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林：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雪域高原的考古学家

1984年，陕西派遣援藏考古工作队参加西藏自治区第一次文物普查(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张建林也在其中。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仲立回忆，在两年的文物普查工作结束即将回陕西前夕，所有队员都准备“全身而退”的时候，当时考古队中的“小兄弟”张建林却不愿意走，他执意要求前往“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寻找传说中的古格王朝遗迹。正是基于那次对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和线索发掘，张建林随后发现了大量古格王朝遗迹。

此后，他入藏30多次，对西藏的了解甚至已经超过了家乡陕西。

近期，身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的张建林，为浙江大学师生作了一次讲座。在交流沟通中，这位质朴达观的西藏考古前辈，对后学们的疑虑困惑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Q1“九层妖塔”原型在哪里？是谁长眠其中？吐蕃高等级墓葬有什么特征？

曾经，小说《鬼吹灯》的风靡让“九层妖塔”尽人皆知，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和称奇热议的是，“血渭一号”墓就是它现实中的原型。这是一座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中规模最大、内设九层的金字塔状古墓。

拥有200余座墓葬的热水墓群中长眠着谁？独特的墓葬形式又属于哪个朝代哪个族群？

最近，厦门大学与复旦大学的最新研究，成功测序唐代吐蕃时期热水墓群哇沿水库遗址中的10例古代个体全基因组序列，解析吐蕃古人的遗传结构，不仅实证了吐蕃族群属于汉藏人群的论断，还还原了吐蕃政权在青藏东北缘人群和文化共扩张的发展模式。

张建林曾做过哇沿水库淹没区的考古发掘，在《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的结语中，他曾对墓葬的封堆做过分析，称其表现出典型的吐蕃式风格，尤其是“血渭一号”墓。

近些年，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发现的吐蕃高等级墓葬，通过出土的金银器、围棋子、彩绘陶罐，以及测年数据，基本将其年代限定在7-9世纪，其封堆也基本是梯形的。

“吐蕃高等级墓葬一定要分成两个层次。”张建林总结道，首先是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的藏王陵，分为两个区域，从其地表封土形式来看，基本上是正方形或长方形，且尺度规模特别大，边长一般在四五十米以上，陵前还会有石狮与石碑；另外的是出现在一些大型吐蕃墓地里的中心大墓，如“血渭一号”墓，一般位于墓群偏上、偏高的部位，封堆平面呈梯形，很多外边用石头包砌起来，里面的填土有时为土石混筑，也有少量的圆形、塔型、方形封堆，很可能是一些当时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墓地。

Q2假如想从事西藏考古工作，应该储备哪些知识？做哪些准备？

“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的西藏考古教材，以‘西藏考古’冠名的书，目前只有意大利学者图齐的《西藏考古》，还有侯石柱的《西藏考古大纲》。如果对西藏考古感兴趣，也希望将来能参与其中，一定要广泛涉猎现在已经出版的考古报告、学术论文、研究专著等。”张建林建议，还要多读一读西藏历史，如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通史》。他尤其强调，如果要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一定要学习藏语文。

沈从文被大家熟知的是他著名作家的身份和他的《边城》，鲜有人知他对于考古文物的痴迷。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文物，就没法读懂历史。

例如，我们熟知的“床前明月光”里的“床”，有学者认为是“胡床”。在历史文献中，胡床被解释为“可以折叠起来用绳子穿成的矮床”。

通过文物与文献结合的论证方式，沈从文指出，“胡床并不是床，也并不矮”，而是“近似交椅”，是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沈老的依据来自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瑟，以及故宫、北大所存的文物。因此，李白笔下的“床”其实可能是椅子。近年来，这个观点逐渐被认可。

这就是考古文博的魅力，用一个个新发现与研究不断更新人们对古代的认知。张建林3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源自于此，他也希望西藏考古“新青年”们始终保有这份初心。

在张建林看来，“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这也是他希望青年学者始终要做到的。

每当要进入一个古城遗址，他都会翻阅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照片也会反复琢磨。“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遗址面前，那种惊喜和兴奋还是难以自已，久久不能平静。”面对惊艳绝伦的壁画、鸿图华构的建筑、断壁残垣的城址，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欣赏，而是想要了解那背后人的思想与活动。

“透物见人”是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人的追求，就像沈从文，“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个真正‘人’的素朴的心”。

沈老曾写道：“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近年来，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已经成为考古文博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共识。我们看到，在越来越多西藏考古人的研究阐释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历史和文化的温度。看似“无生命”的文物，也在展示出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这，也许是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之外的人文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