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增强考古报告的科学性

考古报告是考古研究水平的标志，同时是学术界研究范例的准绳，经典报告中所采用的理论、方法、技术、术语和结论往往被学术界的同行们所遵循，并成为后学入门时效仿的途径。由于考古报告和研究范例密切相联，所以在讨论报告的问题时，必须也同时讨论研究范例的科学性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考古报告的核心问题。

张光直先生曾谈到，中国目前进行的很多研究只是做一个陈述，缺乏进一步的阐释。类型学固然是考古研究的入手工作，却不是终极目的。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不是器物的历史。如何从器物群和其他相关资料来了解古代人类的活动，是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童恩正先生也指出，考古发现不等于考古学，除了发掘材料以外，还要具备理论指导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研究成果的独创性。

就目前来看，我国许多考古报告的内容大都局限于罗列发现经过和出土的器物，像是帐房先生的帐单。换言之，目前我国考古报告的范例仅仅局限于一成不变的照章办事和具体操作，没有利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去研究古代人类的生息劳作、社会习俗和精神思想，以及探索古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所以，以罗列原始材料为宗旨的报告有流于形式主义的危险，难以在材料积累的同时不断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本文想从目的、方法论、研究手段和理论阐释等角度来谈谈增强考古报告科学性的思路。

1、问题和目的

研究目的决定了报告的思路和形式，而发掘和研究的目的又必须从问题开始，只有提出了想要解决的问题，才会引导我们进入研究。从目前许多描述性的考古报告来说，都缺乏导向明确的研究目标，缺乏善“思”和善“疑”的精神。如果一份报告既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又没有提供新的认识，那么这样的报告很难说有什么科学价值。

类型学是我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撰写报告的主要方法，这和我国考古学的编史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完善文化谱系作为为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常使分类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操作，并会忽视对那些影响器物变异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以及对其他重要课题的探讨。

我们目前所见的一些报告无非是关注“何物”、“何时”、“何地”的问题。面对大量出土材料，如果缺乏解决问题的思维，考古研究有可能会陷入一种山穷水尽和江郎才尽的境地。有些同行私下抱怨，说长年在一个区域做野外工作，发现的东西都大同小异，考古发掘变成了乏味的重复劳动，并质疑这样的发掘究竟意义何在?其实，每处遗址都有许多历史之谜，如果把发掘转变为解决问题和破解历史之谜，那么每次发掘将永远是充满悬念的全新探索，这样每份报告都将成为历史新知的源泉。所以，考古研究和撰写报告应当以解决“为什么”问题为宗旨，这样，每个遗址、每次发掘都是一个崭新的探索起点。过去观察到的问题，又可以成为后续工作的目标。这样，材料的积累才会带来科学认识的同步积累。

2、方法论和研究设计

当发掘和研究成为解决问题的探索，方法论问题和研究设计就至关重要。考古报告必须在进行材料分析之前明确介绍所采用的方法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的理由和依据，并将本次研究采用的方法和其他的方法作优劣的比较，阐明自己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能够达到研究目标的理由。这部分实际上是研究报告的灵魂，因为只有有了这样的交代，其他同行才可能据此判断研究者的思路和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并能作为进一步对结论加以检验的依据。

我国考古报告通常没有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章节，通常从田野工作的背景交代直接进入材料分析，这是因为没有解决问题和从事探索的目标。从陈述转向解决问题，需要范例的转变。虽然目前类型学还是一种习用的方法，但是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采用不同标准的分类，否则泛泛的分类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随着当代考古学转向人类行为的全方位探索，每次发掘和研究都有不同的目标和问题，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得具有针对性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显得更为重要。

有了严谨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整个发掘和研究的过程才会从布方、采样和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注意寻找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现象和证据，并将过去和以后的工作联系到一起考虑，使无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为环环相联和逐渐提高和完善的过程，即使每次发掘只解决一个小问题，持续工作的成果积累可以像拼板一样，逐渐拼凑起历史过程的真实图像。

3、分析研究

考古报告的主干是分析研究，也就是对发现材料进行信息提炼。有明确目标导向和严谨设计的发掘采样，进行材料采集和分析的研究人员就像是历史侦探，他们必须从观察和分析来寻找解决问题的证据和信息，问题和材料之间成为因果律的探索。

目前我国的许多报告都缺乏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定性分析是要将与问题有关的材料分成不同的变量，并从数量上来观察它们的相伴关系以及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要判断两个遗址或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异同，不但要了解诸如器物、居址、葬俗等变量之间的异同，还应当了解这些变量在数量上的异同。并要找出影响这些变量异同的原因。

比如我们想从葬俗来了解良渚社会贵族的性别和等级，并探索良渚文明的兴衰，那么每个墓葬出土玉器的类型、数量、加工、质地以及墓地布局中的位置都必须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然后从量化的模式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历时演变，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为以后的理论阐释提供精确的分析数据。

4、理论与阐释

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不管考古学家是否重视理论，他们总是采用某种概念、思维和假设来对材料和观察进行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由于我国考古报告缺乏理论阐释，所以无法在材料和事实之间建立一座跨越古今的桥梁。原始材料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提供任何信息。目前一些报告只是将材料做初步的收集和整理，并未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信息库。

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提出高层次的科学理论。科学的认识也不是简单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来解释事实，即知其所以然。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理论是以假设的形式提出，关键在于分析研究的检验。所以，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考古研究，也是从实践来检验理论的过程。

李四光曾经说过:“所谓科学研究者如黑夜入深室以手探物，亦若盲人摸象。若不假定，则探索殊难入手，若尽信假定，则不免坠入歧途。”所以考古研究既要重视假设，也不能尽信假设。提出假设只是提出问题，它无法作为科学的结论，从假设变成理论，研究分析的实践和检验是关键。

我国的考古报告多以归纳法为主要研究途径，由于缺乏理论的探讨和支持，所以结论部分的解释无非是一种常识性的主观判断，其性质与假设无异。加之研究报告并不介绍方法论和研究设计，分析程序无法重复，判断和结论的可信度也无从加以检验。任何考古报告的结论如果要具备科学性，就必须具备可以被证实和证伪的条件。无法检验的主观判断是没有科学意义的结论，因为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可信的知识和科学依据。

考古报告的结论部分也应当重视介绍自己研究的不足和缺陷，并为以后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报告才能持续推动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

5、研究实例

在1998年对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我们采用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问题来指导研究，以了解古人类行为的目的来进行采样、分析和信息提炼。

我们的发掘工作试图了解遗址的布局以寻找古人类的居住面、了解遗址的埋藏学动力，分析石料对石制品大小的影响，并分辨各种动力包括人类对动物骨骼的改造以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在野外，我们采用了全球定位系统对遗址和附近的地点进行精确定位，采用埋藏学方法来了解堆积动力和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搬运、改造和堆积的影响，分辨动物骨骼被食肉类啃咬、植物根系腐蚀、水流搬运、石器切割的痕迹，并用实验考古学的手段来检验石料对石器打制过程的影响，并用电脑设计的程序加以分析观察。

在室内的石器分析中，我们试图了解古人类的打片方法和整个石工业的性质，了解石器的用途和加工的对象以了解当时的活动方式，从石器技术来分析古人类的认知能力，并从废片的量化分析以及操作链的角度对小长梁石工业的生命流程进行了动态的重建。

两篇考古报告经过严谨设计的方法和步骤，用详尽的统计数据和多角度的理论阐释，提炼出一百万年前小长梁直立人的生产活动，经济形态，智力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珍贵信息。并为同类报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例。

来源：《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