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 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一、自传及史家自传

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但没有职业的自传作者。一个人可以写传记谋生，但绝不可能以写自传为职业。如果研究历史的前提是盖棺论定，那么自传就没法写，因为盖棺论定是死后之事。勒热讷指出：

原则上，一个人只会死一次，他只能写一部自传。这使得自传行为特别神圣和感人。……当人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时，他知道他将给此前的过去生活中一切说不定、拿不稳的东西赋予一种最终的形式和意义，而且这个叙事一旦写成，就很难再写成别的样子了，再也不可能用新鲜的、直接的眼光看过去了，别人只能通过已经写成的叙事来看他了。因此这里有一种再也无法找回的童贞感和使用权。①

可见，自传本身就充满悖论，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需要一种相应的特定写作方式。

一般情况下，自传和回忆录是一回事，许多人写的回忆录其实就是自传，“自传理所当然地属于回忆录”。不过，二者的区别却不容忽视。勒热纳指出，在回忆录中，“作者给予当代事件、给予历史本身的比重经常要比作者个性的比重大得多”。勒热讷进而论述道：

在回忆录中，作者表现得像是一个证人：他所特有的，是他的个人视角，而话语的对象则大大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它是个人所隶属的社会和历史团体的历史。除了一些斗胆把个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的天才人物的情况外，回忆录中不存在作者和被论述主体的同一。相反，在自传中，话语的对象就是个人本身。这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材料和历史材料的比例问题。……我们不应当只看数量，而要看到两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从属于另一部分，作者想写的是他个人的历史还是他的时代的历史。②

勒热讷对“自传”做过如下定义：“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该定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1)语言——叙事和散文体；(2)主题——个人生活和个人历史；(3)作者——一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二是叙事的回顾性视角③。随后，他又做了修正，所谓自传，即“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④，在语言和主题不变的基础上，他把作者和叙述者区分为两个因素：作者——作者和叙述者的同一；叙述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以及“叙事的回顾性视角”，但本质未变。

勒热讷特别强调自传对展示传主自我个性乃至人性的特殊作用。他指出：“自传以其完全的真实性展示了一切个性的塑造工作。”⑤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自传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塑造个性的尝试，而不是一种认识的尝试。它首先通过塑造形象的行为，然后通过回忆和叙事(而自传无意将这些回忆和叙事作为阐释的对象)，为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素材”⑥。总之，“自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回忆占绝对优势的叙事，它还意味着一种把这些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⑦。

自传是按照一个主题来重新规划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使自己的一生成为表现或实现这个主题的完整过程。因此，“自传首先是一种趋于总结的回顾性和全面的叙事”⑧。在这个意义上，自传标志着作者重新活过。自传作者无不深信自己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但其仍然要通过自传再次确认，并希望这种自我确认得到历史承认。本质上，这是一种重塑自我形象的努力。“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试图塑造自己，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

自传不是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展现一种内心的真实：人们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而不是资料和完整性”⑨。其价值不在于客观认知，而在于内在体认。“自传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上了年纪后看待时光流逝和生活意义的角度”⑩。因为，“自传不能只是由讲得很好的往事构成的一种愉快的叙事：它首先应试图表达一种生活的深刻的统一性，它应表达一种意义”(11)。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职业，研究历史似乎使历史学家获得了一种更强大的撰写自传的自觉意识和自省能力。史家写过他人的历史，自然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当然，史家总是在写完别人的故事之后，再写自己的故事，即把自己的故事放到最后来写。这种做法始于太史公“自序”。在“自序”中，太史公追叙了自己的族谱，从上古五帝一直写到父亲司马谈。此外，司马迁还详细描述了友人对自己写史的质疑，以及自己的辩解和纠结。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自序”安排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三十篇。这似乎暗示，史家总是最后写自己，只有写完别人的历史，再写自己的历史才有价值。可见，自传之于史家意味着盖棺论定，史家自传之于史家具有某种终结性。受到司马迁的启发，班固也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家史放在《汉书》的最后一卷。

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其研究历史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史家书写自己的历史与其撰写他人历史的心态肯定不同，会更为谨慎，或顾虑更多，或期望更高。历史学家在阅读文献时，通常都很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仔细辨析那些写出来的内容的含义，并通过它去合理推断那些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同时，历史学家还会试图深入到文献的呈现和隐瞒之间的缝隙中，寻找和观察作者有意回避和掩盖的蛛丝马迹，并据此缜密判断史料展现出来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有无夸大或粉饰。

毫无疑问，这种学术训练和职业习惯，使得历史学家撰写自传时，肯定有着较之他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态和考虑。他们更在乎自我历史定位，也更擅长塑造自我历史形象。他们非常明白哪些经历能写，哪些经历不能写；哪些历史可浓墨重彩，哪些历史需轻描淡写。对习惯于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历史学家来说，写自传不仅需要一种自省能力，更需要一种坦诚的勇气。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对所有有志于撰写自传的史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不可能简单按照自己研究历史的一般方式来写自己的历史，也不可能像写别人的历史那样毫无顾忌地写自己的历史(12)。他必须克服一些东西，去掉一些东西，掩盖一些东西。这意味着，史家的自传可能比一般人的自传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所以，阅读史家自传时，我们更应倍加警惕，以免掉进史家精心设计的历史陷阱中。

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无论史家自传较之其历史研究以及他传是否有更深更真的反思，不容否认的是，史家自传皆有一种自觉意识，即如实写出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史家，以及如何成为这样一位史家。这种贯穿文本的自觉构成了史家自传的深刻主题，所有叙事、情景、细节、思绪皆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和推进。

自传之于史家，是一种真正的写史。这完全不同于他此前的历史研究。所有自信或自负的史家都会精心构制自传。因为，自传是史家以职业方式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幅自画像，也是一篇超大型的自撰式“墓志铭”，还是史家最愿意被世人认可的一种自我叙事。但本质上，自传并非史家自我历史的客观呈现，而是史家自我叙事的主观建构。正是通过撰写自传，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3)。

从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所有史家自传首先都必须考虑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即将自己的历史讲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记和自传都需要把一生写成故事，区别在于他人视角和自我视角。特别是当这个自我视角具有史家身份时，其自我定位和自我审视更显得慎重甚至犹疑不决。

尽管从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怀疑需要他摆脱全能叙述者的角色，以便强调一个特定的解释性论断的假设性质。这种新的姿态或许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危险：整部作品是一个由推论构成的东西”(14)。但实际上，史家自传恰恰是一种标准的全能叙述的史学文本。因为史家写的是自己的历史，其职业身份使其叙述更具不容置疑的全能叙述者权威。其逻辑是：有史家而后有史学，有史学而后有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自传的。换言之，历史学家通过自传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并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历史形象。

二、“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的代表性文本

本文尝试一种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提出两个核心概念，即“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通过对黄仁宇《黄河青山》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分析可知，二人可谓是两种类型史家的典范。

所谓“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指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是指中国人到海外学习、研究历史、发表论著，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加入外国籍(他们大多以中国史家自居)，均可视作一种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范畴(15)。事实上，“当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已深刻改变了‘史学史学科’的传统定义。其议题之多样，其关系之复杂，其脉络之曲折，其影响之深远，不但远远超出了史学史学科的一般界限，而且也超越了历史知识的普通边界，甚至跨越了现有的实际国界”(16)。

至少从中国史学史看，“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存在古已有之。比如，司马迁和班固就是这两种类型史家的典型代表。一般来说，职业性史家可学，生存性史家不可学(17)。职业性史家在规则之内活动，生存性史家和规则本身玩。所以，生存性史家更有行动能力和勇气，甚至大都有创造历史的野心，其观念往往具有某种超越性，对历史影响也更大。最重要的是，生存性史家的人生经历构成了其历史观的核心。

黄仁宇自称：“对于内战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18)其实，对那些职业性史家来说，其历史意识同样受到生活经历的某种影响。何炳棣曾谈到他历史观点背后的现实考量。“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19)。

从认识论角度看，生存性史家一般是经验主义者，职业性史家大体是史料主义者。诚然，职业性史家研究历史也是一种生活，生存性史家研究历史也是一种工作。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离开史料没法谈论历史，后者有无史料都能思考历史，即史料之于职业性史家是必要条件，之于生存性史家是充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的区别仅在于二者和史料的关系不同，或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不同。就其本质而论，史料在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前者在生活中学习历史和思考历史，有无史书都不妨碍他们观察历史和理解历史(20)；后者则在文献中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他们离开材料就不知历史为何物。

黄仁宇、何炳棣二人对中国的观察都具有远距离的特点，美国社会背景、国际学术视野，成为其历史话语的显著特征。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有智者风范，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有学者气质。黄仁宇、何炳棣二人皆有一种历史情结，黄仁宇的历史情结是内战，何炳棣的历史情结是清华。黄仁宇一生的历史思考都是为了破解中国内战之谜，但意图不在于内战原因，而在于内战结果。

他最初试图将内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21)。为了合理解释中国内战，必须发展出一套切合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历史观(22)。同时，也只有通过大历史观才能重新阐释中国内战的独特意义。他回忆道：“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23)相形之下，何炳棣就要轻松多了。

何炳棣称自己的天堂时光就在清华园，他从中收获了决定其一生治史风格和路径的史学方法和眼光。“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烦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仗’式自我磨炼的原则”(24)。

不过，唯有黄仁宇才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虽然人的一生都是历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就连历史学家也未必个个都有此清醒的意识。黄仁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变成了历史，并时刻享受着这种化生命为历史、化历史为精神的独一无二的自由生活(25)。何炳棣的人生经历虽对其治学方向和方法有所影响，但对其历史观毫无影响。

黄仁宇的自传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何炳棣的自传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仁宇着眼于历史观；何炳棣着重于方法论。黄仁宇的自传多见其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何炳棣的自传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黄仁宇有一种随时随地将自己置于某种历史现场浮想联翩的能力。他说，在密西根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翻阅报纸时，似乎看到1938年闷热夏天的长沙市内任意扩张的黑色屋顶。空间的转换已压缩了时间”(26)。他到欧洲旅游时写道：

我独自在沙滩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条河岸线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维治(Ipswich)、菲力克斯托依(Felixtowe)、哈维治(Harwich)都是充满感情的地名，都会让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德国潜水艇指挥官心跳加快。他们为赴命运之约，被派到这些水域来，执行猎人和被猎的任务。有多少青春飞扬的年轻人满怀天真的希望，却被这块布满浮油和子弹的水域所粉碎！在宁静的8月清晨，北海平静无辜，完全不像战士进行生死奋斗时所经历的残酷，他们的回忆仍然生动鲜明。(27)

何炳棣却似乎有意识地避免发挥想象，即尽量不在历史场域随意发思古之幽情。“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在1843年美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纪念”(28)。

从文体角度看，《黄河青山》更精彩，适于阅读，有一种文体之美。《黄河青山》的开篇就出手不凡，在一种极具节制的平静叙述中，愈发隐含着一种艺术爆发力。它像小说，不像自传，尤其不像出自纯粹史家之手的自传。在某种意义上，黄仁宇对自传开端的精心设计宛如他对《万历十五年》的精妙切入(29)。这种文体之美并非文笔或文采的文学美感，而是一种单纯朴素的文字之美。黄仁宇对文字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叙述节奏控制得非常好，从容不迫中使人欲罢不能。不断地插叙和倒叙，像是在层峦叠嶂中费力寻找自己最初的来路一般。有趣的是，这种叙述手法非但没有打乱或妨碍故事进展的整体推进，反而使故事脉络更为清晰流畅。

文字的文学性并非坏事。只有缺乏文学才华并对历史毫无直觉感的人，才会对文字持有一种轻率的不信任态度，并对文字的文学性充满敌视。毫无争议的是，黄仁宇确实比何炳棣更有文学才华。何炳棣自称“质胜于文”，将其归咎于自己早年那种过于粗疏的经史阅读和训练，造成“长篇背诵工夫太少”，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如的才气”(30)。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黄仁宇会因文学才能而削弱历史叙事水准和历史分析能力。尽管黄仁宇坦承自己“不免自恋”，但他也十分清楚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刻差异：“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31)。他强调：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32)

或许可以说，黄仁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兼具工匠、技师和思想家特质的历史学家。正因如此，他高超的文字叙述技巧恰恰使其拥有了一个展现其学术客观性的更高平台(33)。阅读《黄河青山》，其心态之平和，叙述之平衡，令人印象深刻；文字中似乎有一种高贵气质，一丝忧郁，一份优雅。

三、黄仁宇、何炳棣对各自自传的不同定位和考量

黄仁宇自传的自觉意识在于，通过写回忆录，赢得读者。他认为，“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34)。这对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乃至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无疑大有裨益(35)。为此，他对自己回忆录的主题和类型做了明确定位，即真实地展示自己创立大历史观的完整过程。他写道：

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36)

作为美籍华人史家，黄仁宇对自己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判断充满了自觉意识。他自信地认为，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对中国历史拥有比别人更为客观的立场和视角。他回忆说：

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像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37)

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很可能就是黄仁宇建构大历史观的有利条件。

诚然，黄仁宇写自传的意图之一就是自我辩护(38)，具体来说，就是为自己创立的大历史观辩护。“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39)。这种做法和何炳棣的自传不同。因为何炳棣是成功打入西方学界的赢家，其学术地位和名望国际已有定评，自然无须过多自我辩护。

或许潜意识中，何炳棣希望将自己回忆录写成一本成功者的自传。这使得他对撰写自传有着更高的自我期待和更大的学术野心(40)。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何炳棣要求自传无论在内容广博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要超过杨振宁的自传。“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他进一步解释说：

时光流逝，转瞬间自童稚初听《左传》故事至今已大大超过原估的60年了。只有从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3年秋考，1944年春夏之交发榜)起算，此书写撰的完成与出版在年代上才符合整整一个花甲。有鉴于“60”这个数目，无论在西方文化发源地两河流域，还是在远古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内，都涵有非常丰富的意蕴，我决计保留原拟的书名，不去计较年代上的出入了。(41)

其次，何炳棣还力求自传补充胡适等人所写的留学回忆录中的明显空白。对此，他写道：

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42)

何炳棣将自传定义为“长篇学术回忆录”，即凡与其学术有关者皆巨细不遗，网罗尽备。这使得他不愿在感情经历、家庭生活、心理活动方面花费太多笔墨。一般说来，回忆录也算是自传，但和严格的自传相比，还是有些差异。相较而言，何炳棣的自传更像回忆录，因为其在结构上有意设置了颇多的人物回忆和描述，即“师友丛忆”和“专忆”。比如，“‘专忆1’即志在供给一个个案”，重心是分析“何氏一族”在20世纪前半叶的实际运作(43)。

这些人物虽然都和何炳棣有关，构成了他不同生活阶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将其列为单独的一部分来写，性质便有所不同。因为这些专门章节具有独立价值，放在书中只是为了进一步延伸和细化人们对该人物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放在其他地方，也不影响和损害对该人物的叙述和评价。这就是说，这些专门章节中的叙述对象已非自传作者本人，而是作者认为对自己重要的人物(44)。这些写作方式已多少偏离了自传的叙事线索，而表现出一种有意识地扩张背景、增加内容、保存史料的撰写意图(45)。何炳棣解释道：

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书中有几章正文之后附加“专忆”。本章末所附“专忆1”主要是谈有关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的事迹，因为他两位是20世纪前半何氏全族中的最成功的人物。“专忆1”中有关何炳松的部分包括业经刊印在暨南大学所编《何炳松纪念文集》中“堂弟记忆中的何炳松”一文；有关何德奎的部分全是我专撰的。“专忆1”与本章正文有不少处是交织互补的；内中还有我对何氏家族运作的分析。作为一个个案，我希望“专忆1”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家族制度演变的中外学人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46)

何炳棣对自己回忆录的期待显然不仅是一本个人自传，而希望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时代传记。所谓“‘读史’既与‘阅世’并列，原则上两部分的分量应该相应”(47)，这体现了他史家身份的自觉性，即为时代立传，至少能给时代保留或提供一份特殊的证据。或因如此，其自传“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48)。

这使得虽然黄仁宇、何炳棣的自传皆为著作，但何炳棣的自传更具学术研究性质，即何炳棣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历史当作一般的历史研究。何炳棣自称：“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49)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一部个人题材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甚至不乏某种方法论的考量。

要言之，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有意识地保存所谓一手材料(50)。比如，以“附录”形式系统介绍某种考试制度；不吝笔墨地列出博士论文的章节，并详细介绍论文内容和史料价值。对何炳棣来说，这种处处留心史料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以致和友人聊天吃饭都愿意记上一笔(51)。第二，出于存史考量，以致有时与己无关者也多有描述。比如，西南联大部分。第三，频频征引原始文献(比如日记、年谱、家谱、档案、书信等)和学术论著(比如期刊、专著)。第四，以编年体为主，并不时附以“专忆”的传记体，甚至，在专人专篇之外，还有附记，以便叙述事件和制度，可见其确有某种纪传体章法(52)。

第五，不但在章节安排上颇有讲究，而且使用了相当多的注释，且注释内容也颇为广泛，有的注明引文出处，有的对正文做补充说明，有的对文中内容稍做引申，有的引证史料佐证正文，有的解释历史典故。第六，“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53)。第七，对自己经历中的重要史实详加考证，以做辨明(54)。正因如此，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构成何炳棣期待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55)。

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较黄仁宇、何炳棣二人的自传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分析他们的自传，展示出两种类型的史家的成长过程及特点。换言之，笔者关心的不是他们如何成为史家的客观过程，而是其如何叙述自己成为史家的主观构想。黄仁宇对自传的主观性具有自觉意识和警惕，“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56)。相形之下，何炳棣显得过于自信。

他自传的整个文本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他的自传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客观性。他对各种材料的频频征引，无不传达出一种“无一字无来历”的暗示效果。本质上，这恰是一种“幼稚的历史癖”。正如勒热讷所指出，一切自传问题都包含有某种颠倒，“即从历史性和坦诚性的幼稚的神话到具有神话色彩的真实刻画。这是一种‘历史化’愿望(精确性和坦诚性)和‘结构化’愿望(寻求统一性和意义，塑造个人神话)之间的张力，我们在很多自传作者身上都可感受到这一点。自传契约经常清楚地把这一问题摆出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进行思考时，本能地就成了幼稚的神话癖，自传作者则不同，他们试图认识到自己的神话，并赋予其最大限度的真实”(57)。

至于黄仁宇、何炳棣二人所说是否符合自己的历史，或与自身历史有多大出入，并非我们所考察的内容。笔者感兴趣的是，作为史家，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一关注焦点不在于还原，而在于呈现。呈现的本质在于，它包含一种强烈的自我期待，即他们二人通过自传重构自己的历史，使其历史呈现出一个自我认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实形象。二人皆以史学为生命，但面对浑然一体的自我心性，如何选择性描述和适当性剥离，本身就考验着二人才学识德之高下。

从史学史角度看，评论史家除了才学识德之外，还应有境界标准。所谓境界，即“有(理论)体系，有思想(批判)，有(人性)观照，有(生命)体验。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才算得上有学术境界”(58)。如太史公“究天人之际”是境界，不是史识，“通古今之变”才是史识。班固与司马迁的差别主要是境界，而非史识。虽然就史识而言，黄仁宇、何炳棣二人似乎大同小异。概言之，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他们二人的历史研究皆重视制度因素。

黄仁宇重视官僚制度无差别的同质化对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全方位影响；何炳棣对土地制度、科举制度乃至皇权专制皆有准确的把握。他们皆从制度入手解释中国历史特性，其研究方法皆有制度性特点。第二，他们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区别是，黄仁宇的问题来自他对中国现状的亲身体验和实际观感，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何炳棣的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学术脉络和语境，具有明显的国际视野。第三，无论黄仁宇还是何炳棣，二人观察中国历史时都能保持一种整体观，即将中国古代和现代视为一个历史整体予以分析。

就其本质来说，黄仁宇、何炳棣二人治史之别在于境界高下。黄仁宇应该算是半路出家，这使其早年的从军经历一点一滴地全部消化在他此后的学术思考中：“我不但从军中重回社会，重新训练自己进入新职业领域，而且还借着混合自身体验和所读的学术分析，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检验”(59)，其丰富的人生经验自然转化成了丰厚的历史感悟。在密西根大学，黄仁宇开始形成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他自言：“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60)。所以，黄仁宇的作品、文字、思想都浸透着浓厚的生活体验。

对黄仁宇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史家是其流亡生涯中的意外收获。他坦承：“我从来不清楚自己何时踏上史学的不归路，只有透过回想，这段盘旋渐进的过程才变得明晰。”(61)“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造就今日的视野”(62)。他自信有了“一览众山小”的历史眼界，“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63)。“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64)，因为“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与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65)。

为了解决心灵困惑，黄仁宇找到了历史学。可见史学之于黄仁宇，具有心灵寄托的含义。他写道：“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66)。对命运的咀嚼，使黄仁宇超出个人际遇而得以观照时代风云，进而洞见历史玄机。一个生存性史家的天才灵感正源于对命运的感恩和沉思。黄仁宇通过理解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其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敲开了历史学的大门，创立出独特的大历史观。

何炳棣留学，黄仁宇流亡。貌同神异的生活际遇深刻塑造了二人迥然相异的史家之路。黄仁宇有目的但少计划，基本上是被生活推着一步步走上了历史学家之路。何炳棣则是一个目的性和计划性都很强的人。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照此目标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时，他也就成了自己期待的历史学家。相对何炳棣的高远志向和学术早熟，黄仁宇就显得过于迟钝，甚至平庸(67)，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型。当然，何炳棣绝非小器，只是相对黄仁宇之大，格局略小而已。尽管比喻不类，但我还是愿意将黄仁宇、何炳棣比作司马迁、班固。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