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杨华武仙竹蒋刚：考古学视野中的三峡库区生态与社会环境发展

在三峡峡谷形成之时，人类就在该地区活动，并进行着早期的资源开发，创造了三峡地区的早期文明。三峡人类活动历史和峡谷演变的过程，蕴涵着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各种机制，其范围涉及今天的整个三峡库区。从考古学的视野研究库区的生态、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三峡库区远古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互动

三峡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环境，形成了适宜人类早期发展的自然条件。古人类在此经过了早期演化的重要阶段，并遗留有丰富的人类化石资源。人类在适应三峡环境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的资源环境进行着早期开发和利用。人类化石资源、丰富的伴生动物群资料以及人类在三峡早期经济开发中的专业生产，揭示了人类在三峡库区的早期活动和三峡原始生态以及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古人类化石资源及其生存背景

三峡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古人类化石密集区。该地有距今约200万年的欧亚大陆早期人属成员，也有距今一万多年的晚期智人。从早更新世早期到晚更新世晚期，三峡人类化石基本形成一个较连续的人类“演化链”。三峡人类化石资源丰富，但研究情况较粗浅。因此，制定三峡地区古人类化石资源的科学研究规划，深入、细致地对该地区人类化石资源进行研究，重现早期人类演化历程及环境背景，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古人类与古环境研究领域的进展。

1.关于人类自身演化。目前，国际古人类学界在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早期人类起源。这一领域的问题主要是探寻早期人类起源的过程，如研究早期人科成员在灵长目中的位置、人科成员与猿科成员开始独立演化的具体时间等。二是研究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直立人是由早期人科成员向古老型智人演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晚更新世时地球上最繁盛的人类成员。直立人研究包括人类在中、晚更新世繁盛阶段的演化传承、进化中心和迁徙路线等。三是研究现代人的起源。现代人起源是研究化石人类向现代人类演化的过程。三峡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与国际人类演化热点中的三大课题密切相关。关于人、猿过渡阶段，重庆市的巫山人遗址具有重要意义。巫山人如果是“人”，那么该遗址则是我国和东亚最早的人化石出土地点。巫山人如果是猿，那么该遗址也是亚洲人、猿共生阶段的重要材料。巫山人遗址中还出土有巨猿化石。三峡巫山人遗址发现的巨猿，是该生物分布纬度最高的记录。关于现代人起源，三峡地区化石资源显现出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地质时代上讲，三峡已发现了较多属于该阶段的人化石。如有可能为晚更新世早期的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奉节人化石以及可能为晚更新世早期的人属性质未经研究的雷坪人和草堂人（有可能为早期智人，也有可能为晚期智人）化石。从化石资源的丰富性上讲。三峡在10余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内，发现了现代人起源阶段的多处化石地点，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在人类化石研究的典型意义方面，三峡的人化石材料，比我国其他地方的已有标本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

2.三峡库区化石人类的原始生存背景。远古人类在三峡的进化过程，是与长江三峡的形成、演变同步进行的。在三峡最早的古人类遗址中，三峡尚处于雏形期。在三峡最晚的古人类遗址中，其人类已活动在三峡神秘的峡谷洞穴或新建造的河床阶地。三峡各个时期的远古人类遗址，包含着古代三峡形成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地质资料以及丰富的伴生动物群化石。根据三峡各遗址中蕴涵的地质资料以及伴生动物群化石，可以完整再现三峡峡谷的形成过程、古人类在该地适应环境、利用自然资源、完成自身演化的奥秘和历程。

（二）三峡库区动物多样性与生态演化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中，发现并经初步研究公开发表的古文化遗址动物群有16处，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初步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发展至今的古动物群序列。三峡库区目前亟待研究的古动物群资料还很多，如丰都玉溪遗址、忠县中坝遗址、奉节大溪遗址等。优越的动物遗骸保存条件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使三峡库区成为我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古动物群材料最丰富的地区。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对三峡库区出土的古动物群材料进行整体研究、复原三峡库区原始生态环境下的动物多样性与生态变化以及研究三峡古文化与古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库区历史时期渔业资源与渔业生产

由于三峡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历史时期这里是我国最大的淡水鱼产卵场。葛洲坝、三峡大坝等现代工程的建设，改变了该地淡水鱼产卵场的自然条件，使三峡乃至整个长江流域鱼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在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中，由于国家对三峡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组织了100多家科研单位，在三峡地区用10多年时间对1万多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考古发掘。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从全新世早期以来，三峡地区丰富的渔业遗存并再现了相关文化。三峡渔业资源的历史变化、渔业资源与渔业经济的相互关系等，可以从三峡考古中的实物遗存和相关文化现象中得到真实、客观地反映。所以，三峡渔业的研究，不仅是科学认识三峡本地资源的基础，而且关系整个长江中、下游。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产量国，在三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进行渔业资源及历史经济的综合研究，对科学研究自然资源变化、人类历史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相互关系等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三峡地区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山地背景与三峡古代居民生活

这里的长江三峡指大三峡概念即西起重庆，东至宜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川鄂山地，地跨今重庆市、湖北省的宜昌市、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总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这里绝大多数是丘陵和山地，地形状况大致以重庆奉节为界，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即奉节至宜昌，经巫山、巴东、秭归、巫溪、兴山地面，主要是古生代碳酸类岩石所构成的褶皱山地，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三峡天险便包括于该段中。西段自奉节上游至云阳、万县、石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江津、巴南诸区、市、县并旁及开县等地面，主要是丘陵地带，海拔在400～500米之间。因受地形作用，气候的垂直变化也很明显。

但这里就是三峡古代居民生活的地方。上述坡陡、高差大、平地少的地貌与恶劣的气候特点不利于人类的繁衍生息，他们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同时又不断地改造着它，逐渐与大自然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生存空间。这里是古代巴国的疆土，其辖区大致东起巫山、北至汉中、两至僰道、南及黔涪，它幅员辽阔、物产众多。巴人的农业经济以山地作物为主，包括水稻、黍（黄米）、稷（小米）、燕麦等，而酒、鲜粉等粮食副产品也颇为有名。另外，茶是三峡地区的重要物产，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对峡江产茶、茶叶加工、饮茶及制茶工具的介绍。麻布和绢的出土，亦证明纺织业早在巴国时期已出现。盐是古代三峡地区最重要的物产之一，考古发掘和大量史料证明，忠县、云阳、巫山等地自古便是产盐重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巴族人便掌握了用盐泉熬盐和煮制岩盐的方法。

（二）水系背景与三峡古代居民生活

三峡地区的水系以川江为主。川江是长江中游的一段，长约1000公里，因主要流经四川盆地而得名。其中重庆以上的370公里称上川江，蜿蜒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低丘地带，接纳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支流水量倍增。重庆以下660公里称下川江。下川江因穿过著名的三峡，又称峡江。川江上峡隘、滩险、流急，因而给古代三峡居民的水上航运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川江上支流如蛛网密布，其中由上而下最大的4条为：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

三峡地区水系的发达，给两岸古代居民的生存与交往带来便利，他们在河岸台地建立最早的聚落，除满足饮水需要外，还从水中大量捕鱼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在河滩上留下一堆堆的鱼骨冢。古代巴人就曾造船、驾舟远行，要么是为了部族的扩张、迁徙、转移，要么是外出贩盐、运粮，由江流所带动的人口流动与物流，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三峡地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川江两岸的繁荣。于是，在这条黄金水系上兴起了诸如秭归、巫山、大昌、奉节、云阳、万县、忠县、西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重庆、合川、江津、合江、泸州、宜宾等码头重镇。但川江上峡多峡隘、滩长滩险、水深流急的自然地理条件又制约古代三峡人社会发展。因而，历史上洪水泛滥、撞岩沉船的事件接连不断，于是也才有了大禹的传说，有了一条条纤道，一座座航标，一代代以行船、拉纤、盘滩为生的三峡人。

（三）自然环境与三峡库区人类文化

与平原地带比较，三峡地区山峦叠嶂、水流湍急的自然环境显然是不利人类生存发展的。然而也正是在与恶劣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与融合中，三峡人成功地走到了今天。在今天悉心总结三峡文化之时，还不得不回到该文化得以依托、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上来。

三峡文化蕴涵执著，它植根于这里的崇山峻岭之中。起伏不绝的群峰几乎遍布整个三峡地区，自古以来三峡人除了与急流险滩搏斗外，还得顶风冒雨在危崖陡坡上讨生活。然而，也正是这恶劣的生存环境铸就了他们坚毅、倔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对这种性格，可以在大江边上留下的一道道深深的纤痕、危岩峭壁上艰难支撑的一幢幢吊脚楼，在湍急河流上飞架的一座座桥梁、大山里贯穿的一条条隧洞、以及在爬坡下坎行色匆匆的一群群行人身上轻易地得到印证。恶劣环境似乎注定了这地区的生命会充满悲剧色彩，但吃苦耐劳的三峡人却把它化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主义与大无畏态度，这态度又内化而成了“执著”。正是这里的大山、大水和大困难，铸就了三峡人的英雄主义气概。

三峡文化富于包容，它植根于滔滔的长江。川江水系除哺育了两岸的生灵外，更带给了三峡地区以新鲜而活跃的人文底蕴。从古至今，以川江为主干、密如蛛网的大小支流，承载着南来北往、东至西去的物流、客流与信息流，从而让内陆深处的三峡人得以走出盆地，走向全国，并融入世界；同时也使三峡人感受到了外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于是学习、沟通、交流与合作便成了自古以来三峡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的交流与合作成就了三峡文化中的“包容”，在承载重庆历史的三峡博物馆与重庆移民博物馆，在今天重庆每个角落“南腔北调”的语言中都能感受到这种大气十足的包容。是码头文化的“粗糙”，使重庆人容下了天南海北文化的“细腻”。

三峡文化体现重义，它植根于牢固的民族习性之中。几千年来与险恶环境斗争的生存需要，培养了他们团结、忠诚与耿直的秉性，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明大义、讲诚信。传说中大禹在这里娶了涂山氏，婚后三天便毅然踏上了救民于水患的征途，继而又三过家门不入；而守候丈夫归来的女娇，竟化作了江边礁石。巴国将军蔓子，拔剑自刎谢罪于楚王，为忠义与诚信作了最完美的诠释。南宋末年，钓鱼城的卫国战争，重庆人誓死不降，阻蒙古大军于城下，改变了国际局势。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城遭受了日机的狂轰滥炸，但重庆人民的爱国热情却逐日高涨，重庆因此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与远东战场的指挥核心。而今天，为建成三峡大坝，百万三峡父老乡亲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告别故土。

三峡地区人类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它是人与自然互动而和谐发展的产物。而当万顷碧波的三峡库区形成后，三峡文化也必将伴随着新的人地关系进一步发展。

三、三峡地区聚落遗址与生态经济

（一）峡江地区聚落地理背景与古文明进程

峡江地区是四川盆地东部的平行岭谷区，这些山岭多由中生代灰岩、泥岩、页岩和砂岩所组成，背斜顶部坚硬的砂岩被剥蚀后，下部灰岩露出，经流水侵蚀发育成槽谷，这样，一条山脊顶部就常常出现二岭一槽或三岭二槽的现象，槽内有小型的喀什特地貌发育，各背斜山岭之间则为向斜谷地，有丘陵和平坝，海拔在300～500米。这些岭谷内的向斜谷地，是渝东地区农业和人口的中心。峡江地区水系发达，在三峡库区范围内注入长江的有乌江、大宁河、香溪河等共计124条大小河流。在长江和一些支流的峡谷出口处，一般为软弱页岩地带，在江水侵蚀下，这些地方往往形成凹入的江岸和宽阔的水面，这就是所谓的“沱”，沱的水流平缓，两岸适宜人类居住，比如重庆麻柳沱遗址等。在宽阔的长江河段上，河床中央有因泥沙沉积形成的心滩，心滩因洪水淹没带来的泥沙堆积不断加高，发展成为一些可以居住的长度在1000～5000米间的“江心坝”，比如宜昌中堡岛遗址就在这种“坝”上。正是由于峡江地区大部分地区是高山，只有沿江、沿河地段由于自然力的作用形成一些被后来人称为“沱”、“坝”、“嘴”等的地方，这些地方地势起伏相对较小、相对平坦，流经的水流平缓，十分适宜早期人类的居住、生产和生活。古代居民充分利用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在这些“沱”、“坝”、“嘴”等的地方定居，随着人口的增多，聚落逐渐扩大，这个区域开始出现不同等级的聚落。但是，由于这些“沱”、“坝”、“嘴”由于面积相对较小，可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可容纳的人口有限，而其他大部分地区为高山地区，没有人类扩展的足够空间。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峡江地区古代没有发展出超大规模的聚落，聚落等级差异也不如其他地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喀什特地貌发育，大量溶洞的存在为早期人类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峡江地区成为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四川盆地周围都是高大的山脉，这些山脉将四川盆地与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单元。盆地内虽然河流众多，但是除了长江外，其他河流基本都发源于盆地边缘山脉内侧，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四川盆地与外界的交通和文化传播主要依靠长江沿岸这条通道。峡江地区作为交通要道为峡江地区古聚落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力。峡江地区成为四川盆地早期巴蜀文化向外扩展以及江汉楚文化西进的必经通道，两种文化的激烈争夺与交流使得峡江地区古聚落遗址呈现出多彩的状况。正是峡江地区这种地理背景使它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区域，峡江地区的古文明也就在多种文化因素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向前演进。

（二）三峡地区市镇、城市与生态

三峡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市镇，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历经元、明的发展，到明、清、近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体系。市镇的出现反映了这一地区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经济发展的程度、交通运输的便捷程度以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的密切程度。宋代至近代是我国城市和市镇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考察这一历史时段内三峡地区城市、市镇的发展，有助于认清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找准这一区域特定时代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另外，今天的三峡地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明清近代的城市—市镇体系，而且也面对着许多十分相似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对于历史上三峡城市、市镇的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深入了解其发展脉络，可以为当前的城市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但目前对于该区域城市的研究还并不够充分：第一，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前期、重庆开埠至北洋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目标以重庆、万县为主，其余的城市和市镇很少深入研究。第二，只关注某个城市本身，而对城镇网络、城乡关系和城镇与区域之外的联系不够重视。第三，着重于从商业和交通的层面探讨城市的发展，真正将城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贯通起来的综合性论著尚不多见。可见，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当下的城市规划建设而言，都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三峡库区古代经济结构变迁

三峡库区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些地理环境也深刻影响着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峡江居民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经济结构以适应人类的各项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峡江地区以开采食盐和丹砂为主，当时这一地区聚集了较多的人口，因为食盐和丹砂的开采可以获取较为丰厚的利润。

隋唐宋元明时期，峡江地区人口逐渐减少，大量的居民向四川盆地、腹地迁徙，盐业仍然是重要的产业，农业生产在三峡地区经济中占有了更大的比重。但由于人口稀少，土壤肥力较差，山地较多，当时的农业生产还采取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模式。由于长江航道通航不易，这一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清代中前期是山地经济的形成时期。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水田、梯田大量开垦，不同类型的灌溉设施出现在这一区域；这一区域由于山地较多，因此种植水稻较四川盆地中心地区少，大量种植玉米、番薯和洋芋，并通过养猪消耗不易保存的山地作物。随着长江通航条件的改善，三峡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沿线形成了许多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城市和市镇，三峡的农作物和山货也通过长江航道大量输出到国内市场之中。盐业仍然是该地区的一项主要产业，采盐仍然是许多人的生活来源。航运业成为该区域的支柱产业，围绕着航运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

重庆开埠后，区域经济日益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山货的出口受世界市场需求和价格的支配，由于出口难以与进口相抵，三峡沿线地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使农业经济变得相当脆弱和不均衡。

对峡江地区经济结构变化历程的考察，可以正确判断何种经济结构最适宜峡江地区的发展，这为今后峡江地区的经济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三峡库区水文资料的研究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近十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配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发掘出了一批批远古时期人类遗址，遗址时代包括有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通过对三峡地区长江沿岸远古时期人类居住遗址的位置、海拔高度，尤其是遗址地层堆积中叠压的洪水淤积，及其上、下堆积层中包含物的年代的分析研究，我们可推测出远古时期三峡地区长江发生洪水的大致年代，洪水水位的海拔高度，比较古今河床的高低、变迁，为当今人们治理长江三峡库区、开发长江三峡库区提供科学的证据。

（一）三峡库区原始人与现代人居住的位置

长江三峡库区沿江两岸原始人的居住区普遍比现代人居住区的位置要低得多，距今1万年以前的长江巫峡地段，常年水位海拔高度可能在70米以下，瞿塘峡以西地区奉节地段常年水位海拔高度可能在80米以下。那时三峡地区长江两岸的台地、缓坡明显都向长江延伸，长江河床也要比现在窄、浅得多，那时的三峡地区长江两岸台地后面的缓坡上遍布着茂密的森林，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多选择在靠长江（包括支流）两岸的一些缓坡地带，背靠森林（山坡），面向长江而居。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居住址的面积一般不会太大。

（二）三峡库区人类居住遗址中洪水遗迹的历史证据

在三峡库区湖北地段，考古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多达20余处，这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多数分布在长江沿岸，少数分布在支流沿岸。这类旧石器时代遗址多已被毁掉，保存较好的几乎没有。发掘研究者解释这些遗址被毁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常年受长江洪水冲刷，二是因后山崩塌或山洪冲刷所致。实地调查和部分遗址发掘的地层堆积资料，显示前者解释较为合理。在重庆地段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除了部分遗址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带外，也有不少遗址分布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带，如丰都烟墩堡、高家镇、井水湾等旧石器遗址即多分布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带，发掘时皆发现有原生地层。这些遗址按理也会遭到后坡山洪冲刷，但这些遗址却都保存较好，挖掘后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因此，山洪冲刷说不能成立。

（三）三峡坝址中堡岛遗址发掘与新石器时代长江洪水

中堡岛遗址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现，后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又曾先后对中堡岛遗址进行了多次复查。从历次采集到的标本和对台地边缘河坎断面上的堆积情况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包括夏商时代）的聚落遗址，距今约6000年。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附近地区同时期遗址地层堆积中洪水“淤沙层”的考古发现，引起了考古学、水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关注。研究者据淤沙层上下文化层中出土之遗物，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后，推测出了远古时期长江发生洪水的大致时间以及洪水水位的海拔高度。这些古代洪水资料的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文献史籍中对数千年前长江水文史无记载的历史空白，同时也为合理开发和治理长江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四）三峡库区远古人类居住遗址毁于洪水冲击的分析

巫峡地段的巴东高桅子、福利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原生堆积层被毁坏的时间，发掘时仍保存有东周时期原生堆积的资料表明，两处遗址被毁坏的时间在东周时期以前。发掘报告中指出：高桅子遗址的部分探方中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原生堆积层，另外。还发现东周时期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时期的遗物，但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时期的原生堆积层不见，只残留有遗物。福利溪遗址地层堆积和遗物都较单纯，福利溪遗址的第3层、第4层、第5层为东周时期的原生堆积层，另外，还有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此现象说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时期，其间数千年甚至上万年这里无人类活动。高桅子、福利溪两处遗址的地层堆积资料情况相似，都只见东周时期文化层，这说明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毁掉的时间应在东周时期以前。高桅子遗址被毁坏的时间更准确，商代、两周时期的原生堆积层皆被毁坏，证明毁坏的时间当在西周晚期以后至春秋晚期以前。进而还可以推测：在春秋晚期以前至西周晚期，长江三峡地区曾发生过一次或者数次较大洪水，洪水将巫峡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给冲刷掉了。

（五）从三峡库区200多万年前哺乳动物化石资料看长江河道演变

建始龙骨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温带草原型的马属现生种8个，此动物广泛分布于欧亚非洲。其中中国有2种：野马和野驴，它们均生活于荒漠、草原地区。化石丽牛属发现于欧亚温带草原地区，被视为温带草原类型，温带草原型的属只有2个（占属总数的6.67％，种总数的5.89％）。虽说占属总数、种总数比例不大，但反映出了龙骨洞堆积过程中气候有过小的波动，有趋凉爽的现象。在巫山龙骨坡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化石中有相当数量华北区成分，如现生的刺猬、小飞鼠、沟牙鼯鼠、鼠平及化石川仓鼠、笨仓鼠、模鼠、转角羚羊等，显现出华北动物的身影。那么，这些北方动物当时又怎么会到南方长江三峡地区生存且止于长江北岸的呢？研究者普遍解释为当时长江三峡地区气候曾有过一段干冷期，而当时这些华北动物的南迁，到此首先遇到了这一自西向东的天然屏障——长江，而这些华北草原型动物要想到达长江南岸则是十分困难的。研究者认为：“巫峡人生活时期，相当数量温带的动物存在表明，当时的长江要么未形成，要么仅是雏形。”自然地理显示的资料是，长江是由窄逐渐扩宽，河床也是在逐渐升高的。当然，龙骨洞、龙骨坡人生活时期毕竟离现在太遥远（距今约200万年），这里仅用于研究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水位时作为借鉴。

（六）三峡库区长江洪水的发生与植被破坏

从远古时期三峡地区古植被方面的资料情况来看，当时三峡地区森林覆盖率是很高的。有学者研究并统计，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地区还有着覆盖率很高的原始森林，如以四川（包括三峡地区）、贵州、云南森林覆盖率的资料为例，四川为60％以上，贵州为50％以上，云南为70％以上。汉晋时期西南地区森林覆盖率竟如此之高，那么历史再往前推移至距今1万年以前的远古时期，西南各地森林覆盖率就更高了。植被没有受到破坏，森林覆盖率又是如此之高，水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自然流失的现象少。由此可见，正是因为生态环境没有受到破坏，所以，当时长江发生洪水的频率相对较少，洪水水位的高度也就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人类在三峡库区活动的历史逾200万年。人类活动对三峡库区地质、地貌和生态环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现代人对库区自然景观进行大规模改造时，从环境考古的角度研究库区生态环境变化，对在新形势下认识库区人地关系，合理保护、规划和开发库区资源条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