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尊志：汉代墓地祠堂研究

一 祠堂类型

二 朝向与位置

三 空间与祭祀

四 配套设施

五 祠堂修建

六 余论

两汉时期，墓地祭祀普遍。《论衡·四讳》记有：“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汉书·朱邑传》亦载：“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帝王陵墓建有陵(祠)庙，另有寝殿、便殿等设施，其他等级墓葬则修建祠堂以供祭祀，渐成风气，“广种松柏，庐舍祠堂”(《潜夫论·浮侈》)、“中者祠堂屏阁”(《盐铁论·散不论》)、“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汉书·龚胜传》)。祠堂还有享堂、食堂、斋祠等名称，随着推广普及，其作用也得到延伸，蔡邕在《郡掾吏张玄祠堂碑》中即言：“先考积善之余庆，阴德之阳报，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②关于汉墓地祠堂，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墓地祠堂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祠堂类型

本文所述墓地祠堂不包括帝王陵墓的陵庙或祠庙，亦不含中小型墓葬内部的“享堂”和墓中出土的祠堂模型，如山东临淄金岭镇M1出土陶祠堂②，而主要指列侯及中小型级别墓葬或墓地的祠堂及相关设施。文献记载的众多祠堂基本都是墓地祠堂，如“起冢祠堂”(《汉书·张汤传》)、“盛饰祠室”(《汉书·霍光传》)等，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葬律》竹简也记载有西汉列侯墓地祠堂的相关内容③。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已发现、发掘较多汉代墓地祠堂或相关遗存，可分为砖(石、土)墙瓦顶祠堂和石祠堂两类。

(一)砖(石、土)墙瓦顶祠堂

该类祠堂文献有载，分布较广，考古发现已有相当数量，或残留遗迹，或仅见建筑材料。单开间者少，多为两开间或多开间，有朝向一端的门。基本为瓦顶，瓦当使用普遍。根据墙体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砖墙，以长方形砖垒砌，实心砖常见，亦用空心砖。根据有无基础可分为二亚型。

图一 徐州铜山班井M4与祠堂平面图

Aa型：有基础。有的为夯土基础。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祠堂为高台建筑，是面三进五的方形堂室，有台基、柱础、门道、回廊、踏步、散水等遗迹，且经过扩建④。祠堂墙体未见报道，从发现的空心砖、方砖、条砖等来看，存在为砖墙的可能。一些为石砌基础。江苏铜山班井东汉墓M4墓道外祠堂为东西向长方形，中有隔墙，分为两开间，残长8、残宽4米，块石垒砌基础(图一)。周围散落大量陶板瓦、筒瓦、瓦当、砖等残片，有圆形云纹瓦当及人面纹半瓦当，砖有实心和空心砖两种，饰几何纹、乳丁纹、网格纹、十字穿环纹，有的还饰心形纹，应是砌墙所用⑤。徐州东甸子西汉墓M1，地表有较多板瓦、筒瓦、瓦当及空心砖残片⑥，所建祠堂可能为石砌基础，空心砖砌墙。有的为砖砌基础。河南南乐宋耿洛M1，墓口外两侧不远有平砌砖墙向左右展开，残高2.2、残长4米，有较多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及木料痕迹遗留，推测原有享堂类建筑，门两旁为残高2.55米的砖垛，可能起顶柱作用⑦。

Ab型：无基础。山东济南北毕村东汉墓M1、M2两墓道之间的建筑中，F2为祠堂，位置居中，南部与两墓道末端基本平齐，为坐北朝南的正堂与南侧东西两厢房，平砖垒砌(图二)。该祠堂可能是《后汉书》中张酺所言“藁盖庑”，为祠堂简化或相对简陋的形态⑧。

B型：石墙，以块石砌墙和基础。山东苍山金山西汉墓墓道上为石墙瓦顶房屋，石墙用不规则石块垒砌，南侧厅堂较大为祠堂，东墙南端有门，内砌石墙，可相通，另有西门通向坟丘⑨。

图二 济南北毕村东汉墓祠堂及相关设施平面图

C型：土墙，夯土砌筑。有的立木柱，部分有回廊、散水及磉墩。据有无基础可分二亚型。

Ca型：有基础。有的为夯土基础。河北阳原三汾沟西汉墓M9墓道末端上有建筑遗迹，残余部分平面呈“

”形，包括黄土台、夯土台基、柱洞和瓦砾面，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瓦顶木构架建筑⑩。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与夫人墓南侧为成组的回廊式建筑，有厢房、寝、祠堂等，祠堂属二墓共用，为回廊式高台建筑，夯土基址呈“凹”字形，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三开间，向南开敞。陪葬墓中，M4、M5、M6的墓道前端也有地面建筑，均向南开敞，平面多呈“凹”字形，M4建筑基址东、西两侧中部各一方形夯土基础，M5地面建筑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为回廊形建筑(11)。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的东部为建筑群，建筑群西部的大型殿基F1西对墓葬，是最主要建筑，为祠堂，整体作南北向长方形，殿基面东，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环绕有宽廊道，殿堂周边安装青石栏杆，并有登道和附建小房等，殿基各侧壁为夯土，外包砌青石板(12)(图三)。河南孟津朱仓东汉墓M708东北部的南北长方形墓园是独立建筑单元，中心大型夯土台基(F1)残存基槽，其东南有一处房址，另有庭院、墙、窖藏、水渠等，出土较多板瓦、筒瓦、瓦当、素面与几何纹铺地方砖及部分陶器等(13)。推测F1为M708的祠堂，其东部虽有砖墙和柱础，但与F1有一定距离，且F1界限明显，未发现砖墙遗迹和相关遗存，故可能为土墙。有的为石砌基础。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西南有双开间祠堂，石砌基础，土墙，木构瓦顶(14)。徐州邳州埠上村汉代墓地的建筑位于M19与M25之间，为南北向面东的长方形单开间房屋，下有石砌基础，基础上有瓦砾堆积，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为土墙瓦顶，很可能是M25的祠堂，该墓为石坑竖穴式(15)。重庆忠县石匣子东汉墓封土上部发现石条构件修砌的基础残迹，原建筑可能为墓上祭祀设施(16)，因未见砌墙石料，推测为土墙。有的为砖砌基础。湖北云梦瘌痢墩东汉墓M1，靠近封土堆南面有用几何纹砖平砌的墙基以及少量卷云纹瓦当、绳纹筒瓦等，应是已毁供堂或享堂类建筑(17)。天津武清鲜于璜墓碑出于封土外，附近发现以花纹方砖铺砌的残迹，可能有享堂类祭祀建筑(18)，二者地表散存砖块极少，推测为砖基土墙。

图三 洛阳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祠堂平面图

图四 卫辉大司马东汉墓祠堂平面图

Cb型：无基础。南昌海昏侯墓陪葬墓M3前的地面建筑，未见建筑基址(19)。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东汉墓M1封土北侧有一祠堂建筑(F1)，呈东西向长方形，直接建在当时的生土面上，是先将房基四周的生土挖去一部分，再在其上建筑房屋，现存两个磉墩，房屋四周有卵石堆积的散水，南部散水中间偏西可能为门道(图四)，祠堂及附近出土较多陶建筑材料与器物(20)。河南辉县路固汉代墓地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存(CF1)为墓地祠堂，未见基础槽和夯土(21)。孟津朱仓东汉墓M709东北部亦有独立墓园，内有夯土墙组成的多重封闭院落，包括中心院落和南、北各一座院落，出土瓦当等建筑材料及陶器(22)。考虑到中心院落南部有灶及灰坑等，北部则相对空敞，且北墙系两次夯筑，基槽上有呈东西向排列的多个方形柱坑(边长0.2-0.3米)，推测北部有借用北墙的建筑，可能是该墓的祠堂，但较简单，无基础或夯土台基。

图五 与汉墓地祠堂有关的文字瓦当拓本

1.“万岁冢当”瓦 2.“冢”字瓦 3.“盷氏祠堂”瓦 4.“祠堂屋当”瓦

图六 Aa型石祠堂立面图

1.萧县庄里乡阳村西南山坡石祠堂 2.淮北相山洪山出土石祠堂(C1)

有些汉墓封土上或附近有相关遗迹，如西安石家街汉墓东北约30米处发现的建筑遗迹，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可能为祠堂(23)。较多汉墓地表有相应数量的建筑材料残片存留，以板瓦、筒瓦片居多，如徐州东郊黑头山西汉墓封土外散落许多板瓦、筒瓦残片，原应有地面建筑，存在祠堂的可能(24)。有瓦当者属祠堂建筑遗存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文字瓦当。《周秦汉瓦当》一书收集有汉代“冢”、“瑞冢”、“巨杨冢当”、“万岁冢当”(图五，1)等字当(25)。《中国古代瓦当图典》一书收集有“守祠堂当”(26)。陕西甘泉县城西北部鳖盖峁西汉墓M8附近及盗洞扰土中均出土有“冢”字瓦当(图五，2)，说明原有祭祀性建筑(27)。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汉代文化层中出土有筒瓦、板瓦和“盷氏祠堂”瓦当(图五，3)(28)，陕西省汉中市采集有“祠堂屋当”(图五，4)(29)，均是专门为墓地祠堂烧造的瓦当。徐州市区及附近的西汉墓葬外多有瓦当等建筑材料残片发现，分布于封土周边，以某一侧较集中。翠屏山西汉墓封土附近发现一些板瓦、筒瓦残片，另有瓦当(30)；南郊拖龙山M3封土外有长方形石砌墓垣，墓垣内东南为大面积空地，散存大量板瓦、筒瓦及云纹瓦当残片，另有文字瓦当(31)，应有祠堂类祭祀建筑。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河北隆尧固城村南汉墓周围的地面多见汉代砖瓦、陶器等(32)；山东聊城吴楼M1地表发现许多有篆书“长乐未央”文字的圆形瓦当(33)；济南腊山西汉墓的早期盗洞内填充大量云纹瓦当、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及少量带花纹的铺地砖，相关建筑在墓葬被盗时已废弃(34)；河南杞县许村岗M1南面地表散落较多汉代绳纹筒瓦、板瓦及一些卷云纹瓦当、几何纹铺地砖等，应为享堂类建筑遗存(35)；河南淇县大马庄东汉墓地的围沟内出土板瓦、筒瓦、瓦当等，推测墓地原有墓地祠堂或祭祀类建筑(36)。

(二)石祠堂

《水经注·洧水》所载“石庙”、“石祠”、“石室”即石祠堂。考古发现的石祠堂基本以石材修砌，部分可复原。多数前部开敞，石材多刻画像。根据开间的不同可分为三型(37)。

A型：单开间，面积小。根据底、壁、顶石的不同及是否有门扉，可分为三亚型。

Aa型：部分底无基石，两侧各一抱鼓形石壁，顶以平石板封盖，前部开敞，可称为抱鼓石壁祠堂。壁石朝墓葬方向竖立，上部多为竖长方形，顶平，下部一侧圆鼓外凸。内壁多刻画像，有的为单幅画像，如安徽淮北杜集梧桐村出土的一块抱鼓石画像，为后羿射日(38)。有的分两格，如江苏睢宁双沟出土抱鼓石画像，上为人首蛇身的神人，下为轺车出行(39)。有的为多格，如徐州南部散存抱鼓石画像，分四格，由上及下分别为神兽、人物、神兽、车马迎宾图案(40)。从图案布局尤其是车马出行或迎宾方向观察，石鼓居外侧。与之对应，有的抱鼓石外立面亦刻画像，睢宁双沟抱鼓石外立面刻有青龙戏璧。有的顶盖石板内壁亦有画像，如皖北出土顶石内壁，刻日月图案(41)。抱鼓石壁较小且薄，高约0.6-1.2、宽约0.35-1.15米，推测二石间距不大，搭建的祠堂面积小且低矮。一些有基石，安徽萧县庄里乡阳村西南山坡的石鼓形小祠堂，基座石为一巨型石板，近后侧刻二耳杯(42)(图六，1)。部分可能依封土而不砌后壁，部分则有，淮北梧桐村出土的第1-2石，石料、形制、宽厚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应为同一祠堂用石，二者后立壁皆有“

”形槽(43)，应是为与后壁石板扣合而刻凿的。少量在后壁有龛，淮北市相山区洪山出土的两座汉代石祠堂，为前室后龛的“凸”字形结构，龛位于后壁中部，C1的两抱鼓石之间嵌一长方形石板(44)(图六，2)。

图七 Ab型石祠堂立面图

1.嘉祥武梁祠 2.徐州贾汪青山泉白集汉墓祠堂 3.嘉祥宋山一号祠堂

Ab型：均有基石与后壁，前部开敞，顶盖呈两面坡式。部分两侧壁为尖顶圭形，悬山顶，山东嘉祥武梁祠，顶脊略平(45)(图七，1)。徐州贾汪青山泉白集汉墓祠堂，顶脊中部凸起，两端上翘(46)(图七，2)。部分两侧壁为竖长方形，平顶，以平石板封盖后覆顶盖，顶盖中部起脊。安徽宿州发现的石祠堂中，宝光寺汉墓祠堂顶石内侧刻伏羲、女娲画像，山墙顶端与屋顶盖结合部位刻榫卯(47)。褚兰M1、M2的祠堂，墙基或基座为石砌(48)，三者顶盖外均有仿刻的檐、筒瓦、瓦当及相关纹饰。嘉祥宋山复原的四座小祠堂亦为平顶，封以平石板，有顶盖，其中一号祠堂为单檐屋顶，有两头翘起的屋脊(图七，3)，四号祠堂顶石内侧刻日、月、交龙画像以象征天界(49)。江苏铜山汉王东沿村发现较多石祠画像石(50)，经复原，属于多座祠堂，面积均较小，两侧壁石多有高差，推测应是用来嵌扣基石的，另有少量后壁石，亦见有盖顶石板(51)。

Ac型：无基石，有象征性门扉。发现极少，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在铜山县汉王与安徽淮北交界地区征集到一座小祠堂，单开间，顶残，不见基石，但有两块象征祠室门扉的画像石，皆刻铺首衔环(52)(图八)。

B型：双开间，面积略大，前部开敞。祠堂前部中间立一石柱，下为柱础，上为栌斗，柱上部与后山墙之间置三角石隔梁，既可承重又将祠堂分成两间。部分室内有相关设施。两侧壁基本为尖顶圭形，或一石或多石组合而成，有后壁。悬山顶，多为单檐两面坡顶盖。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八角形石柱，顶盖原有正脊，室内北半部有石祭案(53)。山东金乡朱鲔石室复原后的形制与孝堂山石祠堂相似，有盖顶石(54)(图九)。徐州铜山洪楼东汉墓祠堂，矩形断面方柱底有凸榫，柱头上为蹶张或力士图案，起到象征性“斗”的作用，顶盖脊凸起，两端上翘(55)。嘉祥武氏祠的前石室与左石室，立柱、三角石隔梁、顶脊等与上述祠堂相似，后壁下部有小龛(56)(图一○)。

C型：三开间，仅见于文献。《水经注·济水》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鳞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所记石祠与双开间祠堂有较多相似，如高椽架、镂石作椽瓦、侧荷梁柱及雕刻画像等，但为三开间，面积较大，而“屋施平天，造方井”在上述祠堂内也极少见到，推测祠内有类似天花板及藻井类设施。

图八 Ac型石祠堂立面图(徐州征集)

图九 B型石祠堂立面图(金乡朱鲔石室)

图一○ B型石祠堂立面图(嘉祥武氏祠左石室)

石祠堂基本都有画像，包括仙界、神人、各类故事及祠主受祭与升仙等内容，不仅表达了祭祀与实现墓主升仙的需求，多数还体现出祠主后代之孝等内容。祠堂刻铭文字亦较常见，西汉末至东汉皆有使用，除题榜外，还有一些字数多且较记事文字，主要内容包括立祠的年月、人员、原因与目的，建祠的原料、过程、开支，祭品的使用，墓主生平与身份，与观者语、吉语和希望等。铜山汉王东沿村祠堂画像石上刻有“建武十八年(42年)腊月子日□永平四年正月□为石室直五千泉工莒少郎所为后子孙皆忌子”、“室直万□七千夫[第]有□□□命不[恨]□□厚得重宗□也”(57)。山东微山两城山出土祠堂刻铭有“永建五年(130年)太岁在庚午二月廿三日，□□□□□□立此食堂，当□□□□□□居□意□学□□，何意被天灾，蚤离父母□□□□□□五千□□□。”(58)嘉祥宋山出土永寿三年(157年)许安国祠堂刻铭近五百字，内容包括墓主身世、家庭、姓名、品德及修建墓葬、祠堂的原因和过程，另有吉语与希望等(59)。山东邹城峄山北龙河出土汉安元年(142年)祠堂刻文四十一行六百零六字，是迄今发现文字最多的汉代祠堂刻铭，记述了祠主里籍、官职、建祠、祔葬、叙哀、言孝、丧葬习俗及祠主男丁和女眷的家族世系等(60)。铭刻与祠堂画像一起供外人观看，使其对祠主、祠堂有所了解，兼施教化，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祠堂与墓葬。褚兰胡元壬墓祠堂及宝光寺祠堂等的正壁画像下部正中刻“凸”字形图案，突出部位分别题有“辟阳胡元壬□墓”、“郑掾冢墓”，下有刻文百余字，包括祠主与立祠情况、吉语等。作为祠堂正壁画像的一部分，其不具有独立性，且面积小，所刻文字与祠堂题记相似，整体与墓碑有较大差别，称为祠堂铭刻或题记可能更恰当。另如山东东阿铁头山出土的芗他君祠堂石柱，四面均有画像，其中一面最上分三行刻“东郡厥县东阿西芗堂吉里芗他君石祠堂”，正文十行四百十七字，内容丰富(61)。作为祠堂的一部分，石柱位于墓外的可能性较大，而文字中的“唯观者诸君，愿勿攀伤，寿保万年，家富昌”等亦说明其位于墓外，否则不可能涉及观者。石柱以画像为主，仅一面局部刻字，内容与祠堂刻铭或题记相同，与碑差别明显，推测位于祠堂内，或为双开间祠堂立柱。带有刻铭的“凸”字形图案及石柱等在祠堂中的位置较为重要，前者与墓主牌位或神位可能有关，后者从形制尤其是伏兽来看，刻写文字的一面当朝向外侧，这样更便于参观，又体现出与碑相似的作用。

石祠堂暴露在外，因建材坚固，大小适于建造相关设施，加之刻有画像，很多在其后某个时期被用来砌建墓葬等(62)，如上文所举邹城峄山北龙河宋金墓。更多再利用的时代为三国西晋时期，如嘉祥五老洼画像石墓(63)及宋山复原的几座祠堂用石出土时所属墓葬，而铜山县汉王东沿村出土的祠堂画像石材中未见基石与顶盖石，估计与无纹饰或不便构建墓葬有关。徐州大庙画像石墓的时代为西晋时期，前堂后室结构，是后人利用汉画像石建造的墓葬，前堂为小祠堂形式，很可能为墓地祠堂的整移再利用，其属Ab型石祠堂，两山墙为尖顶圭形，边框有文字，如“□室”、“石室”等，覆两面坡式顶，前坡顶面凿出瓦垄，檐上刻瓦当纹(64)。

不同类型的祠堂，时代特征存在差别。砖(石、土)墙瓦顶祠堂中，Aa型为砖墙，多集中于东汉晚期，但一些西汉墓葬祠堂也用砖砌建，徐州东甸子西汉墓祠堂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阶段，西安凤栖原墓地祠堂为西汉中晚期。Ab型相对特殊，时代为东汉晚期。B型多属于山地丘陵地带汉墓的祠堂，时代为西汉。Ca型多属西汉墓葬的祠堂，早期偏晚阶段已经出现，中晚期较多见，东汉时仍有一定数量。Cb型亦相对特殊，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及东汉，且东汉晚期多见。石祠堂至迟在王莽新朝时已有使用，如山东汶上县的路公祠堂(65)，但具体形制不详。东汉时，石祠堂逐渐普及，数量增加，种类趋于丰富。Aa型的时代以东汉中晚期居多，部分画像为平面阴线刻者或可早至东汉早期。Ab型最早可能至西汉末年，东汉早中期均有一定数量，铜山汉王东沿村出土的祠堂画像刻铭中即有“建武十八年(42年)”、“元和三年(86年)”等，至东汉晚期已较为流行。Ac型发现极少，上文举例祠堂，其后为墓葬，墓葬形制为竖穴石坑，而祠堂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为平面阴线刻，综合该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画像石雕刻技法及内容等，推测其时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B型、C型的时代基本为东汉，且以中晚期尤其是晚期居多。

另有一些发现，如西汉帝陵的高等级陪葬墓及洛阳地区级别较高的东汉墓，或仅作调查勘探，墓主为诸侯王或相应级别人员，如孟津朱仓“李密冢”(M683)，东有建筑基址，包括大型夯土台基、院落、道路等，建筑材料有“长乐未央”瓦当、方砖及石柱础等(66)。

二、朝向与位置

汉代墓地祠堂或相关遗迹反映出祠堂朝向与位置多样，体现出祠堂与墓地的关系，也显示出祠堂的功能和作用。

(一)朝向

汉代墓地祠堂的朝向东、南、北三个方向皆有，亦有东南、西南或西北朝向。也可能有西向者，如铜山洪楼东汉墓祠堂，墓东向，有研究认为祠堂在墓西，可能朝西(67)。从现有资料看，较多祠堂的朝向与墓向或墓地朝向一致，也有相反或其他情况。

西汉时的砖(石、土)墙瓦顶祠堂朝向以东、南居多。朝东者使用时间略长。邳州埠上村汉代祠堂所属M25的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阶段，祠堂东侧有门道。苍山金山西汉墓、阳原三汾沟M9的时代为西汉晚期，祠堂横跨墓道，皆东向。朝南者时代基本为西汉中晚期，如海昏侯刘贺墓与夫人墓、杞县许村岗M1等的祠堂。石家街汉墓坐北朝南，祠堂呈东西向长方形，推测为南向。家族墓地祠堂也有体现，凤栖原墓地墓园东向，祠堂位于东侧，门道东向。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祠堂与主体墓葬排列方向一致，朝向西南。东汉时，此类祠堂朝向较多样。家族墓地如河南偃师阎楼东汉墓园门位于东侧偏南，东向，门内有一方形建筑遗址，为祠堂及相关建筑(68)，可能朝东。单体及夫妻异穴合葬墓祠堂多南向。云梦瘌痢墩M1、武清鲜于璜墓、济南北毕村东汉墓等墓朝南，祠堂位于南侧，皆南向。孟津朱仓M709祠堂依北墙而建，推测为南向。有的虽为南向，但与墓向相反。卫辉大司马M1、铜山班井东汉墓M4墓道北向，祠堂位于墓北，基本为南向。有的为东向，南乐宋耿洛M1墓道东向，祠堂横跨墓道末端，为东向。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为南向，墓园内大型殿基F1(祠堂)面东。

石祠堂于东汉墓外常见，多南向。河南密县打虎亭M1为弘农太守张伯雅墓，南向(69)。《水经注·洧水》载“冢前有石庙”，推测祠堂南向。已知石祠堂亦多为南向。皖北地区较多Aa型石祠堂，紧挨墓葬而建，而墓葬基本南向，故祠堂多南向。Ab型、B型中，贾汪白集汉墓祠堂、长清孝堂山汉墓祠堂等，墓葬与祠堂均南向。有的墓葬非南向，但祠堂建于墓南侧，为南向。如宿州褚兰M1与M2祠堂、朱鲔石室等。另如复原后的嘉祥宋山一至三号祠堂，均南向。邹城、滕州等地发现的汉代石祠堂也多南向(70)。有的石祠堂非南向。嘉祥武氏墓地中，整个武氏家族墓地包括各祠堂的方向基本朝北，这与墓地实际所处的环境相宜(71)。从西王母与东王公位置等图像配置看，嘉祥宋山复原的四号祠堂为北向，铜山汉王东沿村出土祠堂画像石复原的祠堂中亦有二座为北向。

(二)位置

主要是指祠堂的方位、与墓葬的位置关系及一些祠堂的具体位置等。

图一一 宿州褚兰M2与祠堂平面图

图一二 阳原三汾沟M9墓前祠堂遗迹平面图

家族墓地共用祠堂基本在墓园出口处，具体方位不一，而位于墓园沟(墙)内侧当是共性之一。凤栖原墓地祠堂位于东侧兆沟内侧，阎楼东汉墓园祠堂位于墓园围沟东南出口内。单体墓葬的祠堂以南侧居多，如武清鲜于璜墓、长清孝堂山汉墓、徐州白集汉墓、宿州褚兰M1与M2等的祠堂(图一一)及朱鲔石室等，抱鼓石壁祠堂亦多如此。东侧也有一定数量，如阳原三汾沟M9(图一二)、苍山金山西汉墓、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南乐宋耿洛M1等的祠堂，西安石家街汉墓等的祠堂位于墓葬东北，可视为东侧。西侧发现较少，如铜山洪楼汉墓祠堂。北侧如卫辉大司马墓地M1、铜山班井M4等的祠堂。夫妻异穴合葬墓共用祠堂基本位于南侧，处于二墓道的中间。如刘贺墓与夫人墓、济南北毕村M1与M2的祠堂。

祠堂位置还体现出墓上及前、后、左、右的差异。墓上是指封土之上，如重庆忠县石匣子东汉墓封土上的祠堂(图一三)。较多祠堂为横长方形，与墓道或墓葬朝向构成“Τ”形，多朝向一致，为墓葬前部，如苍山县金山西汉墓、阳原三汾沟M9、长清孝堂山汉墓、徐州白集汉墓等的祠堂，夫妻异穴合葬墓共用祠堂及多数与墓葬朝向相反的祠堂亦为前部，如铜山班井M4祠堂。后侧及左右两侧均是相对于墓葬朝向而言，南向者居多。后侧如铜山洪楼汉墓祠堂，右侧如朱鲔石室，墓向东，祠堂在南部，左侧如宿州褚兰M1与M2祠堂，墓西向，祠堂在南。可以看出，有些墓葬非南向，为达到祠堂南向的目的，多选择位于墓葬的左侧或右侧。

对比凤栖原墓地与海昏侯墓地，前者的二主墓外一定距离为兆沟，内为相对独立的空间，祠堂建于二墓外右侧，整体在围沟内，且朝东开敞，祠堂东还有较多陪葬墓，M1、M2、M3、M4等朝向祠堂(图一四)，应与主墓共用同一祠堂，其他如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阎楼东汉墓园遗址等的祠堂也存在主墓与墓地内其他墓葬共用的特征。海昏侯墓地有完整墓园墙，二主墓居于墓园内南侧偏西，墓前为祠堂，亦相对独立，墓园内其他墓葬不与主墓共用祠堂，M3、M4、M5、M6各有设施(图一五)。东汉武氏墓地诸墓也各有祠堂，如武梁祠、武荣祠、武开明祠，可能还有武斑祠。以上说明，墓地中既有共用祠堂，也存在各有祠堂的现象。

图一三 忠县石匣子东汉墓封土及墓上建筑平面图

就具体位置来讲，有位于墓葬封土之上者，更多是位于封土外较近距离或封土边缘，叠压或打破封土。砖(石、土)墙瓦顶祠堂中，封土外一定距离或与封土紧邻者居多。一定距离者如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祠堂，位于封土外墓园内，孟津朱仓M708与M709的墓园均为独立建筑单元，祠堂建在其内。云梦瘌痢墩M1、卫辉大司马墓地M1、铜山班井M4等的祠堂，均靠近封土堆。也有叠压在墓道之上者，如阳原三汾沟M9、苍山金山西汉墓等的祠堂。有的位于墓道末端，紧邻封土或局部打破墓道填土，如海昏侯墓陪葬M3、M4、M5、M6墓道前的建筑。有的建在墓道口之外，如南乐宋耿洛M1祠堂等。石祠堂与封土有一定距离者基本双、三开间祠堂，如朱鲔石室与孝堂山祠堂，外壁皆光平有花纹，独立于坟墓之前，内外皆可观瞻(72)。Aa型石祠堂，抱鼓石壁较窄，立放稳定性差，两壁的部分或全部被封土掩埋，形成内嵌式，目前所见抱鼓石壁基本是内壁有画像，外侧壁无画像，应与内嵌有关。Ab型、Ac型石祠堂部分与封土紧邻，如宿州褚兰M1、M2祠堂，立于南垣墙正中，背靠墓冢封土。较多则可能是内嵌式，既方便砌建，也增加了稳定性，如邹城发现的一些祠堂画像石，背面多为凸凹不平、较粗糙的石面，与正面形成鲜明对比，推测墙壁皆可能用封土掩埋起来。若用封土掩埋石祠堂侧壁和后壁，会对祠堂造成积土、污损等破坏，内嵌的形式应是在封土堆筑后，在一侧根据需要挖成外敞式土槽，其内构筑石祠堂。因此，祠堂的砌建时间多数应晚于封土堆筑时间。

据发掘简报，徐州白集汉墓祠堂位于封土边缘，原埋于封土之下。从清理情况看，该祠堂的左、右、后三墙埋在土中的特征明显，故三壁嵌入封土的可能性较大，而墓葬封土因长期受雨水冲刷，向封土边缘淤积较严重，在水土流失过程中很容易将整体不高、面积较小的石祠堂掩埋。发掘时，从填土中清理出土一些当时用于祭祀的祭器残片，若当时已将祠堂埋在土堆中，相关器物当保留较全，而非仅余部分碎片，故祠堂局部暴露在外的可能性较大。

图一四 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园平面图

图一五 南昌海昏侯墓园平面图

墓地祠堂的朝向和位置与汉代墓葬的发展关系密切。西汉一代，祠堂位于墓地或墓葬东侧并朝东的祠堂有一定比例，与对应墓葬东向有关。西汉中晚期及东汉一代，位于墓葬南侧且为南向者数量明显增加，还有一定数量的墓地祠堂虽位于其他位置，但多采取南向，甚至有位于墓葬北侧，朝向却为南向者。说明西汉中晚期以后，墓地祠堂以南向为准逐渐被接受与推广普及，并成为常见和主要的表现形式。较多墓葬采取南向应是原因之一。东汉时期，帝陵及较多诸侯王墓均使用一条南向墓道，帝王陵寝“坐北朝南”埋葬礼俗得到确认，这与生活中地上建筑南向及都城洛阳的南北宫制等有一定的内在联系(73)，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他等级墓地祠堂的位置和朝向。至于其他位置或朝向，可能与地方葬俗延续或具体地理位置、丧葬需求等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与南向祠堂一起综合反映出统一发展中的多样性特征。

三、空间与祭祀

(一)祠堂面积与空间

关于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外祠堂的面积，云梦睡虎地M77出土《葬律》竹简记载有“祠(?)舍盖，盖地方六丈。”(74)考古资料则反映出不同墓葬外祠堂的面积与空间。

砖(石、土)墙瓦顶祠堂有单、双、三开间及多开间。单开间面积小，如邳州埠上村汉代墓地祠堂。双开间面积相对要大，铜山班井M4祠堂为双开间，约32平方米。苍山金山汉墓祠堂内砌石墙，为双开间，面积近60平方米。三开间祠堂面积更大，刘贺墓前祠堂为三开间，面积约140平方米。其他如西安凤栖原墓地祠堂面三进五，面积达360多平方米。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祠堂面五进三，发掘面积接近620平方米。西安石家街汉墓祠堂遗迹则有850多平方米。

石祠堂室内空间小，多较低矮。Aa型、Ac型大者仅1平方米略多，高不足1.5米，多数面积不足1平方米。Ab型中的嘉祥宋山小祠堂复原面积不足1平方米，褚兰三座祠堂的面积皆不超过1.5平方米，高亦不足1.5米，祠堂内不能容人。也有面积稍大者，如武梁祠及白集汉墓祠堂约3平方米，高可容人。双开间石祠堂小者不足7、稍大者近9平方米，高1.9-3米，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为朱鲔石室，约13平方米。

(二)与祭祀相关的内容

祠堂类型与空间等反映出与墓祭相关的祭品摆放、开展祭祀、器具使用等内容。

砖(石、土)墙瓦顶祠堂普遍面积较大，有足够空间摆放祭品，一般祭祀活动在室内即可举行。苍山金山西汉墓祠堂室内面积近60平方米，内砌隔墙，西南角有一用单层石块垒砌台边的方台，南北长1.6、东西宽1.4米，台西侧、西墙南端为通向坟丘的西门，推测方台与祭祀有关，当为放置祭品的祭台。徐州荆山村墓地祠堂面积近13平方米，房内东北部有一长方形块石，亦可能与置放祭品有关。如祠堂面积较小，很可能是祠堂内摆放祭品，祭祀活动在祠堂外举行。规模较大的祭祀典礼活动，无论祠堂面积大小，均可能在祠堂外举行，如祠堂前庭院或台地等，祭品有时也会摆放在祠堂外。

石祠堂中C型与B型的个别祠堂面积较大，祭品摆放及祭祀情况与较多砖(石、土)墙瓦顶祠堂大体相近。Aa型面积普遍较小，祠内不能容人，考虑到墓主身份不高，祭品不会太多，其内可摆放祭品等，有的祠堂内还发现长方形石祭案，但祭祀活动在祠外举行。Ab型面积小者与Aa型相似，嘉祥宋山四座小祠堂基座石从前面观看就像一供案石，推测祭祀时将祭品放在其上。B型石祠堂中也有室内面积不足10平方米者，但已具备摆放祭品的条件，其与Ab型前端均开敞，使得祭祀空间得到扩大。有的祠堂内设长祭台以摆放祭品等，孝堂山祠堂室内靠后墙为石祭案，长约3.8、宽1.01米，而祠堂进深2.18米，减去祭台宽度还有1.17米，剩余面积近4.5平方米，可供少量人员在祠内祭祀。武氏祠前石室后壁正中有石砌壁龛，面积约1.25平方米，前端基石上面光滑，类似案面，前立面刻纹饰，外看为供案侧面，与龛共同组成象征性供案，龛内可供祠主神位及摆放一定数量祭品，减少了对祠内空间的占用，更便于祠内祭祀。

图一六 武清鲜于璜墓外出土祭案石盒

关于祠堂外祭祀，长清孝堂山下出土小祠堂后壁画像中有一人在祠堂外跪拜祭祀，面前置祭食器物，直接放在地上(75)，为小型祭祀。信立祥先生对沂南画像石墓中室南、东、西壁横梁画像进行考证并指出相关内容为祠堂祭祀，规模大，人数多，供物摆放在祠堂外的庭院中(76)。

器具使用方面，有的石祭案既可摆放实物祭品，所刻图案又具象征意义，可起到长久祭祀的作用。武清鲜于璜墓祠堂出土石盒一件，内有凹槽，刻耳杯、盘和鱼等物(图一六)。白集汉墓祠堂附近填土中清理出一些残陶杯、案、盘、勺等，为祭器。卫辉大司马M1祠堂附近出土陶器有碗、盆、钵等，性质可能与供奉、朝拜、祭祀等活动有关。

图一七 汉代墓地祠堂配套窖藏

1.孟津朱仓M708祠堂窖藏平面、剖视图 2.济南北毕村东汉墓祠堂南部的F1内窖藏平、剖面图

图一八 济南北毕村东汉祠堂的厢房与相关房屋

1.祠堂西厢房平面图 2.祠堂南房屋建筑(F1)西侧局部平面、剖视图

四、配套设施

与墓地祠堂有关的设施，多位于祠堂外，少量在祠堂内，或配合祭祀，或保护祠堂，或与祠堂一起体现相关需求。

窖藏 主要用于存储相关物品。孟津朱仓M708祠堂南缘有一近正方形窖藏坑，底为夯土，四壁砌砖(图一七，1)，西南角与东部偏南还有二长方形坑，亦可能为窖藏。辉县路固C区墓地祠堂内有不同时代的窖穴，均具储物作用(77)。济南北毕村东汉墓祠堂南部的F1西南角有以砖石垒砌的近长方形坑，简报称为水池，但为窖藏的可能性较大(图一七，2)。

室外场地 主要是配合祠堂开展规模大、人员多的祭祀典礼活动，抑或作他用。刘贺墓祠堂南端、凤栖原祠堂门东皆有大片空地，济南北毕村东汉墓祠堂南有大面积较空敞的活动空间。《从事武梁碑》记有“前设坛，后建祠堂”(78)。金山西汉墓祠堂与其他房屋之间有人为平整、东西相连的二台地，为规整的长方形，场地平坦开阔，应是开展祭祀活动的室外场地。

厢房 位于祠堂旁侧，多见两组或两间，配合祭祀及相关活动。刘贺墓祠堂东西两侧各有一长方回廊形三开间厢房。北毕村东汉墓祠堂南侧有东、西两长方形砖砌厢房(图一八，1)。金山西汉墓祠堂南侧有一建筑，为一面坡敞篷式瓦顶房屋，属厢房，祠堂北侧有房屋与之对应。

冢舍 用于守护墓葬、祠堂等。汉代守冢普遍，居住的房屋称为冢舍。《汉书·何並传》颜师古《注》曰：“冢舍，守冢之舍也。”从考古资料看，冢舍一般建在祠堂北侧或东侧，面积较小。凤栖原墓地祠堂及金山西汉墓祠堂北侧皆有一相连的小房间，为冢舍。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祠堂东侧偏北以殿基侧壁为后壁附建小房一所，面东，亦是冢舍。北毕村东汉墓的冢舍在祠堂北侧一定距离，为一座砖木结构小型建筑，西南角有一木门。

其他房屋 与祠堂配套使用。刘贺墓前有专门的寝，是专供刘贺灵魂的饮食起居之所。北毕村东汉墓祠堂南的F1位于前端，西南角修砌窖藏，从位置及屋内设施看，可能用来存放祭祀所用衣食及相关物品，也可供祭祀的宾客休息等(图一八，2)。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祠堂附近有较多房屋，稍远还有角楼。

图一九 洛阳汉魏故城西东汉墓与墓园平面图

石刻 有墓碑及相关石雕等，可配合墓地祭祀，体现相关丧葬需求。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祠堂较近距离立碑，附近还有石柱、石人、石兽等。武清鲜于璜墓外正南约6米处出土有“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并有祠堂残迹，可见祠堂与墓碑关系密切，而墓碑很可能位于祠堂前较近距离。

设施组合 以祠堂为核心，服务于祭祀和保护，同时还具有其他功用。砖(石、土)墙瓦顶祠堂与配套设施的组合内容较丰富。海昏侯墓祠堂外有回廊，两侧有厢房，刘贺墓前有专门的寝，祠堂与寝前有活动场地及水井等，完整的道路系统由墓外进入墓园内再通往墓葬和祠堂。金山西汉墓有祠堂、守冢者居住的小房间及配合祭祀的简易房屋(厢房)，房屋外有一定面积用于相关活动的平整台地，还有道路及墙体等，将墓外建筑和墓葬连成整体。孟津朱仓M708祠堂位于一个大的独立墓园内，南为庭院，有廊道与祠堂互通，东部有厢房，另有墙、蓄水池、水渠等。北毕村东汉墓外由墙围成相对闭合的空间，北侧房屋组成一组瓦顶建筑，包括用于祭祀的祠堂与东西厢房、配合祭祀及守冢人居住的房屋，围墙内南侧为大面积的活动空间。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祠堂所属I号院落由祠堂及三道墙壁围成，内有冢舍、其他房屋及建筑间的天井、道路等，而整个墓园建筑有毗连的三重院落，规模大，设施多，是以一条中轴线对称布置、结构严谨的建筑群体(图一九)。石祠堂外不见或少见其他房屋，或许与破坏严重有关，更大的可能是石祠堂一般不再搭配其他房屋。

五、祠堂修建

汉代祠堂多是在墓葬封填后修建，与修建有关的事宜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主修者及修建者

修建者多为与死者有关的机构或后人，个别为祠主自建。家族和家庭修建为主要形式。

第一，自建。《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

第二，朝廷修建。霍光死后，朝廷“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霍光传》)。张安世薨，朝廷亦“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张汤传》)。

第三，朝廷监督地方修建。《汉书·景帝纪》载：“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知列侯尤其是地方侯国在修建墓葬及祠堂时会有朝廷派员监督。

第四，民众修建。蜀郡守文翁死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汉书·循吏传》)。汉宣帝时，大司农朱邑去世，“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汉书·朱邑传》)。

第五，家族修建。家族墓地共用一处祠堂者当为家族修建，如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偃师阎楼东汉墓地等。

第六，家庭修建。或子为父母立祠，或包括孙辈，《从事武梁碑》载“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前设坛

，后建祠堂”。或弟为兄立祠，山东微山出土祠堂刻铭有“桓桑终亡，二弟文山、叔山悲哀，治此食堂”(79)。父母与兄弟为死者立祠，许安国祠堂题记载其父母及三个弟弟“以其余财，造立此堂”。或妻儿改造或装饰原有祠堂。《汉书·霍光传》载：“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盛饰祠堂。”

修建者包括监工或相应官吏、设计者或画师以及工匠等，多为祠主家募请而来，高等级墓地祠堂修建时可能有朝廷派遣的人员。

砖(石、土)墙瓦顶祠堂的资料不多。据文献资料，霍光、张安世等葬在都城附近，朝廷修建他们的墓葬与祠堂时动用了三河兵卒和负责土木营建的将作等。部分石祠堂刻铭或碑文记载有施工人员，如“工莒少郎”、“石工邢

”、“石工严申”、“石工高平□”、“良匠卫改”等，许安国祠堂题记中有“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坚、江湖、栾石、连车”，东阿芗他君石祠题记中有“使师操义，山阳瑕丘荣保，高平画师代胜、邵强生等十余人”。

(二)开支与用时

开支主要包括聘请人员、购置建筑材料、修建过程中的其他花费。

砖(石、土)墙瓦顶祠堂的开支和用时已难知晓，抱鼓石壁祠堂较为简单，开支不大，用时也不会太长。其他类型的石祠堂则在碑文或刻铭题记中有所体现。许安国祠堂题记与芗他君石柱题记分别载有“以其余财，……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经日甚久，……更逾二年，迄今成已。……价钱二万五千”。文通祠堂题记有“直五万”，而祠堂毕成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碑文及题记反映出建造一座石祠堂开支巨大，时间较久，笔者认为其中当有夸张。许安国仅为卒史，武梁原为普通官吏，后退职为普通人员，还有身份更低者，为建墓祠耗资数万，几乎是殚尽家财。与石祠堂对应的是较多画像石墓，其用材及砌建难度不逊于石祠堂，所耗财力与精力应与石祠堂大致相当。石祠堂规模一般不大，特别是单开间者，似乎达不到相关文字所述的开支与用时。配置复原的宋山小祠堂构造简单，规模较小，几个人一齐动手就可把它拆掉(80)，对照来看，搭建亦较方便。与宋山1号祠堂大小相近的文通祠堂，刻铭中记载其直五万，似有夸大。考虑到石祠堂前端开敞，刻铭中的开支与用时可以告知观者，以达到立祠者显孝示礼的目的，这与《潜夫论·务本》所谓“崇饬丧纪以言孝”的社会情况相符。

(三)修建方法

墓地祠堂正式修建之前一般要做好形制、规模、室内配置、用材用料、占地、位置、朝向、相关配套设施等的设计和准备，再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修建，主体完工后，还要进行室外保护、室内装饰和器具摆放等，较多石祠堂在准备材料时则已做好画像装饰。

砖(石、土)墙瓦顶祠堂的具体修建程序主要包括起土、砌基、筑墙、覆瓦、室内装饰与设置、室外保护及配套设施的建造等工作。卫辉大司马M1祠堂西侧的沟可能与建造祠堂取土有关。室外保护如铺砌散水、修建排水渠等。室内装饰有对墙体的处理，多是以泥抹平后再涂色，对地面则是夯筑取平或铺砖。陪葬茂陵的霍光墓东北部残存一高台，从发现的建筑材料看，应为祠堂，而且在其附近发现大面积的壁画和不少柱础石等(81)。汉魏洛阳故城西东汉墓祠堂附近的冢舍，墙皮表面涂作青白色，室内地面以长方形小砖铺成“人”字纹。

石祠堂修建前要进行石料选择、开采与加工等工作。《从事武梁碑》记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许安国祠堂题记载有采石点、开凿与加工方法、雕文刻画等内容。砌建方面，多数抱鼓石壁祠堂的壁石立固后在其上平铺盖顶石即可。其他类型石祠堂多是先砌建基础，褚兰M1与M2的祠堂，或卧铺条石作墙基，或两头用石条枕垫。其后是搭建祠壁，一些设施如龛、祭台等在此过程中亦搭建完成，祠壁稳固后可在壁上端覆石顶盖，顶盖上安装脊石。多数双开间祠堂的砌建相对复杂，底基上石壁，两侧壁或为一石，或为两石或多石对接，上石上部凸呈三角形，形成山墙，后壁石多数两块，中间相接，两端与侧壁后端扣合，室前立石柱，多整石雕成，上有栌斗，下为柱础，后壁上端中部多凿有凹槽，与石柱栌斗承托室中间上部架设的三角形隔梁石，之后即可覆屋顶，安装脊石。有的还有自身特点，“朱鲔石室”石柱之上与两山墙上的直角形槽口横架承檐枋石，两山墙中央有对应凹槽，其上有横托在两山墙和三角隔梁石上的檩石，上部以石板覆盖屋顶，石板内侧有半圆的椽形棱，便于扣合。孝堂山祠堂的两山墙、后墙与枋石的上部均有坡面，与屋顶石相应位置的坡度相同，可以承托支撑屋顶石，而两山墙的坡面上还凿有榫，与屋顶坡上的卯相扣合，加大了牢固程度。

(四)临时房舍

服务于墓葬修建或墓主下葬等修建的临时性房屋与祠堂修建也有一定关系。修墓的临时性房屋遗存有所发现。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代“空墓”十余座，西汉墓居多，如东郊蔡山汉墓等，竖穴底部及填土中有较多板瓦、筒瓦残片(82)。因墓内未葬人，相关遗存为祠堂或冢舍遗存的可能性不大，最大可能是用于工匠居住或存放工具等的临时建筑，因不葬人，临时建筑被拆除后回填。就一些葬人的墓葬来讲，墓外部分临时建筑在葬人后经修缮可用作祠堂、冢舍或相关建筑，从而具备了新的功用和性质。

六、余论

汉代墓地祠堂数量大，种类多，结合时代跨度、分布地域及其对应的墓主身份和地位，综合体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反映出与之相关的内容也较为丰富。

(一)发展与特点

湖北云梦睡虎地M77的时代为西汉文景时期，出土竹简记载有西汉早期偏晚阶段列侯墓地祠堂，说明该时期，祠堂已为相关人员的墓地使用，至少列侯级别墓地已形成相应的制度。但这一时期的墓地祠堂遗存极少，所知仅为有基础的瓦顶祠堂，其他信息较少。西汉中晚期，墓地祠堂数量增加，类型渐多，不同身份的墓主多有使用，但总体上还是砖(石、土)墙瓦顶祠堂。分布区域明显扩大，除京畿及东部重要区域外，向北扩展到今河北阳原一带，南则至今江西南昌。这与所属墓主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南昌海昏侯墓主刘贺为原昌邑王，废帝，后改封海昏侯，阳原三汾沟M9规模较大，墓主可能是由中原来此地的官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地祠堂的发展和影响。西汉末年，石祠堂开始出现，因其自身坚固、有画像、带刻铭等特点得到迅速普及，同时又衍生出许多新的种类，成为东汉时期极为重要的祠堂类型。东汉一代，墓地祠堂的使用更为普遍。东汉早、中期，石祠堂的数量明显增加，晚期则在相关地区十分普及，而石祠堂自身的结构、装饰、功用等均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室内空间加大，出现龛或其他设施，达到了发展中的高峰。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即是石祠堂发现较多的地区，个别类型如抱鼓石壁祠堂则集中于今徐州南部与安徽宿州、淮北交界地区。砖(石、土)墙瓦顶祠堂仍较多，形制、朝向与位置多样，但也体现出南向为主的特征，墓葬外祠堂的配套设施或相关建筑极为丰富。分布区域较广，南至今湖北云梦，西南延伸到今重庆一带，另据《水经注》记载，当时的东郡、山阳郡、河南郡、南阳郡等均有发现。需作说明的是，在石祠堂流行的地区也见有使用砖(石、土)墙瓦顶祠堂者，如济南地区的北毕村东汉墓祠堂与长清孝堂山祠堂，再如铜山汉王班井东汉墓M4使用的砖墙瓦顶祠堂修建在山上，而较近距离的东沿村则发现较多小型石祠堂的画像石，这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共存和使用的差异性。

使用祠堂的墓主等级相对明确，如列侯、中高级官吏、富豪或豪强地主、有一定财力的中小地主、官吏或平民等。睡虎地M77出土竹简关于列侯墓地祠堂的记载及霍光妻子后来“盛饰祠堂”等，都说明相应制度的存在，而《盐铁论》所载“中者祠堂屏阁”，更证明了其等级性。另外，同一等级的墓主，墓外祠堂的形制和规模也有差别，如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很可能为一处西汉中晚期的列侯家族墓地(83)，但祠堂规模不大，结构也相对简单，较之凤栖原墓地及海昏侯刘贺墓地等的祠堂，差别较大。相应的差别在同一家族或家庭成员之间亦会存在，而不同家族之间，同一形制或规模的祠堂，墓主等级也可能相差悬殊。这说明，墓地祠堂的结构、规模和墓主的身份关系有时表现得并不太明显(84)。

西南地区汉代墓葬极少使用墓外祠堂，而东汉至蜀汉时期崖墓的前室则常见凿建的享堂或祭祀场所，如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B区M1，前堂横列式双墓穴结构，前室凿造出享堂(85)，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的前室南壁东部依岩壁凿有一圭首碑，碑面刻画像，从画像内容看，前室应是祭祀场所(86)。根据墓葬时代、享堂或祭祀建筑的形制、装饰及内容的分析，西南地区崖墓前室的享堂等应是受中原地区墓地祠堂的影响，其中既有砖(石、土)墙瓦顶祠堂的因素，如柿子湾崖墓B区M1享堂雕刻有仿木建筑图案，包括仿木结构木板墙及壁柱、壁穿和椽子、瓦当、瓦垄等，也有石祠堂的影响，如石刻画像等。受中原地区墓地祠堂影响，崖墓在前室凿建享堂或祭祀场所，但非墓外，这可能与墓地位置及其自然环境有关。

(二)发展原因与影响

汉代列侯及其他中小型墓葬的墓地祭祀获得较大发展，建筑技术的提高是其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相关原因还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丧葬的需求，墓祭不仅可祭祀逝者，满足其地下生活所需，也可对墓葬及相关设施有所保护；二是满足和实现死者升仙的理想化需求，祠堂作为主要祭祀设施，是墓主与天界沟通的媒介，通过祭祀，可完成墓主升仙的欲求。较多石祠堂画像中有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天界仙人及导引墓主升仙的内容。徐州铜山茅村出土的一幅祠堂画像分为四层，层层递进，表现出墓主升仙的整个过程(87)。洪楼祠堂的三幅画像则完整地表现了对仙界的描绘、引导墓主升仙及墓主夫妇升入天国后的情景(88)。三是对孝道的追求与展现，这在上文已有相关论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潜夫论·浮侈》)的社会风气已“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潜夫论·务本》)，亦反证出当时对孝的重视。四是不同等级人员的重视，朝廷对帝陵的祭祀十分重视，其他诸阶层当受其影响，加之存在自身需求，对墓祭行为及其设施也十分重视，如海昏侯刘贺墓，除祠堂外，还有专门的寝以供祭祀。其他如“京师贵戚、郡县豪家，……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起冢立祠，岁时祠祭”、“中者祠堂屏阁”等均可体现。五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多的祠堂画像中有“孔子见老子”及孔子弟子等画像，而儒家伦理思想亦将孝道放在首位。第六点，礼制的发展和变化。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汉代礼制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礼仪制度、尊卑秩序得到较大发展，而忠孝观念为汉代礼制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明显，家族与家庭观念的增强即是内容之一。丧葬中的祭祀礼仪能够较好地体现礼仪、尊卑和忠孝等内容，而祠堂作为墓外祭祀礼仪设施，其推广普及与汉代礼制的变化和完善应有较密切关系。就礼制而言，对上述诸点又均有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汉代墓祭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列侯及中小型墓葬使用墓祭设施者增多，相关内容也趋于丰富，如神道、阙、石象生、石柱、碑、墓树等。祠堂作为墓祭最重要的设施，数量渐多，类型日益丰富，并对以上内容有着充分体现。以徐州大庙晋墓使用的东汉石祠堂为例，题记“起石室□直五万二千，《孝经》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家庙以鬼神饗之。”即见《孝经·丧亲章》，体现了墓地祠堂在墓祭中的作用。另外，祠堂还可起到教化的作用，导人以孝，劝人向善，上文引蔡邕所言“式明令德，以示乎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此，而较多石祠堂中刻有历史故事与人物，既有正面宣传，也有对反面内容的批判，教化作用明显，这也应是祠堂普及的原因之一。

随着汉代帝王陵寝的不断发展完善及相应礼仪制度的确立、列侯及其他中小型墓墓地祠堂的日渐普及和推广，全面推动了墓地祭祀的发展。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以祠堂为核心的墓外丧葬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学者指出：武氏墓地的两座石室墓的时代与武氏石阙、祠堂等地面建筑时间相同，属武氏家族墓葬应无疑问，但两座墓室虽全系石材建成，却仅在墓室门楣上以浅浮雕刻画对鱼和花纹，无其他画像，这说明当时武氏在墓地建筑物的石刻画像方面更重视地面祠堂等建筑(89)。

综合来看，汉代以墓祭为代表、祠堂为核心的制度虽不完善，如一些地区及一些低级墓葬或墓地不见墓地祠堂，一些墓葬仅有祠堂而无其他设施等，但无论数量、种类、分布地域，还是朝向、位置、祭祀空间、配套设施、与其他墓外设施的组合及搭配等均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内涵丰富。可以说，汉代墓葬的墓外丧葬系统已基本形成，并在较多地区已相对成熟，成为丧葬活动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严可均辑：《全后汉文》，78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张仲立、丁岩、朱艳玲：《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⑤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班井四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⑥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⑦安阳地区文管会、南乐县文化馆：《南乐宋耿洛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济南市北毕村汉代画像石墓》，《考古》2012年第11期。

⑨李振光、宋岩泉、党浩：《山东苍山县金山发现大型汉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7日第1版。

⑩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1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园遗址》，《文物》2012年第12期。

(14)徐州博物馆：《徐州荆山村西汉墓群发掘简报》，南京博物院：《穿越长三角——京沪、沪宁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25-4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15)徐州博物馆：《江苏邳州埠上村四座西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

(16)北京大学三峡考古队：《重庆忠县石匣子东汉大墓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297-324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17)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18)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1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0)河南省文物局：《卫辉大司马墓地》，16-20、30-32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路固》，11-20、706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22)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园遗址》，《文物》2012年第12期。

(23)柴怡、张翔宇、孙武：《西安东郊石家街发现汉代列侯级别墓葬》，《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16日第8版。

(24)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

(25)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周秦汉瓦当》，图384、385、382、3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26)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44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延安地区文管会、甘泉县文管所：《西延铁路甘泉段汉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王勇刚、赵文琦：《陕西甘泉县发现汉代“冢”字云纹瓦当》，《文物》2004年第9期。

(28)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

(29)王世昌主编：《陕西古代砖瓦图典》，363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

(30)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31)徐州博物馆：《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32)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隆尧县出土刻花贴金玉片》，《文物》1992第4期。

(33)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1期。

(3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8期。

(35)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

(36)河南省文物局：《淇县大马庄墓地》，193-196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37)关于石祠堂的类型，信立祥将其分为四型。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75-80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38)欧雪梅、解华顶：《淮北市南山汉文化博物馆馆藏汉代祠堂画像石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2期。

(39)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图241、24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40)郝利荣：《徐州新发现的汉代石祠画像和墓室画像》，《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41)朱永德：《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石祠堂》，《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42)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63-6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

(43)欧雪梅、解华顶：《淮北市南山汉文化博物馆馆藏汉代祠堂画像石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2期。

(44)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

(45)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象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46)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

(47)王化民：《宿县宝光寺汉墓石祠画像石》，《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

(48)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49)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

(50)徐州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文物》1990年第2期；王黎琳、李银德：《徐州发现东汉画像石》，《文物》1996年第4期。

(51)刘尊志：《江苏徐州东沿村出土东汉祠堂画像石浅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

(52)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61、6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

(53)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孝堂山石祠》，20-28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54)蒋英炬、杨爱国、蒋群：《朱鲔石室》，46-55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55)王德庆：《江苏铜山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江苏发现的一批汉代画象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徐建国：《徐州汉画像石室祠建筑》，《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

(56)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37-46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

(57)徐州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文物》1990年第2期。

(58)傅惜华、陈志农编辑，陈沛箴整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30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59)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赵超：《山东嘉祥出土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补考》，《文物》1990年第9期。

(60)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峄山北龙河宋金墓发掘简报》；胡新立：《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及图像释读》，《文物》2017年第1期。

(61)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二期。

(62)周保平：《徐州的几座再葬汉画像石墓研究——兼谈汉画像石墓中的再葬现象》，《文物》1996年第7期。

(63)嘉祥县文管所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64)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大庙晋汉画像石墓》，《文物》2003年第4期。

(65)傅惜华、陈志农编辑，陈沛箴整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13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66)张鸿亮：《洛阳孟津朱仓李密冢东汉墓园》，《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5年。

(67)徐建国：《徐州汉画像石室祠建筑》，《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

(6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阎楼东汉陪葬墓园》，《文物》2007年第10期。

(6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6、357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70)谢健、程明：《邹城东汉祠堂整理与研究》，《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陈庆峰、潘卫东、李慧：《滕州汉代石祠堂及祠堂画像》，《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71)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2、3、119-127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

(72)蒋英炬、杨爱国、蒋群：《朱鲔石室》，55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73)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74)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

(75)关野贞：《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图140，东京大学，1916年。

(76)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图版48、49，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249-253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路固》，11-20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78)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17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

(79)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30、31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80)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

(8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82)新沂市博物馆李平、徐州博物馆耿建军：《徐州西汉空墓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九辑，岳麓书社，2013年。

(83)刘尊志：《江苏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性质浅探》，《中原文物》2016年第6期。

(84)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178、179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8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四川乐山市柿子湾崖墓B区M1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6年第5期。

(86)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

(87)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祠堂与祠堂画像》，孙厚兴、郭海林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

(88)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171、172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89)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119-127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

来源：《考古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