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

2005年是清华研究院——即通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80周年，大家将纪念这一曾在学术界起过重大作用的机构，缅怀当年于院中执教的诸位学者。

在研究院的四位导师里，王国维先生的任职时间最为短暂，他1925年4月迁来清华，1927年6月2日就辞世了。然而，他在一生的最末段落，继续活跃于学术的前沿，做出了创新的业绩。

本文所要谈到的《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于1926年10月左右撰作的，差不多是他关于古史和古文字学方面最后的文章了。从体裁看，虽然只是一篇序文，字数也很少，实际却是论辨性的专论。我们绎读王国维的种种著作，与其他学者往复探讨的固然不少，专作论辨者实很罕见。王国维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影响和作用，是这里想讨论的问题。

王国维立意写这样一篇论辨性的文章，是在1926年8月。查《王国维年谱长编》，该年8月18日条云：“为讨论古文问题，致函罗福颐。”[1]（P484）罗福颐字子期，系罗振玉的第五子。王国维的这封书信已录入《王国维·书信》一书，信中说：

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拟为一文以正之。[2]（P435）

结果形成的，便是这篇《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国维全集·书信》的编者，在对王国维上述信件的注释中已经说明，信里提到的“议论”出自钱玄同先生，见于《古史辨》第一册。

读《古史辨》可知，钱玄同有关许书即《说文》的议论，始于古史讨论刚刚展开的1923年。那一年的4月28日，顾颉刚先生致函钱玄同，有下列一段话：

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上，读到先生的跋。跋上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说文》的文字发表。[3]（P66）

同年5月25日，钱玄同作《答顾颉刚先生书》，说：

“辨《说文》的文字”，现在还不能就做，因为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狠浅。我现在只能将疑《说文》的理由简单奉告：

许慎是表彰“壁中古文经”底文字的。“壁经”之出于刘歆“向壁（即孔壁）虚造”，经康有为和崔觯甫师（注：崔觯甫，即崔适。）底证明，我认为毫无疑义了。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注：按《说文》系引《左传》宣公十二年文。）“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3]（P81-82）

这封信曾刊登在该年6月10日出版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10期。

西汉时出现的孔壁中经系刘歆伪造的说法，如钱玄同自述，是来自康有为，实际上“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从而否定《说文》所收古文的观点，在康有为的著作里也已经有了。

康有为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的《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节中讲：

（刘）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4]（P688-689）

他还说《说文》一书，“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4]（P689）不难看到，钱玄同的观点正与康有为一脉相承。

钱玄同关于《说文》古文的意见，有一点是和康有为不同的。

《说文·序》云：“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这是说孔壁中经等古文与出土“鼎彝”铭文即金文属于一系。康有为否定古文，为了反驳许慎之说，竟认为“鼎彝”也是刘歆伪作的：

歆既好博多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4]（P688）

由于古文字学的进展，特别是在金文以外又有了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钱玄同先生自然不赞成康有为的想法，并认为其论“极谬误”。[3]（P238）他的看法则是《说文》古文“与甲文金文不合”。《答顾颉刚先生书》曾提到：

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底形体相去最远。[3]（P81）

而这个看法又成为他涉及“古文”问题的第二封书信的核心。

钱玄同这第二封信，写于1925年12月13日，后在1926年1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上发表，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题为《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这封信是因为柳诒征先生有《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文，顾颉刚先生作了答复而引起，但也可以说是实现了5月信中写“辨《说文》的文字”的允诺。

信中对《说文》总的评价是：

《说文》“说字”之不“通”，是由于许老爹的瞎三话四。……可惜许老爹既没有历史的眼光，又没有辨伪的识力，竟把不全的《史篇》中的大篆，《仓颉篇》等中的小篆，跟刘歆他们“向壁虚造”的伪经中的古文羼在一处，做成一味“杂拌”，于是今字跟古字，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不可理析，不但不可以道古，就是小篆也给他捣乱了。所以《说文》中所列的文字，其价值还比不上《隶辨》、《楷法溯源》、《草字汇》等，只堪与《汗简》跟《古文四声韵》相比耳。[3]（P236）

关于《说文》古文，钱玄同说：

我尝稍稍涉猎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家之书，觉得《说文》中的小篆近于钟鼎，钟鼎近于甲骨，而《说文》中的古文则与钟鼎甲骨均极相远，而且有些字显然是依傍小篆而改变者。[3]（P238）

并引用罗振玉的话证成其说。

罗振玉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发现甲骨文字“同于篆文者十五六，而合于许书所载之古籀乃十无一二”，认为后者“皆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1914年作《殷虚书契考释》，又讲：“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乃据《史籀篇》，一为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悉合于商周间文字之旧，固其宜矣”。钱玄同说：

商代的甲骨文能合于秦汉的小篆跟隶书，反不能合于《说文》所录出于壁中书之古文，则壁中古文之为后人伪造，非真古字，即此已足证明。[3]（P239）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罗振玉在上述两书里所说，兼指《说文》的籀文、古文，钱玄同却只提古文，这可能也是受到康有为学说影响的结果。《新学伪经考》云：

《汉书·艺文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4]（P683）

否定了古文，在秦汉篆文以前只有籀文，是合乎康有为推论的逻辑的。不过钱玄同先生没有正面讲到这一方面，这里无须深论。

接着，钱玄同就对王国维作了批评。

原来，王国维在1916年春有一篇著名的论作《史籀篇疏证序》，同年冬又写了《汉代古文考》[1]（P144、181），随后都收入1923年初版的《观堂集林》。这些文章根据《说文·序》所言战国时期诸侯力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集中研究了《说文》籀文、古文，提出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5]（P154）

并自信“此说之不可易”。[5]（P186）他还讲到：

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产刬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5]（P187）

钱玄同针对这一说法，在信里说：

王氏自信“此说之不可易”，据我看来，不但“可易”，而且还着实该“易”，我现在便来“易”它一下。

秦之“同一文字”，……是用专制的手腕，所以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所要“罢”的系专指形式“不与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罢，小不合的也是要罢，因为目的在于使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这个我们固然不能臆断，但就现存的钟鼎看来（连秦国的），则可以说这样几句笼统话：要说异，似乎各国文字彼此都有些小异，要说同，也可以说是彼此大体都相同；ㄍㄨㄟㄌ一ㄅㄠㄗㄨㄟ（注：注音字母，即“归里包堆”。）一句话，大同小异而已。若区为“东土”“西土”两种文字，则进退失据之论也。[3]（P241-242）

所用措词应该说是比较激烈的。

从王国维作出反应的时间来看，他恐怕没有读到最先刊出钱玄同书信的刊物，获知这些“议论”的途径当系1926年6月印行的《古史辨》第一册，以致他给罗福颐写那封信已经是8月中旬了。罗福颐先生专精古玺印研究，所以，王国维信中说：“兄所集大鉨（玺）文字，其中与《说文》古文同者，如‘恒’字之类当必不少，祈录示”[2]（P435），可见他正在为论辨文章搜集证据。

王国维的论辨，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致罗福颐的信之后，大约8月、9月之间，王国维给容庚写了一封信。[2]（P436-438）容庚先生就是给罗福颐信中提到的“容希白”，1922年经罗振玉推荐，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1926年毕业，留北大任讲师，后转至燕京大学任教。[6]（P5-6）王国维致容庚的这封信，以反驳钱玄同说为主旨，可与他后来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合读。

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潜明在上海病故，在此前后，王国维都在那里料理。当时浙江桐乡人徐安（字楙斋）曾请他为所编古玺印谱撰序。10月17日（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83页误为15日。），王国维返回北京。23日，他致函在上海的友人蒋汝藻之子穀孙说：

徐氏印谱其书名已定否？楙斋之名并籍贯并希见示，以序中需此也。序文大致已就，尚未写出，因弟本欲作一文论六国鉨（玺）印、货币、兵器、陶器（与《说文》之古文（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3页误将“古文”排为“故”字。）一家眷属）并当时通行文字，乃欲借此序以发之也。[2]（P443）

由此可知《桐乡徐氏印谱序》的内容正是他从8月就计划写的。这篇文章的完成，应在10月末至11月间。

《桐乡徐氏印谱序》继续发挥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观点，其特色是从大量的古文字材料出发，文中称：

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独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5]（P182）

他所谓“任器”，是指近世出土的六国兵器、货币、玺印、陶器等，其数量以百千计，字体与秦之文字都不相同，而与《说文》和魏三体石经所载的壁中古文相似。

为了证明壁中古文与六国古文字材料字体的相似，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列举了许多实例，最后说：“以上所举诸例，类不合于殷周古文及小篆，而与六国遗器文字则血脉相通。”[5]（P184）六国文字和汉人传述的壁中古文一样，“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5]（P182）

王国维说：

世人见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字并自为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用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用之书也。通用之器与通用之书，固当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有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5]（P183）

这便是王国维对钱玄同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他以多量的六国文字出土材料作为证据，说明当时东土六国的字体的具体状况，然后证明《说文》等古文与之相似，这样也就推论出壁中古文有其依据，解决了钱文的质疑。

王国维关于六国“通行文字”的论断，在古文字学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桐乡徐氏印谱序》里说：“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5]（P183）是对这种“通行文字”作出时间、空间上的界定，也揭示了六国文字作为中国古文字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意义，开启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对于《桐乡徐氏印谱序》所取得的成果，王国维先生很是珍视。他当时曾把这篇文章和1916年写的《史籀篇疏证》序及《汉代古文考》里的两篇，作为讲义发给清华研究院学生⑥[7]（P11-12），又在11月出版的《实学》第6期发表。12月1日，他还把研究院讲义寄给在北大国学门的友人马衡。[2]（P448）

今天，战国文字研究已经扩充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六国文字的研究，由于地下材料不断发现，正在突飞猛进。回顾这方面的发展历程，我们应当特别纪念王国维先生的《桐乡徐氏印谱序》这一名文。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