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我看东西方文化

在近年的文化讨论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常用的概念，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优劣和消长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但是人们对东方或西方的界定往往相当模糊，因而在对话或争论中常常不得要领，甚至自相矛盾。我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比较东西方文化，首先必须明确其概念，在此基础上，方能确立基本的观念。

一、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时间（时代性或阶段性）和空间（地域性）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地理基础是东方和西方，但实际是，东方和西方本身就有多种不同的概念。

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现代地理学把本初子午线（即通过英国格林威治的零度经线）以东的半个地球称为东半球，以西则为西半球。但为了保持各大洲的完整性，又将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称为东半球，而将南北美洲称为西半球，所以制图学上又是以西经20°和东经160°经圈划分东西半球的。不过这个概念只通用于地理学界，而且是在地圆学说确立以后，而不是在此以前。

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办法的前提下，地球上的人们都是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来确定东西方。例如，古代中国以中原王朝的首都一带为天下之中，玉门关或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一带）以外就是西方，称为“西域”，广义的西域泛指今新疆和其西的一切范围，包括印度在内；而今东北亚、中国的大多数岛屿就是东方，被称为东夷、东国、东瀛、东洋。古代日本则称中国为西方、西国，自称为东方，所以以“日出之国”自居，而称隋、唐等中原王朝为“日没处”。但对于在中国以西的国家的人民来说，中国无疑属于东方，甚至印度也被称为东方。罗马帝国之分为东西两部分，可见其内部也有东方和西方之别。佛教产生于印度，它向中国传播自然是东传，所以中国人要上“西天”取经，自己就以东方、“东土大唐”自居了。

现在通行的东西方概念产生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一般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如以西南亚和东北非地区即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国家至苏丹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为中东（中近东），以包括中国、朝鲜、日本（有时也包括马来半岛和印度支那）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为远东。欧美何时以西方自居，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估计也是在东方的地理概念确立以后。

从地理上的东西方又产生了其他含义的东西方，例如从本世纪4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东欧、苏联、蒙古、中国、朝鲜、越南组成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欧、北美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东西方又成了不同社会制度的代名词。由此派生出来的西方文化的概念往往等同于资本主义文化。广义的西方世界包括一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或经济发达国家，所以地处远东的日本可以跻身西方七国峰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属于西方国家。

由于这些概念大多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相应的文化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究竟东方文化有多大范围，西方文化影响到何处，东方文化以哪一国哪一种为代表，西方文化包括哪些类型，也缺乏共识。如果以儒家文化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以基督教文化为西方文化的典型，那么伊斯兰文化算东方还是西方呢？如果当代的西方文化是以资本主义的文化为主流的话，那么东方文化的主流是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还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如果是前者，日本、韩国、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是什么文化？

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一些比较明确的界限，也还应该注意到同一地区、同一文化内部的地域差异和时代差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如韩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现在韩国就拥有大量天主教徒，日本虽不能说真正“脱亚入欧”，与明治维新前毕竟已有天壤之别。就中国而论，儒家文化虽然长期占有主流地位，但从未统一过全中国，如新疆地区以伊斯兰文化为主，青藏高原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多数时间没有接受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原地区，也不是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信仰在特定的时期或地区都曾有过超过儒家的影响，多种文化混杂的情况就更多了。

在古代社会，交通的不便和传播的缓慢会造成一种文化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占据主要地位。但在近现代，同一国家或地区内存在多种文化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很难说其中哪一种更具有代表性。在一些移民集中、移民来源广的地方尤其是如此。一定要简单地将它们划为西方或东方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所以，在讨论或比较东西方文化时，必须有具体而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否则就毫无意义，更得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结论。有人在讲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或优劣时，往往将不同时代混为一谈，例如说到西方文化如何先进，如何发达，似乎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其实，要是以同时代相比的话，东方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至少并不比西方文化落后。总之，只有时间和空间概念明确的比较才有实际意义，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时代（或阶段性）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但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是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物质文化的差异主要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类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精神文化的差异虽然有人类主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物质文化的差异。地理环境固然难以有大的改变，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却能使物质文化产生巨大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文化的转变。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采集、狩猎、游牧、农业、牧业、工业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出现过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一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文化，一般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如东方的游牧民族与西方的游牧民族、东方的农民与西方处于同样生产水平的农民之间尽管会有很多差异，却不会有什么截然相反或互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就要大得多。为了适应各自的生产方式，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文化差异可能相当明显。同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的文化差异，往往远远超过在同一生产方式下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差异。

以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孝”为例，其来源是人类共有的同一血缘家族间的感情，逐渐发展为对父母和长辈的尊敬、服从，对子女和后代的爱护，这是人类的共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不尊老爱幼？所不同的无非是表达的方式和情感的程度。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中国人将这种感情发展为孝道，赋予特殊的含义，上升到理论，形成了制度。从表面看，西方似乎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的孝道，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与中国普遍实行的子女共同继承制也不相同，但在西方发达的农业国家中，构成中国孝道的基本原则同样存在，可谓异曲同工。西方主要的变化产生在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的改变，多子女的大家庭为少子女或无子女的小家庭所取代，家庭成员的活动和居住范围扩大，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对子女的体罚权为法律所禁止，对子女的抚养限于未成年前，父母晚年的赡养则主要依靠社会保险，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家庭的作用逐渐为社会功能所取代。这些变化当然与传统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适应了工业社会的需要。

近代西方社会的家庭关系与中国以往的孝道的确有很大的差异，问题是当中国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是否还能维持传统孝道的形式和内容呢？显然已不可能，近年来的一些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大中城市，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聚族而居不复存在，三代同堂也已是凤毛麟角。青年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男女的社会地位基本平等，传宗接代的观念日渐淡薄。在上海等提前进入老龄化的大城市，我们曾经视为西方家庭弊病的各种现象如老年人独自生活、进养老院、靠退休工资或养老金维持生活而不是靠子女的赡养、父母与子女财产分割等都已出现，并且将越来越普遍。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提倡孝，但这个“孝”只是对儒家孝道的抽象继承，只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对父母和长辈的感情，而不是儒家孝道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容，因为这些做法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条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可见西方的“孝”之所以与中国不同，是因为那里先进入了工业社会，而当中国也进入工业社会后，中国式的“孝”也会像西方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工业化”。

又如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观念，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近来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东方文化讲天人合一、生态平衡，讲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而西方文化只强调人的作用，讲人类征服自然，不重视生态平衡，造成环境破坏。我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多少事实作为根据？其实，在古代的西方文化中同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也并非不讲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之，强调“人定胜天”、人类征服自然的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未尝没有。我们当然应该肯定，在先秦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一些朴素的生态平衡的观念和环境保护的措施，但在讴歌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时，是否也应该认真了解一下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基督教、伊斯兰文化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在人类还没有科学地认识生态平衡的原理和保护环境的规律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会向自然界作过度的索取，都存在着破坏生态平衡的现象，都不可能自觉地保护环境。而且，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有一些正确的观念，也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当人类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时，必然会将生存需要放在第一位，而置环境破坏于不顾。

例如，孟子主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 惠王上》），即不要在树木生长繁殖期间加以砍伐，这对保护树木的正常生长，维护生态平衡当然有积极 意义。但如果据此就得出孟子时代已经掌握了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规律，就未免太天真了。其次，孟子的着眼点还是通过暂时的、季节性的禁伐达到“材木不可胜用”的结果，目的还是要伐更多的木，而不是为了让树木形成森林来保护环境。就是在他以后的一二千年间，中国人植树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使用木材。从帝王的宫室陵墓到普通人的居住丧葬，无不导致大量树木的砍伐，而帝王们耗费巨额财富和资源修建宫室陵墓的理论根据正是“天人合一”——他们作为“天”的象征，无论在哪一个世界都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更严重的是，在生存压力的驱动下，为了开垦土地和寻求燃料，大片大片的植被遭到毁灭，再也无法恢复。至迟在明代中期，有人已经指出毁林开荒会引起水土流失和下游的水旱灾害，但面对数以万计的贫困流民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到达之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西方的情况也是如此。与孟子的说法相似的观点在古代西方并不少见，甚至还有过保护森林的法律条文，但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人口激增的阶段，同样无法阻止大规模的开垦，并最终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物质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态平衡的破坏，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作出的反应更加迅速，采取的措施也更加有力。应该承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生态环境的论述比同时期的中国学者要高明得多，但他并没有借助于东方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思想。伦敦重见蓝天，泰晤士河鱼虾复生，靠的是英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治理手段，也没有听说受到东方文化或“天人合一”的影响。

今天，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他们拥有哪一种文化──都已认识到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就他们的认识而言，显然没有东西文化的差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只是程度的不同，而这正反映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差距，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一般要比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护得更好。还应该指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有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护环境的认识，之所以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主要还是有了工业国家的教训和防止污染的技术，而不是靠了东方文化的先见之明。即使如此，毁林开荒、破坏植被、滥挖矿藏、竭泽而渔、捕杀珍稀动物、任意排放废水废气废物等现象依然屡禁不绝，甚至明知会危及生命的事（如土法炼砷）也有人干，难道能归咎于东方文化吗？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必一一列举。结论是很明确的，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远比东西方之间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要大。

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无优劣之别，但在不同时代，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很难找到客观的标准，因为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思想学术文化）都离不开拥有或实践这种文化的人，而人的意识和感情会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物质本身当然可以有纯客观的标准，但一旦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这样的标准就失去了意义。例如一道菜的原料含有多少营养成分、相当于多少热量，可以有精确的分析数据，但做成菜后人们的反应就不会一致。中国的臭豆腐和西方的某些奶酪都会使一些人感到臭不可闻，避之唯恐不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鲜美无比，以一尝为快。如果要决定用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餐具，用以款待哪一类客人，享用时配什么音乐，那么意见会更加复杂。

物质文化是如此，精神文化就更难有优劣之分。例如，构成一件艺术品的物质可以有具体的标准，如它的原料、重量、色彩、质地等等，但当它成为艺术品后，作者与观众、观众与观众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可能有绝对的、一致的优劣评价。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学术观点、一种政治制度，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接受者会有不同的要求，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评价。

一种文化能够形成、存在并且延续或发展，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或必然性，总是适应了当时当地的条件，满足了创造者和拥有者的需要，尽管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文化本无优劣之别。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身都有所长，也有所短，但无论是否考虑它们的优缺点，都谈不上孰优孰劣。

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类文明的总趋势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在同一时代，有的文化处于先进地位，有的文化落后于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曾各领风骚，还是有先进落后之别。

尽管一种文化未必在各个方面都先进，都能胜过其他文化，但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总体上的优势。例如，栽培农业是在采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栽培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比只会采集野生植物要先进，采用栽培农业技术的人群比采用采集方式的人群便拥有更先进的文化。在中国早期众多的部族中，那些掌握了栽培农业技术的部族最终融合或消灭了其他部族，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更先进的文化。同样，与单纯的狩猎相比，畜牧业（包括游牧）的生产方式更加先进，这也是牧业民族战胜或取代狩猎民族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汉族及其前身华夏诸族之所以能长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拥有东亚以至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根本的原因在于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秦汉以后，历代中原王朝都是以农立国，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甚至是排他性的产业，而周边其他民族或政权大多是以牧业、半农半牧或更落后的狩猎、采集为生。即使也是以农立国，在地域范围和生产规模上也是望尘莫及。所以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比周边地区先进。北方牧业民族可以在军事上征服中原王朝，但在文化上却无法取而代之。一旦入主中原并且维持了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中原的农业文明，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朝鲜、越南、日本等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所以与中国有相同的文化；但由于疆域范围、人口数量和生产规模远小于中国，对中国文化只能唯马首是瞻。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牧业民族和周边国家的文化同样有优秀的方面，也并非否定它们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中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从牧业民族和周边国家引进了不少优秀的成果，汉族还不断吸收或融合了大量非汉族人口，在牧业民族入主中原或中国处于分裂的阶段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上的先进与落后的地位有了变化，因为中原文化所吸收的只是有利于自身发展和进步的方面，是以适应农业社会的需要为前提的。

由于一定的文化必须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必须适应生产方式，所以即使是先进的文化，也不能强加于人而不顾及对方的物质基础。早在二千多年前，汉朝的使者就与匈奴的代表作过一场文化优劣的争论（详见《史记·匈奴列传》），今天看来还是耐人寻味的。汉使对匈奴的实际情况只知皮毛，而代表匈奴的中行说却是汉朝的降人，对双方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懂得文化必须适应生产方式。例如汉使指责匈奴“贱老”，中行说就进行反驳：“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的好东西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得到长久的安全。”汉使批评匈奴人在父亲死后娶自己的后母，兄长死后娶自己的嫂子，没有冠带服饰和宫廷礼节，中行说却反唇相讥：“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族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况且礼法制度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耕地栽桑获得衣食，修筑城墙作为防卫，所以百姓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碌。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整齐，帽子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实际又有何用？”当匈奴还处于游牧状态时，汉朝的文化再先进也不会适应其需要。其实，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们即使能够控制或统治周边的游牧民族，一般也不会将中原的制度推行到这些地区。

以机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工业生产比以人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先进，与此相适应的工业文明自然要比农业文明进步。当东方和西方同样处在农业社会时，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互有优劣，互为消长，即使一方具有优势，更多的也是表现在量的方面，而没有质的区别。但一旦西方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工业化时代，东方的劣势就日益明显了。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在最近这二三百年间落后于西方，但对落后的原因却莫衷一是。有的归咎于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如果本身依然处于先进状态，外界仍比内部落后，闭关锁国虽然也会有所损失，却不可能使自己因此而落后。还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又相当贫乏，才落后于西方，这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不少西方工业国家的人均资源比中国还少。真正的原因还是当西方进入工业化时，中国还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这不仅使中国的整体国力落后于西方，而且使西方的先进文化在中国找不到传播和发展的物质条件。

正因为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拥有整体的先进性，所以才为包括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学习和仿效。有些人讳言“西化”，但西化是这二三百年间的历史潮流，也是近代中国变革最根本的外因。试看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有多少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有多少是近一百多年间由西方引进的？物质方面的不必多说，就以制度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岂不都是西方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宪法、人民代表大会、行政、司法、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制度，又有哪一样不是来源于西方？当然，我们可以强调它们的中国“特色”，以示它们不同于西方，但无论如何，这些特色是附加于来自西方的本体的，如果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就不必强调中国特色了。

也正因为如此，“西化”不仅表现于直接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事物，也包括间接地向走在“西化”前列的非西方国家学习。我们的邻国日本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西化，并很快成为中国西化的榜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很多制度就是从日本学来的，连通用至今的不少社会科学词汇也采用了日语中的汉字。

近代以来西方的先进说明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先进，所以一旦进入了工业文明，非西方国家同样可以变落后为先进，日本如此，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反之，如果固守着农业文明，拒绝接受工业文明，就只能长期落后。在今天的世界上，找得出一个相反的例子来吗？

工业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顶点和终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弊病，并且必然被新的、更先进的文明所取代。但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弊病的途径不是倒退回农业文明，也不可能依靠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的东方文化，而是建立和发展新的文明。尽管我们现在对这种后工业文明还缺乏明确的了解，有人预测为科技文明，有人称之为生态文明，但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比工业文明更先进，使人类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更和谐的文明。

即使到了这种新文明确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否定工业文明曾经具有过的优越性，就像我们必须肯定农业文明的历史作用一样。人类不可能超越一种文明而直接进入下一种文明，少数国家或民族能够这样做，是由于其他大多数国家成民族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并且得到了外部提供的物质条件，只是一种特例。我们不能指望，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充分发展，仅仅依靠传统的农业文化，就能进入下一阶段。

肯定西方文明在近二三百年间的先进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或东方文明就应该无所作为，因为在人类的新文明即将来临时，谁首先接受并掌握这种文明，谁就取得了先进的地位。尽管西方可以凭借发达的物质条件而具备更高的起点，但东方同样有自己的机遇。尽管未来的文明将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但发展肯定是不平衡的，即使是在同一种大文明中，永远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