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二）

六、纲运官吏之私营商业

《宋史》卷二六○《李怀忠传》说：

上（太祖）幸西京，爱其地形势，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怀忠乘间进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上嘉纳之。

这个故事在当时非常有名，宋人笔记中如《玉壶清话》卷七，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均有记载。由此可知北宋汴梁的粮食取给于江、淮等地之多。若再加以详细分析，则有如《梦溪笔谈》卷十二所述：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由这些地方运米往汴梁，分开一批一批来运，称为“纲”。如《宋史》卷二九九《李溥传》说：

漕舟旧以使臣若军大将人掌一纲，多侵盗。自溥并三纲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

所以称为“纲运”。不过纲运的内容虽然以米为主，却不限于米，还包括有上供钱粮、布帛及其他物品。

关于北宋纲运官吏的私营商业，现在先从这方面的高级官吏说起。纲运官吏的最高负责人是发运使。《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说：

发运使、副、判官：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

作发运使而私营商业的人是李溥。他利用官船来贩卖竹木。《宋史》卷二九九《李溥传》云：

景德中……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事……溥时已为发运副使，迁为使。……溥既专且贪，繇是浸为不法。发运使黄震条其罪状以闻。罢知潭州，令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贩竹木，奸赃十数事。末论决，会赦，眨忠武军节度副使。

《宋会要·职官》六四亦记载此事，不过“竹木”写作“材木”：

（天禧）二年闰四月十六日，宫苑使、奖州团练使李溥责忠正军节度使，不签书州事。溥为江、浙发运使，私役兵健，为姻家吏部侍郎林持（《宋史》及《续通鉴长编》均作“特”，“持”误）起宅，又附官船贩鬻材木，规取息利。为黄震所举。鞠（鞫？）之得实。未论决，会赦，故薄责焉。

又《续通鉴长编》卷九一亦说：

戊申，宫苑使、奖州团练使李溥坐贪猥，责为忠正节度副使。初黄震发溥奸赃，遣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健，为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官船贩鬻材木，规取利息，凡十数事。未论决，会赦，有司以特故，将不穷治。大理寺详断官刘隋请再劾之，卒抵溥罪。

其次，直接从事纲运的官吏亦私营商业。这可分为两种，述之于下：

（1）纲运时，在官船上附带贩运货物到各地销售。这当然以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为有利。《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说：

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专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夥，不能检察。操舟者赇诸吏，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

又同书卷三○一《赵贺传》说：

发运司占隶三司军将，分部漕舡，旧皆由主吏自遣，受赇不平，或数得诣富饶郡，因以商贩；贫者至不能堪其役。

这些纲运官吏，不单在运输的起点及终点私营商业，而且沿路都托故住岸贩卖。《宋会要·职官》四二云：

宣和三年正月十三日，发运副使赵亿奏：“臣契勘诸路合发上供钱粮、金银、匹帛、杂物等纲，在路多是妄作缘故，住岸贩卖，百端作过。其催纲地分官司容纵，不行催赶。……”

这样私营商业的纲运官吏是太多了，即使政府要干涉也干涉不了这么多，所以反而采取相当放任的态度。这可以太宗的话来作代表。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六云：

上（太宗）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货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致损折可矣。”吕蒙正曰：“……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续通鉴长编》卷三五有相似的记载。兹从略。）

政府所以要放任，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纲运人员太穷，往往偷盗或侵吞所运载的官物。这对于政府是一大损失。可是他们私营商业以后，得钱较多，生活较好，就没有这种行为了。《宋史》卷三○○《王沿传》说：

（王鼎）累迁司封员外郎，淮南、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居二年，遂以为使。……官舟禁私载，舟兵无以自给，则尽盗官米为奸。有能居贩自赡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偿所逋。鼎为移州县督偿之。舟人有以自给，不为奸，而所运米未尝不足也。

又同书卷三三八《苏轼传》说：

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货物，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

关于此事，《苏轼全集》卷三六《论纲稍欠折利害状》有较详细的记载。兹从略。

（2）纲运官吏私营商业的另一方式是偷卖所载的官物。这样，不用私人资本，只要揩一揩公家的油，便可以营商了。《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说：

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

此外《宋会要·职官》四二记载更多：

英宗治平三年三月，三司言：“许、汝州石塘河催纲屯田郎中徐说……又称所管纲船，其人员纲官多不用心铃辖梢工，爱护舟船；容纵偷卖；钉<金匊>动使，遇有损坏，相验不堪修补，遂恣拆拽散失。今后乞据少数估价，令人员纲官承认陪纳；欲依所申，并诸河纲船准此。”从之。

纲运既是以米为主，在这些被盗卖的官物中，米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种了：

（建炎元年）八月二日，京东转（运）副使李祐言：“诸路应副朝廷大计，发运司最为浩瀚。近年岁额，未尝敷足。盖缘管押使臣不曾选择；又沿河居民盗卖官米，官司并不觉察。致每运少欠不下数千石，甚者至沉溺舟船。……”

此外又有偷取所运载的上供钱作资本来营商的：

（宜和六年）三月三日，太府少卿李著等奏：“比年以来，外路上供钱往往贩卖行货，或移易他用。到京交纳，方见少欠。虽有发运司于真、泗州还官点检之法，未尝举行。……”

至于纲运官吏之盗卖淮盐，见第七节。纲运官吏这样偷卖官物，对于政府有很大的损害，政府可不能采取放任的态度了。薛向遂代表政府来取缔纲运宮吏偷卖官物的行为。《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云：

是时（治平），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乃去。

关于此事，同书卷三二八《薛向传》有更详细的记载：

神宗知向材，以为江、浙、荆、淮发运使。纲舟历岁久，篙工利于盗货，尝假风水沉溺以灭迹。向募客舟分载，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数，多为主者冒占。悉夺畀属州诸运，皆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恶，利有重轻，为立等式，用所漕物为诛赏。

《宋会要·职官》四二亦载有此段文字，但错字颇多。

除上述纲运官吏私营商业外，又有官吏假称御前纲运来私营商业。《宋会要·职官》四载宣和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应奉司……又奏：“兼契勘王子献起纳济、郓二州租钱，于广济河行运，从来多被官司船纲在前，于岸下系泊，不敢蹉运，动经阻留旬日。及诸路州县陆路车乘，亦皆如此。若以旗牌书写御前钱物，纲船车乘必无留滞。检会奉御笔：水陆船车辄置旗号牌榜，妄称御前急切纲运物色，因而搔扰州县者，以违制论；系臣僚之家私物及兴贩，而辄称御前纲运物色者，以违御笔论，许人告，赏钱五百贯。勘会上件御笔处分，止为妄称御前急切钢运物色，辄置旗号牌榜，并臣僚之家私物及兴贩而辄称御前纲运物色者。应御前纲运所置旗牌，即无条禁。”诏依，付应奉司照会。

这种“臣僚之家私物及兴贩，辄称御前纲运物色”的人，朱靦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第二节曾引《独醒杂志》卷十说他：

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

以上都是北宋纲运官吏私营商业的概况。到了南宋，情形大变。此时中国的政治组织分裂为二，淮水以北之地属金，淮水以南之地属宋。从前纲运最主要的河流——运河——被分割为二。政治中心的汴梁与经济区域的江、淮等地不再共同隶属在一个政治组织之下。这么一来，北宋漕江、淮等地之粟于汴梁的条件便不存在，从而以这方面为主的纲运官吏之私营商业的行为亦不再发生。不过别方面纲运官吏之私营商业，就《宋会要》的零星记载中，亦可窥见一二。如《职官》七二载淳熙九年二月：

二十八日……湖北运判崔渊……放罢。以言者论……渊……除漕湖北，挟带商人舟船随行，营私废法，故有是命。

在这些纲运官吏之私营商业中，以在边境的为多。在西南边的，《职官》七四说知藤州姜安行不依限起发上供及经总制钱的纲运，以便贩卖规利云：

（嘉定五年八月）十三日，知藤州姜安行降一官放罢。以知静江府李凯言其每年合解上供及经总制钱，并不依限起发，科罚贩卖，无非规利。

在西北边的，《职官》七二载淳熙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知均州张昌诗特降一官。言者论：均州岁贡银七百两。缘极边本非产地，往往运米麦于金州回易起发。每米一斛，得银一两。以千斛为一纲，足充进贡。昌诗两年之间起四纲，而米麦至五千斛。皆由官吏乘此附带回易。科差人船，民被其扰。至是昌诗坐守臣不职之责。

除此以外，泉州是南宋海外贸易要港之一，距离当时政治中心的杭州甚近，每年都由福建市舶司一纲一纲地把海外物货运往杭州的中央政府；在这种纲运当中，官吏亦私营商业。《职官》四四云：

绍熙元年三月八日，臣僚言：“福建市舶司每岁所发纲运，有矗细色陆路纲，有粗色海道纲。其押纲官无酬赏。至于海纲，人畏风涛，多不愿行；每差副尉小使臣，多有侵欺贸易之弊。……”

七、专卖品贸易之私营

甲、概况

北宋蔡襄《蔡忠惠公集》卷十五《废贪赃》说当时官吏私贩茶、盐、香等物云：

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楙迁往来，日取富足。

又《宋会要·职官》七三说南宋官吏私卖酒、醋等物云：

同日（绍熙元年七月二日），诏武翼郎士珤特降授修武郎，不逭、不<辶贝>送西外宗正司收管。士珞寄居建宁，纵容男不逭、不退聚集不逞，殴打居民，酝、醋、屠牛，官司不能禁约。至是守臣具奏来上，故有是命。

按，盐、香、酒、醋等物，大部分都是人民生活上所必需的物品，消耗量极大。宋代政府因为财政上的关系，完全把它们垄断着，不许人民私卖或私制。《宋史·食货志》说：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为榷货务六。……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出鬻皆就本场。（卷一八三）

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卷一八一）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最博，故以官为市焉。（卷一八五）

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同上）

祟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无害公费，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初元祐臣僚请罢榷醋。户部谓本无禁文。后翟思请以诸郡醋坊日息用余，悉归常平。至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计之。（同上）

可是，百姓虽然不许点灯，州官却可以放火。这几种物品，一般民众虽不能私卖或私制，官吏们却可凭藉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来私营取利。这种情形，除如上所述外，关于香的私卖，第四节曾引《宋会要·职官》七二说知随州汤暈“纵亲弟带领凶恶人私贩香货人榷场。”又《职官》七三载庆元五年：

七月二十五日，新除大理评事费埏指挥寝罢。以臣僚言埏监杂卖场门，强买香货，出卖客人，所得掊利，以为马下支遣，实为己私。

关于茶、盐的私卖，《职官》六五载治平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前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度支郎中王陶责建宁军节度副使，不佥书州事，复州安置。坐……男履洁兴贩私茶、盐，收买铜器，受客人银钱，夹带私盐故也。

此外关于盐、酒的私卖，《宋会要》有如下的记载：

（天圣）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诏前河北转运使王沿候服阕，以僻小知州授之。先是命河北李识覆验沿治状。识按沿尝假官舟贩盐；以男为名，令其干酿。故免鞠（鞫？）问，而有是责。（《职官》六四）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二日，诏新除大理寺丞沈维与宫观……。以旨者论维贪冒营私，不顾廉耻。昨守剑南日，纵容子弟，交通关节，般贩私盐，屠牛开酤，丑秽狼籍。……故有是命。（《职官》七二）

其中关于王沿私贩盐、酒的记载，《续通鉴长编》卷一一。亦说：

丁卯，降权三司使给事中胡则知陈州，殿中侍御史王沿候服阕，与僻小处知州。初则为河北都转运使，沿尝就则假官船贩盐；又以其子为名，求买酒场。张宗诲摘发之。朝廷虽责宗诲，复下其事转运司。按得实，故则与沿并坐责。

按张宗诲所以被责，是因为他摘发王沿事，动机不纯洁，是借端复仇的原故。《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云：

宗诲在开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废事。及为河北转运使，乃发沿居丧假官贾贩。朝论恶之。

此外《宋史》卷二九九《胡则传》亦记有王沿私贩盐、酒事：

初则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尝就则假官舟贩盐；又以其子为名，祈买酒场。至是张宗诲摘发之。按验得实，出则知陈州。

以上是宋代官吏私营专卖品贸易的大概情形。其中关于茶、盐、酒等贸易的私营，因为材料较多，分为下列三项述之。

乙、茶业之私营

宋代私卖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为多。那时主管茶政的机关名叫榷货务，设于京师及产茶要地。《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说：

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

这些榷货务的官吏，在北宋时往往不用私人资本，盗取官茶贸易。《续通鉴长编》卷十八载太平兴国二年的法令云：

榷务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五百以下，徒三年；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更载有此年前后的法令：

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此外他们又往往私与茶商交易。《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说：

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罢知郑州。京师茶贾负公钱四十万缗。盐铁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贾惧，与吏为市，内交于适子弟。适出虞卿提点陕西刑狱。

据上引《食货志》，在京师与茶贾发生关系的政治机关是榷货务；所以这里说“京师茶贾”“与吏为市”的“吏”，应即是榷货务的官吏。

其次，宋代边吏也常常私营茶叶。在北宋，《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说：

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为转运使王宗嗣所发，罢为左卫上将军。

在南宋，《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十六年：

三月六日，诏知盱眙军葛技降两官……放罢。以淮东安抚司究实技买低茶转卖公库，钱入己……故有是命。

此外北宋官吏在西北边境私营茶的出口贸易，已见第四节，不复赘。

丙、盐业之私营

宋代官吏私营盐业之风甚盛，见于各史籍的记载亦很多。尤其南宋，私营盐业的官吏，不限于各地的地方官，或是主管盐政的当事人，而且包括有当时的宰相及将帅等。南宋宰相之私营商业，以史嵩之及贾似道二人为最著。《东南纪闻》（撰人佚）卷一说史嵩之私卖盐云：

理宗朝，史嵩之当国，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论。鹾之商运，自昔而然。嵩之悉从官鬻。价直低昂，听贩官自定。其各州县则有提领考其殿最，以办多为优。于是他盐尽绝，官擅其饶。每一千钱重，有卖至三千足钱者。深山穷谷，数百里之钱，无不辐辏。……有无名子以诗嘲之曰：“万舸千艘满运河，人人尽道相公鹾。相公虽是调羹手，传说何曾用许多？”

关于此事，李昴英《文溪集》卷八《再论史嵩之疏》亦说：

席卷部内之帑藏，囊括诸路之利源，借国用匮乏之名，鹾贩货易，笼归私室，富且数倍于国，是为蠹国之盗臣。

至于贾似道之私营盐业，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五说：

似道令人贩盐百艘至临安卖之。太学生有诗云：“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此外，关于南宋将帅之私营盐业，《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说：

（宝祐四年）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盐近者课额顿亏，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见亏二千余万。皆由台阃及诸军将帅兴贩规利之由。”于是复申严私贩之禁。五年，朱熠复言：“……是以贪墨无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买浮盐，龙断而笼其利。……为今之计，莫若……一则可以绝戎阃争利之风；二则可以续锅户烹煎之利。”有旨从之。

至于地方官吏及主管盐政的当事人之私营盐业，散见于下引各文。

现在分述宋代官吏私卖解盐、川盐、淮盐、浙盐，及粤盐的情况：

（1）解盐私卖解盐的官吏，以主管解盐的人为最多。《续通鉴长编》卷十八载太平兴国二年的法令云：

其诸处池监监临主者盗官盐贩鬻以规利，亦如盗煮盐之法。……于是比乾德之禁，增阑入至二百斤以上，煮碱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杖背黥面送阙下。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亦说：

自乾德四年后，每诏优宽。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鬻碱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

按同书又说：

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

《续通鉴长编》卷十八所说“诸处池”，即指这些盐池而言。《食货志》说：“自乾德四年后，每诏优宽。”这乾德四年的诏令，即《续通鉴长编》说的“乾德之禁”，不见载于《食货志》，但《续通鉴长编》卷七却载乾德四年十一月：

诏重宽盐麴法。官盐阑入至百斤，煮碱至五十斤，主吏贩易及阑入百斤以上乃死。

由此可知“主吏贩易及阑人百斤以上”，在乾德四年要处死刑，在太平兴国二年只“杖背黥面送阙下”，到了淳化五年则处罚更轻，只“正配本州牢城”。除此以外，别种官吏亦私营盐业。《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说：

元符元年……永兴军、渭州、河北、高阳、栎阳、泾等县，如同、华等六州军，官仍自卖盐；而禁官司于折博务买解盐贩易规利。

按官司于折博务买到解盐，除在永兴军等地贩卖外，大多数运往四川销售。同上：

庆历二年……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

四川本来出产井盐，但其中益州、利州等地出产较少，所以要仰给于解盐。《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云：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由……

此外，由四川贩茶往陕西的官吏，亦私运解盐回四川销售。苏辙《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说：

川茶本法，止于官自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缘法为奸……因贩茶还脚，贩解盐入蜀。所贩解盐，仍分配州县，多方变卖，及折博杂物货，为害不一。

（2）川盐关于官吏之贩卖川盐取利，《续通鉴长编》卷十八载太平兴国二年：

夏四月辛卯朔，右拾遗郭泌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豪民黠吏，相与囊橐为奸。贱市于官；贵粜于民，斤为钱或至数百。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则豪猾无以规利，而民食贱盐矣。”从之。

又《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说：

今官吏缘法为奸，遂又贩布，贩大宁盐，贩磁器等物。

按《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说：

大宁监，同下州。开宝六年，以夔州大昌县盐泉所建为监。

又同书卷一八三《食货志》说：

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

所以大宁监就是夔州路三监中之一。

（3）淮盐淮南出产的盐很多，故行销的范围亦很阔。《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说：

其在淮南，曰楚州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秦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各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岳、鄂、衡、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鬻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各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寿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

由此可见淮盐的行销地，除两淮外，包有江南、荆湖诸路及京西、两浙的一部分。淮盐的行销地是那么大，由生产地运出的数量是那么多，水陆——尤其水道——运输的规模当然是很大的。主管这种运输的官员，上自转运使，下至纲吏舟卒，都乘机贩卖私盐，或偷卖官盐。《宋会要·职官》六四载庆历四年：

八月三日，前淮南路转运使司勋郎中张可久责（保）信军节度副使。坐贩私盐部中也。

《续通鉴长编》卷一五一亦载此事云：

司勋郎中张可久责授保信节度副使。坐前为淮南转运使，贩私盐万余斤在部中也。监察御史包拯乞不以见获斤两定罪，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置，以警赃吏，故有是命。

这是转运使贩私盐的例。至于纲吏舟卒之偷卖官盐，《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说：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

李觏《直讲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九》亦云：

今之郡国者，昔之郡国也；户口蕃息，则倍蓰矣。而粜益少，盐益滞者何也？是奸谋入焉耳。彼盐之来，远者逾江湖，岁于波，月于风焉。近者亦百数十里，维堤堰，宿葭英焉。军之穷，吏之狡者，家于是，食于是，私卖其什之几而足以它物，固其常也。既辇而仓，则举掌之人又私卖其什之几而足以它物。无虑公盐常失其半而半它物焉。

其中关于运往江南西路的盐纲吏卒之私营盐业，王巩《闻见近录》亦云：

江西旧漕盐至州，有余悉输于官。漕舟沿江货所附私盐。既尽，遂盗官物。盐尽，凿舟沉之，声言风水。每岁抛失十之三四。而盗取监临私货抵法，枕藉于市。

除运输官吏外，在淮盐生产地作官的人，也私营盐业。《宋会要·职官》七三载庆元元年：

四月二十七日，淮东提举陈损之……放罢。……以臣僚言损之盗官盐贩往江上，得钱买货入蜀。

又淮盐行销地的官员，也常常私卖淮盐。在荆湖北路的，《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九年：

五月十五日，朝奉大夫知岳州赵善特降一官放罢。以漕臣劾其……收买客盐，倍增市价，均配属县，故有是命。

这里说的“客盐”，是指淮盐而言。因为上引《食货志》说过，荆湖的岳州是淮盐行销地之一。又《续通鉴长编》卷十八载太平兴国二年：

右千牛卫将军董继业，前知辰州，私贩盐赋于民，斤为布一匹，盐止十二两，而布必度以四十尺。民甚苦之，有诣阙诉其事者。下御史狱鞫实。于是责继业为本部中郎将。

知辰州董继业所私贩的盐，也是淮盐。上引《食货志》虽然没有说淮盐供给辰州，但却说供给荆湖大部分的地方。由此类推，其余小部分的地方，如辰州等，虽然没有说及，实亦是淮盐的行销地。因为北宋时，荆湖各地的食盐，除淮南外，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仰给。固然，广西盐（因为产盐的廉州，在宋代属广南西路。见《宋史》卷九○《地理志》。）也到那里行销，但这只是南宋时的事。《岭外代答》卷五云：

时杨么扰洞庭，淮盐不通于湖、湘，故广西盐得以越界。一岁卖及八万箩，每箩一百斤。

此外，在两浙路的，《宋会要·职官》七三云：

（绍熙三年三月）九日，诏前平江府许浦水军统制陈绪降两官，羊滋展三年磨勘。以本军都统司言绪等关借官钱，令将官董端等在外贩卖私盐，故有是命。

（庆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许浦驻剑御前水军副都统制冯健放罢。

以臣僚言健出自行伍，本无勇略，多役水军兴贩盐货，贪淫不法，败坏军政。

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平江府，望，吴郡。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江军节度，本苏州。政和三年，升为府。绍兴初，节制许浦军。

上引《食货志》曾说淮盐供给苏州，而平江府不过是由苏州改来的名称，所以平江府许浦水军统制及副都统制等私卖的盐是淮盐。

（4）浙盐《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十四日，知台州熊克放罢。以浙东提刑赵公硕、提举常平岳甫奏克在任纵容军人盗贩私盐……故有是命。

又《职官》七三载绍熙三年八月：

十八日，诏前襄阳府宜城县令持服钱逖降两资，候服阕日与远小监当差遣。逖居天台，贷米谷与逃军周念二等，令各持凶器，护送私盐，藏于其家。为县尉捕获。本路提举黄唐言之。故有是命。

此事又见于楼钥《攻媿集》卷三四《从政郎钱逖降两资候服阕日与远小监当》：

敕具官某：细民以煮海为业，私贩冒禁，或未能免。尔仕至邑令，又方执丧，使者廉按，谓尔为逋逃之渊薮，何耶？削去二阶，姑令终制。朝祥暮贬，其尚何辞。

据《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天台是台州的一县。又据同书卷一八二《食货志》，台州是浙盐产地之一：

其在两浙，曰……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

以上是官吏在台州私贩浙盐的情况。此外，《宋会要·职官》七三又载官吏于外出公干时乘机私贩浙盐云：

（绍熙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诏温州通判傅颐……降一官放罢。颐被檄往处州审问大辟，其所带人从贩卖私盐，傅颐全不钤束，因致捕捉，杀死人命。……故有是命。

按《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云：

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

由此可知温州是浙盐的出产地，处州是行销地。傅颐和他的随员由温州往处州公干时，正好贩运私盐以取利。

（5）粤盐两粤的盐，以广州和廉州的出产为主。《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云：

广州东筦、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鬻三万石。

在这两地作官的人，大都私营盐业。同上：

宝庆元年，以广州安抚司水军大为兴贩（贩盐——作者），罢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官。

这是关于广州方面的。至于廉州，《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曰，诏知廉州黄万顷……放罢……特降两官。以臣僚论万顷天资贪鄙，专事苛刻，违法卖盐、采珠二事，尤为民害……故有是命。

此外，在两粤各地，官吏也私营盐业。《宋会要·职官》七三载绍熙五年正月：

二十九日，诏贺州通判张适……放罢……永不得与亲民差遣。以臣僚言适擅卖官盐，及……故也。

又《职官》七四云：

（庆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武郎知万安军张凑降一官放罢。以广西经略司奏凑……科配民丁计口卖盐，规图剩利，以归私帑。

（嘉定五年五月三十日）知高州黄凤追三官，水不得与亲民厘务差遣。先是右正言董居谊言……既而广西提刑崔与之复言，凤治郡亡状，勒主客户纳钱买盐，发卖收利。故有是命。

丁、酒业之私营

北宋官吏私营酒业的风气，以仁宗时为最利害。《宋史》三二○《吕凑传》说：

徙成德军。……凑豪侈自放，简忽于事。与都运转使李参不相能。还判流内铨。参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货往河东贸易，及违法受馈赆。事下大理，议凑未尝受。而外廷纷然，谓凑有死罪。帝（仁宗）知其过轻。但贬知和州。

又《宋会要·职官》六五载嘉祐三年三月：

二十一日，刑部郎中直龙图阁知兖州王逵追一官勒停；都官员外郎通判马预赎铜，徙小处通判。初逵以公用蜡烛及墨遗京师要官，又……马预讼其事。而预亦以鬻所得酒于部中，故偕坐之。

又前述殿中侍御史王沿命其子私营酒业，也是仁宗时事。此外，哲宗时也有官吏私卖酒的记载。《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云：

兼臣访闻陆师闵去年自成都移治永兴，仍取成都供给，有本府衙前杨日新者为之卖酒。至十二月中，师闵自觉非法，始移牒永兴、成都止就用永兴供给。其违法差衙前卖酒，及多请过成都供给，即不曾举觉。其贪冒无耻，一至于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体量。

到了南宋，官吏私营酒业之风更盛。俞文豹《吹剑录》说当时最高财政长官开设酒肆云：

高宗以（叶）梦得善理财，除资政殿学，兼提领财用。朱胜非曰：。昔张悫兼此，至于自设酒肆。人皆非之。”

《宋史》卷三六三说张懿：

建炎改元，为户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措置户部财用，兼御营副使。（本传）

又《鸡肋编》卷下说当时主要将帅张俊：

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这都是当时行都的情形。至于各地，北至淮水，南至广东，官吏也是同样的私营酒业。《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五年五月：

十八日，淮西转运副使张士元，知安丰军丁逢放罢。以言者论士元冒佃官地……逢遣人过淮鬻酒，二人罪恶不可缕数，故俱罢。

又《职官》七三载庆元元年：

十二月三日，广东运判徐柟放罢。以右正言刘德秀言，棉立朝则人以为怪僻，在外则又加以贪暴，居家则纵子女沽卖私酝，临政事则交通贿赂。

南宋官吏之私营酒业，有两大特色：

（1）以公家的米麦作原料来造酒，贩卖所得的利润却归人私囊。如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朱文公文集》卷十八）云：

公使库自来不许卖酒。缘添归正人，合支些小供给钱。（知台州唐）仲友到任以来，以此为名，公库每日货卖生酒一百八十余贯，煮酒亦及此数。一日且以三百贯为率，一月凡九千贯，一年凡收十万余贯。其所造酒，米麦之属，既并取于仓库羡余；而所收息钱，太半不曾收附公使钱历，并是入己。

有些官吏甚至盗取公家的酒来卖。《宋会要·职官》七三载绍熙二年六月：

二十二日，诏权发遣澧州万良耜放罢。以本路运判薛叔似言其卖公库酒，而不入经制，私籴军粮，刻剥兵士，贪状浸露故也。

（2）私酒可以不纳税，成本较贱，从而售出的价格亦廉。合法——要纳税——的酒因成本重，价格遂贵。二者相遇，后者销路大减，或甚至全被打倒。结果，酒的课额大受影响，亏损得很利害。《宋会要·职官》四一载绍熙五年十二月：

九日淮西总领郑浞奏：“总领之职，在调度粮饷，稽察军政而已。乾道八年，总领周闷欲兴酒利，始奏乞拨诸司酒课并归总所，管趁御前并朝廷净息钱三十万贯。递年又抱认净息钱二十五万贯，又增认建康府税钱一万贯，通管趁到净息钱五十六万贯。自拨并之初，朝廷约束方新，诸司不肯过数造酒，亦不敢私自酤卖。数十年来，诸司私造之酒，月增岁盛。始者举在城之酒惟归一总所，故所亏税额不为甚多。后来裂为四五，各私其利。酒课既已暗分，每年尝亏净息二十余万；往往皆侵移经常钱兑发，及别作营运补掩。见今已侵过经常钱四十四万余贯，抱欠朝廷桩管钱八十三万余贯。若不以利害分明控告，向后转见狼狈。乞……”

又《职官》七二说：

同日（淳熙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知鄂州赵善括放罢。以总领周嗣武、漕臣陈延平言赵善括……强令拍户沽买私酒，白纳利钱，侵都统司课额故也。

上述官吏私营酒业的两种行为，都是违法的事情。可是干这些事的官吏们，因为利之所在，却不管这许多。就是被干涉，他们不特不服，而且恃势凌人。如《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六年十月：

十六日，新知鄂州周极放罢。先是极知秀州日，自带私家坐船，于本州酤卖私酒，为酒务辖下人所捕。极忿怒其人，诬以行劫，绷栲有至死者。大理寺鞫得其实，先诏追三官勒停。至是起废。中书舍人郑丙官其为恶不悛，愈益恣横，故有是命。

又如《职官》七三载嘉泰二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新国子书库官赵师苍罢新任。以殿中侍御史张泽言其因私酒敗获，必欲求胜，强横健讼，凌压官司。

此外，下述二事也是官吏凭藉政治势力来贩卖私酒的例子：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户部侍郎李安国放罢。坐……为湖广总领，纵亲戚子弟于诸库买酒，托兵将官大价出卖，多占破……故也。

（嘉泰元年正月）十九日，知彭州史容特降一官……放罢。以容守彭州，用亲随冒请军粮，交通关节，夹造私酝货卖……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