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7:01:471阅

民国时期，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开始剥离传统的脐带，艰难地然而终于迈进了现代史学的门槛。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随着西方史学的大步东来，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那么，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史，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

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对西学的了解，不再靠以往经日本转手的间接获得，而主要改从欧美直接输入。当然这一说法也不能绝对化。如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五四前，主要从日文转译，五四后仍继续得益于日本。如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就还是依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等人的介绍(注：如李大钊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便从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营养。另见张元济日记1920年7月29日写道：“朱绍廉现在日本使馆任书记，近丁忧回国。前日过访，今日往晤。谈及国内对于俄国共产主义竟无一书，和文书均经警厅检阅，其紧要处全已删去，必须从俄文译出。余问日人解俄文者多，如有译成之书彼国不能出版者，可否寄来一看?如果有办法，本馆亦可用。”(《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4页)时商务印书馆通过日本的间接作用确实出了一些进步书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经日文转译的。(注：《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的出版时间，迄今仍有疑点。可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80～2 86页。)但就民国时代的中西史学交流史来看，不管是胡适从美国引进了西洋的治史方法，何炳松从美国引进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思想，还是傅斯年从欧洲引进了兰克的史学理论，战国策派学人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都是从欧美直接输入的显例。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在这里，我们以梁启超在2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引进西方史学中的变化，对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这一特点再作一些补白。

研究梁启超史学思想不易，正如许冠三所说，“真正令研究者感到棘手的，乃是任公之爱以今我向昨我挑战，以及议论的反复、蕃变与芜杂”。于是梁氏的史学思想就有“三次大变革”。[1](p12～17)研究他的史学思想及其因时而“三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能就题旨略说一二。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名传天下的《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使我国学界“粗闻西洋近世新史学之要义”。[2](p108)然而，此时梁启超所得到的西方史学的知识，主要是从日本学者(如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那儿搬来，再加以增删与发挥而成。因此，这时候输入的西方史学，不仅就梁启超，而且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为一般性的介绍，且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3](p8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梁启超看来，主要归之于中西语言文字差异太大，而中日两国文字又很相近，“苟于中国文字既已深通，则以一年之功，可以尽读其书而无隔阂……故其效甚速也”。[4]此外，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输入西学(包括史学)方面，显然大大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当时诸多西说都可以通过日文而间接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企图通过日文翻译作为摄纳西学的捷径。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911年之前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书籍仅史地类大概就有240种。梁启超不谙西文，他曾于不惑之年从头开始学习英文，即便如此，他在阅读颇为艰深的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原著方面仍感到困惑。但他精通日文，在他所接触到的日文书籍中，历史书所占比例甚大，以其《东籍月旦》介绍的日文书为例，在总共70种书中，史书就有50种之多。可见，梁启超写作《新史学》，构筑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要依靠日本的间接介绍。无怪乎浮田和民著的《史学原论》，在1902～1913年间中国竟有六种译本[5] 。其实，在20世纪初年，这种情况何止只发生在史学。康有为曾形象地指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6](p585)的确，在清末，中国输入西学的情境正如葛兆光所描述的乃是“西潮却自东瀛来”。[7]

梁启超引进西方史学至晚年发生了转变，即从日本的间接输入，而代之以直接从欧美引进，并且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一转变，当然与他的欧洲之旅是不可分的。他于1918年冬至1920年春，漫游欧洲，历时一年有余，足迹遍布英伦三岛及欧陆的法、德、意、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其中在法国逗留的时间较久，耳濡目染，更是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台湾学者杜维运说：“此时正值班汉穆(E.Bernheim)、朗格诺瓦(Ch.v.Langois)与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梁氏所请留法学生给他讲述的各门学问，史学方法是其中一项，应是不容置疑的。[8](p299)这一点得到了当时身处巴黎的李宗侗的确认。李这样回忆道：

梁先生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恰好住在巴黎，他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的学问，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另补充上很多中国的材料，但其原则仍不免受外国人的影响。[8](p298)

归国后，梁启超于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翌年即把讲稿汇集出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这确是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一部不同凡响的史学名著。我以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尤其是史学上的业绩当数从《新史学》刊布时的20世纪初至《中国历史研究法》问世前后，这20年间最为卓越亦最具影响。这一点无疑与他直接汲取西方史学是息息相关的。以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此书新见，许多确是梁氏新创，但细细探之，所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又十分明显。杜维运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二氏合著的《史学原论》(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李思纯的中译本于1926年出版，后被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列入，1933年又版。)作过一番很细微(两书选择相关段落，逐一对照比较)的探原工作后，得出结论说：“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9](p339)当然，从《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来看，梁氏也绝非只受朗、瑟二氏的影响，他也受益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4～1937)1889年出版的《史学方法论》；他还受到过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的影响，接受这派历史哲学家对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所作的严格区别，而放弃了早期受实证主义史学影响对因果律的追求。梁氏之“变”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与彼时彼地所受的西方史学的影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可从丁文渊在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前言”中得到确认(注：丁文渊“前言”：“二哥(指丁文江——引者)当时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不过，杜维运说，梁氏是否完全由自己阅读了丁文江所介绍的几部书，则尚可存疑。)。完全可以这样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无疑是中西史学互相激荡下的产品”(注：参见杜维运的《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印行，第 337页)。又有论者认为，梁启超晚年对于中西文化问题已达到自觉认识的阶段，而不赞同对他文化观点“保守”与“倒退”的批评(见陈其泰：《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 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倘此论不谬，我以为梁启超晚年对中西史学交流与融合也达到了某种自觉认识的阶段，杜维运说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中西史学互相激荡下的产品”，也正是说梁以他的具体的史学实践反映出这种史学理念。)。

二

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留学潮，自清政府于1872年首次派30名幼童留美开始，迄今已经历了130余年的历史。按戴逸的划分，它分为十代。[10]20世纪初出现留学日本热(第三代)，从1896年至1911年清亡，中国留日学生竟达三万余人，仅1906年就有一万三四千人。[11]其后世风日移，被称为第四代的“庚款留美生”、第五代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第六代的20年代的留苏(俄)生、第七与第八代的欧美留学生，都把目标转向欧美。可见在民国时期，留学欧美已取代日本成为新的时尚。

从本时段中西史学交流史来看，既然中国的西方史学需要从欧美直接输入，那么留学欧美当然就是一个先决条件，留学生在中西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就不可或缺。对此，先师耿淡如(1898～1975)1964年10月给我们谈起他的出国经历说：

我本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很穷，常常是揭不开锅盖。父母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他们的胃口却很大，指望我能跳龙门。十九岁那年(1917年)，我在家乡念完中学，只身来到上海，并且考取了复旦大学文科。我衣兜里没几文钱，交不起学费，那时又没有学生助学金的申请，只好一面干活(在图书馆抄写)挣钱糊口交学费，一面读书，就这样上完了大学，艰难地登了一次“龙门”。大学毕业后回故乡一所中学当老师，后又再次来到上海，进复旦附中教英文、史地等课程。白天想着父母要我出洋留学的嘱托，晚上做起了出国梦。……后来在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同乡富商的资助下，我在31岁时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圆了留洋梦。

1932年耿淡如先生学成由美归国任教，从此与复旦大学结下了四十余年的不解之缘(这一点颇像19世纪德国史坛巨匠兰克从1825年进入柏林大学，直至1871年退休，在这所大学任教达46年之久)。三年后，齐思和也从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归国；又过六年(即1941年)，吴于廑以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的身份跨入耿、齐两人就读的同一所美国大学……时年34岁的耿淡如、31岁的齐思和、33岁的吴于廑相继学成归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世界史研究，都成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成为输入西方史学的主师[12]。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到美国求学，赴欧洲深造，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接受“洗礼”，这与当今精英知识分子的选择，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也稍有不同，民国时期留学生出洋学成即归国的多，而当今学成归国的少，更有不少是“信是东风唤不回”。

在赴欧美留学的潮流中，学术界涌现出了如胡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梁思永、张荫麟、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韩儒林、邵循正、罗念生、陈康、杨宪盖、严群[13](p110)，当然还有前述的耿淡如、齐思和、吴于廑等一大批民国史坛及新中国史坛上熠熠闪光的人物，为中西史学的会通与交融做出了贡献。

当然，留学欧美成为当时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时尚”，一个重要原因是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直接推动了留学潮流的涌向。另外，也与当时高校领导层颇有前瞻性的人才培养计划分不开。这里略举北京大学的二则材料，以资说明。

马叙伦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中称：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于是，就有必要派遣有国学根基的人出洋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成新型的学术人才。

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学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13](p110)如姚从吾就是据此赴德学习史学，后来成了在中国传播德国兰克史学思想的得力干将。

三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直接输入中国，其名著被大量译成中文出版，特别是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

史学理论、历史哲学云云，学界颇多歧义，争讼不已。依个人愚见，在纷繁复杂的术语争讼中，应设置自己的“工作定义”，否则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必得寸步难行。(注：这里所说的“史学理论”，从广义上而言，它既指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也指对历史学自身进程所作的思考。前者称之为历史理论(或历史观)，后者称之为史学理论，故狭义的史学理论仅指对历史学发展进程的认识。本文采广义解。以上所言，是现今中国史学理论界的一种普遍识见(参见《史学理论大辞典》主编蒋大椿的“ 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也包含了对历史进程与历史学进程的认识，而不再细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详见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284页，第八章“历史的哲学观”)。我个人认为，“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两词涵义相近，有时可以互用，不过“历史哲学”一词哲学家颇多采用，历史学家则厌之，如法国年鉴派史家就很讨厌所谓的“历史哲学”。)

是时，鲁滨逊及其弟子所阐发的“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德国兰克(L.Von.Ranke)及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美国杜威(J.Dewey)宣扬的实验主义，德国李凯尔特(H.Rickert)等人提倡的新康德主义理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H.Bergson)的生命哲学，德国黑格尔(G.Hegel)的历史哲学，德国兰普勒希特(G.Lamprecht)的文化史学，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和英国汤因比(A.Joynbee)的文化形态史观等等，都无须借助东邻(日本)而直接进入国门了。

与此同时，欧美相关名著纷纷被译成中文面世。举其要者有：

[美]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

[美]亨利：《历史教学法》，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

[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

[美]塞利格曼(R.A.Seligman)：《经济史观》，陈石字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

[英]弗林特：《历史哲学概论》，郭斌佳译，新月书店，1928年。

[美]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

[法]施亨利：《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法]瑟诺波司：《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大东书局，1930年。(又何炳松译为《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年。)

[美]斑兹(Barnes)：《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美]斑兹：《西洋史学进化概论》，雷震译，北京文化学社，1932年。

[美]斑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英]司各脱：《史学概论》，余楠秋、谢德风译，民智书局，1933年。

[英]司各脱：《史学与史学问题》，翁之达译，开明书局，1934年。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又王灵皋译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名为《历史哲学纲要》，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完全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至30年代，是西方史学理论直接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这在以上所列的翻译出版物中(注：还可参见侯云灏：《20世纪前半叶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论著索引)，载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56页。)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邹振环认为，20世纪2 0年代至30年代在上海形成了西书中译史上的“名著时代”[14](p193)。易言之，在我看来，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史上的“名著时代”。半个世纪之后，又发生了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二次高潮。

在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作品，如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等(1926年)、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年)、何炳松的《通史新义》(1930年)、卢绍稷的《史学概要》(1930年)、杨鸿烈的《史学通论》(1939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9年)、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1945年)、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等等。

在这里，对所述及的一书一人需稍作补充。

一书即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这是一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并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史学理论作品。对此作者在自序中写得很清楚：“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15](p1)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翦伯赞在这本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结合中外历史的发展进程，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方方面面，读后令人称快。[16](p157)笔者要补充说的是民国时期的西方史学输入，不仅仅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手包办的，其中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贡献，如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翦伯赞也同样如此。读他的这本《历史哲学教程》也可看出，他对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的发展了解于胸，试摘引几段：

“西方出现了希罗多德(Herodotus)、坡里比亚(Polybius，现通译为波里比阿)、李维(Livius)、塔西陀(Tacitus)这一些历史家，他们的历史著作虽然能博引详征，但主要的缺点还是不能理解历史的关联性，而只是迷惑于一些历史上的枝节问题。”[15](p53～54)翦伯赞对西方古典史学家是熟悉的，并能洞察他们史学中的致命缺陷。

翦伯赞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他对之评价甚高，称：“奥格斯丁(Saint Auguest，现通译为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在这本书中展开他的不朽的历史理论。”[15](p7)是的，由奥古斯丁所奠定的神学史观，在西方史学史上被认为是一场“新的革命”。

翦伯赞认为费柯(Vico，现通译为维柯)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三分法”：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及人类时代，并且认定他是把历史材料加以科学的整理，以设定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最初尝试者与开始者。[15](p9)的确，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历史哲学确实是由这位18世纪的意大利人奠基的。

翦伯赞深谙康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尤其对黑格尔的“世界史之精神的原则”的剖析很细微，[15](p58、74)这些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我们在此征引这几段文字，在于说明翦伯赞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输入了西方史学，尤其是西方的历史哲学。

一人即朱谦之。

说起西方历史哲学的输入，大体说来，在晚清输入的是西方社会进化论。无疑这一学说的输入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政治命题非常合拍，因而它一旦传入，迅即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为此做过贡献。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政治命题中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样，它也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演进提供了思想前提。然而，要奠立中国的新史学，只依赖社会进化论是难以完成的，还需求助近代西方历史哲学诸派别。五四前后，西方的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历史哲学相继传入中国，也很快地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共鸣。这里要补充的是朱谦之对输入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贡献。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朱氏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考古和中外交通史等许多方面都有建树，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撰写了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17](附录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他在民国时期为中西史学交流，尤其是为输入西方历史哲学而作出的成绩。朱谦之在这方面的著述可罗列如下：

《历史哲学》，1926年泰东书局版，1928年再版。

《历史哲学大纲》，1933年民智书局历史哲学丛书之一。

《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1933年民智书局历史哲学丛书之一。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书是从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出发，解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

《孔德的历史哲学》，1941年商务印书馆版，社会科学小丛书之一。

《柏格森与新史学》，1945年《学术与教育》第1期。

《黑格尔哲学》(五册)，1949年稿本。

通观朱谦之在这方面的作品，他所信奉的是克罗齐的“绝对的历史主义”，即是新黑格尔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一位忠实信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谦之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注：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194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书名为《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册，哲学·宗教类影印)，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以现书名出新版。1999年该书作为季羡林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之一，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分前论和本论两部分。前论谈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本论专讲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与法德两国革命之关系和影响，全书资料丰赡，论述别具新见。朱氏此书以有力的证据，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说明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说明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此外，朱谦之在抗战时期，还倡导“现代史学运动”，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宣扬西方史学新说，为中国新史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尤其他在《现代史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输入新黑格尔主义做出了贡献。

四

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史学的交流中起到了重大的与显著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20世纪中西史学的翻译出版史可以佐证。笔者为知识领域所限，这里的 “采样”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也许是很具范型(Paradigm，亦可译为模式、范式)意义的。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从它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商务印书馆就以其“文化商务与商务文化”[19](p3)的全新出版理念，与传统的出版业区分开来。百余年来，它致力于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尤致力于翻译出版业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谈论20世纪的中西史学交流，绝对是绕不开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中一开头就说“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确是这样，以民国时期证之亦然。

说起商务印书馆，有两个人必须提到。他们两人可以见证百年商务的兴衰与沉浮，他们是“文化商务与商务文化”的实践者。进而言之，他们也是通过翻译出版为中西史学交汇与会通的功臣。

一是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历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政变时被革职，后从事学术活动，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自此全力投入出版文化事业。他曾主持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等，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足印。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巨匠，学术界对张元济的业绩多有评述，毋需在此赘说。(注：张荣华著的《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是近年来张元济研究中的一部有新意的作品。作者摈弃了人物传记的常规写法，而以历时性的若干论题相缀连，以彰显传主的非凡贡献，很可参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该书作者对张元济与王云五的关系却始终“守口如瓶”，不能不说是它的一大缺憾。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研究张元济，将成为研究王云五的一个很好的和必要的参照。研究王云五，自然也会成为研究张元济的一个很必要的对比。”(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1页)因此，张荣华的《张元济评传》对此大可不必讳莫如深。)这里就题旨相关内容，略说几句。

张元济为开启民智，致力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新知的输入，出版各类丛书，不遗余力；他尤致力于双语工具书(主要为英汉)的出版，为商务日后成为我国辞书业重镇打下了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对输入西学、启蒙国民、普及教育等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特别需提到的是，张元济本人尽管“沉溺西学”，[18](p13)西文造诣甚佳，早在1897年4月20日致汪康年信中已表示有翻译西书的打算[18](p15)，但张氏对输入西学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自己译了什么书，而在于甘愿为他人作嫁衣，全力赞助与支持那些担当普罗米修斯式的“窃火者”(翻译家)。学贯中西的张元济自身也在这文化沟通中成了“窃火传薪”的大功臣。

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堪称20世纪中国翻译史双璧的严译西学名著与林译文艺小说的出版，都与张元济的鼎力支持与精心策划分不开。严复所译西学名著，集中在戊戌后至辛亥前十多年间陆续出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为《严译名著丛刊》八种重印问世，在学界与坊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又重印发行。这是翻译家与出版家一次成功的合作。林纾所译欧美小说，凡180多种，极大部分也都是在商务出版的，亦称显例。

张元济对严复的“相为之诚，无微弗至”，[18](p119)也同样体现在对蔡元培身上。1 907年蔡元培即将赴德国留学，张元济与蔡商定，由商务印书馆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请蔡在德国为该馆译书。民国后，蔡又两度去欧洲，也是由张为其筹措经费，以维持生计。蔡也遵照张元济的嘱托，为商务编译德国学术著作。我们在考察蔡译在德国学术思想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当不可忘了张元济的作用。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帮助，充分反映了他对青年学子远赴域外求学的支持。张在财力上全力支持罗家伦赴美、英、德等国留学，出洋期间，罗家伦译完了英国学者柏雷的《思想自由史》。这位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要员的罗家伦，却是五四运动时的“先锋派”人物。他翻译的《思想自由史》是柏雷名作，至今仍在学界流传(注：罗家伦所译柏雷《思想自由史》，被钟叔河主编的《凤凰丛书》收入，于1988年由岳麓书社重版。本书专论西方自古希腊迄至近代的思想自由的历史。钟叔河在《凤凰丛书》序言中云：“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永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我以为，循着这一说法，罗家伦所译柏雷《思想自由史》一书，也是如此。又，柏雷(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现又译伯立、布瑞)，现代英国历史学家，1902 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平生著述甚丰，集中在古希腊史、罗马帝国史和拜占廷帝国史。他的“名言”：“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竟成了后世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座右铭”。)，这是罗家伦在“新潮时代”所做的有助于西学输入的一件好事。

此外，还有张元济与胡适的“意气相投”，张对沈雁冰的“赏识”，张对胡愈之的“ 提携”……对于张元济的业绩，有论者评论道：“为了中国的学术理想和新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地为先行者开辟安身立命的途径，提供真诚无私的帮助与呵护，具此高风亮节的又有几个?”[18](p122)我们也可以说，为了西学的输入，为了融通中西文化，数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甘为人梯，为“窃火者”提供真诚无私的帮助，具此高风亮节的又有几个?

张元济于西学输入的业绩凸显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展示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紧密联系。张荣华指出：“商务印书馆为张元济施展抱负提供了宽敞的场所，张元济则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并世无俦的出版与文化重镇。”[18](p53)又说：“凭藉张元济等人的开拓勇气、勤奋作风、敬业精神和凝聚力量，商务印书馆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发达、最具现代色彩的文化企业……”[18](p90)

百年商务，在众多的能人中，除张元济之外的“等人”，排在第二位的非王云五莫属。

我们在这里先看邹振环所写的一段话，以引出王云五。他这样写道：

“五四时期，自觉新知不足的高梦旦自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位，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请新文化运动的大将胡适主掌编译所。对这个现在看来只是一家出版社所属的科级或处级干部的职位，胡适竟然来上海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考察，逐个与高级编辑谈话，并提出了改革方案，推荐自己中国公学的老师王云五出任该职。”[14] (p411)

王云五(1888～1979)，号岫庐，广东香山人。

胡适引荐入商务印书馆时王云五33岁，是年为1921年。自此开始了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几乎是终生的不解之缘，文化商务由此找到了薪火相传的新的“掌门人”。

如何评价王云五，笔者无心置喙(注：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一书，对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与文化贡献等作出了很有见地的历史研究，王著也许是大陆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王云五的学术著作。)。我们不妨借章开沅的一段评论，对此作个交代。章开沅这样说：

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奠基于前王拓展于后，各有自己特殊的角色与业绩，我们没有必要简单地加以轩轾褒贬。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由于长期对立，对当代人物的评价中常夹杂党派成见，应属学术研究之大忌。[19](序言)

他又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并非大奸大恶，只要是具有造福于社会且泽惠于后世的大功业，即不可一笔抹杀。……对于王云五这样的文化人(就其主要生涯而言)来说，更不宜因为他的政治取向有误，而废其言并废其功。[19](序言)

章开沅对王云五的评断，我以为是公正而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的。

王云五自1921年入主商务至1946年离开商务，在民国时期的25年中，据王建辉的研究，王云五对于商务印书馆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主持商务的复兴事业、主持新式丛书出版、进行资本主义的出版管理方式也就是科学管理法的探索、扩大商务的出书和营业规模、开创文化商业化的成功模式。[19](p272～274)王建辉进而指出：“王云五以文化的商业方式成为中国出版近代化的最重要的探索者，为中国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商业的近代范式，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期从事文化活动提供了一个新典型。”[19](p275)这是很得体而又公允的一种评价。

我们这里只说一点，即王云五在商务主政时所出的丛书。这些丛书有《百科小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我们选择后两种为例，藉以说明题旨。

一说《万有文库》。它共出两集，合计4000册，1710种。这套丛书选题广泛，规模宏大，类似现代的百科全书，带引读者进入知识的海洋。王云五曾谈到这套丛书的构想：“数岁以还，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与夫农、工、商、师范、算学、医学、体育各科小丛书等。陆续刊行者，既三四百种，今拟广其组织，谋为更有系统之贡献。除就汉译之世界名著及上述各丛书整理扩充外，并括入国学基本丛书及种种重要图籍，而为万有文库。”[1 9](p111)因为它的“万有”，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说来有趣，笔者在弱冠之岁时所购的《史学原论》(万有文库第一集)、《史学方法论》(万有文库第二集)等“万有文库”本，竟一直伴随我至花甲之年，至今还不时查阅，从中受益。可否这样说，“万有文库”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田，它灌输新知，输入西学，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其功大焉。从学科史角度而言，这套在1930年代前后(1929～193 5年间)推出的丛书，正与其时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相呼应，推波助澜，不断催发了丛书的出版。按王云五的设想，“万有文库”还将出第三集，其规模至少可达四五千种，终因战乱而作罢。

二说《大学丛书》。为推出这一套高水平的丛书，在当时成立了由蔡元培领衔的各学科权威人士组成的大学丛书委员会，共有委员51人(注：这51人的名单如下：丁燮林、王世杰、王云五、任鸿隽、朱经农、朱家骅、李四光、李建勋、李书华、李权时、余青松、何炳松、辛树帜、吴泽霖、吴经熊、周仁、秉志、竺可桢、胡适、胡庶华、姜立夫、翁之龙、翁文灏、马君武、马寅初、孙贵定、徐诵明、唐钺、郭任远、陶孟和、许璇、陈裕光、程天放、程演生、冯友兰、傅斯年、傅运森、曹惠群、邹鲁、郑贞文、郑振铎、刘秉麟、刘湛恩、黎照寰、蔡元培、蒋梦麟、欧元怀、颜任光、颜福庆、罗家伦、顾颉刚。这份51人的名单与王建辉在《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第138页所列的54人名单不全相同，51人的名单中少了王著名单中的李书田、周昌寿、张伯苓、梅贻琦，却多出了许璇，不知为何。此处所列51人名单，见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斑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大学丛书》之一种)之扉页。)。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套丛书已出版200种以上。它既是大学教材，相当部分又是原创性的专著(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它既是如蔡元培所说的“国化教科书”，也有兼容“舶来品”的西儒之作的译著。如笔者同是在弱冠之年觅得的美国新史学派名家斑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注：斑兹( H.E.Barnes，现通译为巴恩斯，鲁滨逊的弟子)著《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是现代西方史学名著，中译本共588页。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董之学。)，迄至今日学界还有人在引用它，[20](p164)可见斑兹之书的生命力，可见“大学丛书”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的权威性，只要浏览一下大学丛书委员会这50余人名单中，我们前面提到的何炳松、胡适、蔡元培、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罗家伦等皆赫然在列，就毋需再多加述说了。它还来自于“大学丛书”运作过程中严格的选题、组稿、审稿程序，这会令当今的出版机构感到汗颜。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的是，由王云五主持出版的“大学丛书”也是颇有助于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的。

此外，与出版机构相似，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杂志报刊也为中西史学的交流提供了园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朱谦之创办的《现代史学》杂志对传播西方史学的贡献，事实上只要稍稍查阅一下中国近代史学论文索引[21](附录)，便可知晓当时各类杂志、高等学校出版的学报以及各种报刊在这方面所起的媒介作用了。例如，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胡适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册》上发表的《演化论与存疑主义》(1922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上发表的《新史学导言》、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张荫麟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1933年)以及战国策派学人群在《战国策》半月刊上所发表的相关文字(1940年代初)等等，都可资说明。这里所举自然是挂一漏万，难以尽述。在此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民国时期出现了像《史地丛刊》、《史地学报》、《现代史学》等专业性较强的史学杂志，为中外(西)史学交汇创造了便捷的条件，这也是民国时期史学不同往昔的一种新景观。

“午未相随各百年，纵横世界感惘然。”(注：这是汪荣祖的诗作，全诗如下：“午未相随各百年，纵横世局感惘然。过河博士情难已，渡岭先生意若禅。粤海瀛台同有泪，新文旧义两无边。莫教绝艳连根尽，瞻望千秋念昔贤。”载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 277页。)这是后人为胡适、陈寅恪百岁纪念而写的诗句。昔贤所感受到的“惘然”，既让我们领悟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辛，体会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拶逼与世道变幻下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到现代中国的倏阴倏晴、忽风忽雨的历史沧桑给学术事业所带来的影响。考察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是如此，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外(西)史学交流也是如此。

对于本阶段的中西史学交流的业绩，本文通过以上诸点，或可略现剪影，它较之晚清，可谓是前进了一大步。不同国家、民族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融通是必需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难道能自外于其理吗?又细究历史，这一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仍是有其局限性的，就其西方史学的输入而言，局限性尤甚。其因或许是时代动荡的缘故，或是如钱钟书所说的“斯土见事素迟”的国民性格所使然[22](p26)。昔贤因此而未能达到他们自期的目标而感“惘然”，胡适是这样，傅斯年、陈寅恪等也莫不如此，真令人有一种“骨化成灰恨未休”[23](p277)的感叹了。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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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J].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6，(3).本章引该文出注者，均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二[C].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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