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研究是当前史学界、考古学界的热门课题，经过长时间的探讨，考古学界在对中国文明问题达成几方面共识的基础上，如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土生土长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特点等，近年来，渐渐把目标相对集中到对中国文明形成途径、特点等问题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东西南北中诸多考古学文化竞相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最后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考古学文化现象，那就是周边开花、中原结果，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捷足先登，首先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如何解释这些考古学文化现象，涉及到中国文明形成的动力、模式等重要问题，为此，笔者也试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注：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第5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1年。）

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墓、祭坛以及随葬的琮、钺、璧等精美玉礼器。（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171页～第17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其中心不仅有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城址内外还按规划分布有居住区、宗教祭祀遗迹及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独立古城址，如大溪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江陵阴湘城、澧县鸡叫城、石首走马岭城、荆门马家垸等城址。长江上游的四川成都平原，发现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郸县梓路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双河等5座古城组成的城址群。（注：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黄河流域，其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秦安大地湾大型殿堂式建筑。（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1期；《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发现郑州西山古城。（注：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1版。）

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更多夯土城址，如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辉县孟庄、安阳后岗、郾城郝家台、新密市古城寨以及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的陶寺龙山城址。（注：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

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发现有滕州西康留城址；龙山文化时期则和中游地区一样，城堡林立，发现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滕州尤楼以及鲁西景阳岗、茌平两组龙山文化城址。（注：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此外，在我国内蒙古长城地带则发现有多座石城聚落遗址。（注：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如点点繁星镶嵌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严文明先生称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土筑或石筑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注：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也引起了中外历史和考古学者的关注，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聚焦点。但不管这些人文景观当初多么辉煌，其文化成就多么显赫，最后都以百川归海的态势，纳入到中原文明的轨道中。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动力，使中国文明走了如此独特的道路。围绕这个课题，学术界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发表了多种不同见解：有的学者强调了中原先进文化因素的作用，（注：吴耀利：《中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杨育彬、孙广清：《从考古发现谈中原文明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

有的学者强调了中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因素（注：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昆叔：《黄土高原，华夏之根》，《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有的学者注意了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的形成（注：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有的学者注意了文明形成期战争和水患的双重作用（注：韦正、马彬：《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何宏波：《上古洪水传说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李先登：《关于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也有的学者从礼制的角度出发，对周边文化衰亡和中原王朝的最后形成进行解释，认为究其原因是巫术文化的衰微与礼乐文明的勃起（注：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巫术文化的衰微与礼乐文明的勃兴》，《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1年。）。

还有的学者通过对文化、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治理洪水等多方面因素分析，提出了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综合因素作用说（注：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曹兵武：《中原史前文化的优势——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一》，《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朱光华：《早夏国家形成时期的聚落形态考察》，《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而另有一些学者则明确指出了中国文明形成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特殊关系，俞伟超先生甚至认为：“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注：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王青：《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东方文明之光》第291页～第29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袁广阔：《从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1期，2000年1月；王润涛：《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姚义斌：《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

上述学术观点中，笔者赞同中国文明形成综合因素及洪水两说，因为笔者认为，从整体而言，中国文明从文明因素诞生、发展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阶段。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国文明形成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中国文明形成起了不同的促进作用，为中国文明的最终形成作了一个良好铺垫。

对于中原地区来讲也同样，毋庸讳言，假如没有黄河流域肥沃而适宜耕种的土地，没有黄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灿烂的中原文明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位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中国”一词又从何而来；没有原始社会频繁的战争及洪水等问题，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中下游城堡林立的状态又作何解释；而礼乐制度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正是前述诸多文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才构成了中华文明绚丽多姿的风采和别具一格的特色，并且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后关头，却是环境因素对中国文明首先在中原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原始社会末期的滔滔洪水，不仅为夏部族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而且为夏王朝的建立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夏部族因洪水而首先崛起，又因治理洪水加之战争等手段完成了由部族向国家的转化，因此要探索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解释考古学上出现的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有无洪水也就成为考古学界目前应十分关注并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了。

二

洪水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且又存有争议的问题，洪水问题与中国文明形成关系密切，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是否发生过洪水，非常有必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依笔者浅见，目前涉及洪水问题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成果；2.环境科学研究成果；3.田野考古发掘资料。

第一方面，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仅有关于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发生洪水的记载，而且时代相当明确，洪水的发生初始于尧时，先秦文献《尚书》、《孟子》等书中都有关于尧时洪水状况的记载，如《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等，都是对当时洪水状况的描写。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洪水？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根据文献记载对洪水问题进行过详细考察，他通过对洪水传说性质、洪水发生地域等问题分析研究，不仅认为有关洪水的传说并非捏造的神话，而且明确指出：“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期。”（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128页～第131页、第16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对洪水问题颇为重视，曾翻译过一篇研究世界各地洪水传说的译文，文中认为：“这种可怕的泛滥故事虽然差不多一定是虚构，但在神话的外壳下面许多可以包藏着真正的果子，这不但可能，而且是近乎真实的；那就是，它们可以包含着若干实在扰害过某些地域的洪水的回忆。”（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6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孙淼先生在研究夏商史时，也关注了中国上古史上的洪水问题，尤其是对大禹治水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公簋、叔夷钟铭文，现存《诗经》中也保存有很多歌颂大禹治水的诗篇，此外许多先秦古籍如《尚书》、《墨子》、《论语》、《孟子》、《国语》、《左传》、《楚辞》、《山海经》、《荀子》、《韩非子》、《管子》、《庄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也都记载了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其中以《孟子》、《尚书》和《墨子》的记载较为详细。

他同时指出：“这次洪水的规模并不小，因此，在历史上，它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记忆和深远的影响。”（注：孙淼：《夏商史稿》第158页～第159页、第16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徐旭生先生也对大禹治水的传说作过考证，认为：“大禹治水是我国最古的一个传说。战国时百家争鸣，各家都没有怀疑过这个传说。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当曰不可能。可是埃及在四千年前就曾开辟过一个周围约二百公里的大人工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挖掘运河网。为什么大禹还在他们之后千余年，就不能开挖这类工程。”（注：黄石林：《徐旭生先生在历史学上的贡献》，《考古》1981年第4期。）

上述的研究成果表明两点：1.关于洪水的传说我国先秦文献均有记载，洪水发生于尧、舜、禹时期，其中尤以大禹治水的事迹最为显著；2.我国前辈学者多相信古史记载有关洪水的传说，因此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对洪水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深入探讨洪水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当然，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因篇幅有限，本文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方面，环境科学研究成果。其成果又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研究本学科的成果，第二部分是环境研究和考古发现相结合研究成果。前一部分，研究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施雅风、孔昭宸等学者，曾根据20年来有关大暖期的地层、孢粉、考古、古土壤、古湖泊、古海岸等大量资料的研究，提出在距今8500年——3000年间，中国存在着一个全新世大暖期，并认为其中“4KaBP前后为一多灾的时期，在敦德冰心记录曲线中出现较宽浅的冷谷，甘肃齐家文化遗址气温和降水突然下降，农业北界南移了1度。中国东部有传说中历时数代的灾难性的大洪水可能导致龙山文化与良诸文化的结束。

回顾20年前竺可桢(1972)以3.1KaBP为中国暖期的结束，是基本正确的”。（注：施雅风主编、孔昭宸副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9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这段话的意思是，首先学者们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出了中国大暖期气候的客观存在以及期间对考古学文化变迁造成的影响，其次是赞同20年前竺可桢先生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观点，（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认为与他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后一部分为环境研究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而作出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黄河中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气候环境变迁及古代相关文字记录的学者认为：“从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之间，黄河中游地区可能有一个时间较短暂的相对较干旱时期，然后，在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一个多雨时期。这个多雨时期，在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区，即晋南地区，可能表现为多暴雨洪水。”（注：王守春：《黄河流域气候环境变化的考古文化与文字记录》，《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75页～第184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另有研究我国全新世高温期环境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状况的学者，通过对黄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青藏高原等地区环境变迁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不仅注意到了气候变迁对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古代文明的发展等问题的密切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乎都是在4KaBP前后消失的，认为这场大洪水在传说和古文化遗址中均有明显的表现，“应该说这次大洪水是全球的一次气候突变”。（注：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环境与新石器时代古文化的发展》，《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85页～第191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从以上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气候与环境研究方面的学者不仅相信、承认中国远古历史上曾发生过大洪水，而且学者间对洪水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一致而明确的认识，即距今4000年前后。

第三方面，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目前洪水迹象在考古学上最直接的例证是河南辉县孟庄龙山城址的发掘，发掘者认为：“最能表明孟庄龙山城址毁于洪水的证据是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探出部分15米宽，从已发掘的T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注：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中原地区同时期已发掘遗址中有明显遭受洪水袭击现象的还有登封王城岗遗址、山西陶寺龙山城址，黄河上游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叶茂林、王国道、任晓燕、蔡林海、张小虎、何克洲：《民和喇家遗址发现地震和洪灾新证据》，《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15日1版。）

其次，就是一些从考古学文化面貌变化研究环境变迁例证。如有的学者在研究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时，就注意到了鲁西、豫东一带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的出现，认为应与当时周围地区属于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人群的流动或迁徙有关，而人群的汇集与流动则与频频出现的水患息息相关，指出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或许是打开这一地区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注：韩榕：《海岱文化刍议——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第72页～第82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有些学者在探讨良渚文化突然衰亡原因时，也指出良渚文化的消亡与当时的温度降低和大洪水或者说环境发生突变有密切关系。（注：王富葆、李民昌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300页～第305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还有的学者在探讨孟庄龙山城址的毁因时，也发现了一些与洪水有关的重要考古文化现象：一是孟庄遗址在龙山文化以后出现断层，基本上是百年后才有人居住，而且类似孟庄遗址的情况在太行山以东、海拔较低的华北平原、山东沿海地区都是如此；二是测年及中原地区龙山晚期考古学文化特征的一致性表明，中原、晋西南及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消亡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能使如此广大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在同一时间消亡的原因同样也应该是洪水。（注：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这个结论和前面环境考古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8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考古研究工作的日益展开，学界已明确意识到环境因素在史前文化发展进程及探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公元前4000年前后，我国是否发生过一场史载罕见的大洪水，对解决中国文明形成问题和研究传说时代历史至关重要。洪水问题需要一系列证据，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证据，虽然前述研究成果无论是文献资料、环境研究及考古发掘都论证了中国远古确实存有洪水，但这仅仅是研究工作的起始。洪水问题既是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历史、解决中国文明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解释考古学上出现的周边开花、中原结果文化现象的—个关键问题，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三

解释考古学文化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现象，其实质也就是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动力、模式以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道路等问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很关键的问题。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的过程中，曾有学者根据西方国家起源的模式，总结出了世界上四种关于国家起源的原动力理论：1.灌溉说；2.贸易论；3.征服论；4.人口压力说。（注：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107页～第11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从以往的研究情况看，我国学者大部分不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中国国家起源或者说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很可能是世界文明演进中的另一种模式或者说另有途径。总结学界多年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文明形成动力或模式的探讨，主要有以下7种说法：

1.社会分层或社会分层和战争双重作用说；（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较多，本文仅举几例，苏秉琦：《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年。）2.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说；（注：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政治程序说；（注：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5月。）4.贪欲说；（注：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107页～第11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血缘集团征服或族群间战争说；（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秘书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发言摘要》，见邵望平先生发言，《考古》2001年第2期。）6.宗教祭祀与王权说；（注：（美）张光直著，明歌编译：《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作者注：该文认为祭祀与战争作为王权不可分离的两大因素，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关键所在。）7.洪水说。其中，前两种观点主要着眼于世界文明形成的普遍意义，文明的本质特征及国家起源的基本规律，后两种着重考虑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早期国家的显著特点。至于政治程序说，既注意到了中国政体的特征——血缘政治，又通过对东西方文明不同特征和演进程序的研究，从而提出西方进入文明社会经过的是技术革命和资源贸易的程序，而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则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造成财富极度集中的结果。赞同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动力观点的学者，主要考虑到贪欲不仅是私有制出现的动力，贪欲也是促使社会走向分裂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基本上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原理的范畴。笔者赞同文明形成的动力为洪水说，并且认为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后关头，正是洪水造成的环境变迁才对中国文明首先在中原形成起了关键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1.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洪水问题的记载及大量考古发现方面的思考。虽然洪水传说的故事曾在世界广泛流传，但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中国而言，这种传说故事不仅更生动、更鲜活，而且对传说人物的目标很明确、集中，时间段也很清楚。另外，无论是考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后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国家。而夏部族的兴起和夏王朝的建立，遍翻中国历代史籍，又无不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大禹治水在中国则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为此笔者在探索原始社会末期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首先崛起的原因时认为，客观上，中国历史上这次规模巨大的治洪工程为夏部族率先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契机；主观上，夏部族在恩格斯所论定的决定历史进程的两种生产中均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注：缪雅娟：《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而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首先崛起，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向文明迈进的步伐。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看，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兴衰，都和中国文明形成的轨迹有关。前文提到，分布于鲁西和豫东的大片所谓混合文化的出现，以及中原、晋西南及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几乎同时消亡的考古学文化现象，静态的考古学文化反映的是动态的社会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过惯定居生活的农业部族人群大规模迁徙、移动，其直接原因不外两个——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古代文献多处提到洪水问题，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为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在东西南北中诸多考古学文化竞相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最后出现的那种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的考古学文化现象，其主要或关键的原因就是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首先崛起，而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首先崛起的直接原因就是治理洪水。作为中原龙山文化一支的夏部族是以治理洪水为契机首先登上历史舞台，并通过治理洪水及战争等手段加速了国家机器的产生。社会经过一次大的重新组合，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是，各类规模不同的夯土城堡消失，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出现于中原大地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在社会的剧烈动荡中诞生。

2.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特点的思考。中国文明形成有什么特点，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文明起源中的多元一体模式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阶段性。笔者认为，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中国文明从文明因素出现到形成实际上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这两大阶段可分别称为文明因素的发展期到文明社会的形成期。前者发展时间较长，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这些文化共同体均达到了一定高度，其中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就是它们的典型代表。但从整体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文明因素以内部发展为主要特点，具有较强的内聚力。第二阶段为文明社会的形成期，时间相对较短，显著特点是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及融合，最后原始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捷足先登，首先迈出了向文明社会进发的步伐。那么洪水问题对我国远古先民来讲为什么关系如此重大，究其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滔天洪荒不仅与原始农业生产构成了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也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社会基本格局产生了矛盾，对于原始人而言，面对滔滔洪水，原有的各自独立的原始团体已不能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于是新的社会组织——治水联盟应运而生，夏部族参加了治水并通过治理水患及战争等手段，独占了联盟的领导权，其发展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7页～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以治水为契机，又通过治理洪水及战争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国家机器，这就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直接原因或动力，也就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特点或模式。

3.关于中国文明的特征及中国早期国家政体的思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问题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作了进一步理论阐发，明确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注：列宁：《国家与革命》第7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近百年来，中国学者正是遵循着这一理论模式，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国家起源问题，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及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中国学者不仅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基本发展规律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已充分认识到了在相同的人类发展轨迹下，东西方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模式。如果说，雅典、罗马和德意志，恩格斯所列举的三种从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国家形式，都是被社会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摧毁，那么，依笔者之见，中国文明在其形成的最后阶段，社会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族群矛盾的不可调和。中国为什么会以如此独特的表现形式进入文明社会，这和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即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因为夏部族在夺取部落联盟领导权，创建中国第一个王朝时，实际上是对其他部族实行了族群统治，其以后的商周国家也皆如此。更确切地说，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关于中国早期国家中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往的研究中就有学者关注。（注：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107页～第11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5月。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笔者在相关著作中也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不仅是中国文明有别于世界文明的最显著特征，也是维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注：缪雅娟：《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2期。），同时又是直接影响中国早期国家政体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明这一显著特征，就不能深刻理解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存在的显著不同，也就不能从本质上揭示中国文明形成道路的独特性。

余论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之际，更显得研究此课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蒙昧、野蛮、文明三大发展阶段的划分，勾勒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中国古代文献中大同、小康以及夏传子、家天下等记载，则生动地揭示了东方远古史发展的轨迹。两者不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为中国第一个王朝为何首先在中原形成作了最好的注解。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离不开中国远古历史背景，同样，解释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出现的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现象也离不开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背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量考古资料的积累（注：最新消息：《保利博物馆入藏珍稀青铜器—铭文记述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被誉为“金文之最”》，《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23日1版。该文报道：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偶然发现一件青铜器——公盨，年代确定为西周中期偏晚，器上铸有98字长篇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方法和经过，随后又阐述了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揭开这远古历史的迷幛已近在咫尺。如何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指导，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中国文明从文明因素产生、发展到形成的轨迹，既是中国老一代考古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当今考古工作者应积极思考的问题，更是真正为恩格斯《起源》写续篇的实际行动。让我们共同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世界文明史研究谱写新篇章。

来源：《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