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

✦摘要✦

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亦在中国。南岭至长江流域是东亚渔民、农民定居生活的摇篮，其中走完全程并结出硕果的是澧阳-洞庭平原万年前的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后者完全放弃狩猎野兽，只保留在水边射鸟和捕捞，发展渔业和采集水域食物，并专心驯化水稻和鸡鸭，修建环濠聚落，初创历法，成为后世农耕定居生活的典范。此地社会一脉相承发展之后，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创造专业化的生产和交易，相继修建城市，发明冶炼和文字，创建国家。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历史长河万年不绝，并逐渐与中国其它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华大文明的形成，虽然一直以发展平原农耕文明为主流，但同时也不断融合吸收山地猎民文化、不同区域农耕和半农耕混合文化以及草原游战及游牧文化，绵延至今而越发壮阔。

[关键词]新石器革命 原生文明 文明融合 中华文明

[作者及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

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

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

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

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

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

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

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

接续的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6200-5000年）、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5000-4000年）进一步将稻作农耕区域扩展到洞庭平原腹地，且不断完善其聚落布局方式和稻田开垦技术，开发大型梯田修建濠沟等水利设施；[5]相继构建了完整的二分二至和四时四方、八方八季以及天中地中等时空观念范畴，发展出与农耕生活相配套的天文历法与地理知识。[6]

循着食用稻谷区域北渐的步伐，在水稻分布区以北的中原平地，相继因地制宜地驯化了粟黍等旱地作物；并且在华北及东北，诸如兴隆洼文化的猎民开启驯化野猪的漫长过程。

总之，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进程，无论在开始时间、内涵丰富度以及对所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都足可与驯化了大麦、小麦的西亚北非在旧大陆中西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生地。

直接继承汤家岗文化，在澧阳-洞庭平原继续发展的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步入前国时代。其早期出现专业化制陶，发明了轮制陶器技术，并发明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制的精致薄胎的黑陶技术。与此同时，平原农耕区与山地游猎区凭籍各自优势资源开展专业化生产与交换，再加上稻作农耕社会对于合作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内在需求及相应组织体系，共同推动了超越单一聚落的大型社会网络的形成，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及现成可用的组织架构。

在谷物、甘酒、精致陶器、纺织品等平原区的产品，与山地的玉石器、食盐、山货珍品等物品交换规模扩大而系统化的背景下，最早兴起的城市成为专业化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并通过神庙和神权保护及管理生产和交易。位于澧阳平原西侧，兴起于约公元前4200年的城头山城是迄今所知东亚第一座城。该城有宽大的土筑城墙；外围有宽阔的可通航的濠沟；南门外有码头；城内有专业化作坊、神庙和祭坛等设施。城头山城的结构成为此后长江中游地区所建城市的典范。[7]

大约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已奠定初步国家化基础的人群，从洞庭平原出发向北开拓，跨过长江来到鄂西台地，并进一步越过汉江向东北扩展到汉北地区的大洪山南缘地带。[8]江汉及汉北地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很高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说明最早的开拓者是有备而来，在移入之前不仅已具备丰富农耕定居生活经验，拥有对自然环境的良好驾驭和适应能力，掌握了烧土及烧砖建筑、制船业、轮制陶器、高温陶窑和炼铜、发达的纺织等技术，并拥有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9]

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已步入国家化阶段。此时在古云梦泽-洞庭湖周边海拔高程约30-50米地带，先后兴起且并行共存二十余座城，如阴湘城、马家垸城、城河城、龙嘴城、谭家岭城、笑城、陶家湖城、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走马岭城等。

这些城大多有着仿自城头山城的结构，如平面呈圆形，有一重或多重垣濠结构，设有码头、水门等航运设施，人工挖筑的濠沟皆宽阔可通航；且皆通过自然河湖与古云梦泽-洞庭湖相连，形成了一个以古云梦泽-洞庭湖为枢纽的连结各城邦的大型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相邻诸城之间彼此间仅相隔十几至三四十公里，均在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内，故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内部有密切互动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

当时可能出现了如同扶桑十日神话所反映的类似于“十族兄弟”的政权制度：即形成了联盟制城邦国家，各个城邦的贵族均为同等的“兄弟”，按照制度轮流“值日”，轮流主宰联邦，负责发起和组织国家联盟会议，安排并管理联盟内部的公共事务，协调彼此间的合作。[10]这个联盟制国家所覆盖的区域面积达五、六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周边影响区则更大，其社会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世界之最。

前述诸城本身既是所在区域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亦是指挥和协调流域或区域内治水的中心。如以鸡叫城为例，在护城河之外200米处有第一重环濠，再往外150米处还有第二重环濠。在一环与二环之间有7处遗址，二环附近有8处遗址，二环外2千米内另有18处遗址。此外，在城的西部、西南和东北区域，均有大片平行沟渠存在。这些沟渠、环濠与护城河都相互贯通，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航运或灌溉体系。沟、渠之间是平坦的土地，推测应是当时的农田耕作区。初步观察，以鸡叫城为中心的整个系统面积大约为10-15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1500公顷土地。城、聚落和稻田通过密集水道（沟渠和城濠）连结在一起，水道既方便航运交通，亦有利于农业灌溉。所以，这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集生产与交通、居住和管理为一体的大型稻作水利灌溉兼具航运功能的紧密的社会系统。

在屈家岭各城市中心的祭坛上供祭着象征社群公共的神话英雄祖先的大型陶祖（日祖偶像）。这些城并非平民居住区，而是所在邦国社群的活动中心，是社群成员集会议事之所和祭祀祈神重地；故也是行政中心、神庙所在地，是高等级祭司或贵族的居住生活区，同时也是供税、公廪区，以及高技术的作坊、市场、集会广场所在地。而在城市的周围，则可见到许多小型的平民聚落。当洪水来袭时，城市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平民的救生保护区。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在长江中游看出，一个从濠沟灌溉到专业生产、市场贸易、社会管理、宗教崇拜等功能齐全而强盛、庞大的联城邦国网络，此一发展过程相当近似于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文明起源而兴盛时的景况，其时代亦接近。[11]

此时另一件大事是屈家岭文化北扩，将稻作生活方式带到南阳盆地、豫西南直到郑州附近。自此以后，包括湖南、湖北与河南中南部在内的江河中原社会文化发展格局成形，此后二千多年的时间，直至殷商早期，江河中原一直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大体同步的特点。

综上，屈家岭文明不仅是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原生国家文明之一，是后续中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最初始的源头和基础。

长江中游原生国家文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约公元前3100─前3000年之际，在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各城邦大贵族相互竞争盟会主权等因素推动下，国家大中心——即石家河大城开始兴起。这可以看成为石家河文化开始的指标，不过，诸城国联盟性质的整体架构仍继续存在，且新出现了一批平面大体呈方形或圆角方形的城市，只不过石家河似乎成为了该联盟体系推举出来的盟主的固定所在地。

此时的石家河聚落以石家河大城作为外城，以谭家岭作为内城，以此为核心，单一聚落面积超过800公顷。聚落内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工坊或专业区，因此整个石家河聚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心。如位于大城内西南角的三房湾一角是生产厚胎红陶杯的工坊、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则是玉石加工坊；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和城西中部的印信台则是大型祭坛所在地。

最能代表长江中游上古文明技术成就的是冶炼。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青铜技术并非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自西方传来，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就在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在龙嘴、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铜块、矿石、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不同形状的炼炉和冶铸工作坊以及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12]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更可见到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碎矿、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冶炼、熔铜液、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

长江中游大溪-石家河时期鼓风嘴及坩埚

复原研究表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认识氧化铜矿，发明了还原法炼铜。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石家河文化发明了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冶炼的方法，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青铜技术，已进入青铜时代。石家河先民还发明了世界独有的用夹粗砂厚胎陶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铸的技术；且在寻找耐高温冶炼材料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瓷石、高岭土等材料制作硬陶和原始瓷的技术，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人类生活用具的材料革命。

作为具有跨时代重大意义的冶炼技术的原创发明者，石家河先民的精神文化曾被冶炼活动所渗透。石家河文化早期人们在邓家湾和印信台等国家公共祭坛上公开展演用大型炼缸冶铜的祭礼，以祈求永生，因此在祭坛上留下套缸、铜矿石和铜器等遗存。

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随着铜器实用化，冶铜也从礼仪走向实用化和专业化，致力于发展各种冶铜炼炉，提升冶炼技术，并开始开发幕阜山等矿区；红陶杯、神母抱祖及其他小型祭器取代了此前的大型套缸，反映出当时以神话英雄祖先为对象的社会共同祭祀趋于瓦解，而被家族化、个人化的祈祷所取代。[13]

大溪时期在峡江地区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的泥质黑陶碗底和祖形陶器的顶面上发现不少前文字性质的刻符，后来屈家岭、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虽不多，但与杨家湾前文字明显具有同样的脉络，其中有不少符号可与甲骨文字相对应。所以，虽然由于书写载体（如竹简、木牍）不易保存而使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文字系统难觅其踪，但从偶见的零星资料可知，当时肯定已发明文字，并且后来的汉字滥觞于该文字体系中。[14]

总体言之，长江中游以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之一。其城市出现时间在东亚地区最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其区域规模最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管理体系发达、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是由稻作社会内生成长而来。[15]

自新石器早期以来，已定居的农民村落对周围猎民形成影响，后者吸收一些农民创造的新技术或发明，且因其游动范围大，成为很好的文化传播者。[16]这种交流与融合，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

比如，约自公元前5800年以来，在与长江中游低地平原相邻的山地相继出现了以千家坪文化、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山地游猎族群文化。在其陶器纹饰母题中，有几种固定的日纹结构占比最大：包括太阳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历纹等，特别是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形象，分别是象征太阳的鸷鸟和獠牙猛兽。对其寓意的分析可知，在千家坪人心目中，太阳既是老鹰，亦是神秘的獠牙猛兽。先民选择这两种形象，是用来分别表达太阳的两面。日行鸷鸟象征白天的太阳，而猛兽獠牙嘴象征夜间的太阳。这是迄今所知最早也最为系统的太阳崇拜。[17]

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自公元前5000余年以来，沿海地区有咸头岭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们致力于发展海边生活，深入影响了此后东南亚群岛文化的发展，并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源头。

此外，环太湖地区自约公元前4300年开始有人在平原地区开拓定居，努力发展稻作，多年后此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崧泽及良渚文明。辽蒙冀结合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此地原有之半定居或定居的兴隆洼、赵宝沟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以玉器和大型积石冢、祭坛为特色的红山文化，步入前国社会阶段。华北各地自公元前5000年以后兴起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群，呈现出典型部落社会的特征。这是一种猎农混合生计方式，发展粟作为主要植物性食物，并通过家养兼猎获、捕捞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

自公元前4000多年起，更明显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和区域的专业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系统的交易关系，不同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因此大为加速。约从公元前2400年起，长江中游发生了第二次国家文明大转型。此次转型的外部原因涉及到4200气候事件——在此气候剧变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文明进程崩溃；内部原因则涉及到长江中游平原周围的山地族群。

他们原本从事遊猎及与楚地平原古文明的贸易；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以来与低地平原农民之间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出现彼此互斗和相互掠夺的情况。在经过两、三百年掠夺、攻击之后，山地族群最终侵夺并攫取了低地平原农耕社会的统治权，同时也将诸多山地社会的信仰与文化融入到平原农耕文化中。这些山地族群占领石家河大城，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一事件在古籍中被称为夏王国之前的“三苗三朝”，而在考古学则表现为“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400─2000年）。[18]

后石家河文化玉器

在此背景下，长江中下游国家文明的因素明显外溢，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重组与融合进程，也因此开启历史的中国化与东亚化进程。

这一历史大转折产生的主要结果有四：

第一，这是东亚文明战争历史与战争文化的起源。从这时期起，在考古遗址中多见兵器，并促使冶铜行业的规模化扩展和技术快速创新。在此之前，冶铸技术在其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只用于制造小型工具、装饰品及为精神文化服务；到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并逐渐影响而使冶铸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

此时原本栖息于长城地带这一生态脆弱区的各类群体为生存而加剧竞争。在互相掠夺、战争与冲突的背景下，这一地区出现大量防卫堡寨性质的山城、石城，并作为保卫自己或外出掠夺的据点。其中一些堡垒在后来发展成为远程贸易的据点。长城地带中，黄河上中游从公元前2400年以来逐渐成为战争和贸易的要道。该地区陆续出现的堡垒，在历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创造了军权管理方式，大量发展战争技术；另一方面，该地区致力于发展专业化生产与远程贸易，成为跨越不同文明区并将中国农耕文明与欧亚大草原连成一体的关键要道，并最终孕育了殷周秦汉唐文明。

第二，最终打败和终结了长江中游联盟性质的国家结构，演变成为统一王国性质的国家结构，并使这种政体成为历史主流；此后，历史传说中大禹虽然驱逐了三苗，但却仍尽力保持统一的大王国制度。所以，这也是楚地夏王国和商王国建国的源头。[19]

第三，是华南地区山地猎民文化与平原稻作文化结合、相融而创新，成为后来楚历史的人类基础，也促使长江流域大区域内出现全新的文化面貌，并广泛地影响了东亚其它地区，如淮河与黄河地带。比如，受长江中下游影响，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淮河中上游王湾三期——新砦文化等皆在这一时期兴起。

这些地方都逐渐发展出城邦国家，且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商周时期分别演变成为两个庞大的国家文明，即赣湘地区的吴城（虎国）青铜文明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它们都属于延续时间长久的文明。

而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一方面是南方农耕区的北部边缘地带，受到长江流域上古国家与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发展稻旱混作农业；同时也是北方长城地带游战族群南下掠夺的前线，受到较大的外来冲击；该地区在考古上表现为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群城并起，竞相而生。不过，该地区诸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型政体，如王城岗、平粮台、新砦、景阳岗、教场铺、丁公、田旺等，存在的时间都不持久，社群规模亦不大。[3]

第四，在这种平地农民与山岭地带遊猎族群结合的背景下，那些原本有着游动生活背景和经验的新兴贵族，致力于发展贸易活动，更为积极地扩展贸易路线。在考古上，可见长江流域文明制作器物的分布范围及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更为宽广；从后石家河文化以来，其影响甚至开始到达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亚洲大草原的南缘。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人群也开始南下到黄河地带，更加靠近楚古文明之北缘地带。

约从公元前1700年起，以商王国（特指早商、汤商或楚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江河中原地区兴盛起来。长江中游才是商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商王国的中央之地。迄今为止，在江河中原发现的数座商王国城址之中，最大且最丰富的是位于武汉的盘龙城，很可能是商王国的都邑或中心。商王国直接继承了长江中游此前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果，包括治水、建筑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冶铸技术。商王国又直接掌握并开采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多种金属矿料这种最关键的资源。所以，商王国是东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且其得地利之便，正好位于当时数个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部位。

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构建了以商王国为核心和主导力量，以金属料、铜器、黄金器、玉料和玉器、绿松石、硬陶和原始瓷等贵重或声望物品作为主要流通对象，主要由各地上层贵族参与的庞大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当时南方农耕区几乎所有区域和重要国家，如位于江河中原北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诸城，位于东北的海岱及沿渤海地区诸国，位于南部赣中的吴城及湘中的炭河里等虎国诸城，位于东部的江淮及江浙地区（如马桥文化），以及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等，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参与者。[20][9](P211-241)

在该体系中，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的礼制实践有趋同的趋向，如被商王国视为国家宗教崇拜对象的双嘴夔龙天神信仰，其造型与纹饰皆通见于前述各地。正是由于在商王国主导下各地区上层精英精神文化实现大融合，使其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来源。[10]

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还与北方草原地带诸族群之间有着不断深化的来往。正是二者之间的征战与贸易，特别是主要商路的开通，决定了二里头、偃师与郑州诸邑的兴衰。早期主要通过黄河干流来往，使位于西部咽喉地带的二里头（兴盛于约公元前1620-前1520年）和偃师城（兴盛于约公元前1550-前1450年）地位重要而兴盛起来；但后来随着主要商路东移至燕山和太行山东麓一带，位于此交通线上江河中原北界的郑州城成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郑州城兴建于约公元前1480年，兴盛期约为公元前1420-前1300年）。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出现全新的游战族团，该族团源自草原，以战争掠夺维生，并掌握驾马战车技术。约当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前段，他们突破燕山屏障，顺太行山东麓南下，占领安阳殷墟一带，在此立足建国。几十年后，即约公元前1300年，在其强势统治者武丁的带领下，过黄河向南征战，打败了南方农耕区诸多国家，其中包括势力最大的商王国，且篡夺其国名与神史，据有其人员和技术，自我称为“商”，建立了广阔的殷商上古帝国，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最大一次跨区域、跨族群的文明大融合，奠定了其后中华文明实体国家的基础。[21]

在中国文化中，殷商在各地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努力组织起一个全新制度的军事集权政体，以多元及整体化的方式建立并努力维持殷商上古帝国，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殷商帝国的时间只有二百多年，其拥有庞大势力的时间更为短暂，但从这一历史转折伊始，草原遊战族群已不只是偶尔出现在中国边缘区，而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开始大量影响并主动参加到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有一些草原族群变成为中国境内的贵族，并因其军权的性质而有着持续的马匹贸易需求，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马政活动兴盛，也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人员与文化来往频繁。

此时，随着驾马战车技术被引进中国内地，自草原外来的影响也跟随着军队武力一并进

入中国。中国文明和东亚文明在殷商时期获得了与西亚文明来往的桥梁——草原遊战族群。从此时伊始，东亚历史世界化，在长江与草原之间的黄河流域中心带成为数个军权国家大势力竞争的舞台。黄河地带的国家与草原来往密切，而长江流域的国家，亦间接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响。[22][5](275-281)自此以后，中国文明的重心北移至黄河地带，周、秦、汉、唐等皆以黄河和中原为核心基地，融合南北文化而发展。

综观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犹如源远流长、流淌万年的历史水系，一直以农耕文明为源头和主流，中途不断有众多大小支流汇入，绵延不绝而波澜壮阔，是世界上最长久、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南方与北方，稻作与旱作，农耕与游牧、渔猎与游战，匠人与商人，不同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气质，都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浑然一体，成就了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1]郭静云,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上)》，《中国农史》2019年4期，第4页。

[2]郭静云、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上）》，《中国农史》2019年4期；郭静云、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下）》，《中国农史》，2019年5期。

[3]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农史》2014年第5期；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续）》，《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4]郭静云、郭立新：《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上）》，《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郭静云、郭立新：《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下）》，《中国农史》2021第1期。

[5] 郭立新、郭静云：《早期稻田遗存的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中国农史》2016年6期，第13-28页。

[6]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2014年4期；赵柏熹、郭静云：《从新石器时代到国家时代长江中游礼器所见“四方”观念刍议》，《人文论丛》2019年第2期。

[7] 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南方文物》2021年2期。

[8]范梓浩：《从泥质黑陶遗存看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转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5期，第31-41页。

[9] 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

[10]郭静云：《扶桑十日神权庙法的兴衰：从考古资料复原拜日信仰的演变并厘清其历史寓意》，待刊。

[11]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7-53页。

[12]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3期；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二）》，《南方文物》2019年3期；郭静云、郭立新：《邓家湾屈家岭文化祭坛上的冶炼遗迹考辨》，《南方文物》2020年6期。

[13]郭静云、邱诗萤、郭立新：《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青铜文明（一）》，《南方文物》2019年4期；郭静云、邱诗萤、郭立新：《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青铜文明（二）》，《南方文物》2020年3期；31；郭静云，郭立新：《生命的本源与再生：从石家河到盘龙城丧葬礼仪中的祖先牌位、明器与陶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231-254页.

[14]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282-324页。

[15]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上海文化出版，2017年，第128-154页。

[16]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

[17] 详参郭静云：《翼兽：中国与世界》，出版中。

[18]郭静云、郭立新，《中国洪水与治水故事》，《史林》，2020年第4期；郭立新、郭静云：《夏处何境——大禹治水背景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1期。

[19]郭立新、郭静云：《夏是哪国王朝——历史英雄大禹的文化属性暨原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3期；郭立新、郭静云：《从古环境与考古资料论夏禹治水地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2期。

[20]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A].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1-241页。

[21]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51-281页。

[22]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275-281页。

【说明】本文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