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坚：蒙古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

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以及有关蒙古族源的探讨，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而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的族源应与隋唐时期生活在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有关。梳理文献记载，室韦之名始见于6世纪中叶的东魏时期，东魏武定二年(544)“夏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1]”此后，室韦就定期派使者向中原的东魏、北齐政权朝见并贡纳贵重的土特产品。[2]《隋书·北狄列传》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3]。据考证，隋代室韦五部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7世纪时，在唐朝的望建河，也即今天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森林草原地带，蒙古族的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迹，《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4]。蒙兀室韦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其活动地域西接大室韦，北与落俎室韦隔额尔古纳河相望，东、南与黑水靺鞨为邻。由此可知，蒙古族的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的“蒙兀室韦”。

14世纪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的著作《史集》提到，当时的蒙古人曾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额尔古涅—昆”[5]，即应是指额尔古纳河，与《旧唐书》记载相符。蒙古人记忆中最远古的历史，保存在《蒙古秘史》中。据记载，7世纪时，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带领着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的密林西迁，渡腾汲思海(腾汲思，当指呼伦湖)，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驻牧。

进入大草原的蒙古部，立即卷入了历史的旋涡。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于今北京一带设师州，蒙兀室韦属师州管辖。此后唐又置燕然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虽然名称和地望有许多变化，但唐朝对蒙古地区设治的实质没有改变。8世纪中叶以后，蒙古部又先后受回纥和黠嘎斯控制。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促进了蒙古部与周围各部及中原的经济交往，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迅速发展。

当辽代，即10世纪时，蒙古部已经分衍出乞颜部、扎答兰部、泰赤乌部等许多小的部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辽阔的草原上游牧。此时，蒙古部之外其他较大的部还有：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南部至锡林郭勒草原北部的是最强的塔塔儿部；在呼伦池东南，贝尔湖至哈拉哈河一带的是翁吉剌部；再往南靠近金长城的是汪古部；色楞格河下游的是蔑儿乞部；叶尼塞河下游的是斡亦剌惕部；蒙古部西南，处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是人口众多的克烈部；再往西靠近阿尔泰山的是文化发达的乃蛮部。这些部的出现，就是7世纪以来北方各族进一步交往、融合的结果。到11世纪时，塔塔儿、蒙古、蔑儿乞、翁吉剌、克烈、汪古等部结成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以反对辽朝的统治。塔塔儿或“鞑靼”曾一度是蒙古草原上各部的通称。

12世纪初，蒙古部属金王朝的东北路招讨使统辖，这时的塔塔儿联盟已经瓦解，蒙古部在合不勒汗(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的领导下，逐渐壮大起来。金朝曾以8万精兵攻打蒙古，连年不能取胜，被迫与蒙古订立合约。直到铁木真起而争雄，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随着铁木真在斡难河畔被各部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族才作为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拉施特曾说：“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6]。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蒙古高原的各个游牧民族，都统称为蒙古，并接受成吉思汗的统治。

二、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室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在宋、辽、金文献中，他们也被称为“朦骨”“蒙古里”“萌古子”。由于早期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的大兴安岭北端，过着半狩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生活，近年来，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先后发现了几批属于蒙兀室韦的墓群和遗址。同时，在东蒙古草原的克鲁伦河北岸，也发现了蒙古汗国早期的遗存。

(一)西乌珠尔墓群与奇乾乡遗址

墓群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西北约80千米的西乌珠尔附近的一条长约2千米的沙丘台地上。台地西南距呼伦湖65千米，北距额尔古纳河35千米，南距海拉尔河0.5千米，海拉尔河在其西北注入额尔古纳河，这里是历史上蒙兀室韦的活动区域。

由于河水冲刷和长年季风的侵蚀，沙丘逐渐向东北方移动，逐渐暴露出地下的古墓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1986年和1995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站两次对这处墓地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6座墓葬，出土并采集到一批陶器、铁器、铜器和桦树皮器等随葬品。出土的墓葬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用完整的一根圆木挖凿而成的独木棺。其中一具用圆木挖凿的独木棺(M2)，通长约190厘米、宽50～55厘米、高41厘米。棺内侧长约150厘米，棺中葬一成年男性，仰身，下肢弯曲。棺内随葬有马鞍、弓箭及生活用品[7]。

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曾记载蒙古贵族葬俗云：“元朝官里，用捖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8]”经C[14]测定，该木棺的年代约为680年，约当7～8世纪阶段，正是史书记载的蒙兀室韦从额尔古纳河东岸，南迁到呼伦湖附近的过渡时期。据对墓葬出土遗物的判断，死者应当为蒙兀室韦武士。这是目前发现和可以基本认定的最早的蒙古早期遗存。

考古工作者在沿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考古调查中，由南到北在西乌珠尔、黑山头、七卡、室韦镇和奇乾乡等地，还发现了较多的室韦遗存[9]。奇乾乡和室韦镇均位于额尔古纳河东南岸。在奇乾乡一带发现了三处古代聚落遗址，其中的小孤山遗址坐落在奇乾乡东北1千米的小孤山东南坡上，西、北两面为陡崖，东南为额尔古纳河二级台地，在东西长270米，南北宽70米的半山腰上，分布着53个圆形坑穴，每个坑穴的直径在4～10米，文化层厚约70厘米，出土陶片和骨器等遗物。从5号坑穴采集的木炭做了C[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910±75年，树轮校正为865 85年[10]。再根据出土的陶片分析，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隋唐，下限不应该晚于金代初年。

《契丹国志》记载宋人记述，辽国“正北至蒙古里国”，而蒙古“南至上京四千余里”[11]。辽上京往西北四千里恰好在呼伦湖以北一带，也即是西乌珠儿附近地方。这就是说，至辽初，蒙古部还没有西迁至肯特山一带，到金朝时才把蒙兀室韦推向西迁，开始了以斡难河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即使蒙古部西迁到肯特山一带，因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岸属金朝修筑的岭北长城之外，在10世纪时，也仍然应该是蒙兀室韦活动的区域。

西乌珠尔古墓群的葬俗和奇乾遗址半地穴式居住址，有别于蒙古之前的鲜卑和契丹同类遗存，应当是属于蒙兀室韦的遗存。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则又分别具有鲜卑和契丹的风格，这也许正好说明了蒙兀室韦的渊源所自。

西乌珠尔蒙兀室韦墓群和武士独木棺，以及奇乾乡三处古代蒙兀室韦聚落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谢尔塔拉遗址和墓地

谢尔塔拉遗址和墓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东约5千米的台地上，西南距海拉尔市区约15千米，南距海拉尔河2千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1997年9～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联合对该处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调查并清理墓葬1座。1998年9～10月进行正式发掘，揭露面积337.5平方米，清理墓葬9座。两次共清理墓葬10座[12]。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有木质棺具，一般一棺，只有M6为一棺一椁，木椁有盖无底，棺盖由5块较长的木板纵向拼对而成。其中除M5为一座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外，其余均为单人葬。葬式仅M9为俯身屈肢葬，其余都是侧身屈肢葬。

出土的随葬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生活用器，主要有陶罐、壶、桦树皮罐、木盘、木杯、木箸和铁盘等；第二类为生产工具或武器，主要有矛、弓、箭、箭囊和刀等；第三类为马具，主要有马鞍、马衔；第四类为装饰品，主要有金或银鎏金耳坠、银螺旋形饰、铜人面形饰、玻璃珠和绿松石珠等。墓葬有随葬马或羊肩胛骨的习俗。随葬品存在着多寡之分，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差异。

经对谢尔塔拉6座墓葬棺木的C[14]年代测定，确定该批墓葬的年代为9～10世纪，晚于西乌珠尔墓葬的年代，而与以奇乾乡小孤山聚落遗址为代表的蒙兀室韦遗存年代相当，当属同一考古学文化。该项发掘成果于2006年6月面世，发掘者建议将该类遗存命名为“谢尔塔拉文化”[13]。

(三)阿乌拉嘎遗址

阿乌拉嘎(Avraga)遗址位于蒙古国东部的肯特省德力格尔汗苏木。克鲁伦河在这里由南下转向东流，北岸是其支流阿乌拉嘎河。在蜿蜒南流的阿乌拉格河和克鲁伦河之间，有一处被称作阿拉善·奥哈的山丘，山丘的南麓地势平坦，顺着东北—西南向的等高线，有成排的狭长建筑基址分布于地表，遗址范围长约2000米，宽约500米，海拔在1197～1210米，与山丘的高差在70米左右。这个区域一直就流传着“成吉思汗宫殿(斡耳朵)遗址”的说法，很多的研究者也认为这里是成吉思汗时期的遗存。

这处遗址的调查研究开始于1961年，其后在1966-1968年和1976年又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1992年，日本和蒙古的联合调查团进行了测量。1997年，蒙古国的纳旺先生对其中的第九区进行了发掘。同年，日本的白石典之先生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踏查和补充测量，并制作了总平面图。此后，自2000年以来，连续进行了10余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4]。

1.遗址的布局与年代

从阿乌拉嘎遗址的整体布局来观察，在北侧山丘下还留存有低矮的遗址北墙。在其南部的遗址群中，有一处每边长约30米的方形基址，外侧围有二重长方形的土墙，这是遗址的“中心基址”。这里不见瓦片出土，应当是以帐幕搭顶的。此外，遗址内的主要建筑基址都依等高线，呈弧形分布在中心基址的南侧，成为中心基址南侧的半圆形配置。从那里发现的陶片、铁钉等遗物判断，可能存在有木制的建筑物。在那些单体的建筑群配置中，有明显的汉地“四合院”式的建筑风格。在一处建筑基址中出土了带绿釉的琉璃瓦，可能是属于政治或宗教性的重要设施，也有可能是身份较高人物的住宅。

这处遗址群可以划分为五个区。

A区：中心基址和周围的建筑基址群，方向为北偏西35°。

B区：遗址东北部建筑群。遗址内使用砖瓦。北偏西30～45°。

C区：与B区南侧相接。出土有瓦片和砖。北偏西10°。

D区：遗址西侧，并排建有12栋“四合院”式的大型建筑，周围还有小的建筑基址。在此前蒙古国学者普日来的调查中，曾发现过铁工房。北偏西20°～45°。

E区：遗址西南部，有4间×7间的大型建筑物，基址上留有柱础石的坑穴周围还有小的建筑基址。北偏西20°。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普日来调查中提到的“熔矿炉”。炼炉为进深3.6米，宽2.3米的圆角长方形，火口为0.9米，其南端是2米×0.4米的前庭。从炉内和前庭出土了较多的铁渣和木炭，附近也出土了铁镞和铸铁锅的残片。情况表明，这个有许多相邻的同样建筑基址存在的区域，一定分段作业的，分别承担着从冶炼到铸造的不同过程。此外，这里没有发现原料产地，可见原料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

在阿乌拉嘎遗址，除了砖瓦之外，还出有产自中原的瓷器、钱币、陶器、铁镞、铁钉、铁锅、铁车轴、簪子、青铜小刀、陶纺轮、石制品和各种动物的烧骨等。

瓷器中有元末至明初的龙泉窑瓷器，大多数是磁州窑系、钧窑系的瓷片。钧窑系的瓷片胎土细腻，色调暗灰，以金代的制品占多数，少量是质地较软的黄灰色胎土的元代产品。磁州窑系的大多是元代的制品。此外，还有一些产地不明的黑釉、褐绿釉长壶和元代的三彩片出土。

钱币有金代的“大定通宝”圜钱，其中有部分背酉钱。

出土的砖，厚约5厘米，同哈剌和林城址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

从出土遗物来判断，这些建筑物除一小部分为元代外，大部分是属于金代后期的，年代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前半叶之间。

2.中心基址的年代与性质

在2001-2004年的发掘中，中、日、蒙联合考古队发掘了阿乌拉嘎遗址群北端的“中心基址”。该建筑址外围有两重土墙，现存高约20～50厘米。其中，外墙为长方形，长149米，宽89米；内墙东西长63米。

2001年发掘了中心建筑址，在基址的上层，揭露出一处向南开口的“凸”字形的石砌建筑址。南北长8.3米，南端东西宽12.8米，凸出的部分在北端，南端中部没有墙基。基址内用黄白色黏土夯平，土层厚约20厘米。石砌的墙基高约30厘米，宽约60厘米，用黏土坐浆。堆积内没有发现任何砖瓦等遗物。从其结构来分析，很可能是一处直径在16米左右的大型毡帐建筑。

2002年发掘了基址的下层建筑址。在上层建筑的垫土下30厘米的高度，发现了成排的柱础，柱础之间相距约3.7米。柱础修整不太规整，仅是一块略加修整的石块，大致成不规则方形，上面平整，厚约15厘米。东西有4排，前后有两排，其结构应当是五间三进式。柱础之下垫有厚约30厘米的一层黄白相间的花土，结构紧密，经过夯打，其中含有早期的瓷片和木炭。经[14]C测定，下层建筑基址的年代为1190-1270年；上层建筑基址的年代为1290-1320年或1340-1390年。

通过对发掘现场相互叠压的两个建筑基址的观察，考虑到整个遗址各类遗存不同的年代关系，以及[14]C测定的年代数据，可以认为该处基址应分属早晚两个时期。其中，下层的早期建筑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最早的宫殿建筑。

对于上层的晚期建筑，目前有两种推测：一种是据《元史·刘敏传》记载:“己丑(1229)，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15]”推定其可能为被改建后的窝阔台的宫殿。[16]另一种则认为可能与成吉思汗的祭祀陵寝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第六次征伐西夏的战役中病逝后，北上归葬肯特山起辇谷，这里作为成吉思汗最早的宫殿建筑之地，很可能改建成了成吉思汗的祭祀陵寝。后来这个地方作为供奉成吉思汗和他的夫人勃尔帖及两个弟弟的陵寝，被称做“八白室”，明代晚期又迁在了漠南鄂尔多斯高原的伊金霍洛，即现在的成吉思汗陵。

从额尔古纳河两岸向西到广阔的蒙古高原东部，近年来发现了较多的蒙古早期遗存，这对于探讨蒙古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已经发现的呼伦贝尔西乌珠尔遗址与墓地、奇乾遗址和谢尔塔拉遗址与墓地，以及在蒙古国德力格尔汗苏木的阿乌拉嘎遗址群来看，呼伦贝尔地区发现的蒙古早期遗存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反映出诸多的一致性；蒙古国阿乌拉嘎遗址群中的早期遗存，则可能反映了蒙古汗国早期的历史。目前的主要收获有如下几点：

(1)西乌珠尔墓群的葬俗和奇乾遗址半地穴式居住习俗，有别于该区域此前的鲜卑和契丹同类遗存，但陶器的形态特征则又分别具有鲜卑和契丹的风格，这也许正好说明了蒙兀室韦的源流，故应属于蒙兀室韦的遗存。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论及[17]。这类遗存的年代约为7～8世纪。

(2)谢尔塔拉墓地文化内涵丰富，时代特征鲜明，当属9～10世纪的室韦遗存，为研究呼伦贝尔草原晚唐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增添了一批科学发掘的考古新资料。谢尔塔拉文化的命名，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

(3)阿乌拉嘎遗址群是目前在蒙古高原北部发现的蒙元时期最大的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基址的下层建筑，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最早的宫殿建筑。该基址的下层建筑，有可能在窝阔台时期改建为新的宫殿，或也可能在成吉思汗归葬肯特山起辇谷时，改建成了最早的成吉思汗祭祀陵寝，其也许就是后来迁在漠南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的前身。

北方民族考古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研究课题，同时也是考古学界多年来关注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东蒙古草原以西乌珠尔墓地、谢尔塔拉墓地和阿乌拉嘎遗址群为代表的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相信随着北方草原地带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蒙古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以及北方民族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为北方民族的考古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1]魏书·卷一二·孝静纪·第一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7.[2]魏书·卷一二·孝静纪·第一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7，308，311，312.[3]隋书·卷八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82.[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列传第一四九下·北狄[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58.[5][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6.[7]a.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89(2).b.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2).[8][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额尔古纳右旗奇乾乡文物普查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601～604.[1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额尔古纳右旗奇乾乡文物普查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604.[11]契丹国志·卷二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1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6.[14][日]白石典之.蒙古帝国史的考古学研究[M].东京：同成社，2002：179～194.[15]元史·卷一五三·列传第四○·刘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10.[16][日]白石典之.蒙古帝国史的考古学研究[M].东京：同成社，2002：194.

来源：《北方民族考古》2014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