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凡：中国考古学中的动静异同

张光直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甚至世界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为纪念他去世，就在哈佛当地召开一个小型讨论会（注：2001年12月8日美国哈佛大学在燕京大礼堂举行了一整天追思纪念考古人类学系讲座教授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讨论会，这篇是大会结束前作的一简短综论，成文字稿时加入了有关夏文化的讨论，当天发表论文的大部分已在《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刊登。），会上的报告可说是琳琅满目，部分地反映了张先生在考古学上丰盛的成果，而且我个人也学了很多，现仅将我的一点反省公诸大家。总其要，可以以“静、动、同、异”四字作为纲维，是我对大会的总反馈。

首先说“静”。宋儒说“静中看出端倪”，“静”中学问很多。什么叫“静”呢？不动谓之“静”。什么是不动的呢？《孙子兵法》给我们举了个例：“不动如山”，可见山河虽有蚀移，但相对于繁复的人事变迁，自然地理（山、川、海、原）可算是个静的、恒远的架构。近代世界争鸣诸家之中，法国的纪年学派注重调查一文化区的自然环境（注：纪年学派方法入门可看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这可以算是“文化静力学”的一种滥殇吧（注：布鲁岱自称其名著《地中海》的第一部分“等于是一种静态的历史。”Fernahd Braudel,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mediterraneen a l'epoquede Philippe Ⅱ(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49),p.xiii.）。

在汉学界说“静”的系统相当出色的应属人类学家施坚雅，除了他微观式的村集模式以外，他还发展了一套“汇流盆地区域”模式，认为以“汇流盆地区域”为分析单元，可大助于中国经济和文化的研究（注：G.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ey China,"in ide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11-216.）。中国在近30年内，考古学界之高瞻远瞩者亦时而以“区域”为念，尤以苏秉琦等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是为首橥（详见陈星灿先生文）（注：苏秉琦、殷玮璋文刊于《文物》，1981年第5期；陈星灿：《从西来说到多元说—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但这只是个开始，比方说，苏文将中国划分为六大区（施坚雅则分为九大区），以中国之大，陕豫晋三省就不得不屈居一区。但我们犹记史迁《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晋豫陕三省的轮转起伏竟披历了古中国的三代，仅以作为中国六大区之一的地方单元已有如此多的沧桑，其余各区想必亦各藏丘壑。例如吴越地区就气象万千，杨楠先生报告的良渚文化为何衰落（注：杨楠：《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和以后绍绪的诸文化如何转接？都可以作为考古区域研究的课题。

图一

1.芮城东庄村彩陶花纹　2.长治小神灰陶刻划纹

其实“文化静力学”在国内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开展，除了不可避免的区域专业分工以外，分析上有时也反映出对一个不变胚膜架构的认可。我们在发掘报告中常见到判定一遗址文化层位与层位间“一脉相承”的字眼，所谓的“一脉”最基本的底架还应该是自然环境包衣的恒存。换言之，自然环境（如山川风土）的大致不变促使并支持了人文素质的连贯性，这一点布鲁岱所谓的“悠悠岁月”的研究可作借鉴（注：关于这一点以及我提的“文化静力学”可参考布鲁岱1958年的论文。F.Braudel,"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The Longue Duree"in his On History(tr.Sarah Matthew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但即使跟法国史家的步伐去走还是不够，因为足以构成一个区域文化特性的除了自然，还有人文因素，文化本身有一定的惯性，足可以穿逾时限。以山西来说，一定的彩陶纹饰在灰陶纹路中有了衍生。（图一）或看陶器器形在进入了铜器时代以后，在不同的介质中又有了重生。（图二）这些都是“静”的力量体现在文化生命中。

图二

1.陶鬲（河南郑州二里岗H9:36）

2.铜鬲（河南郑州商代前期）

以“静”而言，山西文化具有丰富的代表性，几可说是“遗世而独立”。它东边、南边的边界内外落差很大，西边有大河（黄河），北边进入大漠，离中原中心更远。在历史时代山西限于交通条件与外界越来越隔绝，史前时代由于气候湿热得多，故而山西倒不一定不是个好地方。相反地，中央纵贯的汾河及其支流提供了水源和航线，从太谷盆地向南，一直经过临汾盆地到运城盆地，可以彼此联系交通，却又在大环境上相对少受外来干扰，与河南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河南的老聚落郑州大河村为例，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历来受了东西南北各方文化的撞击影响（注：大河村三期受秦王寨（荥阳）类型影响（西）（彩陶纹饰等），四期受下王岗（淅川）影响（西南或南）（鼎足式样等），五期及以后受山西或二里头文化影响（北），而龙山期间内大汶口影响不断（如镂孔豆柄）。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1983、198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6年第1期。），这样的通衢文化是赶不上同时代山西的。

山西当然也非完全与外界隔绝。仰韶时代的彩陶和小口尖底瓶全进了山西，但山西的“静”使它在新石器农业革命的秋收期——公元前三千纪——脱颖而出。因为在无定的迁徙生态发展之余，各区域正需要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凝聚积累，晋省的孤傲不群和连通而宽大的诸盆地腹地，加上更多的偶然优势（例如铜矿、盐矿的丰富蕴藏），使它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殷富而又有整合性的区域文化，这一点可以从境内各地陶器类型与组合上的一致性看出。山西人至迟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就发明了斝（注：见白燕（太谷）第二期房屋内出土的斝标本F2:30。F2的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900年和公元前2815年。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区发掘简报》；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区发掘》，《文物》1989年第5期。此说与现流行的源于大汶口文化说相触，该种理论似未审查所谓颖水类型的大汶口晚期是否晚于白燕的问题。），中期又发明了鬲（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应是鬲出现时间的下限，因许伟晋中编年的第九段（以汾阳杏花村H118灰坑为代表）已经有鬲，仅晚上言斝出现期一段（白燕第二期属第八段）。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8年第4期第41页。比较Zhang Zhongpei,"Hollow-Footed Tripodal Pottery Vesse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eology,Ⅰ(1999),p.183.），这两种空足器一方面有优势的水容量，一方面也便于对流传热，是史前时代重要的发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还流行山西特有的蛋形三足瓮（注：蛋形三足瓮应该好好研究，目前有张斌宏、杨巧灵：《蛋形三足瓮初探》，《文物季刊》1997年第3期，其图一标示部分分布。），这三种器皿不但遍及全省，还向省外各方输出（注：比方说豫北的“辉卫文化”（一般的理解是“先商”）就离不开鬲和蛋形瓮，其他征迹甚多，见下。）。同时期的陕西与河南绝无相当的、可与抗衡的发展，所谓的“静中看出端倪”，山西就有不少端倪。

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整合自然就形成一种力量，换言之，新石器晚期的政治军事等势力必须建筑在一些基本架构上，我国传世的书典常提及“诸夏”的名词，却未听过“诸商”、“诸周”，为什么呢？因为在铜石交替、由部落进入国家形态之时，政治军事上必须有诸部落或酋邦的团结配合方能压倒其他力量。山西文化的整合性和地域优势较陕、豫二省都超前（陕乏矿藏，豫无可聚合休整的腹地）（注：铜的矿藏问题，见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1955年）。）。静极思动，山西地区的史前人在前三千纪的后期蠢蠹欲动是可了解的。

诚然，假如我们仅仅着眼于“静”而忽视了“动”，那真是（把石鼓文的话反过来说）“有阴无阳，推舟无道”了。“动”作为一个分析观念来看挑战性是极大的，因为环视宇宙，无所不动，真如苏子瞻所说的“天地间曾不能以一瞬”。古希腊哲人贺拉克里特斯以“动”为宇宙之恒律，开实证认知之源。考古学的基本认知意识理念中如果切除了“动”，将是发育不全的。我们先讲个“大动”的例子。在陈星灿的报告中提到了彩陶西来说以及“夏娃理论”（即人种出自非洲论）。“西来”的运动牵涉很广，继彩陶接踵而至的有铜冶西来理论、文字西来理论和稍晚的马车西来理论，这一连串的“西来”都算是“动”，除了“西来”以外，有没有“东往”呢？有的。焦天龙先生的报告讨论了中国东南沿海文化向南太平洋群岛扩散的势态（注：焦天龙：《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扩散》，《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宋耀良先生也在张光直先生的“中国玛雅文明串接”理论的提示下，用人面岩画作为“指针化石”，影射了亚洲人种或文化在新大陆的传播，这些都是“大动”的例子。

“西来”的理论，从20世纪上半期的提出到20世纪结束，很少有中国考古家坦然附和过（注：安志敏先生就曾对西来说大肆抨击，见《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以梁思永先生为例，他最初的反应也非常猛烈，对西来说颇为质疑反对，见他1927年在哈佛大学撰写但未完成的“Notes on the Ancient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ia”(typesecript preserved in the Rare Book Room,Tozzer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pp.39,46,59-61etc.三年后在美国人类学学会上发表的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at Hsi-yin Tsun,Shansi,China(Menasha,Wis.,U.S.A.1930)则较圆润，不置可否。后者有译文在梁氏论文集中，前者未见列入其著作目录中，但绝对是真本。）。不过我们仔细看中国彩陶的出现和消失，明显地是一种运动、一阵文化风。彩陶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前有陕甘的老官台（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的裴李岗（新郑）、河北的磁山一期（武安）等文化，陶器皆无彩，彩陶下岗后接班的各地区龙山文化亦无彩。更有趣的是显然中国的东部（包括东北部）、东南部，甚至西南部受彩陶的影响都没有中原或西北部那么深厚（注：任式楠先生说：“华南的彩陶，从陶器数量、纹饰种类、烧造工艺等，都普遍不如华北彩陶繁荣发达。”《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香港中文大学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30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彩陶花纹的呈现亦不过是中原式样的延续、分枝或整理，更重要的是出没期恰较中原滞后（注：广东彩陶因受华中大溪文化的传播影响，故开发较早，相反地，福建由于群山环卫，彩陶发展极晚，一般在中原彩陶尾声时方兴，这种地理差异指向说明彩陶是个有头有尾的文化运动。年代见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栗建安：《福建沿海地区的彩陶》，均收香港中文大学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从西到东在时间坐标上呈斜坡型。我们再看大溪文化（四川、湖北）的彩陶，花样与“中原走廊”颇不相同，显然是经过了“文化沉淀”的结果（注：而广东的彩陶花纹又经过了大溪文化（包括湖南）的沉淀。）。这说明了什么？再看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彩陶亦仅如蝉壳，一段时期后都褪去，且来去时间与中国亦约莫相当（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800年）（注：Catherine Jarrige,Jean-Francois Jarrige,Richard　H.Meadow,etal.,ed.,Mehrgarh:Field Reports,1974-1985(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Government of Sindh,Pakistan,n.d.butca.1996/7),pp.220-222,127,138,etc.and Plates2.15,2.24,2.25,7.27-30,8.23,8.29-30,8.32-33,etc.），于是彩陶踪迹问题是否应放在世界史前文化的比较框架下重新考量呢？

再看铜冶，国内没有或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西来说。但是柴斯先生的研究已经把事实排列了出来（注：W.T.Chase,"Bronze Casting in China:A Short Technical History,"in George Kuwayama,eds.,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83).），郑光先生最近的研究也和柴斯先生不谋而合，亦定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期间（即中原铜冶时代之前），河西走廊所出铜器物计数和遗址数量最多（注：郑光：《二里头遗址与我国早期青铜文明》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5年。这两年的讨论热点是砷铜的相似处。），这意味什么呢？也许很多学者（包括薄纳先生）把“传播”跟“发明”分得太清，有了“传播”似乎就排除了“发明”（注：Noel Bernard,"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Indigenous Origins of Metallurgy in Ancient China,"in David N.Keightley,ed.,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其实发明也是渐进而成的。说起汽车我们都想到福特，但是福特发明了汽车吗？不是。薄纳先生已经参加阐述了后期中国青铜铸造的独特性，经过冗长的时光，又有一个好的滋养的环境，发展出优美的独特性格，应不是问题，但是起头的时候，常需要一些引导和启发，这和中国的火药传到欧洲以后大放异彩是同一个道理。

其他可能的西来或外来项目也值得细考，中国文字起源是否与西来有关是个高度敏感问题，国内学者对谈文字西来匪夷所思，但不妨考虑一些反证。前年（2000年）宾州大学席伯教授在土克门尼斯坦共和国阿瑙地区（阿瑙地区也正是安德生先生论证彩陶西来所出样品的遗址之一）挖掘到了一篆刻印章（图三），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左右（注：John N.Wilford,"Rethinking a History That's Carvedin Stone,"The New York Times,July 31,2001.），其中像“

”符号也常见于中国史前的刻划陶上，与山西襄汾陶寺的刻划符号亦略相似。听说有中国学者建议这是中国符号的西传，但我觉得有两点可疑，第一，美索不达米亚很早就有印章，也很早就有刻划文字，阿瑙章刻划近于古伊朗苏萨三期文字（注：Timothy Potts,Mesopotamia and the Ea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Table 2.1 & Figures 11&12.），此章之影响源自西还是东呢？第二，中国最早之文字实例出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注：学者们至今对1985年在河南渑池郑窑出土的一块陶戳形器（属郑窑三期，校正年代是距今3930土95年）似不够注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在此以前皆零星个别刻划符号（注：零星的记号公元前五千纪左右就出现于陕西，更早的或也有，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我的理解和上论铜冶情况一样，新的、进口的刺激应有推动进步的作用，这样的理解并不排除我国东岸文化文字发明或较先进的事实，因海岸文化商业发达，而文字起源与商业有密切关系。参考H.W.F.Saggs,Civiliz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128.），于是文字输出的可能性是否小些呢？至于马车西来，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以甲骨文献推论过，不赘叙了（注：Adward L.Shaughnessy,"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8,No.1(June,1988).但把马车入华定在公元前二千纪晚期则偏晚，因偃师商城中已有车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来而不往非礼也，史前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输入同样是有意思的问题，也具有同类的挑战性和难度，中国文化的输出远届美洲新大陆，稍近及东南亚或南太平洋群岛（注：中国大陆新石器的传播，见前引苏文第17页。台湾与大陆新石器文化关系最好的总结见张光直：《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以最后者为例，新几内亚可作代表，我们可以问：为何“祖先”在其现代土著宗教意识中有如此重要地位？同样也可以问：为何猪在其社群仪式中占中心位置（注：Roy A.Rappaport,Pigs for the Ancestors:Ritual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128.）？从新几内亚当地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溯源的追踪并不容易，必须通过不同的文化标点符号加以证实。所谓标点符号我可以举个例子，高棉戏中显然有仿中国剧（京剧或与京剧有关的地方剧）的舞台词组，可见这方面的文化接触和传承发生于18或19世纪，这就是一种文化标点，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与太平洋岛间寻找标点是值得做的，但我们必须确知马林人的拜祖先、全猪祀不是其来有自的（注：从猪非南太平洋群岛本土所有的事实来看，“扩散”理论初可成立。Peter Bellwood,Prehistory of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动”的问题太大，不但要看洲际间的“动”，就中国本土的“动”就够瞧大半天的啦。以彩陶而言，陕西宝鸡北首岭出现了近似“米”字形的花纹（图四），西起甘肃秦安，东至山西芮城，东南远征到了河南淅川下王岗，东西距离几达600公里，是谁把这种花纹带着跑的？浙江余杭良渚的玉雕玉饰北游，广布于山东大汶口文化（自中期始）遗址，以及中间的江苏、安徽。商代人的玉璋（或说是耜形玉器）不但纵横中原，还南达广西，换汤不换药，有玉、石、骨、兽角等介质（形式大体不变）（注：安平：《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与意义》，收香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同册收论牙璋论文甚多，不尽举，最近广西出土的兽角牙璋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7日。），一直布达今天的越南（注：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香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总之，无论是以上层建筑的礼仪文化还是中层的工艺文化式样(motif)为追踪对象，都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及其边境）文化流动的密切（注：张光直先生所提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互动圈也差不多就是这意思。Kwang-chih 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4th ed.,1986),pp.234,241.）。

图三　篆刻印章

（土克门尼斯坦共和国阿瑙地区）

“动”当然不限于远距离画出的大空间，小宇宙（心中）也有其“动”，而且丰富性不见得短少。我们看甘肃出土的仰韶彩陶壶充斥“动”的图案，波涛荡漾，真是“心潮逐浪高”。稍内陆湖北大溪的彩陶虽然也多是粗线条的描绘，但与甘肃彩陶相较，虽然前者绝对年代早多了，却给人一种安祥欣款的感觉。排比下来，山西境内仰韶晚期彩陶图案继芮城东庄村之后显得更为宁静，有一种敬事的规整性，象征了农业文化的初次全盛。（图五）这种新的式样或其概念很快就遍布全省境内，甚至影响了邻近的河南，不但伊洛平原一带有迹可踪，而且以郑州大河村为例，其彩陶图案在第三期部分受到了这种山西式样的影响，却因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似按捺不住那原有的、小宇宙中的动劲，故大河村三期的图案虽不如西边甘、青纹饰的波澜那么壮观，却仍掩不住那通过日照等形象所传达的激荡心景（注：大河村三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2500年之间，与义井、盘南大致相当，太谷白燕更早。）。“动”是个有趣的尺标。

图四　仰韶文化彩陶

图五　彩陶纹饰

山西当然不是一潭死水，前面说到山西公元前第三千纪（尤其到了晚期）的蠢蠢欲动。内部整合好了当然就要膨胀，这是政治动力学。内部整合的指针之一是人口，襄汾陶寺墓葬人口就达万数，公认是新石器时代中国最大的墓葬区。陶寺遗址占地亦最大（恰相当于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卡尔瓦市，后者是幽鲁期该文明圈最大的城邦），这么多人总该有些流动吧，于是“帝俊（舜）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这个“下国”，以前杨宽先生解成“人国”（相对于“神国”、“天国”），意思是说舜是神，“夏”是神话。其实如此解“下”太抽象了，“下”者，高下之下也（如《诗经》：“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以山西或陕西往河南望去就是“下”。周人“下”了是“缵禹之绪”，夏人“下”了，便是“南面朝天下”（自古“南面”的典正出在山西人的南下）。当然“下民”的忧患主要就是黄河的泛滥。一个既能“窜”苗（即部分河南居民）又能治水的英雄自然可为中国第一国家的创建者。

这样“下”的运动有没有物质文化的依据呢？当然有。我们最典型的山西产物不但遍及黄河以北的豫西北，还渡河而广布伊洛平原，甚至越嵩山而南，领登封、禹州、汝州等县。襄汾陶寺典型的双腹盆、斝、罐等都可作为追踪指针，地道的山西土产蛋形三足瓮亦广传黄河以北的河南境内（只是有些改良，在沁河以东，三足瓮渐为了稳定度成了无足瓮），影响远达山东龙山、岳石文化。洛阳王湾三期目前考古界大致公认为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不完全恰当地被命名为“河南龙山晚期”），但当发掘者觉察第二到第三期当地的物质文化有了“飞跃的进步”的时候，也正是陶寺中期以后的双腹盆、斝、鬲等从地层中出现之时（注：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豫西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段经历了急速的发展，应该与山西人的“下”有绝对关联，因为刘莉的报告指出一直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该地区发展平平（注：Li Liu,"Settlement Patterns,Chiefdom Variability,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North China,"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Vol.15,No.3(1996).）。

可是邹衡先生已经有问在先：若说晋移民来到豫境，成立了“夏”，为什么山西的陶器组合和二里头文化（邹先生以之代表夏）如此不类（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14章，科学出版社，1998年。）？这问题答案的支点在于先民迁徙过程中的调适功能，这调适的过程是我们研究“动”的问题时所必须慎重处理的。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器皿的起源，斝、鬲发明自相对乏水的山西，蛋形瓮个体较大，应为蓄水所用，但到了平原的黄河沿岸，水源充足，所有这些以容量取胜的器形英雄无用武之地，且器形拙笨不稳易碎，实足器在河南自裴李岗期起就有长远的历史，之所以鼎轻易取代了移民的鬲，也是入境随俗的意思。终夏代纪元夏人在豫西北和东来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来的屈家岭文化接触频繁，器样的新发明和新改进不少。二里头的鬶应源胎于屈家岭的鬶、盉（二里头式的）、爵（或角），也都是夏在豫境安居后发展出的新器物（此时山西老家的开发转慢），夏的消费繁荣仅看二里头陶器的造型、花样与纹饰已使人叹为观止，同时，体积大的集体式饮器斝亦早被个人化了的爵所取代。由于族群迁徙、人口集中造成的加速社会变革也是考古学中较难捉摸但值得注意的“动”的一环。

图六　偃师二里头墓葬

张光直先生正确地提出过考古学的参考系统永远止于人类行为的表记而非行为本身的意见（注：K.C.Chang,Rethinking Archaeology(N.Y.:Random House,1967),p.35.）。关于这一点我愿稍作诠释，诚然，考古学家掘出的实物只能作为行动的效果看，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古学能得到的资料是有限的、残缺的、选择余地不多的，但我们可以同时记起：即使是其他行为科学所依赖的问卷、访谈、甚至录像等手段也要透过研究者的设计和解读，又何尝一定是“全面”的、可无限提供信息（注：关于事实(facts)与表达(presentation)关系的相对性，葛尔滋也提到了。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his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iogy(N.Y.:Basic Books,1983),pp.172-173.）？其次是期望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研究的物证媒体不是“行为”就放弃研究行为？因为即使尘迹鸿爪亦可反映行为，比方说，那爪印是轻还是重呢？从此可推那鸿飞降的状态。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东西自然全属“静”态，但“静”中不能有“动”吗？比方说，我们看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彩陶盆上的舞蹈，就可知道男性群舞的习俗（注：青海省文物处、青海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图16，文物出版社，1994年。），与今代南太平洋土人行为可互为印证（注：新几内亚土人男性群舞的下一步便是异性偶配，青海大通钵上男性舞者阳具直挺，是否亦更形象地暗示舞后偶配的习俗？）。或看偃师二里头的无墓圹埋葬（图六），后者不但显示非自然死亡，而且发生于集体暴力行为之中（因这种遗体并不单一，反映当时大的暴戾混乱气氛）。考古学既为人的学问，其归依还是在人，也就是说“行为”总该是考古学研究的终极对象之一，所以研究已经物化了的无声记录中的“动”也是考古学家所当仁不让的，不然考古学的视野有可能逐渐向组合人类学(structuralanthropology)、符号学等过渡（注：组合人类学的研究神话与本文所言的行为研究方向颇不同，参考Claude Levi-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vol.Ⅱ(tr.Monique Layton)(N.Y.:Basic Books,1976).），学者不可不察。

考古学的传统中自然有很多瑰宝，类型学就是一个，其要在于“异同”的辨认和调停。但“异同”意识的挑战性不限于此，如果说“动静”是客观世界操作的骨干，“异同”应是研究者对客观世界透视力的试金石。寻找“异同”常等于是寻找客观世界中规律性的练习的一种，因为这规律性不那么柔顺，常和我们研究者捉迷藏，所以“异同”的辨别是个入门的门槛。比方说，张光直先生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与玛雅文明之间的串接关系（注：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pp.419-421.），虽然证实这个命题的途径是千头万绪，但寻找“同”的关系是条快捷方式。宋耀良先生拿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以连云港为代表的人面岩画中除了人面表征的基本要素（如眉、眼）以外，还加上两个嘴边的“酒窝”，这“酒窝”居然在北美西海岸也发现了（注：这“酒窝”一般专家们解释为穿在唇上的一种唇饰，见Yaoliang Song,"Prehistoric Human-Face Petroglyphs of the North Pacific Region,"in Arctic Studies Center Supplement(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No.1(July,1998),p.3.但为什么不能跟大汶口文化前期墓葬遗骸头齿部痕迹反映的口颊含球的习俗联上关系呢？见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待刊）第3章第2节。），因为形象过于接近，岩画人面特征可以作为中国与美洲串接理论的佐证之一，“同”等于是个红线女，千里结缘，拉上关系，这是“同”意识最浅显的功用。

“同”的现象还说明了些什么呢？在物质文化世界中我们若看到异地同物（或同像、同花纹等），首先我们会想到相关人或物的行游。前面说的宝鸡、西安的彩陶图案传到了山西、河南，应该反映的是人携带既成文化的旅行，因为第一，陶器相对拙重，容易破损，故少长距离携带；第二，图案特殊，若无一样本在心，很难复制。换言之，由这种长距离分隔而存在的“同”，我们可以假设一点至一点之间的必然发生了的物至心（印象）、心至物（再制造）的双重（或说反射）过程，所以我们说由“同”可以看出族类或文化迁徙的轨迹，以此更可以（配合其他考虑）尝试计量新石器时代交通、流通、传递的远近。邵望平先生以陶寺挖出的玉琮、玉瑗的例子说明山西和山东同类物的并存关系（注：邵望平：《中原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这一种“同”就可以当做纯物品旅行的例子，因为其玉琮、玉瑷和大汶口文化所出相类如此，得自贸迁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排除中途站仿制的可能性），装饰物容易携带，不易破损，且价值高，山西又不产玉，由此可以想像史前商业（虽然不一定是纯商业）网络的简图。

大汶口文化是个早熟庶裕的文化，它影响的西渐是我国史前史上的重要课题，与“三代”中的第二代——商，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与“类”的观念在这节骨眼上可以为我们穿线。邵望平先生的报告中提到大汶口墓葬中有狗殉的例子，商人也用狗殉（注：例如安阳殷墟郭家庄65座墓中腰坑都有狗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偃师商城中也有狗殉（注：赵芝荃：《偃师商城建筑概论》，《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更有意思的是：二里头三期二号宫殿北墙内大墓中也用狗殉（此墓曾遭洗劫一空，但窃贼对狗骨架没兴趣，因而留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第15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正因为山西、豫西（南达淅川下王岗等）本来没有狗殉，故鲁境的狗殉传到了豫西北应反映一定的宗教、民俗或族属上的联系。

鲁豫联系的追踪当然不只于狗殉，二里头三期铜器上绿松石饰的十字形和十字镂孔花纹也是一例，从玉钺、玉璋、玉锥等看，又是大汶口、二里头三期和商三者同步伐的（其他各项尚多，请参考邵先生文）。如果说雕饰物、殉葬物普及性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看散埋地下的碎陶片，三期的文化层出现了一、二期不见的饕餮纹（或说“预饕餮纹”）和其他类似的不规则纹饰，这种饕餮纹源胚于良渚文化的人神兽面纹，定型于山东龙山（也就是已为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的鲁文化消化妥当），一直是东方文化的专利品，它出现于二里头三期，以至于继续光大于全商代，成为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主要典范，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想起张光直先生所考察过的商人东来的问题（注：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沈刚伯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顺张先生已经辟出的道路，我们更可以实证商人与东方民族的关系，而二里头的第三文化期似是讨论东方族属向我国第二代王权（商）过渡的关键。

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今日考古界怕无一人质疑，但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从发现至今犹自悬浮，多半专家们的意见把二里头归诸夏，至少到三期结束为止都算是夏，所以属于三期的两座宫殿当然理解成夏末王宫（注：这立场的代表作应属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非常不同。因为三期正是东方文化因素发现之期，三期以前的一、二期呢？在艺术纹饰上，精神面貌恰好与山西连成一片，和前面所讲的二里头三期及三期以后靠拢山东文化恰成明显而强烈的对比。前面说过的恬静式的山西彩陶规则图案，到了龙山期，原先的图案演化了，但规则性的余意犹存，而且明显地以几何图形表现出。在仰韶晚期渐渐凝铸成的器皿肩带的一匝彩纹，到龙山期转变成了刻纹，到了二里头文化，刻纹变成了印纹。纹饰的主题则由菱形向三角形过渡，龙山晚期基本稳定于三角形，以此为基样，发展成夏代的典型纹式。重复主题花样间有一定等长的距离，在这个原则下，展开为无穷的新花样。从艺术史观点看，二里头一、二期与山西同时代或更早的纹式完全一脉，这种“同”性当我们把二里头三、四期（和更晚）的不规则（包括饕餮）纹式花样加入比较时更加明显。（图七）

于是二里头三、四期与山东早期文化连接了起来，二里头一、二期则与山西文化连接了起来。在“同”的观念照视下还可找出一些例子，最近俄国学者研究青铜器中金属同位素，指认二里头臂铜器的铅源应来自北方，因与西伯利亚的铅同位素相近，这表示即使在商初其铜矿的征用恐仍延夏代的习惯，到北方去找（在商人掌握了技术以后才向南方探矿）。这和金正耀先生研究的62件二里头铜器（二期至四期）可按铅同位素比值划分为前后二期，而后期数据又指向山东或辽东的铅矿源恰可互为印证（注：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的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器物的“同”可看二里头二期墓葬中M22出土的一个铜铃，此铜铃原置于墓主腰际，其扁圆形的铃样和葬式竟和早它约400年前在山西襄汾陶寺所出铜铃和M3296墓葬如出一辙。（图八）在那段铜石时代，与铜发生关系都是有些特殊身份的人物，说是巫师或不远矣。换言之，以此铜铃的出现，我们可以推测这400年间晋南、二里头二地宗教习俗的连续（注：这样的铜铃在二里头第三、四期还出现过（图八C），但一期之隔，形象大变（铃成了圆形），且从出土位置看，此铃似亦已流失了些原有的精神意义。）。

文化有它潜移默化的力量，这是政治、军事、经济等势力不能抹煞或短期间改变的，故文化的同异作为史前种族政权的鉴别应最真切。二里头的真面目通过这一番文化分析应该非常了然，国内外诸先生把二里头断为跨代都市是正确的。用“同”作为一个衡量问题的尺度如上凸显了研究对象的问题性。

图七

1.山西陶器纹饰（二里头同时或更早）　2.二里头一、二期纹饰　3.山东纹饰（二里头同时或更早）　4.二里头三、四期纹饰　5.二里岗期商纹饰（纹饰间大小不成比例）

接讲“异”，异同的互用和动静的互用差不多。无同即无异，无异亦无同，同异都是人类描述自然世界的工具观念。“同”的否定就是“异”，所谓“同的否定”，其语义的支点不一定在“同”字，“否定”也同样重要。换言之，该“同”的地方“不同”，这样的“异”才富有意义。以宋先生讲的岩画为例，你要把人面跟人面比，看看异同，你不必把一张人面去跟画的一队野兽比，后者的“异”是当然的“异”，除非你又找出新的考量坐标（例如岩凿风化度），不然这种“异”无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异”的时候，常常已经把这项异同判断建筑在一定的物与物间的可比较性上，不枉言“异”，“同”“异”互用我们才能着手去驯服客观现象的兀莽。

就上面说的人面岩画来讲，中国出的和中国北边的西伯利亚就不同，这“异”的来源是什呢？气候、地区、族属、文化、时间等各种解释丛(explanatory clusters)都可能有份，只是多寡密疏强弱不同而已。从这里的“异”我们可以想到中国东海岸（如连云港）和加拿大西海岸岩画的“同”，或者我们也可以想到中国贺兰山以西就缺乏这种人面岩画的“异”态。时间上我们可以往后推到商代人对人面表象的爱好，从此我们还可继续推寻人面表象在较商族早的夏族或其他较西的区族间似不彰显的一些“异”俗，这么些的同异交错，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甚至从商族作兴人殉的习俗，与玛雅文化大致相“同”的事实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个“环太平洋海岸文化通衢”的理论（注：最近一项头骨解析的比较测量，提供了体格人类学的硬数据支持，C.Loring Brace,et al.,"Old World Sources of the First New World Human Inhabitants:A Comparative Craniofacial View,"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98,No.17(August 14,2001),pp.10020-10021，指向中国人与美洲早先居民的血缘关系。同时参见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收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换言之，中国北方海岸线上的文化虽离贺兰山比离美洲大陆在直线距离上近得太多，但在某种意义上，那远的两点有一定的衔接关系；中国的草原地带也有一定的通衢作用，之所以人面岩画不再垂直往南，反在与长城平行的这一带活动，蒙、满、韩、日等语皆属同根，也是“同”的反映。

图八

1.山西襄汾陶寺M3296墓出土铜铃　2.河南偃师二里头VM22出土铜铃　3.河南偃师二里头VIM11墓出土铜铃　4.陶寺铜铃出土位置　5.二里头VM22铜铃出土位置（11号物）

“异”的发现常像猎狗的嗅觉作用，可带领我们寻找问题，该“同”的地方“异”，研究对象便露出了破绽，研究者可以夺门而入。邵先生报告了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玉琮、玉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同类物非常相似，前面已经解释过说应得自贸迁。我们同时更应追问：为什么陶寺没有像良渚文化那样的人神兽面纹像？在玉上的人神兽面纹饰（即饕餮纹的前身）遍及我国东部却为什么不入山西？这种“异”或是因为此人面纹涉及到较上层的宗教文化。之所以商人虽在夏末已经聚落于太行山以东、以南，饕餮纹的广播（成为华夏艺术特征）一直要等到鼎移之后。考古学虽然研究的是物质文化，但有时越研究这些挖出来的物质，越觉得出靠它们代言的精神文明的存在。“异”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推敲工具。

再举前面已经谈了不少的二里头遗址为例。它的一、二期文化层是一个格式，三、四期又是另外一个格式，这就是“异“的招呼。顺这一点向下望去，发现二、三期间的差异涵盖太广，学者至今尚未通盘统筹过。到了三期，上层有大汶口式（包括青莲岗文化、岳石文化等）的礼器的出现，中层有大汶口式的装饰花纹充斥，下有族属群众已经习惯制作使用的器皿式样的代替。关于后一点殷玮璋等先生已有报告在，报导了鬲、大口尊、商式单把鬲等的出现，以及遗址一、二期原有三足盘等器的衰替。这是一个异动，好像《七侠五义》里包兴儿“听得后院响动”心知有“异”的“异”。李仰松先生很早就提出：“从第三期起社会曾有一个变革。”（注：李仰松：《从河南龙山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就是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中讨消息。更可玩味的是“同”“异”之间的交涉，二里头三、四期的鬲和偃师商城同类物相较，有的制作得和一、二期的鼎差不多，可说是欲似鬲而犹未得其意，还是如鼎般地实足挺立，这更反映有一定的力量在逼迫鬲的出现。（图九）换句话说，鬲的“同”中的这一层“异”更能点出“异”的趣味。二、三期的间隔在二里头遗址政治史上的意义应非常明显了。

我们研究物质文化，就要在“同”“异”的间隙当中找到政治或其他上层力量的讯息。现在国际学界对夏代的存在犹未达成共识。环顾国内，现在找到的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址，加起来已经近130个，满布于河南全境与山西南部。什么叫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呢？就是地层和文化特征与二里头一、二期类似的遗址，为什么要找“一、二期”呢？因为过了一、二期这些特征就逐渐消失，向二里岗文化过渡了。二里头文化在地层与形态上有别于商文化，而这么整齐、这么多、这么大范围的遗址网是很大的“同”的力量，有人不信有夏的存在显然是还没听到这项考古学家铲子带来的福音。这种“同”代表什么呢？它代表一种秩序、一种政教权威。战国初年列国相伐，墨子说要“尚同”，就是要重新捕捉这种失落了的秩序。夏王不可能有鞭长及远的法治力量，那种反映在物质文化中的“同”是一种“奉正朔”的意思，也就是《左传》里所说的“万国”纷纷“执玉帛”来朝的意思。话说回来，既有“万国”，那么这“同”的质量不免打折扣。果然，那“万国”中若有远道而来的就不得不和“异”同伍，比方说湖北江陵荆南寺或四川新凡水观音陶器形态虽犹有二里头的影子，却渐渐走样。往西可以看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厂文化，或往东看旅大老铁山墓中文物，影子还看得出是夏的，只是更模糊了，这样的“欲同还异”，不但反映出这个夏政权的实体存在，而且还勾勒出了它势力范围的辐射同心圆，间接说明了夏的声威，这“同中有异”作用是大得很的。

图九　陶鬲

1.二里头三期　2.二里头四期　3.偃师商城 4.二里岗

“同中有异”不但可应用在空间上，还可以应用在时间，我们中国人常说“仿古”，但常常是越“仿”越看得出时间的无私评跋，这从辞章、艺术、建筑等各方面都可见到，便是时间上的“欲同犹异”，是勉强不来的。我们拿他山之石的古埃及艺术作个借镜，不但中国人仿古，埃及人也有力追先贤的胸怀，但后世的作品总与立为楷模的“旧王国”期有所参差错异，行家从这些纤细的“异”中理出年代脉搏（注：Edna R.Russmann,et al.,Eternal Egyp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with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2001),pp.40-44.）。最具挑战性的一种“同中之异”是文化移植或传播时，意识形态和工艺造诣间吸收程度的不均衡。例如中国西南部的石器时代延伸到了其他地区已经进入青铜工艺的年代，这时所制造的石器，虽然介质是石，但显然其制作是在一种不同的、改观了的意识中完成的，故虽然“器”是“石”，但人的精神状态已超出了一般的石器文化（注：广西壮族***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举个更浅显的例子，美洲玛雅人的“字”常是几块栩栩如生的“画”拼成的一个方块，为什么？显然是因为“象形为字”的观念是外地传来且发展于表象艺术意识颇成熟之后，于是每写一个“字”就如同画一幅“画”。在后者的例子中工艺的进步走在总文化意识发展的前面，前者则反之。此二例都是一种微妙的“异”，社会学家管它叫“文化滞后”(culturallage)。当然滞后之余区域性的特征又盎然浮现，这又回到了我们起始时所谈的“静”的问题。

最后我想重复张先生的一个寄望，就是坚持考古学是研究史前社会的科学（注：K.C.Chang,"Toward a Science of Prehistoric Society,"in idem,ed.,Settlement Archaeology(PaloAl-to:National Press Books,1968).）。把考古学理解为一种“科学”和把其研究对象视为一实体（“社会”），都是我们应该继续发扬的先生的远见。但也同时不要忘了：藉实物的发现和审察，藉这一片无声但有力的见证，历史被延伸到了原先无文献记载的新时空，不但考古学责无旁贷地可帮助史家解决疑窦，而且历史学本身的生命韵律也能在破瓮断垣之间袅袅重奏。

来源：《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