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

一、秦上郡戈

古代中国“兵”和“刑”不分，刑罚和征伐在暴君看来同样是惩罚的手段。罪犯和俘虏的命运也相同，除了容易地丧失生命外，大多是被剥夺自由，转化成奴隶。

囚和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起初是无条件无限期的，虽然也可以赎或被舍免，但这种机会终竟是很少的。后来，人类越来越文明，阶级斗争剧烈了，法律公布了，于是犯罪和服刑有了大小轻重的分别。大罪服重刑，小罪服轻刑，这样便出现了有定期的刑徒。无期的刑徒是奴隶，有期的刑徒同样地也是奴隶，只是服隶役的期限缩短了些罢了。这如同古代的债务奴隶，有无条件无限期的，有条件有限期的，身份都是奴隶却是无可怀疑的。

朝鲜平壤曾发现一个古铜戈，内上面有铭文三行：

廿五年上郡守庙

造。高奴工师

。

丞申。工鬼薪

。

见《周汉遗宝》图版第五五上

郭沫若先生在《金文丛考》里有一篇《上郡戈》专门考证这件戈的铭文。郭先生说这个戈的年代是秦，“盖秦始皇之二十五年”，这是完全正确的。郭先生考释“鬼薪”一辞说：

“鬼薪”见《始皇本纪》，九年处治嫪

余党，“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集解》引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也”，又如淳曰“律说鬼薪作三岁”。此言“工鬼薪

”，盖

乃罪人，受三岁之徒刑，流徙于上郡而为工者，鬼薪而为戈工，则应劭谓“取薪给宗庙”，盖望文生训之说。

郭先生的这段考证是对的，应劭的注解也不错，鬼薪从“取薪给宗庙”变成冶铸工人，正说明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度从原始阶段要走上发展的阶段。

上郡是秦的边郡，北边和匈奴接境，大约因为战争多，铸的兵器也多，今天知道的上郡戈就有五个。上面引的一个可以叫作“二十五年上郡戈”，另外还有四个，分述于下。

《严窟吉金图录》卷下第五十八图著录一戈，内的两面都有文字，正面的铭文两行是：

王六年上郡守

疾之造。□□

反面的铭文已模糊不清，未印出。根据铭文，知道作戈在秦称王之后，称皇帝之前，究竟是哪个王的六年则不敢定。这个戈可以叫作“王六年上郡戈”。

于省吾先生编印的《商周金文录遗》五八三号有一个戈，铭文在内，共三行：

三年上郡守□

造。漆工师□

丞□。工城旦□。

这个戈可以叫作“三年上郡戈”。

最近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铜器，发现了两件上郡戈，一件内上有铭文三行，是：

廿七年上守趞造。

漆工师

。丞

恢。工隶臣篑。

另一件的铭文三行也在内上，是：

年上郡守

图工帀耤。丞秦。叿

隶臣庚。

这两件戈和前举的三件上一样，都是刻款，笔划细浅，不易辨认。匆忙中不能拓墨，随手作了释文，请于省吾、唐兰两位先生校对一过，但是还不能尽识。前一件可以叫作“二十七年上郡戈”，铭文在这几件中算是保存得最好的，可惜原来刻时在“上”字下脱了一个“郡”字。第二行“漆工师”三字和三年上郡戈同，和二十五年上郡戈的“高奴工师”句相当，高奴是县名，漆应当也是县名，有些像漆字，《汉书·地理志》上郡有漆垣，或许有些关系。后一件可以叫作“四十年上郡戈”，铭文第二行末尾的“秦”字残存上半部。因此推测内的末端可能曾经损折了一段，铭文的前两行或许每行都少掉了一个字，依据文例，第一行末可以补一个“造”字，第二行末可以补一个“工”字，这样文义便完整了。“工帀”就是前几件戈上的“工师”。秦王有二十七年的有秦昭王和秦始皇，有四十年的只有秦昭王一人。四十年上郡戈当作于公元前267年，二十七年上郡戈据字体推断也是秦昭王时的，当作于公元前280年。

这几件上郡戈铭有一个共同的程式，首先记明那一年，其次是上郡守某名造，再其次是某地工师某名、丞某名，最后是直接生产者“工”的名字。在工字下，人名上，二十五年上郡戈有“鬼薪”二字，三年上郡戈有“城旦”二字，二十七年上郡戈和四十年上郡戈有“隶臣”二字，这都是说明这些直接生产者的身分。鬼薪是刑徒，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已经说明。城旦、隶臣也是刑徒，城旦见《始皇本纪》，三十四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

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也”。据此，知秦的城旦是四岁刑。隶臣见《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凡五见。《刑法志》记汉成帝时减刑的决议，关于男子的罪名是“完为城旦，满三岁为鬼薪，鬼薪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这是从城旦罪降为隶臣，这种隶臣是已经服刑四年还要服刑一年的人。“隶臣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免为庶人”，这是正罪是隶臣，这样的隶臣服刑至少是三年。汉法沿袭秦制，上郡戈铭的隶臣大体说来就是这种刑徒。

城旦、鬼薪和隶臣都是官奴隶，他们从事冶铸铜兵器，上郡守是监造的地方最高官吏，工师和丞是技术指导和管理督查者，从这几段铭文可以考查秦的奴隶制度。《礼记·月令》（郑玄注）：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必功致为上（工师，工官之长也。效功，录见百工所作器物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功不当者，取材美而器不坚也）。

《礼记·月令》向来学者公认是秦制。从“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几句可以知道当时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奴隶怀着反抗的心情不好好生产，奴隶主统治阶级则峻法严刑“以穷其情”，在“必行其罪”的政令下，城旦、鬼薪、隶臣名义虽是有期的徒刑，事实上却罪名连续不断，势必变成终身的奴隶。

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

清代光绪末年（约1907年）修造陇海铁路，经过河南省西部，碰到汉代刑徒丛葬的地方，出土许多砖志，大部分归了端方，大约在二百件以上，但是他作的《陶斋藏砖记》却只著录了113件。罗振玉对这批砖志很感兴趣，先后搜集到拓本很多。罗氏听信一位“厂估”（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的话，说是“出灵宝县”，因为“今之灵宝为汉弘农郡”，便定为汉弘农郡的刑徒砖志。又因为清代避高宗弘历讳，不愿用弘字，改用北魏地名“恒农”，所以他发表这批材料称《恒农冢墓遗文》（勾摹文字完整的31件，1915年印行）和《恒农砖录》（汇录铭文231件，1917年印行）。1950年冬我写《汉代的铁官徒》一文，根据罗氏的说法，推断这批砖志是汉代弘农郡铁官徒的遗物。文章要发表时已觉得未免武断，把语气稍微改动了一下，但从此这问题却成了我的一件心事。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到河南去作考古实习，尝托他们在灵宝一带调查访问，毫无踪迹可寻，我推测罗振玉大约是上了古董商人的当了。我们知道这批砖志出土后，首先发表的是《神州国光集》（第七集，1909年），在登载《汉宣晓葬志》拓本的下边有段跋文：

此葬志近代洛中兴治铁路得之，昔人所未知，同时出土数百枚，文字皆刻砖上，多为端午桥制军所得，然完全者至少，今选完全而文字较佳者影印之。

这段跋文虽简短，叙述原委却很清楚，说洛中出土，应当可信。又如范寿铭《循园古冢遗文跋尾》（卷一）著录《汉毕通葬砖》，跋文说：

东汉罪人丛葬砖记，清季洛阳出土，共百余种，太半为讬活洛氏端方所得，《陶斋藏砖记》已详著之。是刻《藏砖记》中因砖中断分列为残砖二方，余所藏完全拓本在归陶斋以前，故入斯录，以正《藏砖记》之误。

范寿铭在河南做事很多年，对于河南出土的金石文字极熟悉，他说这批砖志是洛阳出土，当无问题。近年我曾听到有的人说这批砖志是孟津出土，又有人说是偃师出土，这也不奇怪，因为汉魏洛阳故城在近代的洛阳县城以东三四十里，不在洛阳县境内，南部属偃师县界，北部属孟津县界，如果砖志出土是洛阳汉魏故城附近，正是孟津和偃师地界。因此我相信这批砖志是洛阳汉魏故城附近出土的。古董商人为垄断专利，从来不肯告诉人古物出土的真实地点（像甲骨文初出售时说是汤阴出土，便是一例），习与性成，常常顺口撒谎，罗振玉根据一个古董商人的一句话，便定出了两部书的古雅的名称，未免太轻率了。

刑徒砖志铭文开头或有“右部”或“右”字，如：

右部无任□□安完城旦□□，元兴□年□月□□物故，死在此□。

右无任汝南山桑髡钳宣晓，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

也有“左部”或“左”字，如：

左部无任东郡濮阳完城旦夏侯当，延光四年九月一日物故。在此下。

左无任任城鬼薪纡便，建宁元年七月十六日物故。

“左”“右”就是“左部”“右部”，自无问题，所谓“左部”“右部”也是简称，《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书：

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

左部右部的“部”字即指“作部”，而左右的分别则系《左工徒》和《右工徒》。《后汉书·百官志》四“将作大匠”属官有：

左校令一人（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左校署掌管的工徒叫作左工徒，他们的作部简称“左部”；右校署掌管的工徒叫作右工徒，他们的作部简称“右部”。后汉官制沿袭前汉，初期为了俭省，左校只设令不设丞，右校只设丞不设令，所以《后汉书·安帝纪》记载：

延光三年秋七月丁酉，初复右校令、左校丞官。

此后左右校的令丞才齐备了。上边引的元兴年右部城旦砖在延光三年之前约二十年，恰好可以证明安帝以前右校署是存在的。但因右校久不设令，事权多归左校，所以《后汉书》记载官吏犯罪皆《输作左校》，如宗整（卷一二）、张俊（卷一三）、韦著（卷五六）、李

（卷六一）、朱穆（卷七三）、杨秉（卷八四）、虞诩（卷八八）、李燮（卷九三）、史弼（卷九四）、皇甫规、段

（卷九五）、翟超、黄浮（卷九六）、李膺、刘祐、曹鼎（卷九七）、尹端（卷一○一）、刘猛（卷一○八）等，仅卷一○八记黄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但和卷九六记载矛盾，知系误字。《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在左右校令、丞下皆注“安帝复也”，好像安帝以前没有左右校，那更错了。

《后汉书·百官志》说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据此，知左右工徒的劳役以土木营造为多，关于这方面有许多记载，《后汉书·杨震传》说：

延光二年……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曰：“……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津城门，洛阳南面西头门也），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

从这段记载可见后汉皇帝的保姆、宦官、近侍都常利用“大匠见徒”来竞修第舍，盛夏兴工，“转相迫促”，工徒伤亡也就可想而知。上引《安帝纪》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七月“复右校令、左校丞官”的诏书即紧接在此事之后，当系因营造频繁，原有官吏不足应付，故设官增职以充之。今日所见这类刑徒砖志皆厚黑坚实，字划系后刻，疑即以建筑用砖为之。因为他们是建筑工徒，现场有的是砖，取材方便，所以死后才能有块砖志。因此推想砖志上不冠左右字者，也都是左右工徒从事建筑工役的人。从砖志遗留之多，可见工役之迫促，死亡的频繁。

刑徒砖志在髡钳、完城旦、鬼薪等罪名上常冠以“无任”二字，端方《陶斋藏砖记》据《宋书·庚登之传》“登之以无任免罪禁锢还家”一语，谓“无任者免罪之词”。这是望文生义，没有根据，不说明问题。罗振玉《恒农冢墓遗文序》引此文，说“是无任二字宋代尚沿用之，汉律久佚，其义则不可晓矣”。态度便老实得多。我写《汉代的铁官徒》时，对此曾作种种推测皆不能中，后来标点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才找到说明。按《隋书·刑法志》述《梁律》：

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

这是用“能”字解“耐”字，说“随伎能而任使”，应当是“任”字的正当解释。

《刑法志》又说：

（梁武）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是时徙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

“作”就是作部，“徙居作者”犹如后汉的“输作左校”。工徒必须有技能供任使，没有技能可供任使的人要带刑具。《通鉴》叙此事在大同十一年（卷一五九），胡三省《注》：

任，谓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谓任攻木者则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则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则役之攻皮，任设色者则役之设色，任搏埴者则役之搏埴。

梁代工徒主要便作这些事情。《梁律》多“依汉故事”，但不尽与汉相同。大体说来，宋、梁刑轻，汉刑重。汉代刑徒执役要带刑具，而“无任”者既不会“免罪禁锢还家”，也决不是仅“著升械”，大约要当苦力，做最笨重的活计。

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的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点，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来看。上古的罪人和家属终身为奴，后来改为有定期的为奴，时间缩短了，性质上却是一样的，《唐律疏议·名倒一》：

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寘以圜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

可见唐代的法律学家还能认识这一点。刑徒虽然是自由人转化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所以《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丙子诏书说“见徒免为庶人”（参考陈垣先生《史讳举例》第六十例）。他们的生活很苦，劳役繁重，从大量刑徒砖志的发现，说明执役期限虽短却很难熬过这一关。执役的刑徒过着苦难的日子，必然会有反抗的行动，这样会罪上加罪，永久不得恢复自由。晋张裴《汉晋律序》：

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罪已定为徒，未定为囚）。累作不过十一岁（五岁徒犯一等加六岁，犯六等加为十一岁作）。累笞不过千二百（五岁徒加六等笞一千二百）（《太平御览》卷六四二）。

可见刑徒虽然名义上最多是五岁刑，事实却常是累作十一岁以上，累笞一千二百以上。试问那种生活如何能挣扎十一年？所以刑徒执役者大部分都成了终身的奴隶，把髡钳、鬼薪等罪名刻到砖志上去。刑徒的生活不自由，使他们有反抗压迫的决心，他们的劳动是集体的，使他们有了组织和团结的能力，所以每次暴动都表现了坚强无比的力量。西汉后期的铁官徒起义带头摧毁奴隶主政权的黑暗统治，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刑徒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后汉书·朱催传》叙述黄巾起义失败后，各地起义军蜂起云涌，毫不畏惧，有各种称号，说：

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这其中便有“左校”和“司隶”，我们知道左校、司隶都是刑徒集中服役的地方，用左校和司隶作称号，自然是刑徒的队伍。他们的军事活动又见于《三国志注》（卷六和卷八）引《英雄记》、《九州春秋》和张璠《汉记》等书，可惜详细情形已不可考了。

（张正烺，1912年生于山东荣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终身职研究员。受聘为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等。一向致力以考古、文物、古文字材料与各类古籍相参证，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况，涉猎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古文字、版本目录、民俗等诸多领域。几十年间曾参加中国地震资料、点校廿四史、整理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等国家任务的工作。发表过《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讲史与咏史诗》等文章，其中《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尤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其倾注多年精力拟编纂的大型中国历史图谱，惜尚未能如愿。）

来源：《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