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不因新材料的发现而过时的著作

按本文原题为（陈星灿：不因新材料的发现而过时——张光直《商文明》译后记），因平台题目字数要求，故作部分修改。

该书的完成时间是1978年。198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距今已经整整20年。这20年间，商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收获，不仅在黄河流域有多处商城(特别是河南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和商代墓葬被发掘(参看《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在长江流域更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和江西新干大洋洲(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商代祭祀坑或墓葬的惊人发现，这些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所以张光直先生在很多场合说过该书已经赶不上时代了，如果有精力和时间要重写这部著作。

不过，就我们阅读和翻译该书的经验说来，该书的价值并没有因新材料的发现而过时。相反却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它的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用人类学眼光对某些关键问题比如商王世系、王位继承制度和资源流通的研究；对于传统文献所采取的审慎态度；把商文明放在世界文明史上观照并试图寻找人类社会一般法则的积极态度；把商文明的发展和自然及经济资源相联系的做法；通过聚落考古研究商文明的发生、发展的思路；把夏商周视为并行发展的文明的见解等等，虽然有的观点已经在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中有所涉及，但在这部整合的著作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国内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风行于世，此后还有规模稍小的同类教科书出版，但该书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1989年，该书由尹乃铉先生翻译成韩文(汉城:民音社)出版，就是一个证明。1999年，由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先生主编，十四位欧美学者执笔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问世，商代考古部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Robert Bagley)先生执笔，商代历史部分由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先生完成，可以反映最近20年来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其中所引发的关于中西学者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的讨论，正可以通过与这部《商文明》的参照，而得以体会。

在该书翻译稿交给出版社之后，我们看到了毛小雨先生的译本出版(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随后张光直先生给我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写信，说自己已经忘记曾经把本书的翻译权授给毛小雨先生，希望不要给辽宁教育出版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并表示歉意。确实，在此之前先生从没有跟我提到有此授权一事，我对毛小雨先生也一无所知。其实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国内已经翻译的张先生的论文，见诸许多刊物，有的可能得到了他的许可，有的则无，这些翻译的事他常常忘在脑后，他自己认可的《张光直先生学术著作目录》就常常把这些译作漏掉。不过辽宁教育出版社并不以此为怪，仍然坚持出版这部著作。过去，我曾经翻译过该书的结语，并以《古代世界的商文明》在国内发表(《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现在该书有两个译本问世，读者正可以相互参看，以避免翻译带来的错误。必须提到的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两本译作都没有经过张先生审查，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由于统一体例的需要，脚注以“注释”的形式放在全书后面，另外省略了原著最后的“引得”部分。我们力图把所有能够还原为中文的参考文献及其作者，都还原为中文。外国学者有中文名字的，我们一般采取这个名字；由于参考文献非常清楚，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在正文中再附引文作者的原名，读者可以从参考文献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