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樊锦诗：回眸百年敦煌学，再创千年新辉煌

一百年前，在中国敦煌地区，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值此世纪之交的2000年，正逢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将走过百年历程， 全世界敦煌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回顾百年敦煌学历程，展望新世纪敦煌学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 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是20 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然而，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学的缘起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通道。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几种文化的汇流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凸现出来，敦煌文献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意义更为重大。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敦煌文献中所存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界教文献，是世所罕见的佛教典籍，不仅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文献中摩尼教、景教文献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官私文书，也使敦煌地区晚唐、五代、宋初悄然淹没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再度为世人所知；同时，这些官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未加任何雕琢，完全保存原貌，使人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历史至关重要。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敦煌文献中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中，有不少是宋代以后佚失无存的孤本，这些佚书重见天日，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它不仅使我们体会到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且敦煌文献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纸谱，标志着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历程。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它不仅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敦煌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七个世纪，因此，敦煌写本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学科。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一名称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凡与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都成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敦煌学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就出版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为条件所限，这一时期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刊布敦煌学资料，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写了许多跋文，判断出许多写本的归属和价值，对归义军史研究和敦煌俗文学研究，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泉、王庆菽等人先后亲赴伦敦、巴黎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后来陆续出版以刘复《敦煌掇琐》为代表的一批敦煌学资料，在我国拥有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以前，这些资料是我国学者研究敦煌学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一时期，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也开始得到利用，出版了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由于资料的增加，我国学者的研究也由原来简单的题写跋文、考证内容，变为利用新资料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种研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它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整理研究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随即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1951年，中央政府将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由文化部直接领导，使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妥善保护。60年代初，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改善了研究条件，从而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敦煌文学研究等方面，更是走在世界前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重民、刘铭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这部索引包括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散录四部目录，是我国学者所编的一部较完全、较准确的工具书，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文献研究的成绩，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文革”期间，我国敦煌学研究初步发展的势头被迫中断。

1977年以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懈努力，开拓进取，中国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1984年1月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 决定在原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目前敦煌研究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中青年专家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我国学者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几乎都有学者研究，诸如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造纸术和印刷术、医学、交通等。我国敦煌学研究形成了领域广阔、结构庞杂、功能多样、个性独特的学科群。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学、归义军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983年以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先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研究院也先后举办了5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外，其他形式的研讨会则更为活跃。中国敦煌学者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艺术展览，英、法、日、俄、印等国家的学者也来我国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交流，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

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活跃着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港台地区近十多年来还举办了几次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究会，进一步推动了港台敦煌学的研究。

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法国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1920—1924年伯希和发表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则是这一时期法国敦煌学的两大代表作品。对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是法国敦煌研究的一大特色。目前，以“敦煌文献研究组”为代表的法国敦煌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仍在继续进行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与研究工作。

英国也是敦煌文献和文物收集的重要地方，因而也有一批学者在研究。近年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合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收录了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汉文社会文书及绢纸绘画上的汉文题记。

俄罗斯（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1957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设立敦煌学研究组开始的。近年来，俄国方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协议，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鄂登堡早年考察敦煌的笔记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当时，罗振玉把在北京看到的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情况，函告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立刻引起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整理和刊布资料，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初步成果。从50年代中开始，因为找到了一度不知去向的大谷文书，又得到伦敦、北京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又进入一个高潮，在京都，石滨纯太郎等人组成了西域文化研究会，其研究成果汇编成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70年代以来，在获得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并在佛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法制文书研究等方面形成日本敦煌学的特色。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著《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宏大的集体合作研究成果，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因而《讲座敦煌》是一部质量上乘，全面综合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著作。

此外，匈牙利、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都有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敦煌学研究热。

敦煌学的明天

回眸百年敦煌学历程，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说敦煌学以丰硕的成果为过去的世纪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2000年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将是新世纪敦煌学更加辉煌的奠基礼。

展望21世纪敦煌学，我们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要多视角，在更大范围内采取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对比的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寻找突破口，推动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将是新世纪敦煌学的主要任务。

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如可以通过电脑，更逼真、更形象地模拟和表现一些成果，如可以利用3Dmax Photshop，Authorware等工具或软件将莫高窟遗址变迁、61窟“五台山图”等制成多媒体；还可以利用电脑对破碎的文献进行缀合，而将各种资料制成专用大型数据库，将大大方便研究者调用和信息传输交流。

三、继续调查、收集藏经洞散失文物，真正搞清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准确数字；系统总结百年来敦煌文献研究成果，出版一批系列专著和系统的著作，以及敦煌社会历史文书大全或汇校本，全面反映多年来研究和识读、校释、注解的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准确、权威的敦煌文献读本；在一些领域需要加强研究力度，如佛教美术、敦煌音韵、敦煌神秘文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敦煌社会思想文化、敦煌民俗等。

四、把敦煌石窟艺术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传播圈大背景下，研究其发生、发展和传播；要联合全国各地的石窟单位和美术史家，从宗教和世俗文化传播的角度，围绕佛教东渐的时代、传播方式、脉络等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解决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以及敦煌艺术史研究薄弱的问题，概括出敦煌艺术的特点和由来；要从思想史的高度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所体现的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灵轨迹；组织国内外的专家，通过对整个佛教东传路线上一切佛教石窟及其美术的比较研究，揭示艺术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

五、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方面，首先要进一步做好敦煌石窟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大专题研究的力度。每个专题都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系统搜集、整理资料，结合文献分析考证，联系其它地区的同类资料，才能全面准确地解读壁画，也才能为敦煌石窟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做好准备。为了加强敦煌石窟的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今后要加强对个体洞窟的基础研究，对每个洞窟进行佛教、艺术、历史综合研究，探讨每个洞窟或每一组洞窟的题材内容、佛教思想、性质、功能、艺术特点等。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敦煌石窟的比较研究，找出它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所受到的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具体影响，找出它自身的特点和价值。

保护好敦煌石窟以及壁画，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利用高科技，将壁画存储于计算机内，不仅能使壁画得到永久保护，避免因褪色和自然损坏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做到资料共享，使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调用壁画，进一步推动石窟研究。建立各个洞窟的详细档案，如窟型、内容、时代、病害等，将保护、修复、研究等纳入更加科学、更加完备、更加严格的轨道。

六、创造敦煌学新的辉煌，人才是关键。在新世纪，要把人才的培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做到不断有敦煌学研究的新人才充实到研究队伍里，保持和稳定一批既献身敦煌学研究，又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综合人才。中国作为敦煌学的故乡，还要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向世界各地输送敦煌学研究人才。

七、文化的普及是敦煌学繁荣的基石。近年来，在敦煌文化的普及上做了不少工作，如敦煌文学、艺术的创作，敦煌医学的临床应用，敦煌系列的艺术品、工艺品的创作等，但还远远不够。只有将根深植在大众当中，敦煌学发展繁荣的天地才会越加宽广。今后，应结合旅游，探索出宣传、普及敦煌文化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使敦煌学的基础更深厚。

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只有各国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为此，世界各地学者间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在资料共享、共同承担研究课题、协同攻关、培养人才等方面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和条件，互相促进，共同实现学术繁荣。

九、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实施，人们对西部的关注会越来越多，西部深厚的文化积淀，神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外界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着显赫地位的敦煌学要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这是敦煌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来源：《群言》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