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楚平：汉代的吴越文化

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一　中原人入主吴越

公元前222年，秦灭越。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县官员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统治地位。例如后来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为“江东大族”。东汉的陆续、陆康、陆绩，东吴第三任丞相陆逊及其孙陆机、陆云，皆为吴县陆氏家族中的名人。

东汉时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将第三个儿子移居山阴，遂发展成为会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阳亭（今绍兴市境）。

秦汉以后，越族后裔成为吴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顾氏。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顾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则一。因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统，[1]夏越本同源。吴郡顾氏也是东吴四大姓之一，顾雍在东吴任丞相19年，任职时间最长。其祖先顾综，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令。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返吴。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显赫不衰。

进入吴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军队外，还有大量下层贫民。如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据王鸣盛估计，这次迁入会稽郡的关东贫民，约为14万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补越人迁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实行“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豪富强族于京师，关中片面繁荣，东南落后停滞。《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

、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为主。余英时长篇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列有《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2]，共列起事武装88支，起事地点88处，大多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东因经济发达，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为频繁，武装最为密集。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自四川、湘北，最东止于安徽庐江与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装起事最南止于临淮（江苏盱眙）。会稽郡未占一支。这说明到西汉末年，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人烟还很稀少，士族势力薄弱。这种情况，使太湖、钱塘江流域在两汉之际的战乱年代，成为中原人士的一个避难处所。

二　东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进一步汉化

东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会稽教育已颇发达。

这些都是东汉初年情况。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政府将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辖浙江以东之地。太湖、钱塘江流域由一郡分为二郡，说明到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仅严助、朱买臣、郑吉三人，严与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吴人，郑吉是会稽人。《后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有23人，其中，钱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阴、上虞、余姚一线。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

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3]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4]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经20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只增长14.5%，除去原有户口的自然增长数，外来的户口不会很多。

查现有东汉资料，没有发现像西汉武帝元狩四年那样，由政府组织迁徙中原贫民充实吴越地区的记录。因为这时中原户口大减，急需充实。

上引《后汉书·任延列传》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条资料说明，两汉之际确有中原士人避乱会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分子还是要返“还中土”的。留下来的大多是下层人民。因为当时的吴越地区条件尚差，对中原中上层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

没有写入《后汉书》列传的富春孙氏，是“孙武之后”，[5]可算是最早进入吴越的华夏家族之一。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后改称田完。陈、田古字通。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孙武带着《兵书》13篇来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为富春孙氏。”[6]

西汉末年因世乱而进入吴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吴越而成为南方土著士族者，当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资料，北方士人因避难来吴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见一人。《晋书·儒林列传》记载：“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资料，例如，嘉泰《吴兴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间《吴兴丘氏碑》记载：乌程丘氏，本是齐鲁世族，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因王莽篡权，遂留江南，居乌程。子孙繁衍，成为吴兴郡一大显族，汉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7]

总之，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已基本完成。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

以上说的是太湖、钱塘江地区。浙江南部地区开发很慢，只在西汉时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时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说自己曾离开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其言可能过甚，不过，会稽郡虽辖有浙南、福建，汉人可能只住在县治附近，广大乡野，尚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这种情况才基本改观。

除浙南以外，还有个“山越”问题。“山越”是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主吴会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区，没有对汉人构成威胁。到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丹阳郡一带的山越就成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荆州的第一块绊脚石，故势在必除。孙策时，江东山越较大的割据势力已全被孙氏所击溃，剩下的是依山阻险，抵抗孙氏的豪强武装。孙权加速步伐，“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侧重在丹阳、豫章、庐陵、会稽、鄱阳诸郡交界一带。[8]孙策、孙权每镇抚一地，即建郡县以治之，并编入军队。如讨平黟、歙一带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县为新都郡，派名将贺齐坐镇其地。这是浙西、皖南开发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两汉时期就已存在，到东吴时期，因对汉人政权构成威胁，而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孙吴政权讨平山越，设县管辖，编入军队，使山越迅速汉化。

三　文化转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到西汉中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该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勾鑃也在该地区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1　汉语代替越语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长江下游尽归越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

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征，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1]

古越语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为勾、姑、无、夫、余、诸等。勾字古属侯韵，姑、夫、无、余、诸皆属鱼韵。侯韵与鱼韵是邻韵，古可旁转，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迁，给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与越古音都属鱼韵。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无余’，也属鱼韵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后来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寿’、‘不扬’。‘不’也是古越语发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娄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史记·陈杞世家》）。娄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娄古侯韵，与勾同部。《春秋经》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显是古越语人名。”[9]

由于越国王室与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关系，所以越国王室比吴国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后，楚人开始自西而东、自北而南进入“故吴地”。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最初的华夏语影响。楚语是华夏语的南方方言，后来的吴语，有楚方言基础，时至现代，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秦代与西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越，华夏语成为吴越地区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著《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越地区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惔）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南齐书·王敬则传》载：“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

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传》哀公十二年，卫出公被禁于吴，获释后，“卫侯归，效夷言。”西晋杜预注云：“夷言，吴语。”谨按，杜注欠确。《左传》“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语。杜预是西晋人，当时所说的“吴语”，指吴地的汉语方言。古越语（“夷言”）与“吴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吴越春秋》记载不少所谓吴越时期的诗歌，用的是汉语，文从字顺，毫无古越语痕迹。这些诗歌是汉代人创作，好比现代人编古代历史剧。

秦汉以后，见于载籍的吴会地区人名，已不见勾践、夫差、者旨於赐、不寿等古越语痕迹。但是古越语的地名仍保留下来，姑苏、无锡、芜湖、句（音勾）容、余杭、於潜、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种的水果，现在，浙江、福建、台湾以及西南地区的汉人称柚为“抛”，“抛”是古越语遗存。吴语有古越语的零星遗存，但就整体而言，它已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语的嬗变延续。

总之，秦汉以后的吴越文化，其民族性发生根本变化，文化的基本形态由越族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语言由越语变为汉语。

2　由尚武变为崇文

《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汉代的吴越民风仍与东周一样，尚武骁悍；并据此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举改变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评说吴越文化的特征，应以吴、会平原为准。例如，上引《汉书·地理志》评说先秦的吴越风习，就以身居吴、会平原的“吴、粤之君”为其代表。说汉代的吴越风习，也应以吴、会平原为准，否则就没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时间段上，应以民族大换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为准。查古代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时间段与这样的地理范围内，很难发现吴越之民还“好勇”如前、“轻死易发”的事实。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越地区几乎是唯一的净土。东汉末年，唯勾章人许昌起事，当年即被孙坚削平。此后，孙坚并没有在“轻死易发”（？）的故土聚众割据，而是北上角逐。《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试想：“其民”“轻死易发”的地方，怎能一再成为乱世中的“乐土”？

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的冶金业，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剑等兵哭最为精致，到了汉代，则以铜镜为代表。西汉的丹阳郡，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郡，是全国铜镜的著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吴越之民仍“喜用剑”，而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所出的汉代铁剑并不比别处多，也不比别处精，与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根本无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剑”，以旧成见窥测新形势，其言有失据之嫌。

3　文学与子学

转型后的吴越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著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

汉武帝时，会稽郡有严助、朱买臣位列九卿。据《汉书》本传记载，严助与朱买臣都是“吴人”。据《汉书·严助传》云，吴人严葱奇也得武帝“亲幸”。

上述四人，皆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地理志》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他们在经学方面成就不显，《汉书·艺文志》仅记有“《庄助》四篇”，归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吴越士人，西汉时期以辞赋见称于世，东汉时期，则以子学最为所重。

卢云先生根据东汉时期各地区所出的书籍种数、《后汉书》列传人数，以及五经博士、三公九卿、从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贯分布，这五类数字，制成“东汉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图。[10]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相比，吴会地区经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小，而子学书籍比例特大，占到52%。吴会地区的子学著作不但数量特大，而且质量特高，汉代最重要的子学著作莫过于王充的《论衡》，它就出在吴会地区。

4　养生与隐逸

吴越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你的学问，玩你的艺术与科技。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汉代就已显露出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著作《周易参同契》就产生于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越地区。

“光武无寸土，子陵有钓台”。汉代最著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隐士严子陵就出在东汉初年的吴越。《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刘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阳，他还是不肯做官。刘秀与他“共卧”，他竟敢把腿压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今子陵钓台距江面约70米，使人有“放长线钓大鱼”之感。不过从钓台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临其境，确能喜忧俱忘，宠辱不惊。遥思之陵当年，垂钓处一定贴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钓台越筑越高。看来，钓台的确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阳城清静得多，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此后，吴越地区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这片绿荫在东汉时就已长成，并不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难民从血海中移植过来。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越地区的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越地区。从严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

参考文献：

[1]董楚平.夏王朝的苗蛮血缘[A].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37-243.[3]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4]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5]陈寿.孙破虏讨逆传[A].三国志·吴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6]张维明.试谈新发现的《姚江孙氏世谱纪略》[A].吴地文化一万年[C].北京：中华书局.1994.129.[7]王志邦.吴兴郡与吴兴大族的文化现象[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38.[8]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3.[9]董楚平.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58-59.[10]卢云.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A].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158.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