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富饶的经济地区的历史演变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1:18:340阅

一、富饶的经济区的所在

我们祖国的版图广大，幅员辽阔，很早就形成了许多富饶的经济地区。经济地区最早形成于黄河流域，其次是长江流域，后来又转到沿海一带。

黄河流域的经济地区先后有泾、渭两河下游的关中，汾涑两河之间的山西西南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两河下游，另外还有黄河下游南北地区。不过汾、涑之间及伊、洛下游的经济地区较为狭小，不如关中及黄河下游南北地区广大。

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也曾经有过相当的繁荣，而洞庭湖南北的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周围也相继发展起来。成都平原于战国、秦、汉时期即与关中相媲美，均以“天府之国”闻名于世。三国时期蜀汉能够于此立国，就是由于有这样富饶的经济地区作为基础。南北朝时，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江左诸王朝称之为“陕西”，与长江下游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相颉颃（这里所说的陕西，自然是当时引用西周时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故事）。荆州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就是凭借着洞庭湖南北江汉平原经济的发达。不过若论富饶的程度，这两个地区却都不能和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太湖周围相比拟。

沿海各地也有富饶的基础，但繁荣的迟早却因地而异，只是鸦片战争后，才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富饶经济地区。

二、泾渭下游的关中平原

关中地区在泾渭两河的下游，位于现在陕西省的中部。从早周时起，这里就是一个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周、秦、汉、唐诸王朝相继在这里建都，使关中成为全国最富饶的经济地区之一。

关中地区平畴沃野，自然条件优越。这里的黄土很早就被认为是上等的土壤[556]，加以气候温和，雨量比较充沛，适于农业的发展。其他资源也十分丰富，号称“陆海”[557]，使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关中虽是“四塞之国”[558]，但通过周围峰峦之间，交通也很方便。西南的四川盆地，东南的江汉平原，东北的汾河流域，北面的阴山南北，都有大道和关中相往来。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东出潼关和函谷关（旧关在今河南灵宝市北，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通到中原各处，西越陇山，可直达天山南北的西域诸国。正由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关中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富饶的经济地区。

关中虽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从西周时起就已经重视灌溉。秦、汉、隋、唐诸王朝更不断兴修具有相当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而以郑国渠和白渠的灌溉面积最为广大。长安城外泾、渭、灞、浐、丰、镐、涝、潏八水环绕，构成了以它为中心的水利网，使农业生产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不过农业的发达还有待于手工业的配合，铁器的生产应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时由于采用盐铁专卖的政策，在全国各地设置铁官四十六处，关中一隅之地就占有四处[559]。就是后来到了唐代，关中产铁之地见于记载的也还有两处[560]。

冶铁业而外，其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由于关中长期作为一些王朝的都城，为了供应各个王朝和它们的贵族的需要，官营手工业都有相当的规模。近年在周原地区发掘周代遗址（今岐山县和扶风县京当、黄堆、法门诸公社），发现手工业作坊不少，仅制骨作坊的范围就有50000多平方米，是全国已发现的最大的制骨作坊。仅从发掘出的一小部分，已经清理出废骨就有几百万斤。早周和西周时尚且如此，后来的王朝就更用不着多说了。这些官营手工业的制成品与广大人民的生计无关，但有许多原料却是当地供应的。唐代向关中人民征收的贡赋，约计有47种，其中需要加工制成的竟有16种之多[561]。民间的手工业也是不少的，以丝织品和麻布的生产为大宗。秦汉时期，亢父县（今山东济宁县东南）所织的缣是全国有名的丝织品，可是三辅白素的价值竟然还在亢父县的缣之上[562]，证明其质量更高。

关中的繁荣情况，西汉时史学家司马迁作过估计。他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563]。”不过应该指出，关中的长安，无论是在秦汉时期，还是在隋唐时期，都是兼有政治都会和经济都会两重性质。汉代的长安城中除一般市肆之外，还有一条蒿街，成为外国商贾聚居之所[564]，而唐代长安城中东市和西市的繁荣情况，更为当时各国城市所未有。秦汉时期，长安之西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和其东的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武屯），也皆以经济繁荣著称；而隋唐时期，长安东西的都会则为凤翔和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唐代的凤翔其实就是汉代的雍，只是城池稍稍向北移了一点而已。雍和凤翔是绾毂陇、蜀两地交通的要道，陇、蜀的货物运到长安必先经过这里。栎阳和同州都是在由长安通往汾河流域及太行山东各地的大路上，因而先后都有过一段繁荣的时期。

作为一个富饶的经济地区，关中也有它的弱点。这里平原面积显得狭小，粮食产量有限。建都在这里的王朝必须依赖外地的支援。秦、汉和隋、唐几个王朝都先后由关东漕运过粮食，每年运转的数额最高达几百万石。秦汉时期，运粮的地方远及于山东半岛东海之滨，隋唐时期更远及于长江以南。为了运输粮食，还在渭河以南开过漕渠。漕渠由长安开始，到现在华阴、潼关之间入于黄河。以农业著称的富饶经济地区，为什么粮食有时反而紧张？这和当地人口密度有关，人口过于稠密，超过了当时生产所能负荷的饱和点，粮食自会感到不足，不过封建王朝所豢养的军队众多，官司机构庞大和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实际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统治阶级残酷的压榨剥削，和他们所进行的不义战争的破坏，关中这个富饶的经济地区后来终于衰落下去。而随着国都的迁离远去，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水利不修，田亩荒芜，手工业不振，长安等处市容萧条，就长期不能和其他富饶地区相提并论了。

三、黄河下游南北地区

黄河下游南北经济地区，论繁荣的时期，大体和关中相仿佛，其中一些地方到北宋时还相当可观，论富饶的地区，却远较关中为广大。大体说来，从现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起，东绕泰山之北，直到山东半岛的海滨，南起河南省开封、商丘诸县市以南，北抵河北省邢台、清河诸县市以北，皆包括在内，这当然只是一个总的轮廓，在不同王朝的统治期间，是不免略有出入的。

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富饶，远在殷商时即已露其端倪。据说商代曾苦于河患，都城屡经迁徙，但却总在黄河的左近。这正说明当地富饶经济的吸引力量。对于商代的河患有些人还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必详说，不过后来的事实仍能作为佐证。春秋战国时期，泰山以北为齐，泰山以南为鲁，齐鲁都是适宜于农业的地区[565]，实际上齐比鲁还要富饶[566]。秦始皇时就曾从齐鲁以东的海滨各地征集粮食，输往北河[567]。现在开封、商丘诸县市以北至于山东的西南部，那时是所谓梁、宋之地，农业也是可以称道的[568]。太行山东河北平原的土地虽稍瘠薄[569]，就在南北朝社会长期不安的情况下，北魏统治阶级还说“国之资储，唯借河北”[570]。直到唐代中叶，这里仍为征运供应关中漕粮的主要地区[571]。

黄河下游南北地区也是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战国初期兖州的蚕桑事业居全国的首位[572]。那时的兖州相当于现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相接壤的地方。黄河下游范围广大，丝织业当非仅此区区一隅。春秋时，鲁国就曾送给楚国善于丝织的能工巧匠数百人[573]，齐国的丝织品也号称是“冠带衣履天下”[574]，足见泰山南北丝织业的雄厚基础。秦汉时期，临淄和襄邑是全国最著名的丝织业中心[575]。临淄就在今山东淄博市区的临淄，襄邑为今河南睢县。丝织业的产品更是名目繁杂，难以备举，而以绢的产量为最多。唐代全国产绢分为上下八等，黄河下游十几个州所产的绢皆位列前茅，尤其一二两等，别的地方更是无由达到的[576]。实际上黄河下游当时的丝织品不仅品种多，质量好，而且已成为农家普遍操作的手工业之一。一些地方偶有不事养蚕织丝的人，就要遭到邻里乡党的诃责[577]，仿佛不能见容于世。

黄河下游西有太行山，东有泰山，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在现今山东省境内，西汉时就曾设有八处铁官，而太行山东麓也有同样规模的设置[578]。罄口山铁冶（在今河北沙河市）和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县）先后著名于三国[579]和北魏时[580]。今山东莱芜在唐时设有铁冶、铜冶三十余所[581]。这些冶铁手工业，不仅制造农具，有的还制造刀剑之属，显示出当地的富饶程度。与冶铁业同为当世所重视的就是晒盐业。远在齐国初封时，沿海鱼盐之利已闻名于当代，后世继踵，成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黄河下游农业和其他工业虽有萧条不振的时候，晒盐业却未曾间断。

在导致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经济发达的手工业中，还应略一涉及瓷器的产地。瓷器为一般人的重要日用品之一，制作的地方多，销售的范围也广。我国瓷器的发明很早，至唐代，黄河下游邢窑所产的瓷器可与南方的越窑相媲美[582]，而邢窑的实际产地是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内丘县（今河北内丘县）[583]。宋代名瓷产地更多，以定、汝、官、哥、钧五窑最著名。五窑中的官窑设在当时都城所在地的开封。设在郑州的柴窑和陈留（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的东窑也很有名。其他如汲县的河北窑和磁县彭城镇的磁州窑，也享有一定的声誉[584]。

黄河下游平原广漠，河流纵横，所以水陆交通皆称便利，春秋时期，诸侯之间会盟与征伐频繁不绝，显示出交通道路的完整。秦始皇时修筑的驰道，曾遍及全国各处，黄河下游尤为主要干线所经过。战国时期的菏水和鸿沟，汉魏之际的白沟和利漕渠，唐宋的汴河等运河，都与黄河下游直接或间接联系。水陆交通发达，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这就为黄河下游经济地区的繁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北宋王朝建都的开封就位于这个富饶的地区之中。开封交通便利[585]，很早以来，经济就相当发达。战国时的大梁，唐时的汴州，名称虽屡有改变，地方却只是一个。北宋时这里更成为汴河、惠民河、天源河和广济河交汇分流的中枢。汴河通往江淮下游，惠民河通往淮河中游，天源河通往开封以西，广济河通往今山东西南部，而通往陕西的黄河和通往太行山东的御河（即永济渠），也都能和汴河等相联系。所以开封能够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都会，是有其深刻的渊源的。宋代国都设在这里，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二为一，就更相得益彰。另外，战国初年的陶（后称定陶，今山东定陶）、临淄、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和两汉时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市），魏晋南北朝的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唐代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和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北宋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和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等地，都是闻名一时的经济都会。

黄河下游富饶的经济地区，在中唐以前也曾有过多次的萧条和复苏。直到唐代中叶，河北藩镇割据，局势才有了深刻的变化。北宋以开封为都城，正说明这一变化已成定局。开封本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宋代建都于此，完全是从经济方面着眼的。可是它所着眼的并非黄河下游南北的经济地区，而是更为遥远的江南，依靠汴河来运输粮食。开封距太行山东较近，当时已难指望那里的漕粮。宋代漕运迭有变迁，中叶以后，以汴河、惠民河和广济河为主。然惠民河及广济河漕运的数量仅及汴河的六分之一[586]。这已足以证明：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富饶程度已有显著的降低，经济重心已经向南移转了。引起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经济局势的重大变化的，除政治原因外，黄河的频繁泛滥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黄河自东汉初年堵口合龙后，曾有过长期的安澜。可是唐代后期以至北宋时期，河患迄无休止，而五代与北宋尤为严重。北宋以后，迄至1949年，黄河的溃决泛滥更为习见之事，甚至还频繁改道。因此，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四、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富饶的经济地区的兴起，远在黄河流域之后。直到西汉时，在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福建两省偌大一块地方只设立了一个会稽郡，为当时全国103个郡国之一[587]。虽然江东的吴（今江苏苏州市）因有海盐和铜山之利，而被称为一个都会[588]，可是江南等处气候潮湿热燠，又是水乡泽国，居住黄河流域的人往往对这里望而生畏[589]。不过这种自然条件恰恰适于农业的经营。当地之所以不能早日发展为富饶的经济地区，实因人口稀少，对此有利的条件不能充分利用。两汉之际，黄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南迁的人口逐渐增多，已初步促进这里经济的发展，三国时期的吴国即借以崛起。后来，人口的大量南迁还有过两次；一在东晋时，一在南宋时。东晋时，北方十六国割据起伏，黄河流域几无宁日，南宋时，女真族占据中原，对当地人民进行极为残酷的压迫，遂使黄河流域人口先后大量南迁。到了明代中叶，长江流域的户口就远远超过了黄河流域。特别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户口数合计，竟使全国的名都大省望尘莫及[590]。人口众多，劳动力增加，当地的生产自然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经济地区能够后来居上，是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基础的。这里一片平原，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水道密如蛛网，皆便于农业的经营。再加以人为的努力，优越的自然条件就更能发挥它的潜在力量。其中水利的兴修极为显著，自五代时起，规模就日益巨大，北宋继踵，愈有长足的发展[591]。迨宋室南迁，跼蹐于江南一隅，军糈民用，尽取于此，更不能不讲求水利[592]。于是农业的发展，竟为全国所仅见。俗谚所说，“苏常熟，天下足”，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

水利的兴修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便利了交通。尤其是自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开通后，当地经济更是锦上添花。运河联系长江和钱塘江两个流域，又绕太湖侧畔，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交通动脉。同时越过长江，大致借邗沟的旧道，更能与黄河流域相联系。自两汉时起，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诸地先后都曾经作过统一王朝的都城。都城虽时有转移，却皆有运河直通这个地区，这就使当地的繁荣更具有特殊的条件。

然而促成这个地区的繁荣，丝织业及继之而兴起的棉纺织业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地区丝织业普遍发展较黄河流域为晚。直至唐代，越罗、吴绫虽已间为人称道[593]，然江南道缴纳的贡赋仍以麻纻为主[594]；其后宋金对峙，南宋向女真贡献的岁币，为银、绢两类，数量之大实堪惊人。这一方面是南宋小朝廷辱国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可显示出江浙之间丝织业兴盛的一斑。下迄明初，各布政使司所缴纳的夏税绢，以浙江为最多，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次之，而苏州一府所缴纳的几占南直隶的二分之一，占浙江的约十分之一[595]。浙江的丝织业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两岸，而太湖以南的湖州和杭州也与苏州相仿佛。就是到现在，这一带还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所在。

棉花传入我国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地区棉织业也随着发展起来。松江、嘉定各处顿时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由于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相继兴盛，与此有关的手工业如浆染业和踹布业也不断增加。自制茶业兴起以来，太湖周围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不少名茶，恒为品茗者所珍视。随后，嘉兴、苏州、上海等处，更成为制茶业的中心，被视为利薮所在[596]，产品畅销于国内外市场。

正是由于这个地方的富饶繁荣，所以形成了不少著名的经济都会。其中长江北岸的扬州最为繁荣，这到后面另作说明。稍居扬州上游的南京，更是六朝的古都。明王朝初建时，也曾以这里为国都。后来迁都北京，南京仍与之相呼应，为留都所在。南京虽曾成为政治中心，然以濒于长江，又近于富饶的经济地区，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都会。此外，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也都是这个地区的名都大镇。苏州、杭州、嘉兴三地皆濒于运河，而松江在黄浦江旁，湖州濒临太湖，皆有水道与运河相联系。这些地方物产既富饶，交通又便利，宜其能够长期繁荣。就是一般市镇都显得兴盛，苏州附近吴江县的盛泽镇就是一例。盛泽镇在明时仅丝绸牙行就有千百余家[597]，清代初年，依然繁荣，四方大贾辇金而至者，迨无虚日[598]。

长江下游和太湖周围富饶的经济地区的演变和关中及黄河下游不同：后两处经过社会动荡，人口减少，农田水利失修，黄河决徙泛滥，就容易萧条下去；而这里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物质基础雄厚，干扰破坏较少，故能保持较长时期的繁荣。虽然如此，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已经发展成为沿海最大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就以上海为据点，进行渗透掠夺，使这个经济地区遭受更多的灾难，经济也日益畸形发展。

五、沿海各地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一带经济地区的兴起，使内地各个经济地区瞠乎其后。沿海各处只要有良好的港口和丰富的物产，帝国主义便立即把它们的魔爪伸到那里，促使其经济适应它们各自的需要而畸形发展。上海以外，广州、青岛、天津、大连等处的繁荣过程都相仿佛。另有一些较为次要的港口，如厦门、宁波、烟台、牛庄等参差其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沿海良港，本是我们祖国自古以来和海外各民族交通的重要口岸。譬如广州，远在秦汉时期就已是我国通往南洋群岛和印度洋的海舶起碇的地方，唐代更在这里设立市舶使，专司对外贸易[599]，盛况空前。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一直以丝茶为出口的大宗商品。丝茶产地主要是在长江流域，而长江下游尤为重要产区。广州之北虽有五岭阻隔，然由五岭发源的北江、离江和湘、赣诸江南北分流，交通运输仍很方便。长江流域的货物就由这几条水道南运，越过五岭，直抵广州城下，而广州的货物也可由此运往长江流域。当然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也是一个肥沃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均很发达，佛山的铁器曾成为出口的重要货物[600]，就是明证。

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逐渐垄断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促使丝、茶、棉花、大豆、油料和烟草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形成畸形发展，严重影响粮食的生产，竟然使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也要靠进口粮食来过日子。譬如烟草，以前虽有种植，但面积有限。由于帝国主义插手控制，像本来不种植烟草的山东潍县，后来也成为有名的产地了。这当然是为了供应帝国主义青岛烟厂的需要。其他如桑、棉、茶等也是一样的，种植面积都在不断扩大。与此相反，据海关记载，以小麦及稻米为主的五谷类，在公元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时，已占进口货物的第三位，直到公元1931年为止，大抵波动于第二位至第六位之间。而公元1932年至1934年更跃居第一位，连素以产粮闻名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也需要进口粮食。随着帝国主义各国发展其本国或其殖民地的生产之后，我国的丝茶等产品的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原来繁荣的地区立即受到沉重的打击。譬如英国在印度培植茶树之后，我国出口的茶叶就受到影响；抗日战争时，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其本国发展蚕桑生产，另一方面在江浙等处沦陷地区大量伐砍桑树，使我国的桑蚕事业一蹶不振。

沿海的经济都会因为对外贸易的关系，本来就容易呈现出虚假的繁荣景象。因为帝国主义不仅在这里设立洋行商店，操纵市场，而且贪图我国沿海地区丰富的物产和廉价的劳动力，纷纷设立工厂，就近制造和运销，以谋取暴利。虽然使这些经济都会显得一时的繁荣，但实际上还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侵略的深入促成了我国经济地区的畸形发展。

注释

[556]《尚书·禹贡》。

[557]《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558]《战国策·楚策》。

[559]《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四处，指郑县、夏阳、雍县和漆县。

[560]《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两处，即韩城和汧源。

[561]《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关中诸府州。

[562]《流沙坠简考释》二。

[56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564]《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56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566]《汉书》卷八《高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