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

一、社会复杂化概念

在当今国际考古学界，复杂化是社会文化演变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重要研究课题。对于“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这一概念，美国学者罗思曼（M.S.Rothman）认为，复杂化是指一个多村落社会中经济、管理和宗教相互依存关系所发生的一种量变和质变过程。这种依存关系的核心是不同社会成员作用的分异（segregation）和集中（centralization）。在此，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亚系统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复杂化也包括了分属不同族属、社会等级、性别和职业等范畴的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阿诺德（J.E.Arnold）认为，社会文化日趋复杂化的原因是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一些首领人物提供了机会来操纵人口、资源和生产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劳力政治上的集中应该被视为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动力。希尔（J.N.Hill）等认为，复杂化主要是指一个文化系统从其组织结构异质性看其内部的差别程度——如不同的居址类型、职业分工、群体、等级地位和技术等变量。因此当发现有新的变量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的复杂性有所发展。社会文化复杂化有两种形式：非等级与等级的。前者是指平等社会，后者是指头人社会、酋邦和国家等。一个文化系统不同部分与结构在规模上的增长通常表示了社会文化复杂化程度的增长。

目前，一些史前考古学家对社会复杂化的讨论主要围绕着社会不平等（分层）是在何时、何地及如何变得系统化的，并且关注从遗址大小、建筑规模、纪念性建筑或其他公共建筑等证据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集权和等级化。非生存必需物品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也是一个方面。在考古学上，以房屋、食物、物品形式表现出来的物品分布的不平衡，反映了社会成员地位和对物品的不同拥有程度。意识形态赋予社会不平等以合法地位也是复杂社会研究的一个方面。

因此，社会复杂化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诸方面从简单到复杂、由平等向等级分化转变的一种进程。社会复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结构性变化的研究上，而不是单单关注一些个别特征的出现与消失。

二、复杂化的动力机制

目前，探讨社会复杂化的原因集中在社会环境的选择压力上，主要包括人口增长、战争、农业的强化和贸易交换等方面，欧美学者大都是从一个或几个方面为切入点进行热烈的探讨，根据不同的具体案例分析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和阐释。

1．人口因素

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人口密度增加，就会导致土地和资源的短缺。对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群体加强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导致社会结构的运转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协调来加以化解，于是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财产私有化和世袭体制的发展。拥有分配权力的人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社会就会产生等级的分化。

再分配被认为是促使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机制。原始平等社会是一种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所激发的社会扰动，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形式转变。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这种再分配在私下无法解决时，就会求助于某种社会机制。这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化。但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如食物短缺和环境恶化，外来威胁增大，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社会流动性和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管辖制度的产生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和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促进了管理体制的复杂化。

另一方面，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粮食压力，亦导致了不平等的发展。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强制性约束，拥有剩余产品的个体就能在社会内部提高自己的地位。当社会中对私有财产的拥有成为一种广为接受与普遍的价值观时，私有财产的拥有者便很容易确立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人口增长除了造成资源短缺与竞争外，还会形成梯度压力（scalar stress）。梯度压力是指人口当以更大规模接触和交流时，所需处理的信息量超过了个体所能应付的能力而产生一种“交流压力”，导致经常产生冲突，从而使群体决策效率降低。社会处理梯度压力表现在五个方面：（1）增加仪式频率和扩大仪式规模；（2）使群体分裂；（3）增加社会等级分化；（4）群体结构细化；（5）“基本单位”规模扩大。

宗教仪式频率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等级分化和基本单位的扩大都直接导致社会的复杂化。群体分裂策略是早期人类社会特别是狩猎采集群应付资源压力的一种办法。但是当理想的栖息地均被占据后，群体分裂与向外移民不但受到环境的限制，还受到了社会本身的限制。社会限制是指高密度的人口对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产生类似于环境限制所产生的压力。例如在Yanomamo，有近一万人居住在一处开放的雨林中，人们会以为这里的村落会是平衡分布的。然而，查格农（B.L.Chagnon）发现其中心地区的村落要比边缘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群体之间存在比边缘地区更多的冲突，战争的规模和频率也更大。此外，中心区的人们也无法迁移来躲避攻击，于是为了以利攻防，Yanomamo中心区的村落比在边缘地区规模更大，首领更为强悍有力，村落间的联盟也比边缘地区更加强大。显然，中心区域的社会环境促成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从游群向部落、酋邦、国家的演进中对于信息的处理、贮藏、分析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复杂化一个重要趋势。

在游群中，大部分的信息资料由非正式的头人来掌握，他们处理的信息通常也比较有限，且一般服务的人数不超过100人。农业部落社会不仅需要掌握野生资源的资料，而且也要控制土地的分配、种植与收获的时间、土地开垦的协作等。可能最重要的是，因土地肥沃程度所导致的收获与剩余产品的差异必须从整个群体利益出发进行调节。在平等部落社会，甚至在酋邦中，复杂的仪式活动可以有效调节和缓解这种差异。仪式往往代价昂贵，而首领需要处理的资料和环节也更复杂。在拥有成千上万人口的酋邦中，有时单凭复杂的宗教仪式也不足达到调解的目的，于是世袭的酋长和随从被赋予更大的权力，而社会要用更多的剩余产品来养活这些贵族阶层。

2．强化粮食生产

摩尔根和泰勒等人类学者认为，社会复杂化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摩尔根认为“人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多少与生存资源的扩大直接相关”。后来塞维斯与弗里德又重新估价了生产基础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强化的粮食生产与社会复杂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伴关系。从新大陆的研究来看，许多地区酋邦的出现与强化的玉米种植直接关联。在俄亥俄河谷，随着玉米农业的引入，先前不存在的复杂社会——酋邦随之出现。13C同位素的分析表明，进入酋邦的密西西比人中与仍处于部落社会的城堡古人中的同位素的比例不同。前者消耗的玉米比后者要多，表明农业的强化程度与社会复杂化程度差异之间存在的密切相伴关系。

强化粮食生产对社会复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土地协调。生产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基本的生产手段——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发展。技术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土地开垦是最繁重的劳动，因此集体协作占据主导地位，所有男人均需参与其中，土地属于整个社群所有，但是小块耕地属家庭所有，家庭变成了基本的生产单位。比如，新不列颠一个早期农业社会巴宁（Baning）的土地清理与开垦是集体进行的，但各个家庭独自劳作并收获他们的作物。在这个社会群体的领地范围里，土地在由独立家庭组成的社群中分配，每个家庭自己选择和利用一块耕地，但其所有权要到种植后才被确认。当土地停止使用时，它又归整个群体所有。

于是，一方面土地的共同开发需要一种管理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存在肥沃和贫瘠差异，不同家庭可能为此发生竞争与冲突，这样就需要有一种协调机制。因此，当某种层次上的决定不再由族长做出，而是由头人或首领做出时，便产生了某种超家族的管理机制。

（2）私有财产。由于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于是在许多地方家庭延伸所组成的家族便成了独立的社群。因为富有的家族在社会中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因此许多家族为了财富而加倍努力工作，获得了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这些家族中的首领，扮演了敛聚者（accumulators）的角色，常常通过积聚粮食、物品和服务，并将它们作为某种回报以便扩大他们的权力与影响。敛聚者常利用消耗大量劳力的食物或精美物品的竞争性享宴来展示财富和权力。

比如，在所罗门群岛中布干维尔岛上的西瓦伊人中，首领被称为姆米，年轻人的最大野心就是成为姆米。一个年轻人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并省吃俭用才能用竞争宴饮来证明自己有资格当姆米。如果在他首次宴饮获得成功，就会形成一批支持者的圈子。随后，他要准备更大的宴饮。如果又获得成功，就会进一步扩大支持者的圈子。于是人们就开始称他为姆米。最后他便向其前辈姆米挑战，在这一争夺姆米地位的宴会上，有人记录下挑战方及其追随者赠送给当任姆米及其追随者的猪、椰子饼和西谷椰仁布丁的数量。一年之后，当任的姆米如不能回请与挑战者同样奢豪的宴席，他就会声誉扫地，失去姆米资格。姆米还没有强制他人服从的权力，也不能提高别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他在社会中拥有了权威，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初步的权力。如在打仗时召集战士，调解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一个代表了初步的社会分层的“头人”开始出现。

（3）缓解风险。食物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越丰富、越稳定，人类生存的风险就越小。但在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的过程中，人类缓解生存风险的能力有所减弱。

西方学界用“生态广度”概念指利用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并被用来衡量一个群体所处的生存条件。一种广泛的生态具有可供选择的多种资源，能起到很好的风险缓冲作用，人们可以在某些食物种类短缺时选用其他种类来对资源波动做出反应。但是，利用新的资源是因为原先的资源耗竭或者靠不住，那么觅食范围的转变实质上是将先前的一种应急食物变成了主食。这种转变其实隐含着生存的危险。当狩猎采集经济在维持群体生存达到一种饱和点时，游群可利用的生态广度已明显下降，作为主食的可利用资源减少，于是人类的生存风险增大。

在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阶段，生存风险会进一步加剧。根据人口压力理论，农业起源是在有限的区域内强化卡路里生产以应付食物短缺的一种反应。相对于狩猎采集，农业的生态广度相对较窄，它是通过栽培少数作物来强化卡路里生产的生存系统。因此，在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栽培作物的产量和稳定性如果不能很好缓解资源短缺和波动，人类生存的风险是很大的。此外，被选择引入的农作物种类如果不适合本地的环境，风险也非常之大。

脆弱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使狩猎采集者失去了在人口密度较低条件下的适应机制，这种情况随着流动性的减少而进一步加剧。资源竞争和利用上的投入增加，领土和资源所有权意识逐渐形成。此外，投入增加、竞争加剧、加上协作项目的需求造成社会的向心凝聚及社群界限的形成，因此简单游群中随资源而调整人口规模的弹性机制也由此消失。

环境风险的增大与传统缓冲机制的减弱结合在一起，为发展新的平衡机制提供了选择的动力。最初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贮藏系统的出现，它可以平衡食物产量时间上的不平衡。在早期农业社会中发现有大量贮藏食物的证据。除了缓解风险的功能外，它还能为群体协作提供资助，从而在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贮藏的后一功能的强化，往往成为政治经济复杂化的重要特点。

此外，贮藏还引发了另外一项社会功能——再分配，再分配被认为是社会复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缓解资源危机的另一项有效手段就是贸易，区域贸易一方面可以调节和缓解不同地区粮食资源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成为促成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4）手工业专门化。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可以使更多的人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造成了专业分工。手工业专门化与权力和贵族的出现有着直接的相伴关系。专业工匠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他们要么与农人进行交换，要么完全依附于供养他们的贵族。前者导致了贸易的发展，后者则导致了奢侈品生产体制的出现。

显赫物品（prestigegoods）是指那些贵重、稀有、精美、作为权力与地位象征的物品。由于这些物品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和特种的技艺，只有贵族才能维持生产所需的专职工匠和生产设施，因而也能有效控制这些物品。奢侈品主要用于社会各种仪式，由于它们为社会重要活动所需要，而又被地位较高的人所控制，于是控制奢侈品生产也就具有了政治权威并逐渐使这种权威合法化。

3．交换与贸易

互惠的物物交换在平等社会即已相当普遍，这种交换是所有的亲缘社会用来维系或强化社会关系的一种纽带。亲属、社会群体之间通过相互赠送礼物来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冲突。这是原始人群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有效手段。

然而，物品的交换和积累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在区域间的首领之间进行，并由整个地区社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领主持。部落之间的交换中，则由整个部落的最高首领主持，于是这些主持人实际上控制了群体所有成员的物品。

互惠的礼物交换在平等社会中十分频繁，交换来的礼物需要在内部重新分配，财富被集中在首领的手中，然后再分配给社会的成员。显而易见，一个具有代表社群或再分配地位的人无疑占据着分配物质财富的关键地位，这一地位即使不能为他直接创造财富，但无疑也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起初，平等交换不存在侵吞交换物品的情况，因为血缘群的所有成员——包括再分配者——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进行生产，贫富分化不明显，并缺乏明显的奢侈品。对于再分配者来说，除了礼尚往来和在社会支持上进行再投资外，他们能做的确实很少，哪怕有权势的再分配者也不能过一种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虽然他们与一般的人的生活相差无几，但是从这种交换过程中，他们能逐步积累起以后将带来特权的权威。

首领对交换的控制，使原本社群之间的活动逐渐变成了首领个人之间的行为。一方面交换物品逐渐积聚到了首领人物的手中，另一方面物品因个人与政治原因在首领之间转手，它们作为礼物和贡品在道歉、邀请、缔约、结盟的互惠活动中被馈赠和授受。外来物品成了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体现拥有者所拥有的权力。在等级社会中，特别是在贵族地位和权威没有立法和政治力量支持时，这些象征品成为贵族权力的主要标志，其个人独有的饰品自然成为政治权威的象征，拥有这些饰品的人由此而拥有了权力的合法性。

4．战争

战争与人口压力有密切的联系，人口持续增长会造成资源和土地的匮乏，并在群体之间为获得控制权而发生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这一由资源持续缺乏而不断推动的进程，使社会竞争的强度足以造成基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等级分化。这类竞争会不断强化集中军事政治机制的发展。竞争愈激烈，阶级分化和政治上的集权愈趋复杂化。基于社会内部竞争所导致的阶级分化，再伴以源自社会外部的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卡内罗提出了一种限制理论，即战争并不会在所有的环境中产生。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中，被征服者可以外迁以开拓新的资源与领地来缓解冲突。只有在相互竞争的群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受沙漠、高山和大海包围的秘鲁沿海河谷，被征服者无法外迁来逃避，因此只能臣服于强者，这种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集权和国家的形成。

上面有关社会复杂化的四个动力机制中，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后面起着作用，这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与资源的短缺所造成人口/资源的失衡。这种人口/资源的失衡是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外部表现为人口的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带来了复杂社会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人口规模。而其内部表现为被迫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压力，包括强化粮食生产、祭祀和贸易等。这些措施又促进了私有财产、再分配机制、等级分化、宗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原来许多小型和分散的社群逐步融合到一个大型的、等级分明的复杂社会中去，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从部落向酋邦发展，最后演进到国家。

三、两地社会复杂化进程比较研究

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两地复杂化程度的差异，复杂化时间的差异及促成复杂化的动因的差异。

1．环太湖地区

从聚落形态、墓葬、祭祀活动等物质形态来看，环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的中期开始社会复杂化进程。

在马家浜文化及崧泽文化早期，遗址数量少，密度稀，遗址内功能分区不明显，生活区、生产区、墓葬区集中在一处，居住形态主要是一种适合大家庭或家族集体居住的长房子。单人葬于公共墓地中，随葬品数量不多，以陶、石器等生产与生活用品为主，无明显贫富差别。生活区内发现少量的祭祀物品，表明仪式局限于家庭范围而未成为整个社群的活动，也不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一阶段还是一种平等的社会。

崧泽中、晚期与良渚早期，聚落规模不大，中心遗址周围所聚集的遗址数量不多，遗址内出现了某种生产性的分区，如手工业作坊。葬俗差别不大，基本为工具与生活用品，随葬品数量出现某些的差别，但未见奢侈品。虽出现了土墩，但规模不大，基本上表现为家庭或家族拥有。墓地上可能已有简单的仪式活动。暗示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初步的等级分化，可能为等级制的部落或简单的酋邦。

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聚落规模扩大，大型遗址群出现，遗址群内等级分化和功能区明显。卫星遗址群往往围绕某个中心遗址分布，生活、生产、墓葬、祭祀区严格分开，出现了专门制造奢侈品——玉器的作坊。墓葬从随葬品上明显可看出三个等级，大型墓葬建筑有高大的土墩和祭坛，随葬品为各种玉、石、陶器，其中玉质礼器占较大的比重。中型墓葬也有土台，但规模较小，随葬品中玉器的比例相对较少，玉质礼器一般只有玉璧。小型墓葬一般平地挖坑掩埋，随葬品以陶、石器为主，仅为少量小件玉质饰件，也有不少墓无随葬品。此外，在遗址群中心还出现了大型的宫殿型建筑，往往位于修筑的高大土墩上。遗址群内和遗址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已进入了复杂酋邦阶段，至少形成了三个等级。

以上是根据考古材料对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所做的一种定性的分析。下面我们试图对一些材料进行一些定量的分析，以观察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和进程。首先采用装饰品的量化分析，然后从随葬品和墓葬进行综合的分析。

（1）随葬品。装饰品的定量统计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贵族阶层的出现与手工业专门化存在某种关系，并表现在作为奢侈品的玉质饰品和礼器生产劳力的控制和投入。对这些奢侈品生产的控制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便使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贵族肯定会在劳力、资源和工艺技术上努力提高生产这些物品的能力和数量。这些个人饰品和礼器的拥有和使用，使贵族阶层逐渐与社会其他成员进一步隔离开来。因此手工艺专门化和奢侈品生产的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政治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手工艺专门化的发展是与政治集权的强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集权程度越高，贵族阶层会努力生产和使用更复杂的个人饰品和礼器，兴建更大的公共建筑。因此观察和统计奢侈品生产的劳力和精致程度可以一个用来分析社会的复杂化程度。

对环太湖地区墓葬和随葬品的分析集中在分辨三方面的差异：原料获取过程中的劳力投入、制作过程中的劳力投入、原料来源的本地与非本地性。

获取原料劳力投入分成高低两级，通过贸易、采矿等获得的可归入高级，而本地采集的归入低级。玉质原料归入高级，石陶质器归入低级。

制作过程劳力投入也可分成三个等级：陶、石器一般属于低级，因为原料低廉、加工简单。个人简单的玉质饰件可归于中级，因为原料相对陶、石器罕见，需要一定的劳力投入，但加工相对还比较容易。装饰繁缛、制作精致的玉礼器和少量精致的玉饰件属于高级，它们需要大量劳力投入，大块和优质的玉料极为稀罕，可能需要付出大量资源进行交换或远距离的开采，并需要特殊的技艺如为玉琮钻孔。

由于环太湖地区墓葬众多，我们根据时代早晚选取三个不同时期的三处墓地：草鞋山、崧泽中层、福泉山（表1）。

表1 随葬品在原料获取、制作过程中的劳力投入与复杂化关系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表中随葬玉器的墓葬，一般均有陶、石器，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时期随葬玉器的墓葬占总墓葬的比例分别是：75％、140％和733％，其中良渚时期随葬玉礼器墓葬的比例为367％。反映了三个文化在随葬品上所投入的劳力和社会复杂化程度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在崧泽时期，这种分化已初显端倪，但是还不是很明显，然而到了良渚时期，社会等级分化非常鲜明，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酋邦。

（2）综合观察。美国学者奥谢（J.M.O'shea）等建立了一种利用4种考古学变量来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和等级差异的标准，下面用表2予以表述。本文借鉴表2中的4个因素来对马家浜、崧泽和良渚的社会形态进行综合分析。平均值1是部落社会，平均值2是简单酋邦社会，平均值3和4是复杂酋邦社会（表3）。从表3的分析来看，环太湖地区在马家浜时期是平等的部落社会，崧泽时期进入简单酋邦社会，到良渚时期进入了复杂化程度相当高的复杂酋邦社会。

表2 四个标准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表

表3 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层次

根据上述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环太湖地区从崧泽文化中晚期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开始，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高峰。

2．宁绍平原

宁绍平原情况则和环太湖平原存在显著区别。整个河姆渡文化时期，聚落规模不大、数量较少，遗址内和遗址之间不存在着等级区别，遗址内也不见功能分区。墓葬均埋葬在地面上，规模较小也没有土台，随葬品极少且主要是日用陶器，不见玉质礼器等奢侈品。不见仪式性场所和建筑，零星的仪式性器物发现于生活区内。居住形态主要是一种杆栏式的聚族而居的“大房子”。这种社会复杂化的物化形态反映的是一种小型、分散的平等社会。

到了相当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时期，虽然遗址的数量比前期有较大的增长，但是从整个地域分布来看，仍然显得十分稀疏，不见大型和集中的聚落群。遗址规模变化也不大，遗址间等级分化与遗址内功能分区也不明显。个别墓葬出现了土墩，但是规模不大，由于土墩上部已遭破坏，因此葬俗还不是太清楚。这一时期也不见有发现祭祀性建筑和奢侈品。这一时期变化最明显的可能是房屋结构，早期的“长房子”已不见，出现了许多一种小型的地面建筑。从名山后遗址发现的土墩及可能存在的随葬有成组石钺的墓葬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已有了一定的等级分化，但是整个社群的规模并不大，从奢侈品的数量和质量分析，等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可能还只是相当于等级制部落或简单酋邦社会。

3．复杂化动因探讨

史前社会复杂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应对生存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压力来自于人类人口的增加或环境波动所造成的人口与资源的失衡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复杂社会比简单平等社会能更好地组织人力与物力，强化经济生产，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和区域内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与协调，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共同的生存压力和资源短缺。而环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地不同的文化特点和社会演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暗示，两地不同的生态背景决定了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进程。

环太湖地区的崧泽中晚期与良渚文早期，缓慢增加的遗址数量表明人口的逐渐增长的。这种人口增长可能会对粮食供应生产一定压力。这一时期野生资源发生了显著的递减，大型哺乳动物急剧减少甚至几近灭绝。其原因大致为两种：其一，这一时期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波动，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原先喜暖湿的大型的哺乳类如鹿和水牛等可能为此而南移；其二，由于人口的增长和长期过度捕猎，使这些大型哺乳类数量急剧减少，这样社会就会出现生存压力和粮食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社会一般有几种措施可供选择，如向外移民、控制人口和扩大粮食生产。

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狩猎采集群控制人口的策略通常有以下几种：杀婴、杀老、杀病、延长哺乳期、流产、节欲等。但是采取这些策略，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规则和习俗，而改变社会规则和习俗既非常困难也是十分缓慢的，它不可能用来应付短期和持续强化的危机。人类在面对粮食危机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外迁徙。但是，这种在狩猎采集群中最普通的应付资源波动的办法，到了农业社会可能就很难奏效。因为，大部分的土地已经被不同的农业群体所占领，土地所有权出现并得到强化。所以在移民无法应对人口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化粮食生产。从考古记录来看，从崧泽中晚期开始，人类正是采用了这种策略来应对人口压力的。

马家浜时期这一地区已经开始栽培水稻等作物，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崧泽中、晚期，这种栽培技术应该变得相对较为成熟，在技术上为以后强化稻作栽培提供了可能。加上崧泽中、晚期气候渐趋干凉，使原来的亚热带与温带的气候特征趋于单一，导致原来资源比较丰富的环太湖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可用食物资源种类也逐渐减少。

除了环境因素外，随着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开始，形成中的贵族需要花费的剩余产品也逐渐增加，野生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等级社会运转的需求。人们必须进行强化稻作生产来应付资源短缺的压力。这在考古学上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种类、数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石犁、耘田器、石镰等专用和高效农具出现，稻子形态趋于稳定并颗粒变大。这表明人类在水稻的选种、土地的耕作以及其他管理方面介入力度空前提高，水稻产量增加。成熟的稻作农业应该在这一阶段出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的转变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农业经济对社会复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土地需要集体社会协作开垦、管理和分配。

（2）土地属于整个社群所有，但是小块耕地的耕种与利用可能属家庭所有，由于土地存在着肥瘠的不同，利用这些土地和对收获多寡的分配需要社会的调节。

（3）农业使食物种类趋于单一化，人类缓解食物短缺风险的能力减弱，遭受饥馑的可能性增加，应付这种压力而出现的食物贮藏，除了其调节功能外，还能发挥金融作用而在复杂社会的运转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此外，贮藏所带来再分配，也成为社会复杂化的重要机制之一。

（4）农业生产导致了私有财产观念的出现，一些家庭可以比别的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他们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来获取特殊的回报，并将它们作为地位和权力表现。于是，私有财产促成了地位和权力的形成。

（5）农业导致了生产专门化的发展，并刺激交换和贸易的产生，而奢侈品的生产成为强化首领权力、促成社会等级分化的重要一环。

（6）农业经济的成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人口密度会进一步增加。这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生存压力，使土地和资源的价值提高。这种对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合作，促使社会结构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转变。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会形成社会内部管理上的压力，使得社会结构必须发展出更为复杂的体制来解决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促成社会机制的复杂化和权力的强化。这种政治结构复杂化往往表现在官僚体制的出现，内部功能的异化和特化，权力和管辖功能的细化，等等。

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的演化，表现在人口增长与气候波动共同作用下粮食短缺的压力，为缓解压力，人们充分利用稻作栽培技术，强化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刺激了私有财产的出现、社群的劳力协作和等级分化的现象，使得这一地区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在宁绍地区，整个河姆渡文化时期一直处于平等社会状态，只有到了相当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时期，在局部地区才出现了等级制的部落或层次较低的简单酋邦。这种复杂社会的出现，可能并不是本区域人地关系互动所产生的结果，而更多是受了北部先进文化影响刺激所致。这有点类似于国家形成机制中原生国家与次生国家的关系。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受原生国家的影响和刺激，其周边的落后社会会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向国家演进，因此这些次生国家的形成要晚于原生国家。造成两地社会发展不同轨迹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种：

（1）宁绍平原被许多河流和山脉分割，形成一种相对破碎、封闭和孤立的小环境，生态和资源多样而复杂，其间山林、盆地，河网密布。在这种生态广度较大的环境中，既有大量的山林、陆地资源，也有丰富的水生资源。其野生资源的种类与丰富程度要比生态环境较为单一的环太湖地区要高。此外，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由于与外界交流不多，人口增长缓慢。虽然在相当于良渚时期时本区域遗址数量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的密度上看变化并不明显。这就使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口和资源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因此缺乏社会结构复杂化的外界和内部动力。

（2）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平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河姆渡文化时期不很明显，且它对环太湖地区的影响似乎更大。但是到了良渚时期，随着良渚强势文化的整体性扩张，大量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因素才传入宁绍地区，这些文化因素的传入，部分可能是文化传播，部分也可能是环太湖地区来的移民所创造。

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稳定性，这些外来群体在到达宁绍平原后，除了带来了相应的器物外，应该还沿袭了原来的社会结构。但是由于外来群体规模较小，在适应上更多的是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不可能对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发挥重要的影响。

四、小结

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目前也是我国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发展层次广受学界的注目，然而对其演进动力的探讨仍然不多。而对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两地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差异和原因更是无人关注。对造就社会复杂化原因的探讨，必须关注包括生态环境和人地关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整体分析，探究各地社会复杂化不同的动力机制。本文初步对两地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差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进程，是由于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不同人口压力所造成。环太湖地区自马家浜文化以来人口缓慢增加，食物资源压力逐步加大，崧泽早中期环境的波动导致的大型哺乳动物消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于是强化农业生产成为应对这种压力的重要策略，强化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社会劳力的合作，于是这种协作促进了区域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强化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产品刺激了再分配机制的完善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等级的分化和贵族权力的产生。农业经济的成熟反过来进一步造成人口增长，使整个社会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反馈和互动下，使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社会在良渚文化中晚期达到了复杂化的高峰。

宁绍平原由于相对独立、分散而封闭的环境和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使这里的文化交流不畅，人口增长缓慢，人地关系的平衡一直较为稳定。由于缺乏刺激，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一直变化不大，表现为小型的平等社会。只是到了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时，受环太湖地区强势文化的刺激和影响，才出现了社会初步复杂化的迹象，时间上要比环太湖地区复杂社会的出现晚得多。

来源：《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与郑建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