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

燕山以北，自潮白河和滦河到大、小凌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自蒙古高原依山麓坡地东下而最终进入朝鲜半岛丘陵地带的游牧文化和自东亚大陆地区腹地向北和向东北扩散的农耕文化的汇合构成了这个地理单元最主要的文化交融和碰撞。然而，商和西周时期的这一地区几乎失载于同时期文献，东周文献常被征引用于说明此地更早时期的族群分布和文化成分。出于对东周文献的有效性的考量，对这个地理单元的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严肃讨论不得不转而倚重于同时期物质文化的发现。所幸自20世纪40年代起，辽宁喀左及其邻近地区出土铜器即已见诸记录，70年代中期屡有重要发现，目前出自该地区的铜器已经累积到一定数量，特征鲜明，无疑为了解商和西周时期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与碰撞提供了极佳材料。迄今所见铜器集中出土于辽宁凌源、宁城、喀左、朝阳和内蒙古赤峰等地区，而喀左又是大宗发现的最频密的出土地点，因此本文从行文方便考虑，将整群铜器称之为喀左铜器群。也有学者以大小凌河流域铜器或者辽西地区铜器相称[1]。以形态和纹饰特征明确、甚至有指向清晰的铭文等辅助材料的铜器瞽测上古中国的政治或者文化格局并不鲜见，自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以来，已有多位学者以喀左铜器群为材料讨论商和西周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分野。仅就器物形态和铭文而言，以往的研究已近臻备。但如果从喀左铜器群讨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则以往各家的说法皆有可商之处。学术史观察揭示，在喀左铜器群的性质上的意见分歧不是由于资料多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学术范式的差异导致的。因此，对喀左铜器的再讨论在明晰文化归属之外，对于如何利用物质文化资料讨论上古中国的文化分野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考古学研究转型提供一种思路。

一、基本资料的分析

喀左铜器群基本出土于由大、小凌河和老哈河围合的地理空间之中。这里地处蒙古高原东端和渤海之间，属于低矮山地和平原类型。喀左铜器群中大部分出土于河流旁山地上的孤立埋藏之中，发掘者及研究者大多将埋藏环境定义成为“窖藏”，因此，喀左铜器群中各批器物均无周边地层或遗物可作年代或者性质参考。几乎所有的喀左铜器群都是偶然发现的，相应记录必然有所疏漏，但由于埋藏结构相对简单，因此在出土器物的事实性描述上，各家没有分歧。对于业已公布的铜器，已经有学者多次作出细致的数目和种类统计，以及类型学分析[2]。虽各家分析有细微出入，但基本判断大体近似。已经见诸报道的喀左铜器群略述如下：

一、1941年传出自喀左县小城子乡咕噜沟村的2件铜鼎[3]。原器已佚，陈梦家公布其中之一。该器形体巨大，兽蹄足，陈梦家推定为西周成王时期，其他诸家均无异议。

二、1955年出自凌源县海岛营子村马厂沟的16件青铜器[4]。保存完好者为12件，计有甗2、簋3、盂1、卣2、罍1、壶1及盘2。林永昌综合李学勤、彭裕商、刘启益和朱凤瀚诸家意见，将此批铜器区分成为两组[5]，其中蝉纹盘、鱼父癸簋、饕餮纹甗、弦纹甗、蔡簋、匽侯盂和匽侯壶都被归入殷墟四期到西周早期成康之世；而史伐卣、三足盘（原报告定名为夔凤纹鼎）则归入西周中期。三足盘的年代，如依据沿下条带状鸟纹形态，甚至可以晚到西周晚期[6]。原报告中鸭形尊似被排除在分类之外，有研究者称其为凫尊，认为与江苏丹徒母子墩所出凫尊近似，但是两者在纹饰、外形轮廓和器形比例上差距明显[7]。原报告中的贯耳壶虽被研究者归入第一类，但是十字带纹装饰并不见于其他西周铜器。上述两器可能代表仅见于喀左铜器群的地方色彩。此批铜器近半数带有铭文，但是铭文显示的归属却很分散。“匽侯”铭出现在两件铜器之上，暗示了喀左铜器群和燕山南麓的周人政权之间的关联。但同期出土的“史伐”、“戈父庚”、“蔡”和“鱼父癸”则指向其他的作器者。

三、1973年出自喀左县北洞村两处窖藏的12件青铜器[8]。北洞铜器出自相距3.5米的两个窖藏坑，两坑分别标识为北洞一号和北洞二号。两坑中各出铜器6件。其中，北洞一号出1瓿5罍，形态特征上具有显著的商器风格；北洞二号出鼎3、罍1、簋1及带流钵形器1。虽然其中的若干纹饰特征也见于殷墟晚期，但可基本推断器物年代在西周早期。北洞二号所出龙凤纹罍和带流钵形器也不见于中原地区，前者近似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所见铜罍，而后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例子[9]。此批铜器也多有铭文。北洞一号所出铜罍上的铭文，唐兰释为孤竹，因而推断喀左一带系商代孤竹国范围[10]。北洞二号方鼎铭文涉及“箕”，如结合其他有类似铭文的铜器，箕侯在地望上应在近匽侯之地[11]。

四、1973年出自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的1件铜甗[12]。发掘者判断此件铜甗的年代在商代晚期，研究者多将其推断在殷墟二期。

五、1974年出自喀左县平房乡山湾子村的22件青铜器[13]。此批铜器计有鼎1、鬲1、甗3、盂1、尊1、卣1、罍3、簋10及盘状器1。发掘者推断包括子荷戈甗、伯矩甗、鱼尊、提梁卣、牛纹罍、史方罍、尹簋、父乙簋、庚父戊簋等绝大部分铜器的年代在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而叔尹方鼎则显示出西周中期的器物特征。此外，盘状器为直径32.5厘米的圆盘，口沿上对称孔8个，其形态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中亦无类似者。此批铜器中15件有铭文，但是组合甚为复杂。“子荷戈”、“伯矩”均见于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所出铜器上，而其他铭文则指向殷墟和关中地区。

六、1979年出自义县稍户营花尔楼村窖藏的5件铜器[14]。此批铜器包括甗2、鼎1、簋1和俎1。林永昌将此批铜器中大部分的年代推断在西周早期，但认为无耳圈足簋的年代在殷墟三期。铜俎较为罕见，尤其是方座之下系铃的做法，似只能在北方铜器中找到近似例子。

七、1981年出自内蒙古翁牛特旗花乡头牌子地的3件铜器[15]。此批铜器包括2鼎1甗。研究者多推断此批铜器的年代在商代晚期。林永昌更进一步辨识，两件深腹铜鼎的年代在殷墟一期；而铜甗则推定为殷墟三期。

八、1979年出自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窖藏的10件铜器[16]。此批铜器尚未完整公布，已见诸报道的包括甗5、圆鼎1、铃首匕1、夔纹鼎1、簋1和盘1。研究者将前7件推定为商器，后3件被推定为西周早期铜器。铃首匕从属于草原地带青铜器组合。若干铜器上带有铭文，所见圉簋铭文与出自琉璃河M253的圉组铭文应为同组。而另外的铭文，如“父乙”和“父庚”则指向殷墟。

此外，朝阳木头城子、朝阳大庙和赤峰大西牛波罗也有铜器窖藏的发现[17]。

以上略述表明，喀左铜器群无论在器类组合、形态、纹饰和铭文上，还是在埋藏环境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以往研究者都已经注意这些特征，但可能受到学科范式的限制，过度关注铜器本身，而忽略了铜器的情境。正如柯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对于情境的关注与否是区分考古学和器物学的一道鸿沟[18]。对铜器群的考古学观察既需要考虑到器物的内在尺度，即材质、尺寸、形态、纹饰和铭文，也需要关注外部尺度，即组合关系、出土位置和埋藏环境。虽然几乎所有喀左铜器群都是偶然发现后才经考古学家整理，但其埋藏信息并没有完全丧失，而且在相关报道中均无遗漏，因此在考虑喀左铜器群的文化归属时应该被纳入考量范畴。

喀左铜器群在器类组合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异常的种类关系。广川守注意到，在喀左铜器群中不见觚、爵、觯等小型铜器，而以大型铜器为主体，甗、簋和罍所占比例偏高[19]。其中，山湾子出土22件铜器，甗、盂和罍合计16件。北洞一号出土6件铜器，5件为罍。北洞二号出土6件铜器，鼎和罍合计4件。小波汰出土10件铜器，鼎、簋和罍合计8件。但是，大型青铜容器的高比例成分究竟是仅见于喀左铜器群的特色，还是窖藏类埋藏的普遍规律，尚有待和其他窖藏类型器物组合进行比较。其次，铜器形态上具有明显的二分现象，即某些器物类型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完全一致，但也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类型。见于中原地区的类型包括鼎、鬲、甗、簋、盂、尊、卣、罍等。这种相似性既可能反映了中原青铜技术的广幅分布，也可能是中原铜器远距离输送的结果。如果结合铜器铭文，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不见于中原地区的类型又可细分成不同情况。有的铜器虽有若干中原地区铜器特征，但整体上却不同于中原器物，如海岛营子三足盘形鼎虽带有西周时期的凤鸟纹饰，但完整的器形却不见于任何其他地区。有的铜器尚可在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找到类似个案，如北洞二号龙凤纹罍与四川彭县竹瓦街铜罍近似。此外，花尔楼铜俎盘、山湾子盘状器、海岛营子凫尊以及马厂沟单柄钵形器都是仅见于喀左器群的铜器类型。

铭文是喀左铜器群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方面，铭文的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马厂沟、山湾子和北洞所出铜器之中，近半数铜器上都带有铭文。而另一方面，铭文内容并不单一，文化归属指向复杂。即使在同一组窖藏铜器之中，铭文可能指向多个来源。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多批铜器群中的多件铜器都与燕山南麓的燕国相关。“匽侯”铭见于马厂沟所出铜盂上，而出自山湾子的伯矩器、出自小波汰的圉簋以及见于山湾子和马厂沟的鱼形均能在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地中找到同铭器物，也应该纳入燕器之中。北洞二号所出“箕侯”、“亚箕”器也因与匽侯相关，而当计入燕器之中。仅依铜器铭文判断，喀左铜器群中有相当比重的器物与燕有关。在这一点上，以往的学者多有阐发，对喀左铜器群的性质推断也多以这批铭文为基础。北洞一号坑所出牛纹铜罍上的铭文，唐兰率先隶定为孤竹，这也暗扣了传世文献中对商和西周时期燕山以北的族群关系的描述。同时，喀左铜器群中还存在一些早于西周的来自其他地区的族徽标记，小波汰、北洞和山湾子所出铜器铭文分别指向于安阳、陕北和晋北一带，以及周原地区[20]。

喀左铜器群的外部尺度过去一直是疏于考察的，尽管各铜器组的发掘简报中并不缺少相关信息。此前诸家注意到山湾子、北洞、花尔楼等各个发现地点基本在临近河流的山地上这一事实，并据此推测铜器埋藏和山川自然崇拜祭祀有关。林永昌也注意到喀左窖藏均为浅埋类型，有的距地表不过20厘米[21]。但是，喀左铜器群的另外一些共同特征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石头和石板在喀左铜器群窖藏中频繁得到使用。天宝同窖藏在山顶立石西侧，立石周围有一圈石块，而铜甗出土于立石和石板之间[22]。北洞2号窖藏器物顶部覆盖一层不规则石板，坑内铜器之间多填埋石块[23]。以不规则石板为围栏，覆盖石板和填埋石块等习俗，是草原地带的墓葬和窖藏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器物学阐释范式

在如何利用喀左铜器群构建商和西周时期的燕山以北地区的区域历史上，曾经存在多种不同的阐释范式。范式之间并没有时间轴线上的先后关系，在某些时期甚至可能有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范式的更迭也不是建立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之上，相反，范式之间的此消彼长常常和范式的学术史情境的关联性更大。某些基础假设的破产，可能导致范式急剧转型。器物学范式虽然面临其他范式的挑战，但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考古学范式和人类学范式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视角，但在运用层面的缺陷导致它们未能最终取代器物学范式。

自咕噜沟铜器公布以来，喀左铜器群研究基本从属于器物学范式，这个范式的影响迄今仍可体察。咕噜沟铜器最早见于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讨论凌源所出燕器时，陈梦家提出，传出自咕噜沟的铜鼎具有鲜明的西周成王时期特征，当与凌源所见燕器相关，而燕侯则很可能是召公奭之元子。《西周铜器断代》发表之时，经过发掘确证的西周早期遗址屈指可数，燕之始封地尚未得到任何实证性资料的支持。但是，陈梦家率先点明喀左铜器群和西周时期的姬燕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包括喀左在内的凌源、朝阳一带，在西周初期当为燕人的重镇之一[24]。器物学范式脱胎于传统金石学，但研究对象自传统的公私收藏扩展到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学科旨趣也从单一关注文字到兼顾铭文、形态和纹饰，尽管铭文仍然占有优先地位。特定的形态、纹饰和铭文常常被引用为判定器物的文化归属的标准，而器物在特定的地区的发现，则又等同于特定的文化存在于特定的地区。器物学范式一般不考虑器物的情境，这和传统金石学中，大部分器物都是孤立存在，而且其原生和埋藏情境已经在辗转多方之后丧失殆尽有关。器物学范式也具有强烈的文本倾向，器物铭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常常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同时期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单线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播论构成了器物学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史背景。带有指向意义明确的铭文的器物在远离其原生环境的地区的分布只能依靠传播论予以解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考古学基本处于孤立状况，因此，单线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播论在中国保留的时间格外漫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被打破。国家主义思潮构成了器物学范式的第三个学术史背景。喀左一带位于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交汇地带，在中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加剧之后，讨论和研究这个地带的历史成为泛政治化活动。考古学文化往往被急迫地运用于国家主权的历史合法性的证明。

在喀左铜器群的研究上，铜器铭文的指向意义被放大，视为历史上政治势力分布的风向标。具体而言，在众多标识铜器归属的铭文中，以往研究者尤其关注两类铭文，其中之一是“匽侯”铭文。马厂沟窖藏中出现了明确无误的巨侯铭文，研究者视带有匽侯铭记的铜器的分布等同于燕文化的分布，并进而等同于燕国势力的分布，因此提出出土有明确匽侯铭文的铜器的地域即是燕文化的势力范围。另一类是“孤竹”铭文，与东周文献中提及的商之北土相关，也同样引起重视。诸家研究者单单依据铭文即认定喀左铜器群归属于燕文化[25]。这种由铭文及器物，由器物及文化的逻辑疏漏适逢国家主义思潮高涨，非但不能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强化。20世纪70年代，喀左北洞村铜器群的发现者提出，“文献记载的商周之际的燕亳之地是包括了辽宁地区在内的。三千多年以前地处祖国东北的辽宁地区就早已是商文化所及的地区，商代族属及其后裔在北方燕地的历史活动还一直延续到西周以后，他们对北方燕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中原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传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叫嚷‘长城以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北洞殷周青铜器的发现，给了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又一强有力的回击”[26]。天宝同的发掘简报作者也认为，天宝同铜甗的出现，“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并始终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探索商文化在我国北方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27]。至于燕器为何出现在喀左一带，多数论者并未提及。张亚初则认为喀左铜器系燕人匆匆撤离时掩埋的窖藏[28]。

不可否认，学术界一直存在以其他研究范式替代器物学范式的尝试，其中最显著的是考古学范式和人类学范式的萌生。在考古学范式中，学者们多半基于对器物与出土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的认同，强调在考古学文化中理解器物。郭大顺和董新林对喀左铜器群出土区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梳理，提出喀左铜器群应该归属于魏营子类型[29]。考古学范式在两个方面对器物学范式进行了修正，首先强调器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考古学情境之中；其次，相对于器物学范式偏好以单线式进化模式和传播论进行解释，考古学范式则倾向于多元模式和小地域传统。这种多元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传统，“满天星斗”说鼓励了各个地域单元的独立的考古学编年的出现。喀左铜器群文化归属上的魏营子类型说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但是，魏营子说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林永昌质疑董新林编定的魏营子类型的年代序列，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魏营子类型延续到西周中期之后，这样就形成了本地土著文化和器物埋藏年代之间的缺环[30]。但更为重要的是，假定喀左铜器“窖藏”的考古学情境等同于周临地区文化层的考古学情境仍然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将这种假设运用于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汇地带尤其危险。喀左铜器群中绝大部分器物类似于出自琉璃河甚至殷墟的同类器物，并且辅以准确的铭文资料，恐无法以土著文化予以解释。

另一个对器物学范式构成挑战的是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范式，以宫本一夫提出的喀左铜器群的“威信财”属性的假说为代表。“威信财”是人类学和考古学中讨论社会权力结构时常用的一个概念，它并非始见于日本学术界，而是prestige goods的日文译法，辗转传入中国之后，有学者沿用此称，也有改用“威望物”一语。这个范式基于对器物学范式中物质和历史之间的直接映射关系的批判，借用了人类学中器物和行为关系的模式。宫本一夫提出，喀左铜器是燕地贵族和喀左一带地方以重器换取对地方的控制的结果[31]。以“威信财”方式解释考古学遗址中出现的特殊物质类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其他考古学传统中也不乏成功典范。波拉尼（T.Polanyi）认为，“威信财”是在由不同政体之间的沟通和政治往来构成的礼制性交易基础之上出现的，有可能被选择作为“威信财”的物品都是异文化精英生活中的奢侈品[32]。礼器是意识形态“物质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因而也最容易成为可能的“威信财”[33]。但是，接收文化常常摒弃异文化奢侈品附着的礼制意义，将其视为可以表达自身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立场的物质。因此，接收文化并不是被动的受体，而是有意识地选择输入的异文化奢侈品的类型，改变其组合关系和使用方式。“威信财”假说能有效地解释燕地甚至更早时期的殷墟青铜器为何出现在喀左地区，但是却无法解释这些青铜器最终以窖藏的形式埋藏的原因。

三、行为考古学阐释

行为考古学出现之前，历史－文化考古学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稳定存在的状态描述考古学遗存，考古学遗存的形成常常用单一的因果关系表述。建立在对静态描述性的考古学的批判基础之上，以麦克·施斐尔（Michael Schiffer）为代表人物的行为考古学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他们提出行为考古学就是“对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人类行为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描述和阐释”[34]。这一学术潮流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革新了对考古学遗存的形成过程的认识，二是刺激了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根据行为考古学的观念，任何考古学遗存都是多环节、多步骤的“过程”的结果。在物质的生产、流通、使用、埋藏、后埋藏、发现和阐释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影响考古学遗存的成分和面貌的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在物质从生产到形成考古学埋藏的前埋藏过程，多种多样的“行为”影响甚至改变了这个进程。以往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常常会片面强调某个特定环节上的“行为”，并建立其与考古学遗存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忽视其他的行为。在喀左铜器群个案上，影响到“窖藏”的考古学面貌的行为至少包括生产、流通、使用和埋藏四个过程，而以往的研究往往任意强调了其中某个特定的过程。广川守提出的本土来源说和其他诸家提出的外源说是对生产行为的假设，陈梦家首倡的中原文化北渐说和林永昌的劫掠说是对流通行为的假设，宫本一夫的威信财说则是使用行为上的假设，而埋藏问题一直为诸家所忽略。但是，对喀左铜器的性质判断不能离开对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考量。

从已有资料判断，喀左铜器群属于规律性埋藏。在以喀左为中心的地区，所见内涵高度近似的铜器窖藏已经多达十批以上，这种分布规律可以排除喀左铜器群是偶尔原因形成的可能性。同时，器物形态和铭文的多元特征表明喀左铜器群是非原生形态的器物积累。大多喀左铜器群都是非正常的器物组合，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组合。对同一组群的铜器的形式分析和铭文分析都显示，铜器年代跨度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晚期，小波汰、马厂沟和北洞均属此例。而铭文则指向多个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作器者，可以明确隶定的作器者包括匽侯、亚箕、蔡、圉、伯矩等约十人之数。因此，喀左铜器群应该是以自殷墟或者燕地输入的铜器为主体，而且，输入过程应该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原铜器也有可能在行用一段时间后才输入喀左一带。那些在中原找不到近似例子的铜器是否为本地制造，或者自其他来源输入，目前的材料尚不足以讨论。毕竟这部分铜器所占比例有限，不影响对喀左铜器群的整体判断。

喀左铜器群的文化归属推定已经越来越趋向土著说或者游牧居民说。这一表述的转型固然和学术史潮流的变迁有关，单线式模式和传播论被扬弃，学术讨论的泛政治化倾向的减弱，导致土著说或者游牧居民说更容易被提出和被接受。但是，仅就喀左铜器群的物质文化组合而言，也有足够的支持证据。文化边缘地带的器物埋藏可能归属对峙的任何一方，虽然窖藏中的器物大多是中原风格铜器，但是多种风格、多种来源、多种制作铭刻的铜器的集合暗示了流通和再分配过程的存在。这个流通过程既可能如同燕人说支持者所相信的是《左传》所记载的授土分民的结果，也可能是宫本一夫提出的“威信财”方式，或者是林永昌提出的强烈冲突的劫掠方式。但是，各个地点所见的铜器组合有别于中原式铜器组合，其中出现的非中原风格的铜器断不可能出现在中原式的运用之中。此外，埋藏环境中的一个特色更有助于倾向土著说。在小波汰、天宝同地点，石块和不规则石板得到频繁使用，这正是青铜时代广泛见于草原地带的埋藏行为特征。

无论是“威信财”说还是“劫掠”说都可能构成对物质的流通过程的合理阐释，但是这些假说不能直接说明埋藏的最终形成原因。如果我们将整个草原地带纳入到考量范畴时就会发现，草原地带南麓，即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地带存在了一定数量的考古窖藏，窖藏多半接近水源，而窖藏中多为不易随身携带的大型铜器，这些大型铜器多半不是草原民族自身的产物，而是从农耕文化中作为奢侈品输入的，异域传入的奢侈品在草原地带成为威望物，由于脱离了原生环境，而且往往是多次输入的结果，这些奢侈品无论在器物组合还是年代关系上都不同于原生状态。草原居民的宝物窖藏和游牧生活的季节性转场密切相关，并非所有财物都会被掩埋，可随身携带的小件器物不会出现在窖藏之中，而窖藏的空间结构和埋藏行为上又体现出诸多仅见于草原地带的特征[35]。考古学中的此类窖藏往往标明了游牧居民势力的边缘。风格和铭文均指向中原文明的铜器群在大、小凌河的出现可能并不是中原势力北渐的证据，而是恰好相反，标明了游牧文化的南缘。

本文是在提交给2009年3月召开的“中日中国古代国家运作机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评议人和与会代表的意见。有关草原铜器埋藏的文献，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先生帮助，特致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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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