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物“上新”：解开古老文明源头之谜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6:42:301阅

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成长的土壤是长江流域上古文明体系，其本身也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给世人带来的惊喜还能持续多久？考古工作者正试图用阶段性考古发掘的成果，把这个答案补充完整。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阶段性成果——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龟背形网格状器等数件器物首次亮相，再一次吸引大众眼球。

长久以来，因器物造型独特夸张，一些人猜测三星堆某些文物源于域外文明。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则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这也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发现，但不超出“旧体系”

1986年，考古人员发现并发掘了三星堆1、2号坑，最近在两个坑旁又发现了3-8号坑。这8个坑有6个属于同一类，都是有规划的宗教祭祀器具的埋藏坑。最新考古成果显示，新发现的6个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据介绍，古代重要文物一般出土于墓葬和窖藏，一些古人将生前使用过的器物放进墓穴陪葬，战乱时期，也有古人把使用过的器物埋进地下，进行窖藏，待平息之日再取而用之。

不同于这两种出处，“这些文物都来自三星堆遗址一个特别场所的特别空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特别场所指的是三星堆人的祭祀区，特别的空间指的是祭祀区的神庙。

孙华表示，当初在埋藏坑附近存在专门的祭祀场所，其中还有神庙一类地面建筑，神庙中供奉神像，陈列着祭献用品和仪式用具。墓葬和窖藏出土物几乎都是日常人们的礼仪用器和生活用器，神庙的像设和供奉用器很难保留到现在，三星堆的神庙遗存是独一无二的。

在最新的阶段性考古发掘成果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

“这种类似的神兽可谓中国最早的翼兽。翼兽最早见于近东两河流域，大多造型为翼牛、翼狮等。也有专家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怪兽造型，像是独角翼马，并称当时西亚的少数器物，经由大草原向中国传来。所以，之所以有这种奇特兽类造型，可能是造型者道听途说的，他们听过，但没见过远域翼兽的真正形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教授郭立新说。

铜巨型神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除了“机器狗”铜巨型神兽，新发现里还有“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等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有些器物是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

虽然是新发现，但孙华表示，此次出土的文物仍然不超出此前1、2号坑所出器物的“旧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可以分为三类：人首鸟身的神像和青铜神树；为神服务的铜人像；供奉用器。

“这几个埋藏坑是一体的，有些器物放在这个坑，有些放在另外的坑，这也正常。这些新发现，实际上补充了我们对祭祀坑出土器物数量、种类的认识。”孙华说。

早些时候，1、2号祭祀坑曾出土4个戴黄金面罩人头像，其中2个有辫子，另外2个没有辫子。孙华先前曾经推测，4人是三星堆统治阶级的4个代表，分别代表有辫子和没辫子的贵族集团。但此次在8号祭祀坑中又发现了戴黄金面罩人头像，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代表可能不止4人。

考古人员还发现，在8座祭祀坑的周边，有大量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金器、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等文物。据介绍，这里面有像是带着翅膀、尖耳朵、凸眼睛的小神像，也有头发一部分向前、一部分向后卷着的小石人。负重跪着的石人，身体健壮，穿着短裙，头发梳成几股。

考古人员还在8号坑发现一些头发梳成几缕、向前或向后卷的铜像。其中既有尖耳朵、凸眼睛的小神像，也有与人特征一致的小人像。头顶圆尊人首鸟足且足踏鸟形云朵的神像，穿着短裙，应为那三尊人首鸟身、凸目尖耳大神服役的神像，其身体造型就好像以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一样。

“在三星堆人物形象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像大铜立人像那样穿着长衣而不扎腰带的人，穿短裙、扎腰带的人地位不高，为什么有些铜人像头发也要像神像一样，头发分几缕卷起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为神服务，为了取得神的认同，有意打扮成神的样子呢？这都需要根据材料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出结论。”孙华告诉记者。

金面罩铜头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三星堆文明发展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基本同步

出土的象牙似乎成了“常客”。在此次发掘中，又发现了大量铺在器物之上的象牙。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告诉记者，出土的象牙，需要采取应急性和预防性的保护方法。“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若出土文物失水过多，其修复保护的难度也会加大。”

早期军营门口都立“牙门”，树“牙旗”，以猛兽的牙齿来彰显勇猛的守卫。后来牙门也用于称呼官署，以后才改为“衙门”。三星堆埋藏坑在器物层之上埋藏象牙，有可能是用象牙或大象守卫埋藏坑的含义。孙华认为，当时神庙的门口和两侧，说不定就摆有成排的象牙，或者有真正的大象立在两旁。

祭祀坑的象牙从何而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表示，通过科技考古分析和研究，目前可以推断象牙来自亚洲象，但从何而来，包括具体区域分布，需要进一步探索。

K4出土的象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郭立新也提到，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中，就出现过象形图案陶塑，这或许可以证明当时长江流域是有大象的。

在某种意义上，关于象牙的探究，也联系到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即三星堆文明的溯源。长期以来，这是个被不断论证的问题。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吸取了黄河夏商周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的一些因素形成的。

根据传说、共同地域、文化连续性等，专家们推测，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遗存，三星堆文明就是古蜀文明。

“蜀”是一个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古代王国的称号。孙华介绍，古蜀文明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是前三星堆文化时期；然后是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早期，这时的古蜀文明迎来第一个高峰；此后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古蜀文明开始历经低谷；最后到战国时期，古蜀文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到达第一个高峰，此后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迎来第二个高峰。孙华认为，这说明三星堆文明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基本同步（时间上略为滞后），类似于母体和子体的关系。

郭立新提到，与三星堆文明大体同时的是汤商王国和殷商帝国，两商文明是中国同时代文明的主导者，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平原，以盘龙城为中心。当时形成了一个以汤商王国为中心和枢纽的、以贵重物品为主要交换对象的大型远程交换贸易体系，位于其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南部的虎国，都是这一交换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借由该体系，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礼制实践有趋同趋向，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的主流来源。

受殷商文化影响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青铜器上。在最新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中，其3、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一些玉器反映的精神文化内涵，生动地表达了汤商的信仰体系。另一方面，三星堆文明也直接传承了宝墩文化的因素。”郭立新告诉记者，在成都平原上，在三星堆文明兴起之前，还有一个同属于稻作文明的宝墩文化。稻作文明发生且成长于长江流域。所以，三星堆文明成长的土壤是长江流域上古文明体系，其本身也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一些外来文明因素也掺杂其中，例如，地处内陆的三星堆遗址出土过海贝饰品，专家们推论像海贝这类小物件应该来自印度洋。

孙华解释，三星堆文明的主体来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不是原生，而是次生的文明。三星堆文明也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从目前来看，这种远距离的文化交流指向古老的丝绸之路。

铜神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祭祀坑埋藏年代确认为商代晚期

出土文物的制作年代、使用年代和祭祀坑埋藏的年代，是不同的概念。“祭祀坑里有些器物铸造早，制作完后在神庙里又摆放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埋藏的时间却比较晚。”郭立新说。

因早期检测手段和认知水平受限，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界定也备受争议。取样样本少，样本不合适，会直接影响推测时间。“即使是一棵树，我们用碳14测年，分别用树皮和树心作为样本，其检测结果也可能相差很大。”孙华举例说。

对于三星埋藏坑的年代，早先有专家以政治事件为背景，从开明氏取代杜宇氏，将埋藏坑埋藏年代推断为春秋时期；还有专家以坑内出土年代最晚的器物为依据，论证其年代在商王武丁时期。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年代最晚的器物或许还沉睡在坑里，没被发掘出来。

孙华表示，从新发现的文物来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年代有早有晚，主要集中在殷墟中期，商王武丁阶段前后，其中出土文物年代以商王武丁前期的居多。从埋藏年代来看，可以推测在殷墟晚期，比公元前1100年还稍晚些。

“如果埋藏年代是在公元前1100年至1050年之间，这个年代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此时正是商王朝衰落，周王朝崛起的年代，根据这个背景，三星堆的神庙被烧毁、埋藏坑的形成就可能与当时三星堆王国内部的纷争有关。或许在选择亲善对象方面，有的贵族赞同依附商人，有的贵族主张支持周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三星堆国家的动乱。”孙华认为，当考古测年将三星堆的年代确定在商代末期，就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三星堆文化。

后来，考古人员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