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古代陶瓷专题：越系青瓷乐器

青瓷乐器在战国时期流行于太湖—钱塘江流域，青瓷乐器大多仿自青铜乐器，是越国贵族特有的丧葬用器。青瓷乐器的烧造体现出越人高超的制瓷工艺，青瓷乐器的器类组合反映了越国贵族墓葬的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

越系青瓷又称原始瓷、原始青瓷，是越人的伟大发明，用青瓷烧造仿青铜器的礼器和乐器，是越人的一大创举。越国是于越族群在西周时期建立的国家。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越王句践徙都琅邪，北伐齐鲁。越人的北上争霸导致越国的礼制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出现对中原礼乐制度和礼乐器的模仿。青瓷乐器出现于越国最强盛的句践时期，沿用至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降越君之时。 青瓷乐器是专为越国贵族随葬而烧造的明器，是越国贵族特有的丧葬用器，也是越国礼仪文化中别具一格的物质载体。这些青瓷乐器皆按1：1的比例仿自青铜乐器、石瓦质乐器，神形兼备，气势磅礴。青瓷乐器的烧造反映出越人高超的制瓷工艺，尤其是成型工艺、装饰工艺的细腻与烧造工艺的创新。

青瓷乐器与青铜乐器

青瓷乐器主要仿自击奏乐器，有仿青铜乐器的甬钟、镈钟、句鑃、錞于、钲、铎、悬铎、悬铃，仿石质乐器的磬和仿瓦质乐器的三足缶，还有仿青铜鼓座的青瓷鼓座（击奏乐器鼓的构件）。其中，甬钟、镈钟、磬属中原乐器，句鑃、錞于、钲、悬铎、悬铃属南方乐器。中原乐器在南方屡见不鲜，而南方乐器却极少出现在中原。越国出现中原乐器与南方乐器并存的现象，表明越国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仍顽强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吸收中原礼制的同时仍顽强保留着传统的礼乐制度。 与青瓷乐器密切相关的是青铜乐器（含少量石质乐器与瓦质乐器），通过青瓷乐器与青铜乐器的比较，可清晰厘清青瓷乐器与青铜乐器的关系。 甬钟 甬钟是青铜编列乐器，《说文·金部》：“钟，乐钟也。”越文化范围内的南京高淳马家圩、南京溧水小金山、绍兴塔山出土过青铜甬钟，青瓷甬钟在海盐黄家山、杭州余杭笆斗山、长兴鼻子山、无锡鸿山邱承墩有出土。青瓷甬钟与青铜甬钟的造型相同，但纹饰有一定的差异。

镈钟 镈钟是青铜编列乐器，《周礼·春官·镈师》郑玄注：“镈，如钟而大。”镇江丹徒北山顶出土过青铜镈钟，青瓷镈钟出土于长兴鼻子山、无锡鸿山邱承墩。青瓷镈钟与青铜镈钟的造型基本也相同，但钮的造型不同，纹饰也有一定的差异。

句鑃 句鑃是青铜编列乐器，自名“句鑃”。句鑃的名称、功能、用途、分布、国属、年代以及与铙、铎、钲的形态差异等，以往多有探讨。青铜句鑃出土于广德张家大村、常州武进淹城、南京高淳松溪，青瓷句鑃出土于海盐黄家山、无锡鸿山邱承墩、长兴鼻子山。这两种材质造型相同，纹饰相近。

錞于 錞于是青铜编列乐器，属军旅乐器，《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有学者对錞于的分布范围、器形特征、悬挂方式、用途特征、音乐特性、演奏方法进行过探讨。青铜錞于在镇江丹徒北山顶、镇江王家山有出土，青瓷錞于出土于海盐黄家山、无锡鸿山邱承墩、长兴鼻子山。造型基本相同，纹饰相近。

钲 青铜钲又名丁宁，属军旅乐器，《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钲自名“钲铖”，有学者对青铜钲的定名、形态、分布以及与句鑃的形态差异进行过探讨。镇江丹徒北山顶、镇江王家山、南京溧水上沛出土过青铜钲，青瓷钲出土于海盐黄家山、无锡鸿山邱承墩、长兴鼻子山。青瓷钲与青铜钲的造型相同，纹饰相近。

铎 青铜铎为军旅乐器，《说文·金部》：“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司马执铎。”铎是摇奏乐器，有学者对青铜铎的形制纹饰、发声方式、功能用途进行过研究。青铜铎出土于镇江丹徒青龙山、绍兴印山，宁波博物馆藏有青瓷铎1件。青瓷铎与青铜铎的造型相同，纹饰各异。

悬铎 青铜悬铎为编列乐器。悬铎不见周汉文献，也不见自名，有学者称之为镈钟或无枚编镈。《淮南子·氾论训》：“悬钟鼓磬铎，置鞀”，李纯一先生认为：“东周之铎有两种，一为击奏，一为摇奏，两者的区别乃在于舌之有无”，据此将腔内无舌、悬挂击奏的铎暂称为悬铎。青铜悬铎出土于繁昌赤沙清水塘，青瓷悬铎出土于杭州半山石塘、无锡鸿山邱承墩。二者造型相近。

悬铃 青铜悬铃的名称不一，既有称权、镇、半球形器者，也有称铃、越系圆钟者，悬铃不见于文献，也无自名，故暂称为悬铃。成组出土的悬铃造型相同、大小有序，应为编列乐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凤纹青铜悬铃一组，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青铜悬铃8件；青瓷悬铃出土于海盐黄家山、杭州余杭笆斗山、无锡鸿山邱承墩、长兴鼻子山。青瓷悬铃与青铜悬铃的造型相同，纹饰相异。

磬、三足缶与鼓座 磬、三足缶不是青铜乐器，鼓座不是乐器而是击奏乐器鼓的附件。 磬是石质编列乐器，《说文·石部》：“磬，乐石也。”越文化范围内，石磬出土于镇江丹徒北山顶，青瓷磬出土于无锡鸿山邱承墩、长兴鼻子山。青瓷磬与石磬的造型相同，但青瓷磬的两端有纹饰，与石磬有一定的差异。 三足缶为瓦器，《说文·缶部》：“缶，瓦器……秦人鼓之以节歌。”缶的相关研究较多，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演奏方法、文化意义等方面。青瓷三足缶出土于绍兴眠狗山、无锡鸿山邱承墩。

青铜鼓座是击奏乐器鼓的附件。青铜鼓座在湖北曾侯乙墓和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过，吴越地区暂时未见青铜鼓座；青瓷鼓座出土于无锡鸿山邱承墩，浙江萧山、德清等地也有零星出土。据镇江丹徒北山顶出土的悬鼓环和绍兴306号墓出土伎乐铜屋中的悬鼓推测，青瓷鼓座可能为悬鼓座。也有学者根据曾侯乙墓出土建鼓和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画像纹青铜壶上的图像推测青瓷鼓座可能为建鼓座。

青瓷乐器与亭子桥窑址

与青瓷乐器烧造密切相关的是东苕溪流域的德清亭子桥窑址群。战国时期，越国青瓷产业在东苕溪流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窑址数量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出现了大量仿青铜礼乐器的青瓷产品。 亭子桥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烧造青瓷乐器的窑址群，亭子桥出土的青瓷礼乐器，造型工整，胎质细腻，釉面匀净，烧成温度高达1290℃。根据无锡鸿山邱承墩出土青瓷胎釉主次量和微量元素组成特点，可以推断邱承墩出土的青瓷器与亭子桥窑址所烧造的青瓷器所用原料一致，邱承墩出土青瓷乐器应来自德清。 青瓷乐器的制瓷工艺主要有成型工艺、装饰工艺和烧造工艺。 成型工艺 青瓷乐器的成型工艺有传统的拉坯、压坯、还有模制工艺。拉坯工艺主要应用于悬铃、三足缶、鼓座等圆形青瓷乐器，形体较小的悬铃一类青瓷乐器用慢轮拉坯成型，而形体较大的三足缶、鼓座一类青瓷乐器可能出现快轮拉坯成型。拉坯成型后经过修整、拼接，最终成器。青瓷錞于的腔体呈椭圆形，可能是用慢轮旋转拉坯成圆形腔体后，再经轻拍或轻压，逐渐形成椭圆形腔体。

压坯工艺应用于磬等扁平的青瓷乐器，将坯料压平拍实后，再根据磬的大小用工具划去多余部分，制作成型。

甬钟、镈钟、句鑃、钲、悬铎等合瓦形腔体的青瓷乐器多采用模制工艺，即先模制半片腔体，然后再粘合成合瓦形腔体。甬钟、镈钟、句鑃、钲、悬铎等青瓷乐器上的甬、钮、枚、柄等凸起的构件，也是先模制成型后再进行粘合，甬钟上的36个圆柱状枚和镈钟上的36个半球形枚，形态相同、大小一致，都是模制成型后再与钟体进行粘合。

装饰工艺 越国青瓷乐器的装饰工艺有堆塑、刻划、戳印和模印工艺。堆塑是将塑出立体状的纹饰粘贴于胚体的装饰方法，常见堆塑成型的钮和蜥蜴形、蛇形堆塑贴于乐器的相应部位，有的还留有粘贴后抹平的痕迹。刻划工艺是用尖状工具在坯体上相应部位刻划纹饰的工艺，青瓷乐器中常见刻划的直线纹、三角纹等。戳印工艺是用管状工具在坯体上戳印纹饰的工艺，青瓷乐器中常见戳印的圆圈纹、云纹、“S”形纹、“C”形纹等。模印工艺是用阴刻纹饰的模具在坯体上模印纹饰的工艺，青瓷乐器中常见模印的云雷纹、变体鸟纹等。 烧造工艺 编号Y2的窑址是亭子桥窑址群中保存最完整的龙窑遗存，Y2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龙窑的结构形态和窑炉技术，探索龙窑形制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 Y2窑床斜长8.7米，宽约3.5米，不仅短而宽，且有拱顶，窑体空间的扩大利于烧制大型青瓷器。位于窑床前端的火膛低于窑床，火焰通过倾斜度合理的窑床在窑体内快速升温，以利于燃料的充分燃烧和热能的合理利用。 亭子桥窑址群出土了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支垫窑具，有喇叭形、直腹圆筒形、束腰形、倒置直筒形、托形、覆盘形、圈足形等多种形态，窑具的器形分类与配套使用显示出越国烧造工艺的先进性。专烧青瓷乐器是直腹圆筒形支垫，可分为顶面有圆孔和顶面无圆孔两类。 顶面有圆孔的直腹圆筒形支垫用于烧造甬钟、句鑃、钲等，装烧时将甬或柄插入圆孔中，支垫侧面开有小孔，使插入的甬或柄受热均匀。 顶面无圆孔的直腹圆筒形支垫用于烧造镈钟、悬铎、铎等。窑室底部的温度偏低，将镈钟、悬铎、铎等的腔体套置于支垫之上，使坯件离开窑底、抬高窑位，有利于坯件充分受热以避免生烧，底部的空隙还可以避免坯件烧爆，支垫侧面的圆孔也起着避免支垫烧爆的作用。

亭子桥窑址群的考古发掘明确了越国青瓷礼乐器的产地和窑口，表明战国时期专为越国贵族烧造生活用瓷与丧葬用瓷的窑场就在德清。亭子桥窑址群是战国时期越国烧造青瓷礼乐器的集中地，代表了越国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已具备了“雏形官窑”的基本特征。

青瓷乐器与越国贵族墓葬

出土成组青瓷乐器的越国贵族墓葬有海盐黄家山、杭州余杭笆斗山、长兴鼻子山、无锡鸿山邱承墩，出土成组硬陶乐器的有无锡鸿山万家坟。

黄家山、笆斗山、鼻子山青瓷乐器的出土位置不明，邱承墩的青瓷乐器集中置于墓道南侧的壁龛之中，犹如一座庞大的地下“乐器库”，可组成气势恢宏的乐队。 黄家山、笆斗山、鼻子山的青瓷乐器有些无法复原，数量有所缺失，但采集的青瓷片都经拼对、修复，青瓷乐器的器类应当无误，而邱承墩出土青瓷乐器的器类、数量相对完整。 黄家山出土的青瓷乐器为甬钟、悬铃2类，笆斗山、鼻子山出土的青瓷乐器皆为甬钟、镈钟、磬、句鑃、錞于、悬铃6类，邱承墩出土的青瓷乐器为甬钟、镈钟、磬、句鑃、錞于、钲、悬铎、悬铃、三足缶、鼓座10类，邱承墩出土的青瓷乐器既是最高等级的乐器组合，也是最完整的乐器组合。 根据乐器形态的差异，邱承墩出土的青瓷乐器还可以按“套”进行细化。甬钟含虎形悬虫、蛇形悬虫2套，镈钟含虎钮、蛇钮2套，句鑃含舞部四分纹饰、舞部满布纹饰2套，錞于含出扉棱、虎钮、环钮、环钮两端有泥条堆塑4套，青瓷钲3套，悬铎含虎钮、蛇钮2套，悬铃含多重纹饰、双重纹饰2套，磬1套，三足缶、鼓座则形态各异。

随葬青瓷乐器的越国贵族墓葬还可根据青瓷乐器的器类划分墓葬等级。笆斗山随葬青瓷乐器2类，为下等越国贵族墓葬；黄家山、鼻子山随葬青瓷乐器6类，为中等越国贵族墓葬；邱承墩随葬青瓷乐器10类，为上等越国贵族墓葬。 万家坟硬陶乐器有甬钟、镈钟、磬、句鑃、錞于、钲、悬铃、缶、鼓座9类，器类与数量都接近邱承墩。就乐器的器类、数量而言，万家坟似可归入越国上等贵族墓葬，然硬陶乐器与青瓷乐器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尚待研究。万家坟出土硬陶器表面发现类似陶衣的薄层具有化妆土的效果，在南方的硬陶器中实属罕见，而万家坟出土的硬陶鼓座上兽首蛇身的堆塑更属罕见。

青瓷乐器的兴衰与越国的兴衰相伴始终，青瓷乐器的研究拓展了越文化的研究空间，为越国礼乐制度和礼仪用器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2年02月刊，作者张‬小‬帆‬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