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城市革命与文明起源全图景——中国最早体系研究之六

【编者按】本文为郭立新、郭静云所著之《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原文分别刊载于《南方文物》2021年1期；2021年2期和2022年3期。该文较为系统地疏理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先商时期各种城址的资料，探讨其兴废过程与背后的社会动因，借此了解中国各地早期的文明化进程。因全文较长，兹分节摘发；本篇为其中第六节。

阅读相关历史背景，请戳这里：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

阅读本文第一节，请戳这里：楚地城史——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一；

阅读本文第二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的年代——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二；

阅读本文第三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修建目的和功能——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三；

阅读本文第四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平面结构之规律——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四 ；

阅读本文第五节，请戳这里：先商诸城体系的社会规模问题——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五。

结语

经过本文描述、分析可知，先商时期中国境内曾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文明和国家势力。这些古国相比较，突显出几个核心问题：

（一）原创农耕文明与几种不同的次生文明；

（二）区域的国家化不同时；

（三）因时代不同，建城立国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亦不相同；

（四）古国延续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

（五）所包含的社会规模有大有小；

（六）对后期东亚文明发展的影响也有大有小。

除上述这些问题之外，本文还深入讨论了各地城址结构和功能特点，并特别着重于了解长江中游诸城形式和使用历史。

（一）原创农耕文明与几种不同的次生文明。

其中有些区域的文明属于完全原创，如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文化。东亚地区城市生活最早的开创者、发明者、先行者的荣誉，无疑应该授予在长江中游洞庭江汉地区定居的稻作农业社会的先民。

长江中游诸城是从社会内部自我成长起来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城作为社会日常生活关键节点而存在；权威家族群也是随整体社会逐渐上来的；管理体系也从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一路传下来，并配合社会规模扩展、经济转新，而原创性地发展。

在他们创造性开启城市生活、走上文明化和国家化之路的时候，在其周围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没有可与之相比较的例子。因此本文将长江中游联合城邦古国体系譬喻性地称为“东亚地区的苏美尔”。

另外也有一些文明是基于模仿和学习早先创生的邻近地区文明之经验而诞生的，如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赣江流域樊城堆等文化。这均反映出新的时代背景：周围大区域的人口已大量增多，且邻近的长江中游古文明的生产和管理技术都发达，易于学习。对这些文明而言，稻作依然是关键的基础，所以在生活及文化方面，与长江中游的文明有不少共同特点；不过同时基于各自的地理环境、资源以及本地族群发展的背景，而有幸各自创造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古国文明。

还有一些古国，虽然也基于学习原有的古文明技术成就，但是因为生活环境和本地族群的生活方式不一致，所以形成的古国具有不同的表现，如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几个古国、嵩山和中条山地区几个古国，一方面明显有来自长江流域的器物和文化因素，但这种因素基本上只见于高等级贵族这一层，很少反映在平民生活中；这种阶层分际现象直到二里头时期还存在，甚至更加明显。贵族与平民文化差异性变大，均反映从古国的产生伊始，统治者家族和平民族群之间的距离大，等级关系复杂，这可能是一种偏向于逼迫性、暴力性的主权，当然，这也属于非原生国家的指标之一。

另有一些古国，总体上建基于本土居民与外来军权的共生关系。这主要是分布在长城地带的古国体系，包括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诸国、内蒙岱海、黄河中游石峁和其他诸城。这些古国中，只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诸古国才同时依靠发达的粟作、畜牧业、各种生产业以及远程贸易（包括外卖粮食）和军事；其余位于黄土高原诸国，农业环境不良，狩猎、掠夺、战争才是主要行业，后来才逐渐发展贸易和牧业。所以，长城地带诸国当然也属于次生的国家文明，但与前一类黄河平原的次生文明相比，受到长江流域的影响更少，生活方式更加不相同，所以创造出另一种社会组织和政权关系。

（二）区域的国家化时代。

长江中游平原从旧、新石器时代之际可见定居生活，在此基础上公元前第五千纪末期衍生了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公元前第四千纪，该文明的空间范围已扩展到整个长江中游平原，洞庭、江汉、汉北地区，都出现了城址以及以诸城为中心的联合城邦国家体系。其他地区只有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才进入文明化过程，而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中国历史地图上才出现了很多城邦和古国。可见，各地诸国的产生，都比长江中游文明晚至少1500年。

由于时代最早，长江中游的城邦、筑城技术和交通网络等都经过漫长摸索而逐渐进步，显示出技术上的原始性和累积性，如多用较为随意的斜筑和堆筑方式筑城。与此相比，淮黄平原诸城出现伊始就普遍采用较为成熟的分段版筑技术。看起来筑城技术的起点高，实际上正好说明其筑城技术并非本土原创，而是外来，或是外来影响下借鉴和模仿的结果。

（三）区域国家化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长江中游平原建城立国家的历史背景较单纯，是规模化的农耕社会本身的组织需求，包括作为社群共同设施的稻作灌溉体系，社会内部分工和交易等等。城市结构设计突显其日常性，如前文所述，城墙宽大平缓，防御功能不强；濠沟宽敞且与自然河湖相连，城内有码头和水门等设施，具有很强的治水、用水、航运功能。

与此相比，淮黄平原的城墙陡直而重防御，说明建城乃因为社会紧张度高，人群和区域之间的冲突频发，周围又出现以掠夺维生的族群。长城地带的石城，则完全是安全形势恶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防御据点，是外因刺激的结果。可以说，长江中游诸城是发达的农耕社会活动和组织中心；长城地带石城则是外贸中心，是掠夺者的据点，以及非常时候人们藏身的据点；黄淮平原土城则主要作为政权中心。

（四）古国延续和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

长江中游文明不仅是最早，也是持续时代最久的，可以明显观察到从大溪文化到熊氏楚国的历史脉络，把国家之前的上古时代、先商国家文明时代、商国和楚国，一脉相承连接下来，已成为中国古文明之主轴。长江中游一座城一旦修筑就被持续使用，因持续使用且发挥作用而经久不衰。虽然从殷周以来，一代一代南下的北方族群带来一些变化因素，而且由于水系变化，使古云梦泽逐渐变迁成洞庭湖的自然历史，也深刻影响整个楚地的格局，但是数千年累积的文化内涵长久存在。因此在组成大中国的诸文明中，长江中游是最古老的核心成员。

至于赣江流域和长江上游两个地区，只有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才进入国家化的过程；虽然开始的时间晚，但后面持续发展的时间较长。赣江流域樊城堆前国文化后，相当于商周时期的吴城国家文明起源，之后吴国的势力扩展。如以赣江中游筑卫城遗址为例，其地层是从樊城堆文化直至吴国不曾中断，并在此历程有数次重建城的事情。吴文明一直表现出与楚文明有关联但却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化面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国文明，在相当于商周时期持续发展成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等，后来扩展到秦岭地带而成为巴和蜀文明的基础之一。换言之，这两个地区，国家化虽然晚一些，但国家化启动之后，曾经持续传承和发展。

与其相比，黄河及长城地带的很多城延续使用的时间极为短暂，只有数十年至一百来年，只有极少数地方如海岱地区曾将本地生活与城融为一体而被持续使用数百年。而且这些地区先商时代古国文明的发展都曾经中断过。以新砦城和二里头城关系为例，二里头遗址一期比新砦城废弃的年代晚几十年，更不用说二里头建城的时代，中间隔了近一百年，可见两个古国之间并不相接。

这种情况与长江中游非常不同。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虽然有很多城被废弃，但确有部分城在商代继续使用；同时，大部分商代城市建立在后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或更早的遗址上。长江上游宝墩国家还存在时，三星堆古国已起来，三星堆还存在时，金沙已起来了。吴文明诸遗址的发展持续情况亦如此。只是因为这样，才构成一代接一代，长达几百、几千年的传承线。但是，在黄河流域，大概只有到了商时期以来，才可以见到持续的文明传承脉络。至于长城地带，该区域的社会、族群历来均不稳定。

（五）所包含的社会规模有大有小。

就空间而言，长江中游联合城邦国家体系范围无比大，其范围内遗址、人口密度、土地使用率都非常高，并且一直表现从中心区向四方扩展的趋势。这无疑是社会规模最大的体系。因为如此，长江中游古国文明的存在，只能依靠当时最发达的管理体系，包括共同的做事方式及相关规定、分工和交易的公认规律、共用的市场标准、交通管理、共同祭礼仪式、各城神庙协调组织、权威性高级贵族联盟、还可能包括原始法典（类似文献所留传下来有尧典、舜典等）等等。

先商时期其他国家社会规模，可能在赣江流域比较大，但发展时间相当晚。其他各地都不是很大。因为社会规模不大，管理体系也不需要很复杂。另外，管理结构的复杂性涉及到社会经济是否多样。黄河流域先商诸国经济相当简单：农业规模不大、高技术的生产不多、贸易网络也有限制。黄土高原先商诸国，生产少、依靠掠夺多和中间贸易，这种国家的管理也极不稳定。

不过，笔者认为，在整个华北和长城地带中，夏家店下层文化较独特。首先，依靠该地区平原较大规模的农作，并发展高技术的冶炼；同时外贸网络相当发达。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北人，往南方，通过渤海连接到黄淮及长江流域，输入长江流域的货物；往西，连接到草原地带，可能进行粮食外销事业。其次，因生存在众多好战族群的流动之区，大量发展军事和军城功能。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当时东北地区的文明化程度无疑高于西北地区。

（六）对后期东亚文明发展的影响。

通过跨区域比较，本文足以阐明，长江中游诸城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毫无疑问，洞庭江汉地区稻作农耕先民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开启城市生活，创造城市文明、走上文明化和国家化之路的先锋。

在他们致力于创造城市网络与国家体系并取得冶金技术重大突破之际，周围其他社会大多还在忙着尝试其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和部落生活。只有当长江中游先民独自前行和摸索了一千多年之后，周邻的成都平原、赣中平原、黄淮平原以及长城地带才出现众多城市和中小型古国，但后两个地区的国家社会没办法持续发展。这时，江汉洞庭国家早已数度兴衰而再兴，整合了规模巨大的社会网络，建立了高度复杂的国家体系，其文明之光照彻四方，成为推动东亚文明化进程的发动机。

简言之，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出现时间最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区域规模最大、管理体系发达、社会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由社会内生成长而来；而其他地方的先商城址，普遍出现时间晚、使用时间短，主要在外因刺激或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背景下出现，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长江中游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其他地区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如发展起来年代相对晚的樊城堆→吴城文明无疑是后来吴国文化的源头，文化传承长久，历来对其他地区深有影响；宝墩→三星堆文明奠定了华西地区独特历史与文化面貌，同时对关中地区的周文化也产生过影响。长城地带零星存在的古国，在历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创造了军权国家的管理方式，大量发展战争技术，如夏家店下层军城技术直至汉代都未变而被沿用；另一方面，该地区古国成为跨越不同文明区，致力于发展远程贸易行业，最后成为殷、周、秦、汉、唐文明的关键基础之一。其实不仅仅只有发展到国家的文明才对后期历史、文化有影响，如长江下游良渚文化虽只处于前国阶段，但其创建的神权文明，对整个华南地区的影响也相当明确而深远。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上古历史地图与帝国时代历史地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如从在黄河边出现殷商上古帝国的中心以来，这一地带越来越发展，殷周以来成为强势政权的核心区域。但这都是相对晚期的次生文明的历史，而在先商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化程度相对低，定居社会规模不大，文化影响有限。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地理情况亦如此，晚期政权区域，如赫梯帝国、罗马帝国等，都属于次生文明，都建立在早期古老文明的边缘区。因此这可能反映了整个旧大陆在不同阶段发展的历史地理图景。

（七）关于“东亚苏美尔”诸城结构的研究成果。

最后，鉴于长江中游城址在探讨中国原生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本文运用卫星图像，并结合相关调查报告以及现场考察，较为系统地疏理和总结其连城体系的基本特征。依照城头山城、龙嘴城、阴湘城的经验，我们应充分考虑诸城存在较长时间以及多次兴建和废弃的可能性。本文指出，石家河地区曾四次修城，石家河大城西北角的邓家湾内外，很可能曾有过一座比石家河城更早的城址，本文暂名之为“邓家湾城”；其后修筑的谭家岭城与外围的石家河大城具有内外城结构；土城可能是后石家河时期修筑的内外双环结构的城址，但是未最终完工。马家垸城北部和东北亦可能存在一座更早的城。走马岭城和屯子山城并非不规则形的南北向双子城，而是一座内外双重结构的城。笑城原本应为一座圆角方形的城市，其西南角后来被冲毁；所以，到了周代才变成为曲尺形。

文中重点讨论了长江中游先商诸城与水的关系。认为古云梦泽周边连城体系的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城市内外水运和灌溉体系的建设和维护。此种设计，大体包括三种形式：其一如走马岭和蛇子岭，这应是一个由双重城垣和濠沟组成的城市体系；这一类由多重城垣和壕沟组成的城市体系亦见于鸡叫城、鸡鸣城、石家河大城-谭家岭城、城河城等；其二如叶家庙、陶家湖、马家垸等，直接从河道引水入城，水道穿城而过；其三，如城头山、龙嘴城等，河道不直接进城，但均有城门邻近河湖水道。这些城均应设有水门和码头，水上运输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和贸易途径。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古云梦泽周边先商诸城经历了由圆形城至圆角方形城、再到方形或长方形城的平面结构转变。此变化的背后历史意义待有更多发掘，待将来了解诸城内部结构后，才可以进一步探讨。

2015年10月初稿

2018年6月修订稿

2019年3月22日春分定稿

【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三）》《南方文物》2022年3期。

参考文献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