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漆侠先生访谈录

4月17日上午，专访我的老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

漆侠先生1923年出生于山东钜野。漆浃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和辽宋夏金史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著作有：《秦汉农民战争史》、《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与乔幼梅合著）、《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及一百多篇论文。现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历史学家辞条。

一、治学经历

在漆侠先生简朴的工作室里，像往常谈工作、求教一样，我坐在先生的对面，话题是从先生坎坷而又富于传奇的治学经历开始的。

我是在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刚入学时为猎取历史知识，真正是“兼容并包”，诸家通史如翦伯赞、张荫麟、钱穆、邓之诚等人，甚至连缪凤林的，无不在阅读浏览之列。二年级时我打算学习断代史，特别是唐宋史，便通读《旧唐书》和《宋史》。19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选修了邓广铭先生开设的《宋史专题研究》，我追随邓先生学习宋史，自此开始了第一步。那时，《申报》办了《文史》副刊，名义上是刚刚自美返回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主编，实际上是邓先生全权处理。我最初的几篇习作经邓先生过目修改后，在《文史》发表。

1948年我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当时文史哲三个专业只录取了8人。读大学和研究生其间，我读过梁启超等人关于王安石及新法评价的著作，我认为这些论著，对王荆公新法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重新研究之必要，因此我的大学和研究生论文都是以《王荆公新法研究》为题的，研究生论文写好后，邓先生要请郭沫若先生来北大主持我的论文答辩。可惜当时批判旧的教育制度，研究生教育被停止，没能按期答辩。邓先生对我的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他对我的指导、奖拔、爱护，也是终生难忘的。1951年3月研究生肄业之前，范文澜先生看过我发表的几篇文章，邀我到近代史所工作。1953年年底，我离开了近代史研究所，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今河北大学前身）历史系，转眼之间即将五十年了。

转入河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重点曾有过几次变动。五六十年代，除继续抓住王安石变法这一北宋时期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外，我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建立后兴起的学科：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应当再研究。过去的问题是对农民战争过分拔高，不能批判，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轻易否定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很长时间，农民战争史受到非议，现在的青年学者，可能都不太清楚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个学科是怎样兴起的，今天我顺便讲讲这个问题。1949年全国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涤荡干净，而且更加重要和艰巨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人文社会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并重新颠倒过来。在几千年的旧社会里，广大农民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事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经常地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受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这种历史状况，经过50年代以来的探索、批判、争论，人们终于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被鄙视为“群氓”的广大农民，以及所有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这门学科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到了后来，学术界在重大历史理论面前出现了分歧。有的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理论“不科学”。也有的认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仅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甚至连动力都不是，而是封建社会的修理工，封建社会的绵延是农民起义造成的。这些说法经得住检验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社会矛盾的学说，上面说的理论上的分歧是不难解决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也就能够从迷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进入七十年代，我逐步转向宋代经济史研究，但必须说明，这项工作自50年代初就已开始做准备了。因为那时我一直在做的《王荆公新法研究》与宋代社会经济有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迫使我不得不向这个领域进行探索，解放以后，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认识到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从而诱发我进一步进入这个领域。50年代中叶，原想开始这项工作的，只是由于当时搜集到的材料不过六七十万字，准备工作还很不充分，所以没有贸然动手。加上那几年对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深感兴趣，试图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若干关键性的问题，待有所突破，再转回至经济史方面研究，于是宋代经济史的学习便停顿下来了。不幸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降临了。我因为让步政策问题，于当年四月三十日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同年八月我还被抄了家，自学生时代积累起来的卡片资料，包括宋代经济史方面的资料在内，约三百万字和其他文稿都被抄走。1973年下放劳动回校后，我重新开始了宋代经济史的学习，整日沉浸在文献的海洋之中。有关宋代第一手资料，包括文集、小说笔记、各种史籍、方志等等，即由宋人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约有一千多种。要想对宋代经济史作出较为全面的了解，不阅读和浏览七百种以上的文献资料是难以达到的。因此，我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不看完七百种书，决不动手。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我终于达到了这个要求，积累了一百四十多万字的资料，开始了宋代经济史的撰写。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一九八一年底完成了宋代经济史的初稿。

到了投老之年，我又对宋代的学术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驱使我于投老余年向宋学等新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是这样二个想法：一是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也总是希望从不断的探索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而只有这样做，精神上才能得到最大的慰藉，生活得更加愉快。一句话是，探索新知，充实暮年。二是宋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虽然占有重要地位，受到许多学者如陈寅恪这样学者的重视。但在学术的研究上还没放在它应当放在的位置上，特别是以往的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大体上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把理学代替宋学。我的老师邓恭三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分”。宋学和理学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蕴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宋学的建立中，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等人，起着奠基者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去以理学代替宋学，一些研究者们仅仅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加以论证，于是宋学的奠基者反倒成为理学的附庸存在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第二个偏向是，大多数的研究者们贬低了荆公学派，《宋元学案》在末尾数卷中立有《荆公新学略》，明显贬低了荆公学派；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作了广泛的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尤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当时程氏兄弟是王安石的晚辈，正值壮年，学术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经过熙宁元丰十七八年，到元祐年间，方才形成为洛学，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他们与张载建立的关学，在整个宋学中发展成为理学，从而成为理学的创始阶段。把刚刚形成、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大影响的理学，置于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在学术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荆公学派之上，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宋学不仅为学术的探索开创了新局面，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宋学从创始阶段到发展阶段，亦即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再把经世致用的经学放在社会实践上，实际上这也就是把儒生们所尊奉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不是托诸空言，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付诸实现。宋学之所以在北宋取得蓬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宋学之所以在南宋逐步地衰落，宋学之所以蜕变为理学，也就在于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政治生活日益脱节，仅限于著书立说，仅限于道德性命之类的空谈。把经世致用之学运用到社会实践上，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为过去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从来无人涉及。七八十年代，我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少的弱点和不足。其中一个主要的弱点和不足，由于研究者们自身与政治的脱节，因此在考察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习惯于沿着从思想到思想的认识路线进行，割断了这些思想同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就只能寻找到这种思想同那种思想的联系，而找不到形成这种思想的政治经济诸关系，以致使这些思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孤零零地无从挂搭处，像朱熹所说的失去了气的理所遇到的那样。与此同时，也就不自觉地夸大了这些思想的作用和意义，使这些思想成为超时空的绝对的观念，成为只能歌颂不能动摇的绝对真理。当然我的探索，也只是蹚了一条略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路，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尚需花费很大的气力，假我时日，或许在中国哲学史上作出一点成绩来。现在主要是看你们年青人了。如果按这条路踏踏实实走下去，是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的。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

先生讲完治学经历后，我对先生说跟您学习已有10多年了，如果要概括您的学术特点我觉得至少有三点，一是学术眼界高，如朱熹赞誉王安石有“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二是史论结合、相得益彰，三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实际问题，可以这样说吗？先生说第三点说得不错，于是先生兴致很高地谈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我学马克思主义是从1949年开始的，那年我的好朋友殷新程（现新华社离休干部）从解放区托人带信给我，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希望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学的第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我都仔细阅读，并记有读书笔记。到近代史所，范文澜同志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很认真。近年有同志说我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现在真正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人已成为少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大为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只有与生活、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才能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理论是暗淡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马克思主义是个实践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决问题，空谈理论，除了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外，与解决实际问题无补，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不能把使用不当推诿到马克思主义本身上。特别是以早年的马克思否定晚年的马克思、或者以反对列宁、斯大林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法是不可取的。

我接着先生的话题说，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人喊出“回到乾嘉时代去”，在史学界考据方法凸显，而马克思主义方法受到冷落，您怎样看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真是水火不相容吗？先生略加沉思后说：

我在前一段时间写过一篇《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曾专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考据方法的关系。我认为，由于历史科学既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又是一门与许多学科有着错综关系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是多层次的，而绝不是单一的。从通常使用的方法看，大约有考据方法、比较方法、统计计量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近十多年来人们还引进了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五花八门，炫人眼目。尽管研究方法是如此之多，研究方法的效用也很不一样，却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

历史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的一门学问，这个总过程主要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这个总过程的看法，也就是有关历史观的问题，人们的分歧是很大的。既可以认为，历史像发掘出来的缺边少沿的陶器那样，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或者根据客观的历史材料，论述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并经历五种生产方式前进着的。反之，认为这五种生产方式是虚构的没有的，甚至对这类见解视之为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同样是“悉听尊便”的。即使不是这类重大问题、而是对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也可以有种种论述，甚至有截然相反的对立的意见，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是司空见惯的，无任何奇怪之处的。在对历史的评论中，也还有这类现象：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虽然有类似的评价，或者说类似的价值观，但评论的出发点，不论是评论者的动机还是立足点，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像这类分歧，在一朝一夕之间取得共同的看法，同样是戛乎其难的。

虽然人们对历史科学的种种问题存在明显的歧异，但是对于中外史学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够得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真正能称得上优秀史学家的，则具有共同的看法和认识，即：这部史学著作以极其丰富的资料来反映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内容，而它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则是真实可靠经得住检验的。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既要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要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辩、鉴别，而后加以运用，由此完成一部优秀的著作。对文献资料的考辩、鉴别，也就是考据，它所使用考辩、鉴别文献资料的方法，就是考据方法。由此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把史料的搜集与考订集于一身，所以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考据家。史学与考据，是不可分割的。称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道理即在于此。

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也以考据方法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方法？我认为答复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

通常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前提。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举个例子说，过去有关思想史的著作曾认为陈亮是个小所有者。由此为基点，进而论述陈亮思想的进步性。其实，陈亮家有田二百亩，果园四十亩，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地主，而不是什么小所有者。至于陈亮思想的进步与否，则与他的出身成分有关，但并不决定于他的出身成分，而与所谓的小所有者，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用阶级出身、个人成分参照，甚至决定某个人的思想，这是唯成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长时期人们误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与错误使用的唯成分论不无关系，与不认真探索一个人的真实阶级出身、成分也不无关系，这是应当辨清楚的。实际上，对于考据，马克思主义历来是极其重视的，像毛泽东提倡对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恩格斯也说过，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必须依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材料，才能完成任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需要考据方法的。就考据的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容许有所不同，但就考订资料中的一字一义、年代、地点、职官制度等等，此前的考据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则是一致的，无任何差异的。就两者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辩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

若干年来，对考据方法总是持有这样和那样的偏见。一种是极其轻蔑的态度，认为考据是堆积材料，“吃材料饭”，繁琐零碎，甚至对陈寅恪以小考证这类轻狂的口吻予以抹杀，这种观点固然是不足取的，但是随意和任意拔高考据方法及其成果亦是不足取的。有这么一小批人，从来不读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敢于批评马克思主义，从来与马克思主义无任何渊源，但口口声声地说要离经叛道，以自标置。在极尽贬低马克思主义之能事的同时，对考据之学及其成果极尽吹捧之能事，从轻蔑马克思主义的自大狂，转化为对考据之学卑躬屈膝的渺小者，这帮人口口声声宣称，历史科学是实证科学，当着让他们用胡适惯用的一句话“拿出证据来”，他们提供的是东拼西凑，从别人论文著作抄引的二三手的资料！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之间的关系，不妨扼要地分析一下已故的郭沫若院长在史学上的业绩及其巨大的贡献。《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史学的代表作。前两本著作，大体上可以说是对甲骨、金文此前研究的概括性的总结之作，有关甲骨金文的断代分期研究，已经越出了考据的范围，但这两部著作还是以考据方法为其重要的研究方法的。但郭沫若的考据方法已别开生面，同通常使用的不大一样。如他的且（祖）字的解说，以传统的汤盘铭文（即“苟日新”等句）的诠释，是那些不懂社会经济关系的学者永远无法考释了的。显然可见，这种考据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学说的指导下表现了它的威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沫若自许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再版，这种学术的傲气和豪气，不仅无伤大雅，而且给人们以鼓舞，追踪并超过前哲，包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内又有何不可。《青铜时代》则是郭沫若对此前自己研究的修正、补充、提高等的进一步发展。这本著作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以他的以前研究为基础，从宏观方面论述了殷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史相结合，开创了和拓宽了殷周史进入科学领域的道路。不错，历史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但，历史科学更是以丰富的实证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郭沫若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所作出的伟大业绩即在于此。论者以为，研治甲骨文的当推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罗雪堂怎么能够与王观堂相比，而郭鼎堂则超过了王观堂。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从历史方法论上看，主要在于：郭沫若把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以汲取，融化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下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考据方法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着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从这里也同样地体现出来。

三、寄语新世纪的年轻史学工作者

漆侠先生一向重视史学人才培养，我请先生谈谈对21世纪青年学者的期望，先生说：治学没有捷径，简单地说就是多读书多占有材料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请先生结合自己治学的心得体会谈得再具体一些，先生说：

首先要注意个人修养，知识分子名利思想严重是个弱点，应注意克服。青年史学工作者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为名利所累，只有胸襟宽广、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才能深刻地洞察历史。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处理好通史和断代史的关系，即通与专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过去我在《关于宋史研究》一文中说过，如果只搞通史而不搞断代史，那就必然把通史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从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澜起伏变化不已的古代史发展的总过程以及总规律。反之，如果只搞断代史而不同通史密切结合起来，这就必然地如古人所说，“断代为史，失其陈陈相因之义，”人为地割断了与通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这一断代史是怎样从前代发展而来，而且也不能把这一断代史妥贴地放在历史发展的巨流中，从而说明这一断代史的历史地位。处理通史与断代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是也只能是：在专的基础上通，在通的基础上专。搞断代史必须以通史为基础，这是学习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内的所有断代史的一个前提条件。

现今拜金主义弥漫，学风不振，有二个表现，一是认真搜集材料不够，抄袭成风，二是为标新而标新、为立异而立异，即所谓的商榷派，这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学术争鸣是为了追求真理，它对学术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与那些人家说东，他偏说西；人家说西，他偏说东，多是无根之谈的为标新而标新、为立异而立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培养良好的学习和职业道德是非常重要的，我赞赏那些淡泊名利，自甘清苦，“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矻矻终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才是祖国史学未来的希望。

我总认为年轻学者应当主动承担一些教学任务。教学可以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开阔思路，比单一死钻书本搞科研好。单一搞科研容易造成见木不见林、思路偏狭的弊端。我个人就有这种深刻的感受，50年代初从近代史研究所转到河北大学后，我承担了中国通史课的讲授，在授课过程中，结合以前读过的史书，我通读了24史中的23史。我后来对一些带有贯通性的大的问题能发表自己独立的看法与此有很大关系。所谓教学相长，就是通过教学生，可以了解难点和问题所在，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就会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说教学相长是年轻学者成才的重要途径。

做学问要有战略思想，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文章要学会抓住主要问题和要害问题。当然学问本身要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由浅而深，但抓主要问题很重要，如果能围绕主要问题循序渐进，就不难取得较大的成绩。抓主要问题要注意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选题失之过小，在断代史的研究中，仅仅抓住某个点或某几个点，见木不见林，对全局性的问题无法贯通。另一种偏向是，选题失之过大，搜集材料和驾驭材料都会碰到许多困难，以致挫伤了研究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是，首先从基础材料书中对所研究的制度和其他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对这项制度或事件，根据其组成情况，区分为若干个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样做，既能在一定期间内弄清某个问题的眉目，做出成绩，又可在完成这项问题后，又有新的问题等待解决，如是反复不已，经常保持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就象滚雪球那样，既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又使问题的研究逐步系统化。

什么是基础材料书呢？基础材料书的选择，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应该是流行最广的、最为常见的因而也是最易寻找的书；第二，应该是贯穿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而这些史料经过初步整理、剪裁，眉目比较清楚者；第三，能给人们以最基本的材料，这些材料具有普遍的意义。三者具备，才能够选为基础材料书。在选择好基础材料书之后，就要熟悉它的基本内容。古人治学所使用的记诵方法，绝不可轻视，清初全祖望往往口诵《汉书》原句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全祖望之成为著名的学者，正因为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由于我们接触和涉猎的知识面和材料书籍远比古人宽广，因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精研少数或一种书籍，不可能完全以记诵的方法掌握材料，但对于基础书要尽可能地熟悉它，遇见一些基础材料能够指出它的出处，做到这一步是完全必要的。谚云：“熟能生巧”。只有在熟练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选择、使用它，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新的问题。先选定题目，再读书找材料，永远赶不上先读一些基本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一初步印象而后选定题目，来得深入，这是毫无疑义的。再重复一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方面，即使前人做出极大的成绩，我们的研究的起点要放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也丝毫不能放松对基础知识和材料的学习和掌握。这是因为，没有对基础知识和材料的学习和掌握，就无法把研究的起点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平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史学的未来在于年轻人，希望年轻人早成才多出成果，要有超过老师的勇气和雄心。对前辈学者大师当然要有足够的崇敬，但是把他们在学术上的业绩看做为只能向往而不可高攀，那种自甘落后，也不是前辈大师所嘉许的。做学问要有点傲气和豪气，郭沫若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学生胜过老师是规律，但不是任何一个学生都能胜过老师，季羡林先生说过“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高峰，对前人一定要认真学习，不能轻易否定，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进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年将迎来漆侠先生八十华诞，而如今漆侠先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硬朗的体格，像年轻人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不息，潜心于学术，笔耕不辍。在今后几年中，他将撰写百余万字的宋辽夏金断代史。我们殷切期望着他早日完成这部巨著。并衷心地祝福先生健康长寿。

来源：《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