轮盘在悄然转动，这些时代的印记也将被镌刻到普通人的人生道路中。三十年后，梁启超在他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预想了未来终于完成立宪、实现共和的新中国，在上海举办博览会、各国元首前来道贺的情形：“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这些生动的描写，自然都源于他在青少年阶段对于世界博览会的认识和想象。

但是，在这位新会茶坑村的男孩诞生之际，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都与他以及他所在的这座地方村落没有太多关系。根据《新会县志》的记载，新会濒临南海，地卑土薄，一年之中少寒多暑，炎气郁蒸，“民无积聚而多贫”，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经济条件，都不能称作优越。在茶坑村，实行的是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由年长者作为主干的耆老会管理本村事务，并设有武装团练，用以维持地方秩序、调节民事纠纷。在这样一套封建政权最基层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民众继承了勤劳、朴实的传统农民品格，也因袭了封闭、保守的乡土文明特性。在一百多千米之外的省城广州，已经是极为繁华的通商口岸，同处珠江三角洲区域的香港，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浸染，开始成为具有近代化文明特征的都市。而茶坑村依然沿袭着古老的祖制和传统，即使是在乡民中享有声望的乡绅学究，对于外面的世界，也大多茫然无知。

梁家在当地是传统的耕读之家。明代弘治年间，新会曾出过一位思想家陈白沙，主张以心性为本体，融合天道，最终实现“以我观书”的自得。他所推崇的“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对新会当地的读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祖上自明朝末年迁至新会后，十世务农，经营着数亩薄田，在儒者和农者的身份、田垄与书斋的场所之间，完成着切换。到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这一代，终于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而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背负着整个家族在功名仕途上更进一步的期待，却屡屡落第，只能继承家中的些许田产，在乡中私塾中做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乡人称其为“莲涧先生”。

受限于狭隘的血缘观念和地域思想，在乡土社会，不同村落、宗族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与茶坑村相邻的东甲村，也有一支祖上在宋代迁徙至此的梁氏宗族，与茶坑梁氏属于同宗一脉，却积怨颇深，屡生摩擦，以至于大打出手。东甲村以盛产柑橘闻名，富甲一方，其柑橘甚至成为朝廷贡品。相比之下，茶坑村梁氏不仅在经济上相对清贫，在族人视为可以光耀祖宗的科举事业上也不顺利，特别是父亲梁宝瑛连个秀才都没考上，更加成为了东甲村梁氏族人眼中的耻笑对象。虽然后来梁启超高中举人，得以扬眉吐气，梁宝瑛还带着梁启超前往东甲村祭拜梁氏祖先祠堂，与东甲村的乡亲父老冰释前嫌。但是对于自幼便在乡人中间有着神童美誉的梁启超来说，科举入仕、扬名显亲的欲求，未尝不是压制天性、束缚眼界的负担。

从5岁时起，梁启超就在祖父梁维清的指导下，阅读《四书》与《诗经》；6岁时，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中国略史和《五经》，并拜了一位叫张乙星的先生为启蒙授业老师；他很快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8岁学作文，10岁初赴省城就童子试，12岁中秀才。按照胞弟梁启勋的回忆，父亲梁宝瑛最终绝意试事，设教于乡，其用意“不过召集数儿以伴伯兄之读而已”。家族长辈对梁启超寄予了厚望，并为之设计好了未来人生的方向，梁启超也用自己在科举道路上的成长和收获，不断回馈着这份期待和关怀。特别是在如此小的年纪得中秀才，在科举考试的历史上也属罕见。如果以如此速度，沿着历朝历代那些状元、榜眼、探花的足迹，一登龙门，为天子门生，拜相封官，前途可谓不可限量。只是“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无数人艳羡的康庄大道，在初露峥嵘的梁启超心中，开始生出一些怀疑和反叛。

帖括是科举的产物，科举考试中有把经文贴去若干字，让考生应答的考试方式。为了应考，有人将经文总结编写成歌谣，便于背诵，这类帮助考生应付考试、不必再去深究钻研的作品，被称为帖括。明代之后，八股文在科举考试中愈发重要，同时也必须依据经文而作，因此帖括也被泛指为应试的八股文章。对于一位年幼的孩童而言，这样的学习无疑是枯燥乏味的，他在日后也明确表示了对此种所谓帖括之学的厌恶，但是这一套世代相传的应试本领，却是功名道路上必须要熟悉掌握的生存技能。客观上来说，正是这一套应试的本领，帮助梁启超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走向更宽阔的外部世界的机会。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身份到广州求学，辗转包括学海堂在内的各大书院，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知识的视野逐渐打开，接触到帖括之外的训诂词章等学问。四年之后，梁启超参加了广东省的乡试，中举人第八名，考试期间甚至获得了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相比于出身普通士绅家庭的梁启超，李蕙仙来自官僚世家，其父李朝仪曾担任过顺天府尹，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却无阔人家小姐的毛病，饱读诗书，通晓事理，与梁启超也算是一对佳偶。此后，李蕙仙跟随梁启超辗转南北、历经风雨，甚至在梁启超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之时也毅然相随，成为这位风云人物背后的默默支持者。

得中举人时的梁启超，只有17岁，可谓少年得志。而也正是在同一年，比梁启超年长两岁的光绪皇帝正式亲政，自幼长在深宫的他有着与同龄人一样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正踌躇满志、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掌控，做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清王朝融入世界的步伐也在加快，张荫桓、陈季同等外交官出席了这一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不仅登上了新建的埃菲尔铁塔，时任驻法参赞的陈季同还发表了主动介绍中国社会的演讲。当然，无论是紫禁城涌动的政局暗流，还是法兰西琳琅的文明景观，对于尚沉浸于乡试中式欣喜的梁启超而言，都还是遥远且未知的，走出乡关，等待他的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万木森森一草堂”

1890年初春，18岁的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因为一般在3月举行，会试亦称“春闱”，是科举取士的关键一步。按照清制，考中举人便具有了做官和参加会试的资格，如果能够在春闱高中进士，将获得参加殿试成为天子门生的机会，不仅可以光耀门楣、扬名显亲，更重要的是可被分发入翰林院成为京官预备，或直接到地方任知县成为一方大员。故而，尽管八股文章枯燥且死板，让人日久生厌，却并不妨碍中国的读书人皓首穷经、焚膏继晷。年轻的梁启超，此时已经站在无数人梦寐希冀的门槛上。正如他后来在清华国学院的弟子、史学家吴其昌所言：“如果梁启超十八岁就点了翰林的话，那么轰轰烈烈‘戊戌政变’的主角，没有梁启超其人了。”初次参加春闱的梁启超最终下第，这也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航线。在会试后返回广东的途中取道上海，一次意外的阅读经验，使他得以从考据帖括的狭隘天地中探出头来，看到了一个更宽阔的世界。

初识这座近代口岸城市繁华的同时，梁启超还阅读到了上海制造局所翻译的大量西学书籍，并于坊间购得了一本名为《瀛寰志略》的图书。通过这本书，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五洲各国。一个辽远的世界图景，在年轻的梁启超眼前缓缓展开。这本书约14万字、配图42幅，为曾经担任过福建巡抚的徐继畬所著，书中概览了地球东西半球的概况以及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并前所未有地介绍了英美等国的议会制度，可谓国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尝试。1853年，其书中有关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按语，被浙江宁波的传教士刻于花岗岩石碑上，作为纪念物镶嵌于华盛顿纪念碑的第十层。但在成书后不久，《瀛寰志略》就被中国的主流士人群体抨击为辑录“番邦蛮夷”之作，遭受了激烈的谩骂诋毁，逐渐在中国本土销声匿迹。

不过，这本后来被日本学者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的著作，依然如同炳烛之光，照耀了不少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灵府。1874年，当梁启超尚在襁褓之中时，距离新会县不到一百千米，广东南海县的一位少年在自家的藏书楼内发现了被束之高阁许久的《瀛寰志略》。他的名字叫康有为，自幼熟读诗书，在乡中亦有神童之誉，只是与梁启超少年科第不同，康有为的科举之路走得异常坎坷，前两次参加童子试都名落孙山，16岁考取秀才后，在通往举人的道路上，又经历了六次落第，耗费了人生二十年的时光。在这漫长幽暗的时光中，《瀛寰志略》是康有为的启蒙读物，他自称“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随后游历香港、上海，见识到近代城市文明的繁华和秩序，“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更促使康有为开始反思自己孜孜以求的科举道路和学问文章。返回南海后，他开始搜寻西方政治、历史、地理、法律、科学书籍，并结合中国传统的经学，构建了自身以经世致用为中心、强调思想性的学问体系。1888年，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康有为以布衣的身份，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结合自己早期的思想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因为遭到保守派官员的阻隔，此次上书最终不了了之。

1890年，梁启超17岁，是新科举人，正是意气风发之际；康有为32岁，屡试不中，对于举业已流露出深深的怀疑。这年秋日，梁启超结识了肄业于学海堂的陈千秋，这位同样来自广东南海的年轻人，向梁启超诉说着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的事迹，谓其学说思想颇异于旁人，自己极为仰慕，便行弟子礼，拜了他为老师。此时的梁启超，尚自恃于所擅长的训诂词章之学而沾沾自喜，陈千秋的一番介绍或许使他想起了半年前在上海的阅读经历，出于对于新知的好奇，即相约前往拜访。按照梁启超《三十自述》中的回忆，二人从辰时（早上7点到9点），一直谈到戌时（晚上7点到9点），康有为好作惊人语，痛陈无用旧学，似“大海潮音，作师子吼”，梁启超也愿倾耳而听，而终惘然不知所从，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康有为将屈心抑志已久、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全部抛向坐在自己对面的青年；梁启超则将内心深处的疑虑、不敢向外界印证的发问，悉数寄托于这位侃侃而谈的先生。回去之后，梁启超形容自己的心情，是“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便又前去拜见，请教康有为做学问的方针，康有为亦倾囊相教。不久之后，梁启超作出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他要从学海堂退学，转投往南海先生门下。

梁启超（右）与康有为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段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佳话。对于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中国人而言，梁启超这样的举动简直是荒谬、不成体统，遭到了不少反对意见。作出此种选择，除去康有为独异于常人的人格和思想魅力外，梁启超一辈子趋势求新、转益多师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一年后，在陈千秋与梁启超的协助下，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今广州市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租借的邱氏书屋内，创办长兴学舍，正式开坛讲学。后学社迁往广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因此处有树木参天、幽雅清静，遂名为“万木草堂”。很快，就吸引了一群与梁启超年纪相仿的青年前来求学。最初由陈千秋、梁启超援引各自亲朋二十余人，到1894年已发展有一百多名学生。虽然规模不大，校舍简陋，但极富自信力、热情投入的老师，以及思想活跃、踔厉奋发的学生，在共同钻研学问、商讨时局之间，营造了一派生气淋漓的局面。后来与康、梁颇有交情的张元济曾题诗赞曰：“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这是梁启超此前久困于书斋、学作帖括八股所不曾有过的欢畅时光。在万木草堂，他结识了韩文举、曹泰、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一批青年才俊，大家“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康有为“中等身材，眼不大而有神，三十岁以前即留胡须，肤色黑，有武人气”，每日逾午，则升坐讲学，讲古今学术源流，滔滔不绝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康有为注重课堂的互动，与学生的交流甚至辩论是课堂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写作著名的《大同书》的过程中，每每将自己新生发出的想法拿到课堂上让学生讨论，学生中如陈千秋、曹泰，时常有不同意见提出。久而久之，学生们受之感染，老师不在时，也自己摆起了讲坛，将学习思考所得向师兄弟们讨教。师生、同学之间随时随地交流、论辩的自由风气，让梁启超不由感叹“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

除了在草堂之内讲学，康有为还会带领一众弟子外出游学。或前往广州城内的越秀山进行户外的郊游活动，一边游玩一边讨论，声高入云时，惊起林间飞鸟；或领一两位弟子前往学海堂、粤秀、粤华、菊坡、广雅等书院，拜见那里的山长，切磋学问，有时也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随行的弟子则在一隅旁听，从中获益良多。此外，康有为还自掏腰包，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除了中国传统的典籍外，有关西方政治、历史、地理、科技、法律、文化的书籍也相继被购入，让梁启超们大开眼界。1893年，一直在万木草堂安心求学的梁启超，接到邀请，赴东莞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首次讲学。他开始尝试着对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阐释大同之义、讲述世界公理和国家思想，而这些知识和观点，显然来源于他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经历以及阅读新式书目后的思考，并带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目的。也是在这一年，已经宣称绝意试事的康有为，在家人的催迫下，又一次参加乡试，终于考中举人，获得了携弟子进京参加会试的机会。万木草堂的康门师生，从坐而论道，迎来了躬身入局的历史契机。

上书与开学会

1894年，梁启超曾于年初到北京，居住在位于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在京师求学访友半年多后，返回广东。就在他客居北京的这段时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的陆海军节节败退，黄海海战一役后失去制海权，旅顺、大连相继陷落。1895年3月，重新被征召启用的湘军在山海关外的牛庄保卫战中伤亡殆尽，这支由中兴名臣曾国藩组建、曾屡立战功的军队，迎来了悲壮的谢幕。在此之前，日军攻陷北洋水师位于山东威海卫的海军基地，另一位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苦心经营、曾号称远东第一的舰队已经全军覆灭。在风声鹤唳的京师，梁启超只能从各方打探有关战事的消息，“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

同年4月，清廷被迫派出李鸿章前往日本的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与日本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和谈，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影响深远，远在欧洲的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宣称：“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通商口岸的进一步开放，外来的资本输入，工厂、铁路、银行的修建与开设，都使得清王朝的旧有经济体系及社会结构濒临瓦解。同时，经此一役，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东亚传统政治格局被打破重建，也冲击着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惊讶于东邻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取得的进步，更多读书人从“天朝上国”的梦中惊醒，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他曾在甲午年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一抒心中愤懑：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重大历史事件带给普通个体的，除了抽象的理性思考外，还有现实中具体的生存遭遇和情感体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慷慨悲壮之余，梁启超更有一种壮志难伸的苦闷。1895年春，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等一行人，离开了万木草堂，从广州乘船出发，途经上海至天津，赴京城参加光绪乙未科的春闱。因缘际会，他的学生生涯就此结束，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就在他们乘船北上之时，甲午战争也逐渐走向了尾声，清廷正计划着和日本商议割地、赔款之事，京城之内已是人心惶惶。当康有为、梁启超乘坐的轮船抵达天津大沽口时，遭到了日本军舰军人以稽查军火为名、登船所进行的搜查，在确认只是普通商船后才将他们放行。在自己的国境内，遭受外寇如此蛮横的欺侮，是梁启超对于甲午战争最直观的观感和记忆。

原本还在为国事担忧，不想在会试过程中，梁启超又遇到了极荒唐的事情。因为康有为的思想学问已被不少保守派官员斥为异端邪说，有的考官甚至暗中商议，如有遇到疑似广州考生康有为的考卷，一律不予以录取。于是，当梁启超的考卷被副考官李文田读到，并提交给主考官大学士徐桐后，随即遭到了这位以守旧排外著称的官员刻意的打压。因考卷文风、思想皆与康有为趋近，又是来自广东的考生，徐桐遂责令下属将试卷压下。发榜之日，康有为得中进士，而梁启超却名落孙山，原以为得逞的徐桐还怒不可遏，回家后不忘嘱咐家人，如康有为按惯例作为新晋进士来拜访主考官，自己将拒不相见。对于这一插曲，梁启超并没有过于在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次来京本也不为应考，而是“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希望通过联络各省有志之士，来开风气。这段时期，他又结识了谭嗣同、陈炽、吴樵、杨锐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不少成为此后一同推动维新运动的伙伴。

会试后不久，《马关条约》签订，清廷赔偿两亿两白银，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正在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康有为让梁启超鼓动来自广东的考生，前往都察院上书，拒绝和议，很快得到了来自全国18省士子举人的响应。4月末，各省一千二百余名代表在北京的松筠庵举行会议，连夜商讨拟定了万余言的声明，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后又与数千市民一起集结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集会具稿、上书奏议原本是京官的拿手好戏，甲午战争期间已有数次发动，只是恰逢乙未科春闱，各省举子的加入让上书的规模和影响空前放大。在当时，康、梁只是众多走向前台的参加者中的两人，甚至原本只是为了宣传鼓动、并未送往都察院的上书在事后被康有为归罪于都察院的“拒收”。康、梁二人在公车上书中的作用，在康门弟子以《公车上书记》为代表的著述中，被夸大了。

关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所编造的“公车上书”神话，其实不难探究其中原因。作为一位极具禀赋却又屡试不中的读书人，虽然公开表示出对于科举仕途的轻蔑态度，但他的内心依然极度渴望获得这样一个中心舞台，可以向天下人展现自己的思想学说、实施自己的雄伟抱负。因此，康有为看重的是振臂一呼在士林中所引发的效应，而非上书本身的最终结局，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众位弟子。梁启超后来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评价自己的老师：“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这样一种睥睨一切、自信刚毅以至于狂傲偏执的性格，固然在万马齐喑的晚清社会，给予过自身及其弟子扫荡积弊、冲决网罗的勇气；但另一层面，却也导致了不惜歪曲事实、穿凿附会来达成自身目标的行事手段。此种独异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为梁启超与自己这位老师在未来的合分、恩怨，埋下了伏笔。

正是基于聚人才、开风气的目标，会试落榜的挫折、上书未能上达天听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梁启超继续借助学会、报刊等新兴团体和媒介的力量来传播自己的变法主张。在康、梁等人的推动下，维新派很快在北京成立了维新团体——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以购置翻译西方图书、创办报刊、宣讲集会为主要活动。作为具有近代政党实验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一度还得到了朝中一些开明大臣的关注，张之洞、翁同龢等清廷重臣以及当时的北洋将领袁世凯，都曾出资以表示支持。而为了推广强学会的机关报《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宣传学会的主张，梁启超专门托人找到负责《京报》发行销售之人，酬以薪金请其将报刊附在《京报》后，赠与王公大臣免费观看。

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被视为传播异端邪说，《中外纪闻》在派送过程中，时常有遭遇怒目相视、言辞训斥殃及送报人的情况发生，以至于后来即使酬以重金，也无人再肯帮忙派送。不久后，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称其“私立会党”，这一兼有学校和政党性质的组织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在办理学会过程中，梁启超苦心孤诣收集购买的原本是准备向外界开放参观、借之向普通国民输入世界之智识的书籍、仪器，也被步军统领没收。二十多年后，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依然能清晰地记起，当时为了购买一幅世界地图，他曾四处辗转托人，在京城寻觅数月之久，后终于拜托友人从上海购得。地图寄至北京后，强学会中人人视为至宝，甚至日日求人来观看，偶尔能有一人前来观看，便欣喜不已。这份费尽周折得来的地图，最终也在查封时被抄去，不知所终，成为了当时“开眼看世界”国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时务报》主笔

当梁启超正在京师协助康有为办理强学会事务时，一位来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康年，在上海向梁启超发出邀请，希望他南下与自己共同创办一份报纸。汪康年比梁启超年长13岁，幼时因躲避战乱，随家人迁入广东，曾拜师石星巢先生，是梁启超的同门师兄，同在光绪己丑年中举，以在考卷中融入天文学等新学知识而中杭州乡试第六名，“于新旧学均有根柢，非一时流辈所及”。石星巢在信中向其推荐梁启超，谓之卓荦之士，二人遂开始有频繁的书信往来。迁往上海前，汪康年曾在湖北张之洞处做过几年幕僚，接触到了不少洋务知识，并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除了讨论时局外，汪康年也向其描绘了自己的报业蓝图。

19世纪末，世界已经进入报刊时代，借助机器印刷和资本运作的力量，报刊成为了各国民众阅读、表达和思考的主要媒介。而随着晚清时期中国对石印与铅印技术的引入，报刊也逐渐在沿海通商口岸的市民阶层中风靡。但是，这些大多是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报刊，中国人只能居中协助。在北京，上层官员和普通平民当中流行的是《京报》，虽名之为“报”，却只登载皇帝谕旨、大臣奏章和官方文牍等内容，没有现代传媒所必备的新闻和评论内容，更遑论提供多元的讯息和独立的思想。在强学会期间，梁启超参与和编辑的《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实质上有效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依托广学会所办同名月刊的意思。《中外纪闻》在京城内引起的反响乃至争议，也让他初次体验了现代传媒手段在宣传方面的影响效力。

1896年3月，梁启超离京前往上海，结识了曾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国担任过领事参赞的外交家黄遵宪，二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7月，《时务报》报馆成立，地址设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办理报刊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上海强学会的所余款项以及黄遵宪个人的捐款。在报馆公启上，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凌瀚五人为创办人，汪康年担任报馆经理。报刊每月出三期，每期大概分三个部分：主笔文章、读者来稿、各国报译。作为五位创办人之一，梁启超实质上承担了远超过其他人的工作。除了担任报议文章主笔、负责报译栏目润色的任务，支撑《时务报》每册门面的约四千余字的主笔文章，许多正出自梁启超之手；而各国报译栏目近两万字的审核删改，在最初也由他负责，可谓是“字字经心”。

《时务报》创办后不久，在公共领域开始声名鹊起的梁启超，还曾面临过其他的选择。1896年冬，即将奉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等四国的外交家伍廷芳，看中了梁启超的写作天赋，曾邀请他作为二等参赞一同随行，在使馆办理文牍，代笔墨之劳；而鉴于梁启超屡屡流露出难以胜任救国责任、希望入山读书专心学问的想法，被委任浙江钱塘县令的吴德潚，曾萌生过一计划，拟在西子湖畔觅得一居所，斥资购书，再聘英法文教员各一名，让梁启超与自己的儿子吴铁樵一起潜心治学数年，再出世参与公共事业。这两项选择对于梁启超都充满了诱惑，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自己作为一个报人的身份。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将报馆比作国之耳目喉舌，起着去塞求通的功用，可以使国民通晓五洲近事，知全地大局及强盛弱亡之理。显然，在梁启超的心目中，相比于个人走向世界的开阔眼界，以及重返书斋的精研学问，他更看重个人所著、所为对于国民大众的价值和意义。

《时务报》

两年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共发表了六十余篇文章。他的文字打破了作为清代文章正宗桐城古文的束缚，不再追求清真雅洁的格调，擅长用铺陈排比的句式，夹杂一些外来的新词语和新学说，造成一种惊天的气势，初步形成了自己“笔锋常带感情”“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风格，在当时的文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时务报》上，登载着来自浙江、山西、湖南等全国各省关于求购订阅的信札，张之洞甚至下令湖北全省各州县都要备资购阅。这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当然，无论是倡议变革的思想，还是汪洋恣肆的文字，也让梁启超及《时务报》遭受了不少批评和诋毁。

虽然向汪康年承诺过不会将“康学”融入自己的报章议论中，但是包括梁启超在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都在自己发表于《时务报》的文章中，掺入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思想，凭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理论资源——人类历史必将按照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进化，来呼吁清廷进行维新变革。同时，梁启超对于科举等成法，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将禁锢人心的八股文章斥之为统治者“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的愚民之术。在梁启超等人的带动下，《时务报》的言论也愈发开放，在1897年的第二十三册上，转载了严复原发表在天津《直报》上的《辟韩》一文，批判韩愈的君权思想，抨击秦代以来之所谓君主乃窃国大盗，并倡导民权思想。此篇文章一经登出，就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警觉。张之洞立马命令自己的幕僚屠仁守在《时务报》上登文回击，并开始对经理汪康年施加压力，迫使其对于报馆的言论进行矫正。

对于康有为此时期所宣扬的保存孔教思想，梁启超起初深信不疑，也期望通过《时务报》进行宣传。他在给严复的信中明确表示,天下没有无教而立之国，申明在中国保存孔教的必要性。虽然在严复、黄遵宪等友人有关“教不可保，亦不必保”的劝导下，梁启超此后逐渐放弃了保教思想，但因为早期的提倡，以及康门弟子的身份，还是让他在《时务报》内部被视为康学的代言人。受邀在报馆担任撰述的章太炎，平日里就对康有为及其学问多有贬低，更看不惯康门弟子尊奉其为“教主”“圣人”的做派，故与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势同水火。1897年春，章太炎与好友孙仲华与在沪的康门弟子在一次会面中爆发了冲突。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当众表示，在广东时遇到有污蔑康有为者，必当拳脚教训一番，“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随即双方之间挥拳相向。冲突发生后，介于与康门的矛盾已经难以弥合，章太炎向汪康年提出辞呈，返回了杭州。

除去思想言论方向与尺度的分歧外，《时务报》内部的人事安排纠纷也逐渐浮出水面。黄遵宪等人对于汪康年大权独揽的做派一直颇有微词，认为其到处与人应酬吃花酒，造成开销增大以至亏空，提出应该在报馆管理上实行董事会制度,要求汪康年辞去经理一职，改任总董，发挥其在联络应酬方面的长项，不再插手报馆具体事务。梁启超起先在二人之间居中调解，向汪康年表示黄遵宪有言语草率、不通人情的一面，肯定其在报馆经营管理方面的辛劳付出，继而附议了黄遵宪的提议，促使二人面谈协商。他的此番劝说，暂时稳住了报馆的局面，黄遵宪成立董事会的提议最终被接受，但梁启超的言行被汪康年认为是联合黄遵宪一起排挤自己，加之关于在报章议论内容上的不同意见，《时务报》几位创办者的矛盾逐渐加深。1898年，在御史宋伯鲁的奏请下，光绪皇帝批准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拒不交办，并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在草草出版了十册后，走向了停刊的命运。

变法与政变

在参与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便已预先参与了一场地方的维新实践。维新派官员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大力推行新政，这个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开始有了新的气象。1897年夏，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按察使。适值湖南本地开明绅士正在筹办一所以“时务”为名的新式学堂，亟须招募一名总教习，黄遵宪便举荐了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之职，同时推荐《时务报》的另外一名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起初，汪康年并不愿意放人，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等人遂轮番写信向其游说，并保证在湘期间梁启超对《时务报》的供稿不会中断。谭嗣同甚至一度言语激烈，扬言如不放人，自己将不惜“与公迕而豪夺而去”。终于，在各方的争取之下，梁启超于11月从上海启程前往长沙，与他一起入湘的除了李维格外，还有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康门弟子。

谭嗣同是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早年曾随赴甘肃任职的父亲在西北游历。他与梁启超相识于北京强学会时期，后梁启超南下办《时务报》，谭嗣同则赴南京候补，二人在上海又过从甚密。除了商讨时政话题外，他们还一同求学问道，于经学、西学、佛学等中西方学问多有交流切磋。在梁启超眼中，这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的浏阳人，有着过于常人的见识和胆识。正是从这位湖南人的身上，梁启超看到了一些变革的希望，因此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这样阐明自己决心入湘的缘由：“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虽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但站在时务学堂的讲台上，面对班上四十余位稍显稚嫩的学生，梁启超投入了如往常作报章横议一样的热情，在这些专注聆听他讲课的青年中，或许就蕴含着未来改变中国的力量。

时务学堂坐落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上，实际上是将一处旧宅邸作为临时校舍，学生宿舍也在同一院落里，条件颇为简陋。在老师就位后，学堂的教学很快开始，梁启超讲授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传统陆王心学的修养论；一部分为借助《公羊》《孟子》阐释的近代民权学说。他的这些授课内容，与当时谭嗣同等人在《湘报》、南学会所宣传的进步言论相呼应，很快就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梁启超每日在时务学堂讲课四个小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至夜晚，则为班上学生批改作业笔记，每份皆是亲自批阅回复，时常彻夜不眠，仅批语常常就达万余言，几乎与他作报章政论无异。读梁启超的批语仿佛就如读他的文章，疾风骤雨、酣畅淋漓。包括李炳寰、林圭、蔡锷等在内，四十余位学生就在这样的淬炼中，逐渐发生了思想的剧变。

等到时务学堂放假后，返乡的学生携所学的“怪论”回到乡里，将有关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加以散布，立刻引起了乡间哗然。以叶德辉为代表的一批湖南保守人士，开始对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梁启超以妖言惑众、蛊惑人心，指责学堂为煽动革命造反之巢窟。甚至于原本支持时务学堂创设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也站出来斥责时务学堂师生的“悖逆”之言，上书呈请整顿学堂秩序，驱逐梁启超。为了平息怒火，陈宝箴不得不调整学堂的人事安排，免去熊希龄的学堂总理之职，后又免去韩文举等人的分教习之职。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遭到通缉、远走海外，他在湘中的这些言行，也成为了保守人士为他所列举的罪状之一。

进入戊戌年，连日的劳累加上外部的压力，梁启超在初春时节大病一场，只得回到上海养病。不久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了保国会，梁启超再次进京，在保国会发表演说，并再次联合了百余名举子上书，请废科举。6月11日，标志着戊戌变法开端的《定国是诏》颁布，经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先后被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特许他可以专门上折奏事。谭嗣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他与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一同擢升在军机处办理新政，都是四品卿衔。而梁启超在7月3日被召见后，被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按照清朝惯例，一旦举人被皇帝召见，即会被赐入翰林，最低也会是内阁中书之职。当时梁启超因为担任《时务报》主笔，早已声名在外，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系列论文《变法通议》，也被结集进呈给光绪皇帝，却仅仅赐给六品官衔，所担任的职务也非要职。语言不通或许是其中的原因，此时的梁启超官话还不甚熟练，所操一口粤语，加上紧张的缘故，与年长自己两岁的皇帝面见和沟通并不顺畅。

未得到重用没有影响梁启超参与维新的热情，在接到办理译书局的上谕后，他立刻上书，呼吁朝廷开拨经费，开设编译学堂，广购中外图书。从鼓励人才的目的出发，他还特别提出要改变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得到出身、而学校生徒向来没有学级的做法，请求对于编译学堂的毕业生准予学级认可。时年27岁的光绪皇帝，也展现出如25岁的梁启超一样的热情，他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新政的诏书，维新派则借此在各个领域努力推行着改革的举措。为了能更好采纳群议，光绪皇帝还准备效法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设懋勤殿，选取国内英才，聘请国外专家，共议兴革之事。

保守派的反扑很快就到来了。有地方官员上书，列举梁启超在《时务报》及时务学堂讲义中有关民权的言论，斥其为大逆不道，请杀康、梁。而康有为过于激进的言论也得罪了一批实际上支持改革、但不赞成过快过急的开明官员。维新派在介入政治高层后明显倒向光绪皇帝的姿态，让当时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感受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在光绪设立懋勤殿之议后，更被视为一次企图夺取权力的行为，引发了帝、后之间激烈的冲突。9月15日，光绪皇帝在破例召见了军机章京杨锐后，交给其一道密诏，表明了自己可能失去权位的危险，请他与诸位贡献“良策”，使新政能及时举行。17日，光绪又颁下一道谕旨，命令康有为迅速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虽未言明，似乎却已传递了某种不祥的信息。

意识到危险的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积极联络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各方面人员，准备动员江湖会党力量来勤王，而他们抱有更大期望的，则是曾支持过强学会的袁世凯。在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联名保荐下，光绪皇帝曾召袁世凯进京，并于16日至20日连续三次接见了这位正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军的将领。18日，谭嗣同前往法华寺面见袁世凯，劝其发动兵变以救圣主，但未得到袁世凯的应允。20日，康有为离开北京，并于次日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在康有为离开后的第二日，慈禧太后就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协助下，从颐和园还宫，将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重新宣布“训政”，并下令抓捕康有为、康广仁，持续了仅仅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28日，因为担心外国干涉，在未经过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1896年9月25日，梁启超（前排左一）

与谭嗣同（前排右一）等在上海光绘楼合影

政变发生当日，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处，消息传来后，他们一同前往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住处，商量保护和营救光绪皇帝的办法，并遇到了甲午之后回国参与维新的留美教育家容闳。他们决定让李提摩太去会见英国公使，“让容闳前去拜访美国公使，因为他已是美国公民，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此时，日本驻华参赞林权助与这一年来华的伊藤博文刚刚吃过饭，正在使馆内交谈，脸色苍白的梁启超闯了进来，要过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了“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随后将西太后与荣禄发动政变之事告之，期望日方能够出面解救光绪皇帝，并救助康有为，奉托此二事，自己则已以身许国，死不足惜。在林权助与伊藤博文的劝说和安排下，梁启超打消了赴死的念头，并再次前往浏阳会馆，劝说谭嗣同与自己一起出逃。

关于二人在浏阳会馆的交谈，梁启超后来在自己的《戊戌政变记》中是这样描述的：“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在梁启超充满感染力的回忆文字里，谭嗣同拒绝了出逃日本的建议，并嘱托梁启超：“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前者源自中国古代戏剧《赵氏孤儿》中的典故，春秋时期晋国赵朔一家被灭族，公孙杵臼带着假遗腹子牺牲，而程婴则假装告发请功，带着赵家孤儿赵武活下来，15年后赵武终于完成复仇；后者则指近代日本，致力于推翻幕府的月照和尚、西乡隆盛二位志士，倒幕失败后月照投海自尽，而西乡隆盛则活下来继续参与倒幕，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这段关于去与留的慷慨陈词，无论是梁启超事后的修饰，还是确有其事，二人最后的选择都成就了另一段关于从容赴死和忍辱前行的故事。21日晚间，劝说无果的梁启超永别了挚友，独自回到了日本使馆，等待他的将是更为漫长的旅途。

（本文注释已略去）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