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磐：历史是现实社会的镜子

历史有自然界的历史，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通常所言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即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时也要谈到，但这不是从自然界本身出发来谈自然界的历史，而是从人类社会出发，来谈与自然界的相关问题。

既然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那么，历史科学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兴衰史，探寻其中的规律，可以增广人们的见识，开阔视野；可以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可以作为当代人们的借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历史著作汗牛充栋，连绵不断，素为世人所称道。《左传》就记载了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或谓三墳为三皇之书，五典即五帝之典，但年代久远，书亦不传，姑且置而不论。及至孔子作《春秋》，依照鲁史旧文，考其真伪，“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褒善贬恶，示范于将来，所谓《春秋》笔法，为世人所周知。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就是要继承《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为后世鉴戒。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也说：“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中“以古为镜”，就是以过去的历史为借鉴，从而知道为什么会兴盛，为什么会衰替，从中吸取教训，励精图治，避免衰亡。可见以历史为借鉴，在中国史籍著作和史学思想上由来久远。故宋朝司马光写了一部编年史书，宋神宗特地赐名为《资治通鉴》。宋神宗《资治通鉴序》说：《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记述写此书的原委，先述其“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而后追叙他本人原来就想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既奉敕修史，终于写成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史书。元人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总括著书命名之事如下：

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

正式的官修史书，以“鉴”字命名，该即起于《资治通鉴》吧！“资治”就是有助于治理或治道，“通”就是贯通古今，“鉴”即镜子，可为借鉴。贯通历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有助于治理国家，可为借鉴，这就是对《资治通鉴》通俗的解释。亦即上引宋神宗、司马光本人及胡三省所言命名《资治通鉴》的原意。由于《资治通鉴》这部史书明白以借鉴之意命名，故此多谈了几句。

历史著作以借鉴的意义命名，即此可见过去的社会与当前现实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通常有些成语说：“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可再蹈覆辙”等，都是以往事为借鉴，以历史为镜子的。人类社会过去的成败得失，经常被后来人视为借鉴，有可以为师，可以视为准则的；也有引以为戒，不应再走错路的。即此可知，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

由于过去的历史，连篇累牍，记载着帝王将相，亦即多述历代君臣事迹，王朝兴废，于是，有人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这未免太狭隘了。历史固然少不了政治，一部历史著作通常都要谈到政治，但绝不仅仅是政治，除掉专门的政治史而外，都要谈到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

或者认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总成绩，以明其因果关系。这一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遇到事情总是要探求一个究竟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云和雨，露和霜，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可是，在大气层的高压之下的云，未必会下雨，夏夜的露水也绝不会变成霜，还必须在各种条件具备下才能成为事实。至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在阐明因果关系时，或者以因为果，或者倒果为因，或者是因果轮回，陷于循环论中而不自觉。如有人以李后主李煜，沉溺于宫廷生活，嗜好填词，以致亡国；宋徽宗赵佶亦以耽玩书画诗词而亡国，该是李煜的后身。这不仅没有揭出他们所以亡国的原因，因果错乱，而且陷于迷信的轮回说，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认为历史是天意的安排或上帝所主宰，以及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是在理性安排下的合理过程，这是彻底的唯心论。《韦·汤誓》记商汤伐桀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汤自认为是秉承上帝之命讨伐夏桀的。以后中国历代皇帝皆自称天子，是奉天命来统治国家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成为后来中国皇帝发布诏令通常的开场白。不过，这种天命论以及超自然的理性主宰，根本不能说明历史。

人类社会历史是复杂而多变的，因而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也是包罗万象的。大家知道西方世界尊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首先描述西亚北非和希腊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然后才写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史。由于内容丰富多彩，被誉为小百科全书。而中国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的政治、军事史外，还写了关于天文、历法的《天官书》、《历书》，关于地理的《河渠书》，关于礼乐制度的《礼书》、《乐书》，关于经济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关于学术方面的《儒林传》，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关于邻国方面的《朝鲜列传》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总之，以纪传写列代君臣，以世家写世袭诸侯，书以载典章文物制度，表以明年代官爵，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书。后来所修列代纪传体史书，皆遵循《史记》，但断代为书而已。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书内容，非常广博。有人说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在人类社会早期时，大概就是这样。正因为历史著作能从多方面来记载或反映过去的人类社会，因此，也就能多方面来提供借鉴，提供后人从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启发人们对现实的前进道路的思维。

由于历史学的包罗万象，史学著作的历史悠久和著作量之大，更由于形势需要下的学术分工，天文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等相继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历史学本身，也形成许多分支，大体说来有以下各种：①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对历史学的目的、作用、笔法、道德修养等，就有若干专门的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几《史通》内篇、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现在，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指导。②史料学：包括对传世文献、金石碑志、出土文物以及资料长编的研究和编撰等。古代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近代以来如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唐长孺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耕耦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及《雅片战争》、《太平天国》等许多资料汇编。③目录学：二十四史中许多史书有《经籍志》或《艺文志》，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说是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的著作。近代目录学的著作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则为丛书目录之集大成者。④考据学：如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近代以来对于历史事件、人物、地理等的考据论著，更是不胜枚举。如王国维《观堂集林》中所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太史公行年考》、《魏石经考》等许多有创见的考证文章；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岑仲勉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皆其较著者。⑤历史编纂学：《史通》一书中有许多篇论述史书的写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亦有人物、专史、断代史等如何写法的篇章。历史科学的这许多分支，其共同要求则在于求得历史的真实，反映历史的真相。人们只有在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下，才能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求得其发展规律，起到借鉴作用，为当前的社会服务。

确实，历史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培养人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可以增进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可以作为决策行事的借鉴，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因此，历史学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现实社会中所不可缺少的。

即以历史事件为前车之鉴，作为借鉴来说，在中国过去的社会中，就是屡见不鲜，屈指难数的。前面提到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说明殷商之人如商纣，应以夏桀灭亡之事为借鉴。再如西汉初年，经常以秦朝的灭亡为鉴戒。《汉书·陆贾传》记载着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即陆贾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称赞《诗》、《书》，高祖骂着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汉高祖一时觉悟过来，即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著书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名其书为《新语》。高祖叫陆贾写出秦所以灭亡，他自己所以得天下的道理，自然是要以秦亡为鉴戒的。陆贾的《新语》，确也从多方面写出了秦亡的道理，故高祖每读一篇皆称善。如《新语·无为》篇，谓虞舜与周公，曾经无为而治；秦用酷法暴刑，穷兵黩武，法越多而犯法者也越多，兵马日增而敌人亦日众，终至于灭亡。汉初的无为而治，固然是在战乱之后不得不实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而秦的暴刑暴役以致灭亡，确是前车之鉴，陆贾的《无为》篇，应该起了不蹈覆辙的指引作用吧！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以秦亡为借鉴的名篇。鉴于秦朝严法暴刑以致灭亡，汉高祖初入关时就临时约法三章，孝惠、高后时又除《挟书律》、《三族令》和《妖言令》等苛酷法令。这些就是前代秦朝的历史，对后继者汉朝当时社会所起的借鉴作用的事例。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以隋朝灭亡为借鉴的事尤多。我曾在《论唐太宗》一文中，初步指出《贞观政要》一书中以“亡隋”为戒的事就有四十五处。如关于农业生产方面，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亡隋之辙，殷鉴不远。”唐太宗于是“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贞观政要·论务农》）。此即以秦皇、汉武和亡隋为戒者。

对中书省所出的诏敕，是否有不同意见或敕令有误，唐太宗鉴于隋朝之失，即要求门下官员对之提出意见，纠正违失，免蹈亡隋的覆辙。《贞观政要·论政体》就记载了唐太宗对门下省黄门侍郎王珪所说的这段话：

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伟，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

这段殷殷告诫王珪的话，指明中门、门下的分工，对不妥当和有错误的政令，必须纠正，不能依违其间，再蹈隋朝的覆辙。这是唐初以亡隋为鉴戒的又一事例。

唐太宗也反对隋文帝的专断，认为这会贻误大事，招致覆灭之灾。同书同篇记载唐太宗问其臣萧瑀，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帝王？萧瑀回答是“励精之主”。唐太宗指出萧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然隋文帝能勤于政事，但不信任百官，事多独断，因而容易失误，其言大略如下：

（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鉴于隋帝的专断独行，因而要求百司在商量稳妥以后，再付诸实施，不妥者即要求臣下执奏，不得顺旨附和。唐太宗的所以能够采纳臣下意见，鼓励进谏和纳谏，隋帝专断之害，实为一深刻的借鉴和重要的因素。

唐太宗君臣尤以隋炀帝自恃富强、奢侈纵欲以致灭亡为借鉴，《贞观政要·论君道》记载魏征的上疏说：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彼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隋炀帝灭亡的教训，在唐初君臣的心目中是十分深刻的，故经常引以为戒，切不能自恃富强而骄纵。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初君臣也深知横征暴敛，必至灭亡。唐太宗曾比喻苛敛如人自食其肉，肉尽身毙。《贞观政要·辩兴亡》载其事说：

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

此处齐主指齐后主高纬。唐初君臣鉴于苛税如人自食其肉，如齐后主等终因苛敛而亡国，因此省徭薄赋。则前代历史对以后现实社会的影响，岂可低估！

再如魏征主修的《隋书》，在《高祖纪》下批评隋文帝“不悦《诗》、《书》，废除学校。”而唐太宗则大崇儒学，于国学增置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生员。四方儒士，云会于京师长安。这事实上就是纠正隋文帝的错误。《贞观政要·求谏》还记载唐太宗鉴于隋炀帝的拒谏饰非，以致亡国，因而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而命臣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唐太宗能够接受谏言，在历代帝王中确实罕见。所以能够如此，正由于能借鉴前史，接受历史上的教训。以前代特别以亡隋为鉴戒，《贞观政要》所载还很多，就不列举。

以历史为借鉴，以服务于现实社会，不只是鉴于前代的失误，前代好的制度或措施，也会为后代所继承和更加完善起来。如汉代继承秦代的郡县制、职官制以及法律而加以修订和改进，唐代继承隋代的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而予变革和发展等。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已多为人所知，就不多赘。

总之，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给予以后现实社会许多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教训。继承、修订、完善或改弦更张历史上的遗产，是后继的现实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任务，是无法回避的。汉朝继承并改进了秦朝的制度和措施，从而形成了“文景之治”；唐朝继承隋制而大革其弊，从而形成了“贞观之治”；则历史的借鉴作用，岂能等闲视之！

抑且，现实社会是从过去的社会发展而来，过去的人类社会就是现在人类社会的昨天和前天，也就是说，历史是现实社会的过去，现实社会是历史上的社会的发展。认清历史的真相，就是认清现实社会的渊源。明其源才能清其流，则历史对于现实社会，既是借鉴的镜子，而又不仅作为镜子而已。

来源：《东南学术》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