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潇：近70年西周甲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西周甲骨研究是甲骨学科的重要分支。与安阳小屯所见的殷代甲骨相比，西周甲骨的出土地点分散，在甲骨的形制及刻辞方面颇具特色。时至今日，距学界首次辨认出西周甲骨存在仅一甲子，距第一次发现西周甲骨的集中埋藏单位也只有40年，相较于殷墟甲骨研究120年的学术史，西周甲骨的研究历程虽然不长，但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令人瞩目的。在以往的西周史研究中，学者们能够利用的材料除了各地所获考古遗存外，还有一些传世铜器及典籍中为数不多的西周文献。西周甲骨属于一手史料，其出现极大丰富了史料储备，对于人们探究先秦卜筮制度、文字演变、商周关系、西周历史等问题，以及判定共出遗存性质等都有重要参考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在各地考古工作中，西周甲骨有持续出土的态势(马强等《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201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8年)，其中不乏大宗材料(种建荣、雷兴山《周公庙遗址甲骨坑H1发掘记》，《文博》2005年第1期)，这种特性又是殷墟甲骨所不具备的。下面从西周甲骨的发掘著录、形制缀合、刻辞内容、分期断代等方面对西周甲骨的研究进行述评。

一、甲骨的辨识、发掘、著录与保护

现在学界所谓的“西周甲骨”，严格说来包含两种遗存，即先周时期周人使用的甲骨及西周时期甲骨。早期学界未能准确地将它们辨识出来，如1950年出土的安阳四盘磨卜骨就曾被当作一般的殷代甲骨公布(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随着后续材料不断出土、扩充，我们才对西周甲骨的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西周甲骨绝大部分为科学发掘品(含个别征采品)，出土的地点散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河北、山东、宁夏、北京9个省级行政区的40多个遗址单位。据我们统计，目前已知的西周甲骨数量在17000片以上，其中已经公布的刻辞甲骨有335片。这些刻辞甲骨以零星出土为常态，较为大宗的批次有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所获5片，1977年和1979年周原凤雏甲组基址H11及H31两坑所获293片(为与周原所获其他甲骨区别，下文简称这两批刻辞甲骨为凤雏甲骨)，2003年后周原周公庙遗址所获有字甲骨等。典型的“商式”刻辞甲骨集中出土于殷墟及其附近区域，济南大辛庄遗址所获腹甲是偶见的特例，西周甲骨文出土的空间范围几乎与西周王朝鼎盛时期的四至重合。在克商后的裂土分封过程中，周人将甲骨刻辞的做法传播到更为广阔的边疆地区，这是西周甲骨带给我们的新知。

丰富的考古信息还能为不少问题的探索提供依据。首先，关于复原西周甲骨的埋藏方式，近年赵艺蓬等《西周甲骨的庋藏问题初探》(《文博》2018年第5期)认为，周人对于甲骨的处理方式分为“庋藏”和“弃佚”两种，颇有道理。总的来说，西周甲骨的埋藏以窖穴灰坑为主，墓葬出土和采集品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但无论出土于何种单位，甲骨本身的残碎程度都比较严重，这暗示着当时人们很可能是将使用过的甲骨打碎之后集中处理的。其次，伴出物研究可以为甲骨时代的判定提供一定依据，比如凤雏甲骨的伴出物中含有粗砂灰陶片和方唇高斜直领乳形袋足鬲陶片，系文王末年、武王初年才有的形式(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可惜这方面研究一直比较滞后。最后，西周甲骨的出土对于遗址性质的判定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李学勤认为“西周的甲骨文，已在山西洪洞坊堆村，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和岐山、扶风周原遗址，北京昌平白浮和房山镇江营等地点发现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都有重要的历史背景。周原是周人故都、周公封地。丰镐是西周京城，北京是燕国都邑。洪洞可能与造父所封赵城有关”(《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是很精到的见解。

在材料的公布和著录方面，零散甲骨大多能在发掘报告中及时发表。大宗材料的情况略微复杂一些，如1977年和1979年发掘的凤雏甲骨在1982年才得见全貌(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昌平白浮西周墓的甲骨，除了已经见到的5片刻辞卜甲之外，还有不少材料未公布。成都平原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遗址亦不少，但目前见诸报端的只有青羊宫、指挥街等地的材料，金沙、岷山饭店等遗址材料尚未公布。以上两地都处在西周版图的边疆地带，倘若公布，会是我们研究甲骨地域特征的绝好材料。

比较重要的著录书籍，有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纂《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两者所收材料主要来自凤雏甲组基址和周公庙遗址。在曹书出版以前，凤雏甲骨主要以摹本和拓本的形式著录，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甲骨文概论》、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学生书局，1997年)、李零《读周原甲骨文》(《待兔轩文存·说文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论著都对周原地区的甲骨文做过全面考释工作，对比五人所附摹本、拓片和释文，还是有相当差异的。西周甲骨具有材料残碎、文字纤小的特点，在捶拓时已经很难做到将文字拓制得十分精准，在依据这些拓本制作摹本时，各家又不免掺杂己见，这是各家著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周原甲骨文》著录顺序简明，照片清晰，书后附有各家摹本统计表方便核参，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需要注意的是，曹书对于释文的态度比较谨慎，一律采用严格隶定的形式，不加点断也没有任何说明及考释意见。《赫赫宗周》一书的西周甲骨部分由董珊执笔，在著录若干片凤雏甲骨与新见的周公庙甲骨之后又附有几篇研究专文，讨论刻辞行款、甲骨族属等问题，此书照片清晰，摹本精准，释文得当，考释与研究亦多创见。

凤雏甲骨出土后经过两次化学试剂的保护，都有相关记录可以查阅(单《周原出土甲骨片水垢清除》，《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成小林、原思训《周原甲骨的加固保护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第一次处理的目的是清除出土后附着在甲骨表面的灰土和水垢，第二次是使用化学试剂进行加固。即便如此，目前已有七片甲骨粉化不存。据推测，凤雏甲骨在埋藏前后曾遭遇焚烧，骨中有机质遭到破坏，所以使用化学手段保护并不完美，王翀等《周原甲骨保存现状评估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年增刊)一文综合讨论过以上问题。

二、甲骨的整治、钻凿及缀合

关于整治和钻凿，学者们很早就留意到了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之间的异同。龟甲方面，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提到了洛阳泰山庙卜甲施方钻和甲首掏挖的做法，这种做法后来被视作西周卜甲的典型特征。李学勤将西周卜甲的总体特征进一步归纳为“排列有序且密集的方凿，可能和《周礼·卜师》中所言的‘方兆’有关、凿内加刻纵槽、甲首经过掏挖、甲首中间有圆形浅穴”(《续论西周甲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浅穴应是废弃后串联所用，方凿则常呈三个一组排列，横距小纵距大(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雪山、韩燕彪《殷商和西周甲骨钻凿异同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灼烧后的腹甲，两侧的兆枝均指向千里路。甲桥多做保留处理，与腹甲相连之处呈锐角，即黄天树在《甲骨形态学》中所谓的“大甲桥”(《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521页)。背甲目前只有周公庙所获的一版孤例，此版碎为两片，可遥缀。据之可以想见西周的卜用背甲也要经过对剖处理、施方钻，在甲刻辞。

卜骨修治比较粗糙，一般不去臼角。钻凿呈现圆钻加刻纵凿的“猫眼”状形态(萧良琼《周原卜辞和殷墟卜辞之异同初探》，《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已知的西周卜骨数量远少于卜甲，比较完整的样本有四盘磨卜骨、2008年洛阳东郊卜骨、FQ1、洪赵卜骨、南小汪卜骨、姚河塬卜骨等。观察这些胛骨的钻凿分布，我们发现周人常在骨背的首部、颈部及对边的上半部施钻，钻凿一般会有纵向排列的两到三排，但其中必有两排是对称的，这样的施钻方式会造成它们在骨面所对应的卜兆呈“两两相对”的布局。卜骨刻辞一般守兆，常出现在骨边的相应卜兆旁，骨颈和骨首偶尔有之，骨扇一般不刻辞亦不施钻。

在总体面貌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各地的甲骨可以辨识出一些地方特征，这也是和西周考古的其他发现相吻合的：如雷兴山等认为琉璃河的卜甲因地处西周王朝的东北边疆，受到了殷遗以及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影响(《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甲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30日)。张昌平考察了湖北襄樊地区特有的方钻卜骨和无灼甲骨现象(《论湖北襄樊地区两周甲骨》，《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再如周原以北的洪赵卜骨、西北的姚河塬卜骨、西南的成都卜甲，也都是很好的地方材料。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以上材料无疑反映出占卜习俗随时空变化而改易的史实，《史记·龟策列传》中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在西周甲骨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甲骨的缀合工作一般在材料公布时已经完毕，后续的缀合成果比较少见。比较重要的有刘影所缀H11：52 H11：133(《周原甲骨新缀及相关问题分析》，《出土文献》第9辑，中西书局，2016年)。朴载福《周人残碎甲骨的定位与刻辞行款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对残片的定位有专门研究，可为今后的缀合工作提供参考。殷墟甲骨缀合，有几项常用的依据，如坑位、类组、碴口形状、残断的字形与辞例等，西周甲骨在这些方面有天然的劣势：出土地点比较分散、类组研究尚未起步、残碎严重、刻辞简略。尽快找到适合西周甲骨的缀合方法，对进一步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三、文字、语言与刻辞行款

从整体风格来看，西周的甲骨文比较细小、草率、简略，属于一种“微雕”技法。殷墟考古曾发现契刻甲骨的铜刀，这种铜刀尺寸比较大，似乎不适用于周甲。曹玮《对周原甲骨刻辞刻锋问题的讨论》(《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提出，西周甲骨在契刻时的刀法可以形成斜锋和中锋两种刻锋，据此又能将周原甲骨分为文字甲骨、非字甲骨和非刻划甲骨三种，准此可以确定周原刻辞甲骨的数量。

西周甲骨文中出现了不少殷墟卜辞中没有见过的字形和词汇，董琨《周原甲骨文与汉字形体发展》(《古汉语研究》1994年增刊)、门艺《周原甲骨文动词及用字形义关系浅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等文对此有专门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西周甲骨文较殷商文字有一定的发展，处于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之间，可能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种俗体。新见古文字考释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裘锡圭所释的“(兆)”(《释西周甲骨文的“”字》，《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还有陈斯鹏、沈培、夏含夷等人讨论过的“囟(思)”(夏含夷《再论周原卜辞甶字与周代卜筮性质诸问题》，《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两个字几乎可以视作判定西周刻辞甲骨的指示字。

西周甲骨刻辞是否属于卜辞，目前尚有争议。徐锡台、王宇信等人都认为有不少的西周甲骨文属于记事刻辞(徐锡台《商周关系的探讨》，《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4年；王宇信《西周甲骨述论》，《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宜冒然用殷墟甲骨的“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等概念来分析西周甲骨文的刻辞结构。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西周甲骨的刻辞与卜兆相对应，还有一些刻辞以“思亡咎”“思亡省”等占卜习语结尾，这类刻辞还是视为卜辞比较妥当。大部分的西周卜辞不记干支与贞人，也不记占卜结果，格式相对随意。李学勤在《续论西周甲骨》中指出西周卜辞与殷墟的相比要更加简略一些，只见有前辞、贞辞(命辞)、占辞与署辞(记事刻辞)，多数情况下只记贞辞(命辞)。甲骨整治与文辞契刻，是周人龟卜制度的表现形式。总的来看，西周甲骨所反映的占卜程式确实不如商代繁复而严整，其占卜主体对于龟卜的态度似乎也不如商人那么虔敬。

由于残断严重，刻辞行款的问题曾困扰学界多年。20世纪80年代，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萧良琼《周原卜辞和殷墟卜辞之异同初探》、王宇信《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等文都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在材料相对丰富的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西周卜骨的文例是比较随意的，骨臼向上、向下、横置之例都有。周原地区材料以骨臼向下为常例(FQ1)，向上与横置者多见于周边地区(南小汪卜骨、姚河塬卜骨等)。在刻写时，较长的刻辞一般会沿着骨边刻写，较短者则常常与底边平行。卜甲刻辞的行款则有一定规律，朴载福《周人残碎甲骨的定位与刻辞行款研究》中提出，卜甲刻辞都和卜兆相对应，腹甲中缝两侧的卜辞常呈对称排列。董珊据朴氏的结论又将凤雏甲骨的刻辞分为“顺兆枝类卜辞”和“顺兆干类卜辞”两类(《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至此，西周甲骨的行款问题已初步理清。

四、刻辞内容与史料价值

本部分是西周甲骨研究的重点。西周甲骨文涉及西周社会的多方面内容，在凤雏甲骨发表时，整理者已将刻辞大致分为祭祀、年成、祷告、出入、田猎、征伐等种类。

祭祀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凤雏甲骨中的几片“庙祭甲骨”展开。它们分别是H11：1、H11：82、H11：84、H11：112、H11：261、H11：174、H11：237等片。想要使用它们来研究祭祀问题，首先要明确它们的族属及时代，即弄清楚庙祭甲骨的使用者为何人，属于何族群，使用于何年代、废弃于何年代。上揭几片庙祭甲骨之所以会引发族属争论，是因为其刻辞记载的受祭者是商人的先公先王。在最初的发掘报告中，整理者将它们定为周人之物，周人祭祀商人先祖的事虽于典籍无征，但西周甲骨带给了我们这方面的新知。最先提出质疑的学者是李学勤和王宇信，他们将庙祭甲骨认定为不见于殷墟的“帝辛卜辞”，占卜主体乃商王帝辛(《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商人说”与“周人说”两方的争论至今未平息，最近刘佳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与商周祭祀观念——从凤雏庙祭甲骨谈起》(《孔子研究》2019年第5期)一文对此问题的来龙去脉有较好的梳理。提取双方辩论的要点，持“商人说”学者立论的根本是《左传》中所见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一语，他们认为周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祭祀商人祖先。这几片甲骨可能是周人从商都带回周原的商人之物，作为战利品或者档案存放在周地宗庙。持“周人说”的学者则认为《左传》中的这条“证据”不能视为绝对的教条，《史记》《后汉书》中都有异族祭祀的事例，周人在克商前祭祀商王合情合理。几片庙祭甲骨从形制和所见辞例等方面来看，与一般的周人甲骨没有什么不同，应当视为周人之物。回顾该问题的学术史，双方的辩论虽然精彩纷呈，但也应当承认，不少讨论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推测和个人想象，并没有坚实的文献或考古学依据，所得结论并不坚实。

除了族属方面，关于祭祀刻辞的讨论还有一些，基本都围绕着商周祭祀的异同展开。西周甲骨中所见的祭名和祭法，很多也见于殷墟卜辞。王宁《周公庙“宁风”卜甲的初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提到了周公庙2008QFⅢA2G：17 6249号中记载的用三犬三彘宁风之事，即是其例。

西周甲骨为商周历法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周公庙C10④：2中出现的月相名词“(哉)死霸(魄)”，在传世典籍和以往的出土文献中都没有见过。关于这个月相名词的指称时段，冯时《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甲骨文的初步研究》、李学勤《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卜甲试释》、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等文均有探讨，尚未有定说(以上三文均收入《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西周甲骨文中还记载了不少当时的方国氏族、历史地理信息，有些见于典籍记载，如“楚”“蜀”“巢”“密(密须)”等，有些则属于新发现，如“虫”等。在这些方面，崔思棣和崔恒升关于巢国的研究、王光镐关于楚国的研究、王晖关于“虫”国的研究，都很有代表性(《古巢国地望考辨》，《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甲文“楚”字辨——兼论正、足不同源》，《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虫伯”及其种族地望考——兼论有关鬼方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

西周甲骨中还有不少史料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H11：47、H11：48中关于渔猎的记载；2008年洛阳东郊卜骨中的车辆贸易记载(蔡运章《洛阳新获西周卜骨文字略论》，《文物》2008年第11期；唐冶泽《洛阳新出西周卜辞考释及相关问题探索》，《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与征伐有关的代表性刻辞有H11：9、H11：51 H11：107、H11：68、H11：110、H11：232、H31：3、周公庙2004QFH1：18等片，刻辞中提到的“伐蜀”“征巢”等事是可以和典籍对读的，伐之战、戎族和太保之战等是新见史料。这些刻辞对于我们研究西周初年的政治局势、方略经营，极有价值。

五、甲骨的分期断代

作为史料研究的基础工作，殷墟甲骨已经在分类分期断代研究上确立了一套科学的理论方法。相比之下，西周甲骨研究在这方面就滞后许多。

西周甲骨断代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凤雏甲骨。以往学界大致使用过三种方法进行断代，即刻辞内容断代、字体断代和考古信息断代。依据刻辞内容进行断代，主要是将刻辞中记载的史料与典籍对读，目的是找出一些“定点片”，为凤雏甲骨的整体断代打下基础。所谓的“字体断代”，简单来说就是依据“王”字的演变序列为甲骨断代。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三位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三位学者归纳的“王”字演变序列并不一致，从文字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徐锡台的论述可能更加符合实际。“字体断代”的工作实际上与我们今天为殷墟甲骨划分组类相似，所依据的标准都是字形。然而殷墟甲骨在找寻到某一组类的特征字和标准片以后，往往还要利用同版的组合关系进行转递系联，才能像“滚雪球”一样将同组类的材料汇集到一起。在这方面，西周甲骨会受制于天然的劣势——刻辞太短，难以进行特征字转递系联工作。在300余片有字的西周甲骨中，有王字的仅20余片，所以这种方法是不能彻底解决分期断代问题的。

考古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划定凤雏甲骨的大致年代范围，但不能告诉我们特定甲骨的时代。凤雏甲骨的使用年代不应早于甲组基址的始建年代，埋藏年代不会早于H11开口所属地层的时代。丁乙《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郭明《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宗庙说”质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及《周原凤雏甲组建筑H11“龟室说”质疑——兼论商周时期甲骨埋藏问题》(《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等文都有相关探讨。

西周甲骨的断代工作尚未步入正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以考古信息为基础，结合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相对可靠的结论。依现有材料进行整体考量，我们认为李学勤将凤雏甲骨的使用年代划定在先周至昭穆时期的意见还是比较稳妥的。其他地区零星出土的甲骨，参照所属坑位、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及伴出物形制，时代也是不难推求的。但若想要将每一片甲骨的时代都精确到具体王世，则需要等待更多材料的出土。

六、数字卦问题

数字卦例在西周甲骨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目前所见的商周数字卦，或书或刻，散见于陶片、甲骨、铜器和竹简之上，时空范围广泛，材料性质复杂。数字卦最早见于北宋出土的安州六器中方鼎铭文，长久以来人们对这类符号没有准确的认识。西周甲骨出土后，李学勤率先将它们与《易》联系起来(《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后经张政烺等人的深入研究(《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此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从这个层面来看，西周甲骨对于数字卦研究的推进是至关重要的。

数字卦和甲骨卜辞，都是卜筮活动的记录。记录在甲骨上的数字卦与卜兆应当有参照关系，可能是占卜前后对于同一件事的揲蓍结果。通过对甲骨数字卦的深入考察，可知当时社会通行的卜筮方法应该不止一种，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社会阶层使用的筮法不尽相同，证据就在于卦内常见的数字组合有所差别(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徐中舒《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凡此都是西周甲骨带给我们的启示。

近70年来西周甲骨研究的要点约如上述。综上可知，在若干基础问题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西周甲骨还没有进入全面研究阶段。以往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印象主义和推求过甚的风气(夏含夷《周原甲骨：进入了研究阶段吗?》，《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西周甲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殷墟甲骨发现至今已经120年，在两个甲子中，甲骨学随着中国近现代史沉浮。甲骨材料的每一次出土，甲骨学的每一次发展，都和近百年来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甲骨学术史可以看作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西周甲骨学作为甲骨学的重要分支，与新中国相继诞生、共同成长，其材料本身系联着殷墟卜辞、商周金文、简牍及传世典籍，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原始材料和研究理论更加完善的今天，可以预见西周甲骨研究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