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7:12:501阅

一前言

前不久，我国“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并被评为199 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了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1]。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相继成立，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频频问世，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亮点。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各国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前沿课题，因此，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进展也是对世界学术界的重大贡献。然而从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来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方法和阐释尚需要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国际学术界的文明起源研究早已迈过了“断代”这个层次，而着眼于更具挑战性的课题。

1992年11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美国研究中心邀请了10位权威学者，对国际学术界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认为在过去25年里各国学者就探索早期国家的兴衰原因的课题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理论课题提供新的启示。这些课题包括：早期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它们的规模和疆域范围、国家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性质、早期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系统比较的重要性[2] 。

对我国和西方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视野、方法和目标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别。比如，尽管夏商周断代采取了多学科的方法，但是它的视野和目标还是以历史编年学为导向，它最为关注的是“何时”的问题，于是确立早期国家的起始时间以及延续和更替的年代，便成了我国学术界探索的焦点。然而，国际上的同类研究更注重文明和国家起源和消失的原因，学者们关注的是“为何”的问题。换言之，当前国际探索的焦点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并且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性和个性。由于研究视野和方法论的不同，我国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仍限于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罗列和一些表象的推测，还没有深入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的动因探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探索还涉及到一个科学研究的价值问题。研究价值和科学意义是学者们从事研究的前提，在同一课题的诸多方面，并非任何现象都会被学者们看作是有意义的，只有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3]。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主持的，以历史学为导向的这项探索，决定了研究目标的编年学定位和史学价值，研究方式常表现为基本材料的梳理及史料与考古证据的罗列，缺少鞭辟入里的理论阐释。而国际上的研究，除了历史学之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学者的共同参与，因此这类探索更加注重社会演变规律的探讨和历史过程的重建，因此它的研究价值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谈论至此，我们不得不触及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对文明理论探讨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直到最近，我国的学术界及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文章不多，目前虽有一些大本著作问世，但是其中的理论探讨读来还是让人感觉有点不得要领。而笔者向我国学术界介绍的国外文明起源理论的文章，居然被斥为“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这不禁使人想起韦伯的一段话：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愈普遍，它们就愈重要和愈有价值；然而对于赋有具体条件的有关历史现象的认识来说，一般的规律因为其内容较为空洞，所以也被认为毫无价值[4]。由此，我们明确感受到以历史编年为鹄的的中国学者和以探索社会通则为己任的欧美学者之间在价值理念上的明显反差。

社会科学的理论是一种探索的向导和组织研究设计的途径[5]。如果没有高层次理论的指导，研究往往是盲目或短视的，而且难以把握住研究的方向。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如果要进一步深入，就必须重视开拓视野的理论研究，否则，研究的水平只能停留在原始材料的重复炒作和想当然的解释之上。本文试图对中国和欧美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一比较和讨论，以期为我国这项重大的研究课题提供一个国际性的视野。

二欧美理论探索的历史回顾

早期国家的社会学探索，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就是许多伟大学者讨论的议题，其中包括了被称为政治科学奠基人的霍布斯(T.Hobbes)和休谟(D.Hume)。特别是霍布斯的国家起源学说，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把国家看作是从政治和立法来制订“契约”，社会成员用限制个人的私利来换取和平。1676年，弗格森(A.Ferguson)发表了《文明社会史论》，他从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探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变过程，认为人性是由许多对立的倾向所构成，而冲突对于文化与社会是一种积极的动力。外界敌意愈强，社会内部的团结也就愈紧密。他还认为，标志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和财富不平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来说也是祸福并存[6]。1776年，亚当·史密斯(A.Smith) 发表了其开拓性的著作《国家的财产》，他首次将文明演化的重点从社会经济的因素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和法律及政府的因果关系来考虑。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代表了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摩尔根根据他对现代原始社会不同的形态，提出了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理论，认为原始社会的发展均经历蒙昧期、野蛮期，然后到达文明期。他提出，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的，缺乏商业、私人财产、经济的阶级和专横的统治者。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贸易的增长，最后导致了私有制和贫富阶级的出现。

摩尔根的社会演变理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将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之中，并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一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改善增加了剩余产品，促进了贸易，使社会的需求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不劳而获的自然增值由于供求关系以及中间人活动的效果而产生，于是财产的私有差异也随之产生，经济阶级开始出现，这便是国家起源的经济基础。

此外，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演化阶段，它们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对亚细亚式的所有制形态作了描述，认为其基本形态是公社共同占有土地，公社内部是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府掌管重要的灌溉和交通等公共事业。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是现代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期，一大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文明和国家产生的机制进行探讨。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孔德将人类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社会的秩序和运转取决于功能的分配(劳动分工)和力量的聚合(政府)，因此政府和国家是有组织社会的同义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发展了孔德的社会功能学说，使之上升为表达清晰和合乎逻辑的理论。涂尔干将原始社会看作是均一的、无差别的和分散的，这些早期社会是通过所谓“共同意识”的信仰和情感系统进行维系和凝聚的，这和后来以功能相互依存作为维系机制的复杂社会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复杂化，原始社会中“共同意识”的维系机制会被法律和政府的管辖机制所取代。

象孔德和涂尔干一样，斯宾塞(H.Spencer)也将社会视为一种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系统，社会各部分类似于生物的器官的功能分工。斯宾塞是第一位将战争视为文明和国家起源动力的社会学家，他把社会间的冲突和战争看作是促进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家管理机制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力量[7]。

韦伯对政治制度发展的探讨也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分辨出三种类型的权力统治：传统的、神权的、法制的。传统的统治是建立在古老习俗制裁的基础之上；神权的统治是建立在对伟大和神圣首领的迷信和敬畏基础之上；而法制的统治是建立在首领的决策服从于法律的裁定和合理性上[8]。虽然韦伯并没有将这三种权力的统治看作是一种社会进化的阶段，但是这一概念和后来形成的原始社会、酋邦社会和早期国家的管辖机制相当吻合。

20世纪国家起源和复杂社会研究与两位著名学者的工作和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和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J.Steward)。柴尔德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从社会政治演变的途径来阐释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机制，他的自发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极其流行。而斯图尔特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来分析社会的演变，并倡导了居址或聚落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从人类栖居形态的特点来研究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演变。

柴尔德认为，考古学应当寻找人类经济和社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他把农业起源称之为人类经济的第一次革命，而把城市和国家的出现称为第二次革命。柴尔德视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是富饶地区剩余产品积累的产物，因为公共资本的积累促进了贸易，可以供养从事贸易的商人、专职工匠和官吏，并建立军队来保护贸易和商人，这种社会的分化导致贵族阶层和官僚制度的形成[9]。在1950年发表的《城市革命》一文中，柴尔德进一步提出了城市起源的10条标准：(1)在有限的区域内集中了较多的人口；(2)手工业专门化；(3)剩余产品由中央权力机构控制；(4)存在公共祭祀建筑；(5)社会等级差异明显；(6)采用文字；(7)科学研究发轫；(8)自然主义艺术出现；(9)存在对外贸易；(10) 栖居方式不再依血缘关系而定[10]。这十条标准在50年代被学术界所广泛引用。

斯图尔特将社会看作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系统，其中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等特点以独特的功能关系维系着社会并保证群体的生存。这种复杂社会的适应在许多方面已不同于简单社会，资源和土地的利用越来越反映外部的经济结构而非内部的生存目的。国家和帝国这类超级社会可以超越下层社会生存的范围，把它们组织在较大的政治社会单位以内。各个当地的社会适应于各自的环境，但是为整个复杂社会的生存提供不同的资源、粮食和劳力[11]。

从50到70年代，欧美学术界出现了几种影响较大的早期国家起源的理论，这些理论分别强调某个社会变量是国家起源的主因。它们是威特福格尔(K.Witffogel)的灌溉说、卡内罗(RL.Carneiro)的战争说，哈纳(MJ.Harner)和杜蒙德(DE.Dumond)等人的人口压力说。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RM.Adams)在总结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变量互动的综合说。

威特福格尔的灌溉说认为，一些早期国家形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一些依赖小型灌溉系统的农业部落认识到，他们如果能放弃单独的灌溉系统，而将各部落的系统合并成一个统一的体制，就可以更为有效地计划和管理水源，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起源[12]。

卡内罗的战争说以秘鲁河谷的考古学研究为依据，认为受到地理和社会限制的农业聚落之间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短缺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频繁的兼并战争。为了有利于攻防，一些关系密切的部落开始合并，社会群体的规模开始增大而数量减少从而形成了酋邦这样的部落联盟。然而，战争并不到此结束，直到一个区域被最强大的酋邦统一为止。这就是国家形成之路[13]。

哈纳认为，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决定因素。由于农业导致大规模的定居，促进了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当人口密度增加，就会使土地和资源短缺而价值提高。对于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使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向超家庭的社会关系发展。在强化的对土地和资源的竞争和控制中，在社会内部会产生一种世袭的体制来强化对土地和资源的继承，并形成集中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当竞争进一步增长，社会的等级分化和政治联合会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形式[14]。

杜蒙德认为，人口密度的增长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先决条件，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协调来加以化解，于是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土地和其他资源私人拥有和世袭体制的发展。处于拥有分配权力的人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社会就发生了等级分化[15]。

人口压力的理论后来进一步为美国考古学家科恩(MH.Cohen)所发挥，他认为，早期国家和政府形成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调节人口与土地之间失调的矛盾。当人口增长接近农耕土地的载能时，人类社会就会发展出国家机构来应付这种危机。所以，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调节人口和土地平衡失调的一种社会机制[16]。

由于强调单一变量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有些地区的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与灌溉无关，而有些战争频繁的部落社会并没有能向国家演化，因此，亚当斯提出了一种多变量反馈和互动的综合理论。亚当斯还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的界定，认为文明是一种广泛和世代延续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和地域界限划分的等级社会[17]。这一看法也为其他学者所接受，即国家是一种政治和政府的单位，而文明是与政治或政体共生的文化现象[18]。亚当斯的多变量国家起源理论被用图表表述如下[19]：

亚当斯还指出，国家的起源是原始的、以纵向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向复杂的、以横向经济和政治管理的专制社会转变的结果。他还认为，神权时代的结束是城市革命的第一步，国王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指世俗政体的最高领袖。

1962年，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R.Service)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理论，把酋邦看作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将其定义为 “具有一种永久性集中协调机构的再分配社会”[20]。在1975年出版的《国家和文明起源》一书中，塞维斯进一步对酋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个非武力的、由神权向政府和法制统治机制过渡的贵族社会[21]。他认为，分析酋邦阶段政府和法律机制的形成是探索国家起源原因的关键。

1967年，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H.Fried)提出了四个阶段的社会政治演化模式，它们是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阶级社会，并对它们作了严格的政治学定义。然而，弗里德的四个阶段和塞维斯的四个阶段并不重合。其中主要是酋邦，它跨越了等级和阶层两类社会。弗里德给国家的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22]。

塞维斯和弗里德的理论对国家起源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大量的研究集中在酋邦这一过渡阶段性质的讨论，并对社会再分配机制在促进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如，卡内罗对酋邦的体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将其看作是“ 一种自治的政治单位，由一名最高酋长长期控制下的一批聚落和社会群体组成”[23]。学者们进而发现，酋邦其实包括了一批形态和复杂程度各异的社会，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酋邦都能向国家演进。于是，厄尔(TK.Earle)提出了一种复杂酋邦的概念，并定义了复杂酋邦的三项特点：(1)酋长与平民之间在等级上完全隔离；(2)领导权特殊化；(3)地区等级制日益集中[24]。后来，厄尔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证据进一步分辨出不同形态的酋邦，包括简单型和复杂型，神权型、军事型和热带森林型，等级型和非等级型等，并认为只有复杂和等级分化较高的酋邦才比较接近早期的国家[25]。

在文明起源动因的探讨中，再分配机制的发展被认为是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美国学者阿诺德(JE.Arnold)对再分配机制对促进社会复杂化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他提出，原始平等社会是一种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所激发的社会扰动，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的形式转变。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这种再分配在私下无法解决时，就会求助于某种社会机制。这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化。阿诺德认为，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如食物短缺和环境恶化，外来威胁增大，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社会流动性和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管辖制度的产生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26]。

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和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促进了管理体制的复杂化。但是在统治机制尚不完善的原始社会里，宗教是首领唯一可以用来对社会实施控制的手段。农业的酋邦一般都是神权型的，酋长是神的代表。为了体现这种超自然的权力，酋邦社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来营造大型的祭祀建筑和陵墓，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这种活动有助于体现酋长的神圣地位，以一种明确的空间关系来规范不同社会成员的行为、地位和特权，并体现整个社会由共同信仰维系成一体的稳固性。正是酋邦和早期国家在维持神权上的奢华投入，使得远古文明可以以物质的形态保留至今。

在探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大部分的早期国家和文明都消失了，而且远古许多文明程度很高的酋邦也没有能进化到国家，而且多数的早期国家都是短命的。这也促使了一些学者努力探讨国家和文明如何会崩溃的原因。泰恩特(TA.Tainter)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维持复杂社会所需代价和社会剩余产量之间关系的消长是文明兴衰的关键。当大部分能量和资源被用于祭祀、贵族奢侈消费以及公共建筑和陵墓的营造以维持社会系统而不是供养民生时，社会的解体就不可避免[27]。

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BG.Trigger)认为，人类的生存一般都采取一种“最省力”原则安排活动，即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讲究经济效益。然而，早期文明充满了权力的物质表现，“最省力”原则完全不适用于祭祀建筑和奢侈品的生产。神权能从象征性上予以表达和强化的最基本方式，就是对能量和资源的奢侈浪费[28]。这些学者认为，是这种难以逆转的能量透支拉垮了社会的政治体制。

美国学者科(MD.Coe)也从宗教体制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制约的原因。他指出，宗教是维持现状、创造现状、也是毁灭现状的一种力量[29]。这正如柴尔德早就指出的，当人类的行为被神权机制所制度化，并被宗教定为神圣，那么任何变动就会被视为违禁。这样，过度僵化的宗教体制会削弱社会的应变能力，并成为导致社会崩溃的绊脚石[30]。

综上所述，欧美学术界对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自开始起就着眼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项制约因素及其对这一社会演进过程动因的探讨。目前的理论探讨，已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提出各种研究课题和设想的依据，成为实例和个案研究设计的向导。于是，人口、环境、资源、战争、居址形态、贸易、葬俗、手工业、祭祀等因素，都成为综合分析的对象，使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但能够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

三中国学者的努力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看作是我国近现代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开山之作，他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论为蓝本，对中国的史籍进行分析和评述，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演变和国家形成的框架。郭沫若把自己这本书看作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郭沫若将西周之前定为原始的氏族社会，西周时期为奴隶社会，至春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并将蒙昧期末文字和铁器出现作为国家起源的标志。他还认为，中国古代所谓的国其实是一个大宗和小宗，所以动辄称万国万邦。所谓的王与侯也不外是大宗和小宗的酋长，而所谓的天子和帝也只不过是一个大族的最高头目。在国家形成的原因上，郭沫若认为，战争可以使武人专权，调换男子与女人的从属关系，使母系社会解体。军事头目变成酋长是国家成立的必经之路。经过文献的梳理，郭沫若认为尧舜禹是氏族评议会的各姓酋长，属亚血族群婚阶段，到禹破坏禅让制度，传位与子，才开始了家天下制[31]。

由于该书是在20年代所写，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考古学材料，所以他在利用史料对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描述与后来考古发现的证据出入很大。他本人也意识到文献资料的局限，认为地下发掘出土的材料是决定问题的关键，并期待自己的错误有彻底清算的一天。

20世纪20～30年代的殷墟发掘是我国早期国家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虽然该研究的起因是20世纪初“疑古派”对典籍作为信史地位的质疑，但是这项工作对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以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楷模与基石。

建国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和出土材料的积累，我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50到70年代，徐旭生、许顺湛、吴恩裕、佟柱臣等学者先后提出了二里头遗址是夏墟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焦点。

1982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我国学术界对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看法。他指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并出现了冶炼金属和文字[32]。

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考古学家苏秉琦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首先，他突破了长期以来禁锢学术思维的两个怪圈，即中华大一统和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作是历史本身的误区。中华大一统观其实就是将有文献记载的汉族史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正史，忽略周边区域的民族文化。苏秉琦提出了6个区系文化类型来取代了以前中原文明起源的一元模式，将它们看作是中华文明多元的起源中心，并把中华文明起源描述为“ 满天星斗”以及一种裂变、撞击和融合的过程。苏秉琦没有从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材料，而是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和帝国的文明演化模式[33]。

考古学家严文明也和苏秉琦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是多元一体的，并强调应当注意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背景对文明起源的影响[34]。

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其《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对近几十年来我国文明起源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四点看法。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吸收了晚近国外一些论著的观点，加深理论的探讨。二是强调考古学的重要性。三是重视传说的价值。四是反对文明起源的单元论。他进而将金属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礼制的形成、贫富的分化、人牲和人殉的发端等6项特征视为文明起源的象征而作了分别的论述[35] 。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中，王震中对国外将铜器、文字、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无法揭示文明的形成过程。作者还对将国家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看作是一种理论上较为抽象的阐述，如果要从文化表现和物化形式来进行探索，就必须从考古学上寻找代表文明起源标识的公共权力象征物。王震中对西方学者的“酋邦”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民族学研究中观察到的酋邦形态无法和考古学遗存对号入座，世界各国的文明并不一定都经过酋邦这种形式。他提出了从聚落遗址来研究社会形态的模式，把文明起源的过程分为：(1)大体平等的农业聚落形态；(2)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3)都邑国家形态。在国家权力的表现——王权上，则列出了(1)神圣性和宗教性；(2)军事性；(3)等级分化的族权三项来源和组成。他最后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模式中，以都邑国家及其强制性的权力系统出现为焦点，并体现在祭祀和战争的政治生活之中[36]。

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的绪论和理论章节中，谢维扬对我国的有关研究作了回顾并阐述了相关理论问题。他指出我国目前早期国家研究的主要缺点一是理论语言上的“老化”，二是对世界各国研究的资料缺乏了解。在理论方面，谢维扬仍比较偏重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尽管他认为摩尔根理论对原始社会的描述不够确切。在早期国家的定义上，谢维扬认为是一个难题。他重申了恩格斯和列宁有关国家的定义，但是觉得一般国家和早期国家还是不能相提并论。对于早期国家的特点，他列出了五项标准：(1)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2)与集权相关的政治机构；(3)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4)具有领土观念；(5)具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于早期国家的成因，谢维扬仅引用了科恩一个人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作了个人发挥。最令人困扰的是，谢维扬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塞维斯的“酋邦”作为不同的概念进行分别讨论，进而认为“部落联盟”对中国早期国家并不适用，而酋邦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并把酋邦看作是具有集中权力，专制制度出现，并具有了最高权力政治机构的社会[37]。该书的立论和有关早期国家和酋邦的基本概念存在很大问题，显然作者也没有能够克服他自己所列举的两大研究缺点。

在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一篇阐述了有关理论问题的思考。文章的立论采用了王震中的观点，认为文字、铜器和城市不足以标志文明的起源，国家形成的标志是阶级和阶层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文章提出，很难认为所有的国家起源都经历过酋邦这种形式。文章以平等农业聚落、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和都邑作为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三大阶段[38]。

近期国内还出版了许多有关文明起源的著作，由于内容大部分限于材料的堆砌和转抄，论述上也缺乏新意，所以不在此枚举。下面拟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问题作一讨论。

四讨论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 ，而这种缺乏科学理论和严谨方法的研究，便是“国学”的一大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文明和古代国家起源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从视野和方法来说，这项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脱“国学”的范围，还没有跳出“国情不同”的圈子。

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目前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承担，虽然每每提及理论，但却是我们“国学”中最不擅长的领域。张光直说，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理论的探讨，在研究上表现为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于是长期以来，我国历史学和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39]。在目前的一些文明和国家起源论著中，虽然对理论的阐释和国外理论的借鉴比较重视，但是由于对国外理论缺乏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在阐释“国情不同”的材料时，一些观点也就难免成为“ 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张光直语)。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经过大批哲学家和学者几个世纪持续的努力，创立起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不断发展，日臻成熟。这一进程完全是和以牛顿、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同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和以哲学及逻辑抽象思维为特点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的。比如，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不可能通过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我们无论积累多少事实，也不可能导出理论。理论实际上是人类智慧的发明[40]。正是由于西方学术界对理论的重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规律和通则的探索成为学术问题的核心，并成为无数探究的起点和向导。

中国的国学以“经”“史”为两大支柱，方法是记述和考证。因此，中国的学术传统擅长主观的价值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训练。比如，梁启超列举了5种历史学研究方法，它们是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收集排比法和联络法[41]。中国学者还十分偏爱“中国化”这个词，即以“洋为中用”来改造西学。科学考古学在引入中国之后，就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重视近代科学的演绎法，并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发扬光大，却将其纳入了与传统历史学相一致的描述与编年的窠臼。这种历史学导向的思维在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十分明显。早在20 年代郭沫若就批评，我国史学将神话传说看作正史是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不合理，但是直到今天仍有学者提议，应将五帝时代列为三代断代之后的下一个目标[42]。中西学术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下面，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反思文明研究的理论问题。

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与这三门学科有紧密的联系，历史学提供文献线索，考古学发掘地下证据，而人类学提供阐释的理论依据。在这点上人类学和历史学及考古学是有区别的，即人类学因其探求“规律”的性质而属于“正题法则科学”，而历史学并不从事规律总结的抽象思维，而是以补充的形式重建事件的复杂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历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43]。

由于我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并不内行，对该学科的方法论和历史沿革所知较少，而且对西方大量的文献也不很熟悉，于是在如何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来探讨诸如文明和国家起源等历史社会问题时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常常不知应如何处理驾轻就熟的史料、考古证据与陌生的人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比如，有学者说酋邦的概念和我国考古学证据无法对号入座。事实上，无论是史料还是具体的考古发现，这些具体的经验事实和人类学理论并不处在同一阐释层次上。韦伯指出，历史学家的因果性问题始终指向具体后果归溯到的具体原因，而不是指向探究抽象的规律性。我国学者的看法也应验了韦伯对这种偏见的描述：历史学的研究是某种与“科学 ”有异的工作，因为“概念”和“规律”与“历史”无关[44]。

由于历史学和考古学处理的均为直观的事实，而人类学理论往往是抽象的规律概括，于是强调客观性的我国历史学家便会难以分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不同，而常常下意识地偏向于相信直观的客观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理论概括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性、二是普遍性。和国家一样，酋邦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抽象概念，它与直观的物质文化并无直接的关联。正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金字塔的古埃及，但它们都符合国家的概念。因此，上面提到我国学者根据物质文化对号入座的理由对酋邦的否定，实质上是用具体事实来否定规律性认识。

再有，正如皮亚杰所言，人文科学将人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以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问题，使得研究者可以介入他本应从外部去关注的事实，倾向于偏信直觉并自认为是行家[45]。因此，在我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探讨中，不少学者自述的理论观点实质上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规律探讨，而只不过是个人直觉见解的表述而已。即使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讨论中，一些学者自以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观点，由于对相关理论的前提和条件缺乏充分的理解，因此也无法摆脱直觉的偏见。

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论受意识形态至上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演化理论，以及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演变理论常被我国学者置于理论探讨仲裁者的位置上，而没有从发展的学术观点来科学认识有关理论概念的变化。尽管马恩和摩尔根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其意义，但它们毕竟是19世纪的科学认识。童恩正曾对摩尔根理论的局限进行过讨论[46]，但是似乎并没有被充分认识，一些观点仍常被不加检讨地引用。

如果把摩尔根和马恩的理论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并从人文科学的整体发展来加以评估，那么他们的理论和其他理论探讨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并应当意识到：建立在马恩和摩尔根杰出贡献之上的20世纪理论已经超越了他们。然而，由于受“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怪圈的影响(苏秉琦语)，我国学者在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中，总不自觉地将马恩的论述以绝对真理的口吻来引用，甚至用他们的观点来评述20世纪的理论。于是，讨论中概念的混淆和思维的混乱便无法避免。这种混乱进一步由于我国学者对马恩的著作比较熟悉而对现代的理论著作比较陌生而成为一时难以克服的现状。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制约关系以及社会系统内部的冲突来探究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动力。相对于新考古学将社会文化看作是内部协调统一、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功能系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新视野。

理论与实践人文科学重视理论，因为它是帮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把钥匙和指导探索的向导。对于理论在国家探源上的意义，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弗兰纳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47]。我国学者在运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来探讨二里头遗址在夏代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时，一直处于缺乏共识的纷争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对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理论探讨。

西方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对酋邦概念和再分配机制的探讨，把资源控制和权力操控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动力[48]。这些从人类学研究获得的规律性认识，被考古学家用来作为具体研究设计的向导。欧美的居址或聚落考古发展出一系列的模式来帮助考古学家根据居址的网络形态来观察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变化，并从祭祀建筑的规模和数量来分析政体的演进层次，使考古学分析从文化研究上升到社会研究，将文明和国家起源探索不断推向更高水平[49]。

张光直说，考古实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盲目自动地向前走，而是每一个步骤都会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选择。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有根据的、有信心的；没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50]。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探讨迄今还没有发挥方法论设计的指导性作用，包括根据事实和现象提出问题，并引导人们从事解决问题的探究，以提出对现象新的说明方式来追求新的认识。除了起源于何时何地之外，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问题还包括它们兴衰的原因和时空形态差异。由于没有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理论思维，我国学者仍然只能从传说和史籍中提出文明研究的课题，把“五帝”作为下一个探究的目标。

五小结

我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探讨，既有理论研究基础薄弱的先天不足，也有对理论的作用和当代研究现状缺乏了解的后天失调。目前理论探讨和研究材料之间的脱节，使理论和具体研究个案之间无法建立起积极的反馈互动关系并持续推动研究水平的提高。理论探讨的不足，也使我们难以跳出国学的圈子，从世界性的视野来探讨、推动我们的工作，同时又以不断更新的认识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研究成果。

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契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在进入21世纪时，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作为这项研究灵魂的现代科学理论建设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不能发挥理论在研究中的向导作用，我们就无法提出新的观点来寻找新的证据，从新的问题来增进新的认识，这一探索也难以改变目前史料层层转抄、考古材料堆砌、阐释上众说纷纭的现状。

张光直曾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他强调了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总体框架中去研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我们需要做的三件事：深入研究中国的史料，尽量了解世界史，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哪些理论需要借中国的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史实中可以得出哪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51]。其中中国史实和世界史的概念，应当包括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张光直提出“21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中国世纪”的预言，应当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探索必须走向世界，全面了解国际学术界的成就，并让世界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