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商诸城的年代——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之二

【编者按】本文为郭立新、郭静云所著之《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原文分别刊载于《南方文物》2021年1期；2021年2期和2022年3期。该文较为系统地疏理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先商时期各种城址的资料，探讨其兴废过程与背后的社会动因，借此了解中国各地早期的文明化进程。因全文较长，兹分节摘发；本篇为其中第二节。

要点导读：

公元前4200年左右，长江中游澧阳平原开始出现最早的城——城头山城。几百年以后，在长江和汉江之间，以及江汉平原平原北部大洪山以南的区域开始陆续出现好几座城；到公元前3300-前3000年前，江汉洞庭平原周边出现数十座城，构成为一个城邦网络。这些土城大多曾经历多次修筑，被使用一千到数千年时间不等；一些城甚至到西周时期还在使用。

长江中游以外，最早的城见于河南郑州西山，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该城的出现应与屈家岭文化北扩有关。但在西山以后，河南地区曾有一段时间无城。

一直到公元前2400年前后，由于气候震荡和长江中游社会三苗事件的外溢，在长江中游周边，包括同处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东邻的赣皖地区，北邻的豫鲁等多个地区皆竞相出现一组组城邦。这些城邦持续和使用的时间皆不长，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或略长一些些。

此外，自公元前2400年后，在北方长城地带也陆续出现一些防御堡垒性质的城址，以石城居多，也有一些土城。这些城的出现的时间不一，使用的长短需要具体分析。

全文如下：

城市的年代问题包含两个角度：第一是建城年代早晚，第二是使用城的时间长短。一般习惯只是从早晚讨论城址的重要性。可是，假如建城很早，但使用的时间很短，这说明人们生活不久，传承关系不深，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其在历史长河里的重要性不会很高。因此我们一定要同时从这两个角度谈起。

1.长江中游

关于长江中游诸城历史，前文已有说明。虽然测年资料不足，目前尚难确切说出长江中游早期每一座城址历次修建和兴废的年代，但还是可以了解这些城址大致的年代。

从公元前约4200年前城头山城兴建之后；公元前3600─3500年前龙嘴城、阴湘城、走马岭、邓家湾诸城陆续兴起，至公元前3000年前已有二十几座城。直至公元前2800─2500年以后少量城被废弃，但是因为又有新城兴起，城的总数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

公元前2300年以后，诸城体系才明显有变化，总数可能变少，但是不少城和中心遗址仍继续使用。公元前2000以后很多早期的城可能已被废弃，但另一方面却仍有部分早期城一直沿用到公元前1000年甚至更晚。公元前2300年以后依然有新的城陆续兴起，且该地区的文化传承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均表明，长江中游国家文明从距今6000年以来从未消失。

也就是说，长江中游诸城不仅是建城年代早，延续使用的时间也很长，每一座城的文化层非常厚，一般至少超过一千年，最长甚至达到三千多年。如城头山城沿用时间2000余年，如果从建立中心聚落算起则更长。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走马岭城因只有调查或刚开始发掘，我们只能大体判断其使用时间可能为1000─1500年。七星墩城因继续使用到后石家河时期，从遗址到城址的沿用年代超过1000年。江汉地区马家垸城的历史可能到达2000年；阴湘城从大溪早期到春秋时代楚国的历史超过3000年；荆南寺遗址使用历史也差不多一样长久。汉北地区龙嘴城的历史接近700年，而石家河大遗址诸城的历史约达2000年；笑城沿用时间亦差不多如此。其它平原地区的城址沿用时间也多在700年至3000年之间，只有幕阜山尧家岭城修建年代相对晚，沿用时间也应在400年左右。

2．嵩山地区：江河中原之北界

放眼世界，在整个东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除了长江中游之外，没有任何城或古国性质的遗存，唯一的例外是西山城。

豫中地区最早的城址就是郑州西山城（图四：21）。该城规模不大，估计城内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依据碳十四约为公元前3300-2800年。[1]郑州地区迄今并未发现与其同时的其他城址。同一时代在整个东亚地区，也只有作为其南方邻居的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成批涌现城市；而且这一时期在宽阔的江河中原区域内，正值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扩，影响力达到郑州之际，即当时郑州一带成为稻作农业区的北界或江河中原的北界。

该城平面近圆形，具有垣濠并重的特点，这也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诸城相似。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二者在形制上的相似性，已有学者认为西山古城或为在长江中游影响下修建的城。[2]另外，若从使用长短来判断，西山城存在的时间其实很短。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及以后豫中地区重新出现其它城时，西山城早在数百年前就已消失，所以无法呈现它对该地区的影响或文明化的作用。这就是前文所强调的：虽然时代比较早，但因沿用时间很短且缺乏明显的后继发展者，就长期宏观历史而言，其重要性很低。

嵩山地区最重要的先商城址是王城岗、新砦和古城寨（图五：30，31，32）。这三座城皆位于嵩山南麓与箕山、具茨山北麓构成的东西走向谷地内；此外，在王城岗东南同属颖河流域的禹州瓦店遗址亦发现大型环濠（图五：29）；瓦店南部略偏东有平顶山蒲城店先商时代城址（图五：26），蒲城店东南为漯河郝家台城（图五：27），从后者再向东还有淮阳平粮台城（图五：28）。

登封王城岗有东西二小城和大城，东小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西小城已毁；大城东西约600米，南北约580米，面积约34.8万平方米。[3]碳十四测年表明，小城修建和使用年代约为公元前2170—2130年，大城为公元前2160-2100年，至迟在公元前2017年左右城已完全废弃。[4]可见，主要使用年代不超过100年。

古城寨位于溱水东岸，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墙460米，东墙345米，西墙370米，面积约14.6万平方米，建城时代和使用时间与王城岗大体相当。[5]

郝家台与平粮台两座城平面都呈长方形，面积不大，郝家台近3.3万平方米，平粮台5万平方米。两座城修建年代应接近，发掘者认为郝家台城修建于距今4600年。[6]平顶山蒲城店略呈东西向长方形，现存东、西、南三面城墙，北墙可能已被湛河故道冲毁，现存城址(含城壕)面积约4.1万平方米；该城年代也与王城岗等城的年代大致相同。[7]

新密新砦古城位于双洎河上游，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北墙长924米，西墙残存47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时代为公元前2050—1750年。[8]从上述情况可知，嵩山地区先商诸城之间，可能只有新砦城的沿用时间到达300年，不过这也不算久。

另外，年代学表明新砦城废弃时，嵩山地区并没有其它城存在，二里头遗址最早开始定居的时间要比新砦城废弃时间略晚一些，更不用说二里头建城是在新砦城废弃近一百年之后才开始的。这种情况与长江中游非常不同。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虽然有很多城被废弃，但确有部分城在商代继续使用；同时，大部分商代城市建立在石家河、后石家河时代遗址上，这样才构成一代接一代，长达几百、几千年的传承线。而在嵩山地区先商文化中，甚至三百年长的城邦国家传承体系都没有形成。

3．长江上游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迄今发现了8座宝墩文化城址。

盐店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最长480米，东西最宽330米，面积约15.8万平方米（图五：57）。[9]

紫竹古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8.3万平方米（图五：59）。[10]

双河古城城垣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其每一面城垣都分成内、外两圈，中间为壕沟，整个城垣的平面形状可复原为“回”字形，面积约11万平方米（图五：60）。[11]

芒城平面呈较规则的长方形，土垣及城濠皆有内外两圈，推测外城垣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350米，整个城址的面积约为10.5万平方米（图五：61）。[12]

高山古城长方形，东西长5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22.4万平方米（图五：58）。[13]

宝墩城垣略成长方形，南北宽约600米，东西长约1000米，面积60万平方米；[14]外面有周长6.2公里的外城墙和城濠，面积达268万平方米（图五：62）。[15]

鱼凫城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复原后面积约为32万平方米（图五：63）。[16]

郫县古城平面为长方形，长620、宽490米，面积约30.4万平方米（图五：64）。

[17]

目前学界一般依照碳十四测年数据而将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年代定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不过，关于宝墩与三星堆文化绝对年代的问题，学界有过讨论，因为该地区碳样年代都偏老，不能让人信任，同时也没有其他确凿无疑的年代学标准。碳十四数据偏老的原因在于其地下水环境中富含碳酸钙等古老碳[18]。三星堆遗址所在地的“水质类型为重碳酸钙镁型水，总硬度（以CaCO3计）为377～477mg/L，属极硬水。”[19]

老炭和无放射性的死炭的污染包含两种因素：第一是植物和动物在生活期间吸收或饮用富含老死炭的水，而在身体中累积老死炭；第二是炭样标本在地下埋藏时经过离子交换吸收环境里的老死炭，保存得越久吸收老死炭的成份越高。笔者研究经验阐明，在老死炭相对稳定的污染环境中，若用碳化植物标本测年，虽然会表现很多无规律的误差，但的确可以抽出核心数据，在排除过度离散异常的数据后，大体可知道保存时间与吸收死、老碳的比例，有时候会表现出相对有规律的误差系数。因此，如果在年代较清楚的遗址中，多采取碳化物标本做测年，将测年结果与遗址的实际年代做比较，就可以大体知道该区域碳酸钙污染系数。

可惜的是，在有年代纪录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很少测碳十四，因此可比对的数据太少，所以目前只能考虑一种非常宽的校正系数。通过参照川西地区战国西汉墓葬的情况，只能评估该地区碳化植物标本老化系数约10－16%。也就是说，可以将宝墩文化（另被称为三星堆一期）碳十四测年数据通过中位数字以10－16%的误差系数加以校正，可以大体算出其年代范围。笔者用这种方法得出的三星堆文化年代范围，与其他学者通过类型学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可以旁证该校正系数在成都平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20]。宝墩文化的碳十四数据，源自三星堆一期、宝墩、绵阳边堆山、广元邓家坪等遗址，所以也可以用来评估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附表一）。宝墩文化直接被三星堆文化传承，后者可分为三星堆一庙和三星堆二庙两个阶段；其下限时间，或许可以参照东城发掘区的数据。[21]

就附表一的数据分析，ZK2330和ZK2505年代最早，也许能表达宝墩文化绝对上限，即还没有建城之前的最早期聚落的年代，也就是说，在相当于长江中游石家河中晚期的公元前2500年左右，人们开始来到成都平原定居。有很多数据落于公元前2200至前1800年之间，应表达宝墩文化诸城修建和兴盛的年代。三星堆遗址BK86045数据代表宝墩文化遗存，而ZK2329代表三星堆文化早期，据此宝墩与三星堆两个文化的交接时期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不过在其他遗址有很多宝墩文化数据会延续到公元前第17世纪末。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三星堆文化是从宝墩文化传承下来的，公元前第18、17世纪应该属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并存时期（附表一）。

也就是说，宝墩文化诸城年代与后石家河文化大致同时，所以，总体来说，宝墩文化诸城的年代同样也远远晚于长江中游。迄今对每一座城使用年代研究不足，所以难以判断，只能从文化整体脉络去讨论。

长江上游早期国家文明从宝墩起至三星墩第二号祭祀坑、金沙、十二桥文化结束，下限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第9世纪。共有至多一千五、六百年的发展过程，但这个数字并不代表具体每一座城市沿用的时间。

换言之，长江上游先商时期诸城年代上限与豫中地区接近而略早，但是长江上游先商与商时期文化的连续性强，而豫中地区先商与商时期关系弱，后者可见文化断裂而重建的情形。

4、中条山周边地带

中条山之北，汾河谷地，迄今仅发现陶寺和周家庄二处聚落中心。虽然陶寺遗址在考古界被看得很重要，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座使用时间很短的城（图五：40）。陶寺遗址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300－前1850年，相当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但是因为陶寺晚期的时候城已被毁灭，所以城址存在的时间更短，不会超过300年。陶寺之后，直至周时期在汾河谷地才重新有国家社会的发展（如晋国）。

此外，在中条山南麓地区，有四座城沿中条山-太行山山前地带分布，呈西南-东北走向（图五：36-39）。其中徐堡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22]西金城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周长2000米、城墙宽10-25米、面积30.8万平方米；[23]孟庄城平面为较规整的长方形，周长约1200米、城墙宽15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24]发掘者皆认为这些城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诸城使用不长时间后即被毁。

5、海岱地区

海岱地区的城址，大体可分为鲁西北、鲁北和鲁东南苏北三个相对独立区域。

鲁西北阳谷梁山地区有皇姑冢城、景阳岗城、王家庄城三座城（图五：49-51）；荏平东阿地区有王集城、教场铺城、大尉城、乐平铺城、尚庄城等五座城（图五：52-56）。这些城皆未经正式发掘，仅依地表踏查了解到有龙山中、晚期墙垣，依此推算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诸城沿用的时间也不长。[25]这些城之间，景阳岗城面积35万平方米，教场铺城面积40万平方米，其余诸城面积约3-6万平方米。

鲁北有四座龙山时期的城：城子崖、丁公城、田旺城、边线王城（图五：45-48）。

城子崖城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岳石早期城圈面积约22万平方米，岳石晚期又变小，为17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早期该地先发展环濠聚落，后来修筑的城墙系平地堆筑，墙体低矮，濠沟宽大，颇似长江中游城址的筑法[26]。

丁公龙山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城址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27]。

田旺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宽400、南北长约45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址始建年代不晚于龙山文化中期，下限为龙山文化晚期。[28]

边线王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有内外两个城圈，内城面积约2万平方米，建于龙山文化早中期；外城面积5.5万平方米，四边城墙外弧而近似圆形，建于龙山文化中晚期。[29]

可见，这些城修建和使用时间都属于龙山文化，即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每座城的存在时间从二、三百年到五、六百年不等。

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带目前确认的龙山文化城址有丹土和藤花落两处，另外两城镇、尧王城等处可能也存在城址（图五：41-44）。[30]这些城的使用年代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中期，绝对年代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6．东北地区

蒙辽冀交界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不少城址，多为石城，如阜新平顶山、北票康家屯，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城子山，河北承德狼崽沟等（图五：93-106）。[31]

其中以西辽河平原及边缘低山区最为密集，在赤峰西部阴河流域自初头朗镇逆流而上20公里范围内，就发现了64座石城，其中面积较大的有三座店、砚台山、迟家营、邹家营、马架子、广府营子和尹家店（图五：112-118）[32]；在其下游还有台家营子、三把火、大营子南山（图五：109-111）；赤峰东部英金河有夏家店、东八家等石城（图五：107、108）[33]。此外，在河北平泉县老哈河上游东起榆树林子、西至茅兰沟的烧锅营子，长约40公里左右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石城。[34]

石城规模一般为1-2万平方米，大多数在1万平方米以下，3万平方米以上的比较少，个别特大型的接近10 万平方米。[35]三座店石城位于阴河右岸山岗上，由大小两座并列的石城组成，城内发现石砌圆圈形建筑基址65座、窖坑49座，石砌城墙上排列着类似于“马面”的遗迹。[36]康家屯城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其北部已被大凌河冲毁，残存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东、南垣保存较好，仍可见城墙、城门、马面等防卫设施。[37]

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少量土城遗址，如敖汉旗大甸子（图五：97）、建平水泉（图五：101）和赤峰二道井子（图五：127）等。大甸子城位于高出四周的土台子上，四周有土墙，墙脚有濠沟；[38]平面大体呈椭圆形，长径约368米，短径约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

由于发掘资料和测年数据不多，迄今未能准确判断夏家店下层文化诸城的起迄年代。徐光翼先生曾依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断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600年。[39]从后来陆续公布的测年数据来看，其下限可能比公元前1600年晚一些，甚至可能直接到殷商时期。也就是说，夏家店下层文化诸城的年代，亦大体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至盘龙城（早商）文化年代。各城的沿用时间亦不长，表明政权势力不稳定。

笔者在踏查时发现，面积不大的西辽河地区，却包含了地形与气候并不相同的数个区域。若按这些区域划分，可将东北诸城分为几个不同类型，可能分别属于不同贵族群体；殷商甲骨文也表明，东北有不同的贵族势力与小型国家[40]。东北诸城中，很多在选址时以地形险要、方便防御或作远程贸易据点为首要考量因素，实际生活起来有诸多不便，不适宜用作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场所。

总体可见，东北地区的邦国代表了与前所述并不相同的文明体系；只不过，该文明所衍生的年代晚很多。

7．黄土高原长城地带

黄土高原几组石城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位于内蒙古的中南部，所在之地离黄河干流3-15公里，建城地势较高，城下有淡水资源，可居高临下俯瞰河套平原。如包头以东的大青山南麓有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威俊五座石城（图五：83-87），由山坡下来的淡水汇积到山脚下的小溪河中。此外，凉城岱海西侧山坡上有西白玉、老虎山、板城、园子沟、大庙坡五座石城（图五：88-92），此处属黄土高原的绿洲，有众多山谷小溪河汇入宽阔的岱海。以岱海为中心的盆地地形，使该区域社会自成一体。

第二类，所在之地为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干流（自内蒙古托克托以下至龙门峡）及其相关支流地带，如黄河干流两岸分布着下塔、白草塔、寨子上、小沙湾、马路塔、林庶峪、碧村、后寨子峁等石城。在汇入黄河干流的两岸支流发现的石城，有内蒙古浑河的后城咀；陕北石马川的寨山石城，秃尾河流域的石峁和寨峁梁等，乌龙河流域的石摞摞山城，一级支流无定河的二级支流大理河流域的诸多石城，延河流域的芦山峁；山西蔚汾河流域的二十里铺和白崖沟等。（图五：65-82）

对于这些石城的绝对年代，学界多有争论，如关于内蒙古中南部城的年代，有学者认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2300年[41]。关于黄河水系诸城则认为，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800年- 公元前1500年之间[42]，或认为上限为公元前2500/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1800年[43]。总体来说，对于年代上、下限的认识非常悬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主要依靠类型学并对碳十四年代未能具体分析有很大关系。类型学断代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使得学者对其文化性质的认识本来就不统一，分别提出过海生不浪文化、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等命名。[44]论者各自用类型学对遗存做定性分析后，再援引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框架来定年。

比如，石城频现的老虎山文化，在园子沟采集5个木碳样本进行测年，发掘者据此判断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2300年。[45]这个年代范围后来成为很多学者观察陕蒙地区石城年代的重要标杆。实际上，笔者在亲自考察园子沟遗址时发现，遗址内到处都是石灰，埋藏其中的碳样很可能会受到石灰中的老碳和死碳的污染而偏老，所以此前对于老虎山文化年代判断的证据薄弱，不足以采信。我们认为，这些城的年代不早于黄河水系诸城。

关于后者的年代，最近有研究者在石峁采集76个人骨样品和54个动物骨骼和植物样品，测得碳十四年代数据200多个，其年代范围大多落在公元前2200～公元前1780年之间。[46]这个年代范围应大体代表了本地区石城年代的上限与兴盛时代，也就是说该地区开始建石城的时间，与长江中游后家河文化相当。

至于下限，此问题较复杂。因为，虽然每一座城使用的时间在几十年至三百多年之间；但同时在周围可能又有建城，部分城兴起于相当于商文明的时代，甚至晚到殷周。早晚不同时期建城的族群并不相同，文化面貌混杂，传承脉络数度中断，又数度继承，尤其是建城的用途在传承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化。

8．小结

据上可见，公元前第三千纪之前只有长江中游才进入国家社会，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形成有着共同文化的二十几座城。每一座城作小区域的中心聚落，每一座城周围有很多与它相关的小聚落。长江中游以外，只有郑州西山城才可能建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但它也可能属于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扩展或直接影响的产物。

长江中游之外，有着自身独立文化的时代最早的城址，出现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和海岱地区南部的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这两个地区少量几座城始建于公元前2500-公元前2300年间。

其中关于宝墩文化，已有研究者认为引入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开拓成都平原的宝墩先民受到了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强烈影响。[47]换言之，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古文明是在学习长江中游技术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几百年或近千年的发展之后，才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兴盛起来。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一样，将长江中游商文明的基础与自创的独特形象融合为一体。[48]

海岱地区南部龙山文化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也是稻作区，深受长江流域文化影响。该地区从距今约4500年前开始出现城址，应该也有稻作生活发展的时代背景。

至于其他地区，所有古城建筑的年代均不早于公元前2300年，绝大多数不早于公元前2200年，相当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阶段，即长江中游文明大转折时代。笔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时代是整个中国多次震动，东亚的历史地图被重构的时期。这时候各地涌现城市文化，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兴起，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消失，且大部分城市沿用时间不超过300年。

在田野考古实践中，了解城墙修筑历史需要做解剖式发掘。但是，一般总是习惯性认为，只需要解剖一两处，即可窥知全城修筑的年代。此种认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预设，即将城墙和濠沟当成一次性修筑或虽有多次修筑但却假定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修筑而形成的。但是沿用一千多年的城，无疑会多次修筑：一方面，城墙会慢慢塌落，濠沟淤塞，需要补修；另一方面，如果城市发展，会扩展规模，更加需要重修。实际上，从目前进行过正式发掘和解剖的城头山城、龙嘴城和阴湘城等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可惜，很多发掘资料，总是习惯性地将诸城修筑的历史扁平化而误将其视为一次性修建的结果。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研究，以厘清考古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国家文明。

1．城头山城

城头山城址位于湖南澧县澧阳平原车溪乡南岳村，东经111。40’，北纬29。41’。坐落于徐家岗南部东端。徐家岗平均海拔高程为45.4米，高出两侧河床约2米多。城址东、南、北三方分别为高程43米和44米的平原地带。澹水河的一条支流从徐家岗西边由北向南流，再沿岗的南端转向东，经城址东门外，再向东流去，至大河口汇集几条澹水支流，成为澹水的主干道之一后，向南贯入澧水。城址于1970年代发现，1991年至2002年连续十二年发掘面积6064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掘面积最大、对城的演变历史最为清楚的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五千纪末至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的城址。[49]

根据郭伟民先生的研究，城头山遗址在汤家岗时期为环濠聚落，进入大溪文化以后开始筑城，整个城址先后经历了四次修筑：

Ⅰ期城墙建于约公元前4200─前4100年大溪文化一期晚段，使用至二期早段；其时大多数遗迹分布于城东，有祭坛、祭祀坑、墓葬区、房址和灰坑，在南城门附近有道路和码头，当时城内可能已出现专业化的窑场（图六）。

Ⅱ期城墙建于约公元前3900─前3800年的大溪文化二、三期交接时期，历大溪文化四期，一直使用到屈家岭文化早期；其时城内格局基本沿袭一期，但祭坛被废而墓地扩大，居住区亦扩大。

Ⅲ期城墙建于约公元前33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中期。

Ⅳ期城墙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交接，废弃于石家河文化中期。

Ⅲ、Ⅳ期城市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原先的窑场和墓地均被废弃，而在中部偏西形成大型居住区，在北部形成大型墓地。从I期到Ⅳ期，聚落面积从5万平方米逐渐向北扩大到约8万平方米。[50]在城市扩展和重修过程中，聚落南部区域一直较为稳定而步步向北扩展，从原先的椭圆形最终形成一个较为规整的圆形城市。（图七）

图六 城头山城内结构（据郭伟民2010，图九一）

图七 城头山城形成过程（摘自《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城头山城的发展演变历史之所能够清楚呈现，是因为发掘者对整个城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对多处城墙、濠沟以及城内重点部位都进行过发掘。其经验对于后来的工作至少有两项参考价值：

其一，局部城墙与濠沟未必能反映全貌，故需要对城墙和濠沟多解剖几个地方。以城头山为例，假如发掘者只在现存城墙的南部或北部正中进行解剖，那么，就会得出很不相同的认识，只有将不同部位的情况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方才有可能窥知全貌。

其二，早期城址在重修时，有可能原地重修而利用原有的垣濠进行加筑拓宽，这样形成原址的叠压关系；但也经常出现位移的情况，一般是拓宽城市，使得新筑垣濠位处于原有垣濠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同部位做解剖，对城址的年代和修筑历程可能得出不太相同的结论。这一点应引起那些试图通过解剖城墙来了解其年代的发掘者的重视和注意。

2．龙嘴城

龙嘴城位于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三组与张巷村一组，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0°43′23''，东经113°7′16''。海拔25.6-31.6米。城址平面近圆形，南北长约305米，东西宽约269米，面积82000平方米，城内面积约60000平方米（图八）。城址位于一个突出于古湖汊的岗地上，其东、南、西三面环湖，且在离北垣外侧12米处挖掘出一条东西向宽约18米、深1.5-2.7米的濠沟。城垣残高1-3.2米，底宽约17米。城墙经解剖可知，一般在主墙外侧加筑护坡；曾经过两次修筑，第二次修筑直接在第一次墙垣的外侧施工，说明城址面积有扩大的趋势。[51]

图八、龙嘴城（摘自《考古侦探》第283页）

发掘报告将龙嘴遗址划分为早、晚二期，分别相当于油子岭文化早、中期。龙嘴城址修筑于该遗址早期，在晚期又进行过一次加筑。从报告发表的碳十四数据来看，早期年代大约为距今5600-5300年，晚期年代大约为距今5300-4800年。[52]

3．阴湘城

阴湘城遗址位于荆州市马山镇阳城村，北纬30°30′58''，东经112°01′11''。遗址东、南、西三面城垣和濠沟仍存，出露于地表，城垣与濠沟高差比约5、6米，东南部和西部濠沟处仍残留有水塘痕迹，观测可知原濠沟宽度达四、五十米。在城的中央偏西处，有南北向的细长低洼地将城内部一分为二。

该城址在清乾隆59年（1794年）编写的《江陵县志》有记载，1980年代江陵县文物局对遗址进行了踏查和记录。[53]1991年由荆州博物馆进行第一次发掘，解剖东城垣。1995年中日合作，再次探查测绘，基本了解遗址的形成过程。[54]

发掘者解剖东城垣并将城墙分为二期。第一期城墙直接筑于生土层上，上面被屈家岭遗存所叠压，所以其修筑年代应早于或相当于屈家岭时期；第二期城墙系在第一期城墙内外加高加宽而成，修城的土中包含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物，发掘者推测其使用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而后期修整则在商周时期，西周时期为二期城墙的下限。[55]

而冈村秀典和张绪球则主张将东城垣的第二期又细分为两个阶段，明确指出第三阶段为西周时期，第二阶段则介于屈家岭和西周之间。[56]

在II区即城内中部的探掘表明，阴湘城聚落内部的文化层堆积一般厚达2.5米，甚至到3.5米以上，最下面有厚达1.5米左右的大溪早、中、晚期堆积，其上依次有屈家岭文化早、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晚期和西周时期的堆积，表明该城从大溪时期一直使用到商周时期。[57]不过，这并不表示该城空间格局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未发生过变化。

在III区西侧城墙所做的探掘表明，该处城墙亦始筑于屈家岭时期，但城墙之处直接叠压着大溪文化中期修筑的濠沟。[58]这一情况与城头山城类似，城头山二、三期城墙逐渐向外扩大，其二期城墙和濠沟建好后使用了较长时间，濠沟被填平，并在其上垒筑三期城墙。[59]据城头山的情况推测，阴湘城在屈家岭时期修筑一期城墙时，向外围扩展而使城内面积大于大溪时期的聚落。

沮漳河下游支流张家板河从阴湘城北流过，因沮漳河河床抬升而使汇流的小河逆流淤塞成湖，流经阴湘城北的张家板河发育成余家湖，并将阴湘城北半部冲毁。据发掘者测绘和复原，现地面出露的阴湘城原应为多角状的不规则圆形（图九），但若依卫星图观察，该城平面实近似一个非常规整的椭圆形（图十）；其规模若从城垣的外侧测算，东西最长580米，南北复原长度为500米。除去城垣部分，城内面积大约为17万平方米。[60]若将城垣加上，笔者依据卫星图重新计算，可知整个阴湘城的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

冈村秀典和张绪球二位先生认为，大溪文化中期，在张家板河与阴湘城南另一条自南向北流的小河交汇之处，以小河为界形成两个聚落，小河东边的聚落区大约是东西300米，南北250米；小河西侧聚落区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0米。[61]由于西聚落区之西此时已人工开挖濠沟，所以，西聚落实际上是一个环濠聚落。虽然由于发掘面积太小，目前尚不清楚此环濠内侧是否有城墙，亦不知垣濠是否向东延伸而将东聚落也纳入其中。所以，虽然发掘者依据对现存城墙的解剖而将始建年代定在屈家岭文化早、晚期之间，但并不能排除阴湘城始建于大溪文化中晚期的可能性。从阴湘城东聚落内巨厚的大溪文化堆积推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发掘者认为，在屈家文化时，阴湘城修筑了将两个聚落包括在内的城郭。城东部挖断丘岗，并将挖出来的土堆在内侧形成城垣。城南部横断两个聚落之间的谷地而将南北向小河引向城西侧的濠沟，注入张家板河。城北部则利用张家板河的旧河道作为护城河，并沿河设置城垣（图九）。[62]

图九 阴湘城平面图及形成过程复原图（摘自《东方学报》京都第69册）

图十 阴湘城卫星影像图

对于这一推测和复原，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现在的地貌显示，南城墙贯穿中部低洼地，将东西两个台地连接起来（图十），但这只能表明最后一期即西周时期城墙的样貌，并不意味着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低洼之处也存在城墙。从其他同时期城址分析，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大多存在水门，阴湘城中部低洼地所对应的南北城墙部分，不排除也存在水门的可能性（这一疑问只能等待将来做解剖发掘）。若这样，则南北向小河纵穿阴湘城而汇入张家板河，船只可以沿着沮漳河和张家板河直入阴湘城内。

4．石家河诸城

在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城最早被发现，同时被确认的还包括周边数十个地点，故被称之为“石家河遗址群”[63]。不过，这些地点在空间上密集相连而并无明显区隔，在功能上互补整合为一体，应将其视为同一个大遗址即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城是这一大遗址的中心，是除土城外最早被辨认出来的城，亦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城（图十一）。该城位于天门市石家河镇，中心座标为东经113°04′47.39''，北纬30°46′29.98''。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东西1080米，南北1380米，周长4319米，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地表起伏不平，海拔高程大约从32米一直上升到40米左右。从南到北分别有三个较大的台地，即三房湾、谭家岭和邓家湾，此三处台地的西侧通过西城墙相连为一体。西、南城墙走向至今仍清晰可见，但北、东段城墙却很模糊。

石家河大城东北部被晚于它的另一座城——土城打破，土城呈南北向椭圆形，其南端切入石家河城内，由于土城的修建而破坏了石家河城的北墙和东墙北部。对于土城的年代一直有争议，一说属后石家河文化的城，一说属西周时期。[64]

石家河大城西北角邓家湾一段城墙走向，虽然已经探明，且于1992年对其中一小段进行了解剖，确认该处城墙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屈家岭文化中期，下限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在很多有关该城的论著中，这一年代也被表述为石家河大城修建的年代）。[65]

但是，此段城垣外侧的严家山与黄家山，半弧形走向以及陡高的特征都很像另一道城墙。近年的勘探亦表明，这确为人工堆筑的黄土墙体堆积，具有人工修筑的城墙特征，长约650、宽约55、厚约3～4米，高出两侧壕沟约7米。在其外侧，还有另一道人工堆筑的黄色墙体堆积，即鲁台寺-扁担山-三星台，呈半弧形，长约980、宽约30～70米，最厚的鲁台寺处厚近5米。[66]这两道人工堆筑的土墙隔沟相望，此濠沟亦可与石家河大城外的濠沟相通。从其形态结构推断，它们应是同一次修城事件所为。严家山最新试掘报告确认了该处为人工城垣体系，且依据叠压在城垣上及城垣堆积内出土的少量陶器，判断这一城垣体系形成的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大致与石家河古城时代相同。”[67]这一相对年代推论似可进一步讨论。

从平面形态及布局看，此次修筑的土墙与濠沟皆被大城打破，其修建时间应早于石家河大城的修筑时间。透过地形图可以看到，严家山-黄家山土墙与大城内西北侧邓家湾台地之间，其实只隔了一条为修大城而由人工挖出来的低沟，它们原本可能属于同一个台地。前述严家山-黄家山两墙夹一沟的结构，都是以邓家湾台地为中心修建的。（图十一）

图十一 石家河诸城平面图（据《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的图二改绘）

结合地形分析、现场踏查，并经审慎思考，笔者认为，在石家河大城的西北角，原本应该存在一座时代早于大城的城址，因其主要分布于邓家湾一带，姑且称之为“邓家湾城”。[68]

此城原本应为内外双重环形结构，严家山-黄家山实为该城内墙，鲁台寺-扁担山-三星台为外墙，内外城之间的沟则为该城内濠，未见外濠。该城目前仅存西北部墙体和濠沟，推测邓家湾城东部以该台地的东缘为限，与后石家河时期方始修筑的土城在空间上正好隔沟相望。而在今邓家湾和谭家岭之间有一片低地，其中仍可见数个池塘，此应为当时邓家湾城的南缘、南濠所在。

依此，可知邓家湾城平面大体呈圆形，东西约550米，南北约45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图十一）。邓家湾祭祀区早期地层有两个碳十四数据（BK87091、BK87092），校正后的年代为：3833±94BCE， 3585±60BCE。[69]这两个碳样均来自生土之上文化层，代表人类开拓邓家湾的年代，据此可以判断建城年代不晚于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早期，即大约公元前3600年。

至于石家河大城取代邓家湾城的时期，我们认为可以在大城外修建印信台的年代来判断，笔者认为印信台是与大城同时修筑、与大城相配套的祭祀设施。印信台年代依类型学可以判断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根据肖家屋脊几个石家河早期碳十四数据可知，石家河遗址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交接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70]，由此可以大致判断石家河大城取代邓家湾城的年代大体与此相当或略早，大城的出现或许可以看作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交界的指标之一。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交接之际修建石家河大城时，邓家湾城整个被大城纵穿，大城濠沟及城墙从其西南角将城墙挖断，弧形延伸到其东北角，因此将邓家湾城一分为二，将其彻底破坏，邓家湾城东部和南部城墙可能亦在被纳入到大城后被夷平和破坏。

此外，最近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大城的中心区谭家岭周边亦发现有城墙和濠沟环绕，城垣东西长440、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其城垣用较为纯净的黄土堆筑，底宽15～18、残高大致在0.8～2米之间，但东城垣与北城垣东段破坏比较严重。城壕紧贴城垣，北城壕宽约20～30米，东城壕与西城壕宽约30～70米，南城壕则直接利用宽度超过120米的东西向自然河道。城垣普遍高出城壕底部4～5米。[71]

谭家岭城的修筑时间亦早于石家河大城，但它与大城在结构上存在相互配合的情况，故可以从整体上将其视为同一座城的内外城，所以此二城应曾同时存在过，且晚修的大城就是为配合、保护谭家岭城而规划和修筑的。

综上，石家河遗址先后出现了四座不同时期修筑且有打破关系的城址。我们推测，邓家湾城可能是最早修筑的城址，开拓此地的先民在东、西河之间的垄岗高地的前端部位筑城，并企图从东河故道引水入城；很可能是因为该城选址地形偏高，致使东河水较难进入濠沟，影响了航道运输功能。因选址不当而使邓家湾城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并选择在其南侧海拔略低的谭家岭岗地继续筑城，并仍然从东河故道引水入濠沟，开辟水上通道。随着谭家岭城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有势力，为保护该城，继续在其外围规划和建筑了更大的石家河外城，将谭家岭城包围起来，使其变身为内城。

最终，该城市体系经历一次大的变故而被废弃，不知过了多久，新兴的势力在大城东北角修建了土城。与石家河大城相比，土城城墙宽度要窄一些，其北部的京山坡、毛家岭一带亦有人工堆筑的墙体堆积，墙体宽度与土城相似。从平面结构来看，此人工堆筑墙体当初很可能是作为土城的外城来设计和修筑的，但不知何故，土城的外城似乎没有最终完工。如果把土城作为内城来看待，将其与谭家岭城相比，可知土城及其外城的规模并不小。

此外，土城的东门很可能是水门，与其相连的城内至今仍为大片低洼地和水塘，水门与城外濠沟相连，并通过濠沟与东河故道相通，这样的设计，表明土城的主人非常重视水道和航运。从土城亦具有内外双环结构以及重视水运的设计来看，该城无疑是直接承继了石家河大城。结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土城兴建的时代，应是石家河大城被毁之后不久，很可能是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建城时人们对于大城的记忆仍很清晰，文化亦得以完整保留和传承。

5．马家垸城

位于鄂西江汉之间的荆门马家垸城，虽然至今未曾进行发掘，但从卫星图像来看，这座城也很可能存在早晚不同阶段重修过的痕迹。

马家垸城位于荆门市五里镇，1989年发现，随后当地文博部门进行调查并发表了1篇调查报告。[72]不过，该调查报告提供的城址平面图与卫星图有较大出入。下面数据为笔者依据卫星图重新计算得出。

马家垸城中心点位于北纬30°40′58.51''，东经112°14′1.17''，海拔48-52米。城址南北长720米，东西宽608米，城墙周长2200米，面积334000平方米（原报告为24万平方米）。（图十二）

马家垸城的卫星图为探索该城修筑历史提供一些线索。表面上看，该城城墙保存完好，城墙墙体连续走向，看不出重修的痕迹。但是有两个方面令人生疑。

一是该城形状感觉上很奇怪，形状不太规整，不像长江中游城的一般结构，好像在西北被吞吃了一块，而在西南胖出来个大肚子，似乎不是一次修建的城址，中间有扩展、重修。

其二，东城墙南部的护城河紧挨着城墙走，但到了中部却不再沿着城墙走，而是拐向东部远离东城墙的位置，再折而向北，使得这一段城墙和护城河之间有很大的一片空地，二者相隔太远，不符合一般常情。其三，城内北部与前述护城河转弯之处遥相呼应，恰有若隐若现、略微高起的土丘。(图十二)

图十二 马家垸城平面图

笔者以为，上述异常情况很可能是存在另一座早期城址所导致的。若此判断属实，那么这座早期城址应位于现马家垸城的北部和东北部，原来的形状大体呈圆形。只不过，后期在修建现城墙的时候，老城墙要么被挖掉，要么与新城墙连成一体，而在平面上很难看出来。

综上所述，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时期诸城，其墙垣为土垒筑，使用时间长达数百至一、二千年，期间经历多次重修甚至改建，使城市布局从早到晚发生巨大变化，对此，将来在田野工作中应给予足够重视。

6．其他地区的城址

在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城市重修的情况。如成都平原诸城在筑城之前多已形成聚落，是在聚落发展的基础上筑城。迄今在多座城都发现了多次修筑的迹象，如都江堰芒城的内城墙曾经过第二次修筑，内外壕沟内的淤土均是经过两次淤积而成；[73]郫县古城第二次筑墙“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增筑，在城内侧发现两层属该遗址中段的文化层叠压在墙脚之上”。[74]

登封王城岗早期有两座小城，晚期一座大城。但是这早、晚不同阶段的城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似有差异，早晚建城的人群关系还有待研究。不过假如这是同一群人的国家和势力发展的结果，这一类小型国家的来源和兴衰过程并不是很清楚，其存在时间亦不久，也没有被传承。

另一个观察到城墙曾不断重修的地区是海岱地区。在鲁北地区，前述城子崖城经历了龙山、岳石前后两期共三次修城；丁公龙山城墙垣经历了四期修筑或重修，第一期为龙山文化早期偏晚，第二期属龙山文化中期，第三期为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则可能属于岳石文化时期。[75]四次修筑前后经历大约五、六百年，代表了该地曾拥有五、六百年城市生活史，这是长江中游地区之外其他地区迄今可以观察到的最长久的城市沿用案例。

海岱南部丹土城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城３个城圈。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长400余米，南北宽近300米，城内面积约９.5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早期城墙建在大汶口文化城的濠沟之上，平面仍呈椭圆形，面积约11万平方米；龙山中期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刀把形，北部略呈椭圆形，西部、南部向外凸出，城内面积约23万平方米；部分城墙直接建在龙山早期城濠之上。[76]丹土城这种晚期城墙建于早期濠沟之上，逐步扩大城圈的做法，与城头山颇为神似。

藤花落城亦有内外城双重城圈，皆为圆角长方形，内城面积4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4万平方米。[77]发掘者认为内外城基本同期。王芬并不认同此看法，认为内圈城址的营建时间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使用期延续到龙山文化早期；外圈城址的营建时间约在龙山文化早期后段，一直使用到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并进一步指出藤花落与邻近的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五莲丹土等城址，在城墙结构、年代、内外城址的关系等方面基本一致。[78]这也意味着，鲁东南苏北这一批城址的沿用时间一般可达到四、五百年，普遍比河南地区同期城址要长一些，但仍然远远不如长江中游。换言之，山东地区沿用四、五百年的城市就已经历多次修建和重修情况，使用时间几倍于此的长江中游城址，更需要多加考虑改修、重修的事情。

以石峁为代表的黄河上中游的石城亦存在多次修筑，反复利用的情况。由于修建或占据这些石城的族群的社会不稳，对外掠夺与互相争斗反复发生，故每一座城的寿命皆不久，城的主人亦经常变换，需要经常重修以扩展其功能性的范围。[79] 至于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内蒙古中南部的诸城，发掘资料不足以反映有否重建或屡次修筑的情况。

（三）总结

公元前4200年左右，长江中游澧阳平原开始出现最早的城——城头山城。几百年以后，在长江和汉江之间，以及江汉平原平原北部大洪山以南的区域开始陆续出现好几座城；到公元前3300-前3000年前，江汉洞庭平原周边出现数十座城，构成为一个城邦网络。这些土城大多曾经历多次修筑，被使用一千到数千年时间不等；一些城甚至到西周时期还在使用。

长江中游以外，最早的城见于河南郑州西山，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该城的出现应与屈家岭文化北扩有关。但在西山以后，河南地区曾有一段时间无城。

一直到公元前2400年前后，由于气候震荡和长江中游社会三苗事件的外溢，在长江中游周边，包括同处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东邻的赣皖地区，北邻的豫鲁等多个地区皆竞相出现一组组城邦。这些城邦持续和使用的时间皆不长，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或略长一些些。

此外，自公元前2400年后，在北方长城地带也陆续出现一些防御堡垒性质的城址，以石城居多，也有一些土城。这些城的出现的时间不一，使用的长短需要具体分析。

（未完，待续）

【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南方文物》2021年1期；2021年2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