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

李学勤学术渊博，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从小的泛观博览，使他拥有了在文、理、工等学科领域比较全面的知识。李学勤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则是说，对其他领域的知识都要懂一些。李学勤曾谦虚地说，自己的治学是“杂而不纯”。这一概括只说对了一半，“杂”是因为李学勤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但是他所致力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学术最前沿。

李学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教育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同时兼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李学勤一生获荣誉无数，先后荣获“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会林文化奖”等多项重要奖项。

2月24日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清癯的老人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就是备受学术界爱戴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学勤。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各部委、海内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社会各界以及先生的弟子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李学勤的深切缅怀与哀悼，沉痛悼念这位德高望重、道德文章皆为世人楷模的学术大师。

2月28日，李学勤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隆重举行，一千多人自发地从国内外赶来，拜送李学勤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每个人的眼中都噙满了泪水，痛惜一代哲人的辞世。

在告别仪式现场，八宝山东礼堂门外的过道两边贴满了社会各界的挽联，其中有一副挽联写着：“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字，但是它所蕴含的信息却十分丰富。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包含了这4个方面的内容：

李学勤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学术事业；

李学勤的治学领域宽广，很多学术领域都有所研究；

李学勤的学术贡献巨大，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李学勤的学术影响深远，必将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作了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1933年3月28日，李学勤出生于北平。幼年的李学勤便聪颖过人。门下弟子曾私下议论说，先生如此聪明绝顶，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取得第一流的成绩，他把自己一生贡献给了学术事业，是不是有点儿可惜了呢？

有一次，笔者把这个想法告诉李学勤。他不禁微笑起来，但随后，他很认真地说，他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并不后悔，“我作了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李学勤的一生如果归纳起来，就是——读书治学，授业解惑。

因为是家中独子，加之从小体弱多病，李学勤在幼年并没有什么玩伴。于是，看书就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而且是越难懂的书他越爱看。

北平作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书店和旧书摊林立。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李学勤在上学之后，只能经常将父母给他吃饭的钱偷偷省下来，宁愿饿肚子，也要到旧书摊购买各种书籍阅读，看完后再将书卖掉，换别的书来读。因此，李学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博览群书，拥有了许多他那个年龄段的人所不具备的知识。

他所阅读过的各种报刊书籍，如《逻辑》《科学画报》等，都对他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刚考上清华大学时，李学勤的一位同学去他家玩，在参观书房时，“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名著。因此，它并不像一个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低年级的大学生的书房，倒像一个研究生，甚至大学年轻老师的书房”（见钱耕森《大学生时代的李学勤》一文）。李学勤的一生，就是过着每天与书相伴的生活。

多年来，李学勤还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每天都异常忙碌，但只要有片刻闲暇时间，他就会立即用来读书和治学。201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曾以“李学勤：学问果然勤中得”为题，报道了李学勤的学术成就。确实，先生名字中的“学勤”二字，最能体现他的学术态度与学术精神。

李学勤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培养了众多的学生。据李学勤回忆，上世纪五六十代在历史所工作时，他就曾给所里的年轻学者上课，听课的学者中，有些人的年龄比他还大了不少。其实，李学勤有多少及门弟子，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李学勤不仅在他先后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清华大学指导研究生，还受许多高校之托，为其指导和培养学生，比如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都有李学勤培养的研究生，其中一些学生目前已不在人世。

此外，海内外还有许多人曾做过李学勤的访问学者、博士后，具体数字目前也无法统计。初步算来，李学勤弟子的总人数在100人以上。这些学者中，很多人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中坚力量，至于海内外聆听过李学勤的课程或者讲演的人，那可就无法统计了。

李学勤喜欢与年轻学子交流，非常热爱上课。他在2003年全职调到清华大学后，便一直坚持给历史系的研究生上课。他常说：“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如果不上课，那很不像话。”

事实上，李学勤在刚调入清华大学时，由于年事已高，学校领导根本没有要求他开课。但他凭借着强烈的责任心，每个学期都主动开设课程，而且每学期所讲授的内容都绝不相同。他的课程吸引了北京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莘莘学子前来旁听，一些京外学者也会远道而来，提前一天在学校附近找旅馆住下，等第二天上午听完课后才愉快返回。大家的普遍感受是：每次听李先生的课，就如同享受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李学勤每次上课时，课堂上都是人满为患，不少人不得不站在教室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在楼道旁听。一些选课的学生由于在课堂上找不到座位，还曾向学校投诉，并因此惊动了学校教务部门。这在清华的教学活动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情景。

这一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2011年，由于当年暑假期间，李学勤出现了眩晕的现象，学校考虑到他的健康，强行要求他不再上大课，李学勤才被迫同意。此后，他改在家里给自己指导的学生授课，并一直持续到他被迫住院，授课活动才告一段落。

对于学生们的提问或者是素不相识的读者们包罗万象的问题，李学勤总是耐心回答，从来没有厌烦过。有一次，他帮一位素昧平生的读者查找资料，在家中爬上扶梯找书，却不慎从扶梯上跌落，所幸没有大碍。弟子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也经常帮助搜集资料、纠正错误，并写在纸条上悄悄递给弟子。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李学勤学术渊博，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从小的泛观博览，使他拥有了在文、理、工等学科领域比较全面的知识。李学勤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则是说，对其他领域的知识都要懂一些。

李学勤一生兴趣爱好广泛，读中学时，他就对数理逻辑极有兴趣，并因此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计划追随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研究数理逻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立志从事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规划后来没有能够实现。

此外，很少有人知道，李学勤还是国内最早提倡认知科学和口述史的学者之一，虽然自身对这些领域没有专门研究，但李学勤对这些学科的发展却有着深邃的认识和预见，并提出了许多中肯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也是最早将“国际汉学研究”学科化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之一，对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至于李学勤一生最主要的研究工作，内容则更是丰富。

1952年，李学勤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甲骨缀合的工作，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当时，他的工作重点是甲骨学研究。1954年他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又作为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的得力助手，参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关注青铜器研究，并花费大量时间研读青铜器的相关著述和考古报告，从此在青铜器的研究领域“一骑绝尘”。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他又着手从事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工作。此后，他还开展并提倡学术史研究、比较考古学研究等研究工作，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及清华简整理研究等多项重大课题。

由于研究领域众多，李学勤也时常笑称自己是“杂学”，研究领域过于宽泛，并谦虚地说是“不足为训”。事实上，正因为他有这样广博的知识背景、高超的领导和协调能力，才有可能组织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大型学术项目。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学勤也感觉到自己学术研究的战线拉得太长，开始有意缩小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规模，并逐渐把工作重点集中在汉代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上。他曾总结道：“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言》）这一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李学勤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工作重心。不过，就算是在他已经刻意压缩过后的研究领域，也依然包括上古史、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战国文字研究、学术史等众多内容，这也仍然是一般学者所望尘莫及的。

1951年，李学勤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虽然他在清华大学仅仅学习了一年多，就因为院系调整而离开了清华大学，但是李学勤一直以身为清华人而自豪。事实上，李学勤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旨趣，与清华大学所强调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理念完全契合，其治学模式也不愧是清华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古代文明研究的一面旗帜

李学勤的治学领域不仅广博，更为难得的是，他几乎在研究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一流的成绩，并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学科的面貌。

李学勤曾谦虚地说，自己的治学是“杂而不纯”。这一概括只说对了一半，“杂”是因为李学勤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但是他所致力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学术最前沿。

李学勤是通过甲骨缀合走上学术道路的。在上世纪50年代，他自学研究甲骨文，曾以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为线索，按图索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学论著全部阅读一遍。他对于甲骨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对甲骨学的分期断代、历史地理等方面作出了精深的研究。此外，他还率先辨识出了西周的甲骨，对甲骨学的贡献极大，而甲骨学尚不是李学勤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李学勤也不是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但是他对《易》学史却十分熟悉。他所写的《周易溯源》一书，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周易》作了别出心裁的研究，解决了《周易》研究史上长期困惑学者的许多难题。曾受到著名《易》学家金景芳的击节称赞，金景芳还特意引用班固《西都赋》中“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八个字来高度评价此书（见金先生为《周易溯源》一书所作的序）。

至于李学勤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功能、组合和铸造工艺”等方面全面开展青铜器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整理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战国文字综合研究所起的奠基作用，更是为学术界所长期服膺。

李学勤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对这些具体的研究工作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有理论高度的见解主张，改变了学科面貌，从而引领了学科发展进程。

在大学时代，金岳霖就盛赞李学勤具有哲学家的素质，这可以说是对李学勤理论潜质的充分肯定。

在追随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期间，在侯外庐的严格要求下，李学勤又认真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阅读了与之有关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难以想象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样的理论训练，李学勤具有了一般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所不具备的理论高度和理论视野。因此，他能够总结、归纳并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主张。具体而言，李学勤以下几个主张的影响最为突出。

首先，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是李学勤在1981年第二次先秦史讨论会上提出的重要见解。其核心内容是：按照一些传统的观念，中国古代文明常常被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因此，有必要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

其次，走出疑古时代。这是李学勤在1992年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其基本观点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虽然有进步意义，但也造成了对古书和古史不正确的怀疑风气，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当前应把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摆脱一些旧观点的束缚，走出疑古时代。

第三，重写学术史。这也是李学勤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重要意见。其历史背景是：由于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特别是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以往对先秦学术史的许多看法已经不得不加以改变，而这又牵涉到对汉、唐、宋、元、明、清甚至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也需要重新考虑，因此，需要重写学术史。这一思想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也是密切相关的。

以上蜻蜓点水式地罗列了李学勤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贡献，在2月28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中，众弟子用一副挽联，对李学勤的学术贡献作了一个归纳：

“甲骨分期，题铭划域，倡导探源，再释文明，定夏商周新年表，业界由兹开风气；青铜断代，简帛编联，反思疑古，重书学术，理经史子旧典藏，世间从此绝斯人。”

这副挽联的内容，或许可以较好地体现李学勤一生的学术成就。

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李学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不仅受当代学者的重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他的影响还将在学术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佳话。借用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的话来说，李学勤的学术成就，必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学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除了他许多早已成为经典的研究成果之外，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业绩也会受到后人的景仰。

一是李学勤对于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李学勤一辈子著书立说，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珍爱的学术事业。甚至在患病住院期间，他每天念念不忘的事情，仍然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这种对祖国学术事业、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敬畏，不正是需要每个人加以继承的吗？

二是李学勤对于清华简的贡献。李学勤所主持的清华简保护、整理与研究事业，是其晚年科研工作的一大亮点，清华简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李学勤的代名词了。十多年来，李学勤为清华简的入藏、整理、保护与研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随着清华简重要性的不断揭示，李学勤的学术贡献定当更为人们所怀念。

三是李学勤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众多的学术成就，与他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密切相关。李学勤实现了博与专的有机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将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察微知著、纵横捭阖。李学勤的治学过程中有太多的经验，需要后人好好总结。

我们说李学勤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并不是要强调李学勤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可逾越。事实上，他本人最大的心愿是看到后人能够超越自己，看到学术的发展与进步。李学勤生前曾多次和我们谈起，他对于国内一些学科的发展极为忧虑，因为有些学科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只是对前辈学者的重要理论观点拾遗补缺、不断完善，而没有能够进行根本性的推进。他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李学勤多次说，学术的发展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把中国的学术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如果一个学科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还不能产生根本性的改变，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因此，李学勤始终期待后学可以超越自己。不过，即使“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李学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最后，笔者借用一副对李学勤的挽联来总结本文：“研精夏商周汉，百世足征，抉微释古唯先觉；道贯礼易诗书，佚篇重焕，著史传经待后生”。

祝先生一路走好。先生一生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奔走不暇，也该好好休息一下。愿他在天堂里安息！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9-3-6 刘国忠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