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上）

杨老师：

您好。谢谢您转来陈民镇先生(下简称评论人)的大作《如何重建古史———从<夏商周: 从神话到史实>的争议说起》（《齐鲁学刊》2020年1期，下面简称“陈文”）。

仔细拜读之后，颇多感慨。确如陈文所言，《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下面简称为“郭著“）一书出版以后，引发很多争论，陈文可能代表学界部分人对此书的疑问。从这些疑问亦可了解当前上古史重建之艰难，无论从理论与方法，和史料辨识与考证，还有整体（Holistic）历史复原与不同单一学科视角间的冲突，以及既有认知惯性的纷扰，皆有待澄清。由于身处各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人们又往往只愿意以己身之经验和既有之视角来理解这样一部具有突破性的著作，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误读、片面理解甚至生气愤怒情绪都已有反映。

不过，既然学术是社会共业，相信学人若以开放心态实事求是地讨论，上古史的真相是可以越辩越明的。所以，贵刊发表陈文，无疑有助于引发学界和社会对上古史重建的关注。也有鉴于此，似有在陈文基础上回应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由于静云近段正在集中精力写《缁衣》这本书（《缁衣》的前半部十年前在台湾出版过，近来她又跟一家出版社签约，打算推出对《缁衣》全篇的通考，了结她一直念兹在兹的一桩心愿），为免她分心，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把陈文发给她看。是故下面对陈文的回应，皆由本人所写，与郭静云（下简称“郭氏”）无关。

因全文较长，为方便阅读，下面按陈文次序及主题，分别加上标题和编号。

一、写在前面的话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郭静云的生活轨迹与学术活动与一般人相比，有其丰富性。她在学术上不是静态地停留在某一处，而是不断带着她自己的疑问，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不断拓展边界和领域，而其学习能力又极强，所以无法用任何单一学科的标签来评判她。她早年在苏联列宾美院以及苏联科学院攻读硕、博士学位时，其导师是苏联著名汉学家，当时她本人的兴趣在战国至秦汉时代，由汉画等透视秦汉人的精神文化，并参加克里米亚的考古发掘。由于家庭以及一些特殊机缘，使她早年生活经验中含括了非常宽广的地域、人群、文化和领域（丰富的人生经验是历史学家的必修课）。在苏联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期间，用俄文写作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献、名著以及精神文化的著作和论文。2003年来到东方以后才主要改以中文写作为主。其中文著作的研究路径以《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下简称《天神》）为代表，从观察商周时期的神明观，到期望了解中国青铜时代精神文化演变轨迹。并因此而到对教科书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说法产生疑问，深入研究之后就有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该书和《天神》二书出版之后，又依循疑问及相关线索，进一步溯源，探讨中国新石器文化，特别是新石器革命。在中国研究历史没办法回避文献，所以她也积极参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以其著作《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下简称《缁衣》）及相关论文为代表）。

陈文注1介绍郭静云时，认为她不是“汉学家”，理由是“基本上以中文撰写, 并未参与主流汉学界”。判断汉学家的标准居然是不用中文写作，岂不怪哉！另外，不知陈先生心目中所谓“主流汉家界”的代表是什么？据本人所知，郭至今跟俄、法、美、日等国汉学家有联系，不知作者怎么得出郭“并未参与主流汉学界”的结论？当然，据本人所知，郭静云本人历来反对别人给她贴上汉学家的标签，她本人也并不在意是否参与主流汉学圈子，不过，这是另一回事。陈文特别在开头说明郭静云非汉学家，似有首先否定郭静云学术身份以及学术上的严谨性之嫌疑，以为其下文的批判埋下伏笔。这种笔法，也跟网上某些人看着郭静云挑战了他们的常识，生气愤怒而给她贴上“民科”标签的做法有些类似。郭静云的学术和著作是否严谨，她复原的上古历史是否具有说服力，自有历史来评说。

其次，如上所言，郭静云的学术活动是一个整体，她本人非常强调整体观和整合研究，非任何单一领域或著作可以代表，是故任何对她的评论或对其某一作品的评论，都须以对其研究活动作整体背景的了解为前提，方不失公正。《夏商周：从神族到史实》一书自出版至今已有七年，该书出版以后，新资料和作者本人对书中主题的研究都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其中有些理据和逻辑，作者在事后的研究中早已有补充或更新。在此情况下，评论人若仍停留在仅对书中某些字面意思作臆断而不是整体了解后再下笔，就不免有故意不想理解而挑着说，故意视而不见为批判而批判的嫌疑。

下面基本上按陈文顺序及要点一一回应与点评。引用的陈文以斜体示之（另有说明者除外），其余为郭立新所做的回应和评论。

二、古史重建之困

2.1. P53页：第一章《殷商文明的渊源》指出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郭著分别称作“郑邑”“偃邑”) 为代表的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郭著称作“殷商文明”) 之间的相异性, 认为此前将二者合为“商文化”实则有误, 二者是性质、 族属不同的文化, 从而否认殷商文明的前身是二里冈文化, 并否认其根源在中原地区。

郭立新：

首先，希望评论人或学界任一学者做一下学术史，看看所谓“郑州商城”是如何叫“商”城的？在直接的证据吗？这种叫法背后的学术依据是什么?如果此种做法所反映的只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那就值得我们反思了。相比而言，郭静云在这方面具有很多先天的优势，因为她没有被历史教条灌输过，所以可以在资料面前保持开放的心态。所以，她强调，在我们弄清历史真相之前，不要在“城”字之前加个类似于直接定性的“商”字，而单纯客观地以地名如“郑邑”“偃邑”来指称。

其次，评论人所说的“从而否认殷商文明的前身是二里冈文化, 并否认其根源在中原地区”理解有误。郭一方面认为殷商王族（统治者）为来自东北方向的草原游战族群，另一方面，郭认为殷商文明虽然具有伴随这些统治者而来的、经由草原传播而入的浓厚的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指出这些游战统治者本身并不象农耕文化一样具有保守和固定的文化传统，反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新兴的殷商文明包容和统合了原来南方农耕文明的大传统，因此具有浓厚的南方农耕文明底蕴（当然也包括陈文所谓的“中原”或郭所说的“江河中原”，不过，其中盘龙城文化的因素最重）。如果评论人觉得郭著说得不够清楚的话，请参看《天神》上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下简称《时空》）以及《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下简称《盘龙城历史地图》）一文。

2.2. P53-54:第二章《中原青铜早期的文明渊源》将江汉流域视作殷商文明之前的文明中心, 是为“先楚”, 二里头、 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并非当时的政治中心, 恰恰是拱卫武汉盘龙城、 对抗“先羌”“先戎”的边陲重镇,二里头文化、 二里冈文化自江汉传播而来, 从而否定了过去二里头、 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是核心都邑而盘龙城为商朝南方重镇的观念。

郭立新：

评论人在这里所用的“政治中心”、“边陲重镇”、“南方重镇”这几个字严重曲解了作者原意。在郭静云看来，盘龙城、二里头、“郑邑”“偃邑”都分别代表不同的邦国或王国，在当时都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盘龙城只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政体），他们彼此间会有竞争、结盟或某种程度的依附，各个势力有强有弱，有起伏荣衰，不可按后期大一统的图景动辄将其想像为大型王国。

在郭著以及相关论著所描述的当时历史图景中，由于各国上层贵族之间有密切的交往，所以上层精英物品（如铜料和铜器、玉料和玉器、硬陶等）以及重要技术在较大范围内呈现较大的相似性。郭著以及相关著作所要强调的是，二里头、郑偃（也许还会有其他类似的邦国）都是在南方农耕区（除了盘龙城外，还有吴城、三星堆等一堆国家）和北方游牧游战区（正在形成中，包括类似于以陕蒙晋诸多山城代表的一大堆不同的势力）这两大文明之间的交界区，位于南北交通贸易路线（路线会随时代而变化）的要津，这是他们兴起并在南北交往中都具有重要性的原因所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的来源很复杂，除了受盘龙城的重要影响外，还受到本土传统或来自其他方向因素的影响。对此，原著有表达如下：“所以郑洛地区的居民和文化属性包括了本土、北来（黄河中游）和南来（江河平原的南地）三种因素，此外还有东北的因素”（P142）。我们在另一篇文章《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载《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211-241）一文将南方农耕文明区（注意，这是一个大的文明区，不止有一个国家，也千万不要将其想像成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格局称之为以盘龙城为中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二里头、郑洛诸邑，甚至比其更北部的陕晋冀地区一些小型国家，还有吴城、三星堆、淮河诸国，等等，都是这个交换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方。相应地，由于这个远程交换贸易体系的缘故，这个时期上层精英物品（铜器、玉器和硬陶等）以及重要技术在广大范围呈现出较为一致的面貌。这就是所谓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郭氏等称之为盘龙城文化，分布区域广大的历史背景。

其实，对于二里头等是相对独立的邦国，原著是有充分描述的, 如“四期以来，二里头这个城邦国度很明显地逐渐成为一个汉水大国的属国或联盟国，在国势、经济、社会上有了很快的进步”（P145）。诸如此类的描述不少，但评论人未加注意，而径将诸如“边陲重镇”这一类词汇去投射和理解这种历史地理，想当然地假定郭静云预设一个了中央盘龙城，将所有这些不同的政治势力想像为一个大的王国，显见作者自我意识中有以后期那种大型国家去想像早期国家的潜意识。评论通篇多处使用“广域王权”、“广域王权国家”这样的概念，应与此有关。但是，这绝不是郭著原本所有的概念或在书中描述的历史图景。在郭静云本人看来，只有到了殷商才可以叫做“刍型中的帝国”，这是一种通过武力将广大地域范围和不同文化纳入到同一个国家的新兴政体。基于此，我们认为，虽然可以使用“夏国”、“商国”、“夏王国”、“商王国”等术语，但绝不赞同使用诸如“夏朝”、“商朝”、“夏王朝”、“商王朝”之类术语，学界似乎也有这种讨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应对这些术语的使用作清晰区分。

评论人声称郭著主张“二里头文化、 二里冈文化自江汉传播而来”，其所使用的“传播”二字似乎是对原著的误解，郭著反复表达的是二里头、二里冈来源多样，不止江汉一个来源（显然江汉只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仅此而已，见前引）。另，郭著有如下表达：“直言之，盘龙城不能视为二里冈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依然不能成立，这是与商人统治无关的本土古国”（P91）。其实郭著这一表达亦有欠妥之处，郭氏后来在《天神》一书及相关论文中已直接论证，盘龙城很有可能就是“商”（早商、楚商或汤商）。通过二书对比，可知郭氏的研究也在不断衍伸和发展。

诚然，郭氏确实认为，江汉文明（更准确地说是“长江中游文明”）在先殷时代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除了考古材料所直接呈现的古老且庞大的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盘龙城出土物的丰富精美与其地利优势；还包括诸多郭氏所解码的重要精神文化的线索，如《天神》一书中呈现的“神纹”源起与演变的脉络，祖先牌位的刍形亦可上溯石家河文化（参见《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等；还有郭氏对于整个东亚农作体系演进以及冶炼技术发展的系统剖析（详后）。

2.3. P54:概言之,郭氏承认中国文明的发生过程是“多元一体”的, 但她淡化中原、西北这些区域的文化, 进而以盘庚迁殷为界将“一体”的主导者一分为二: 一开始以江汉为中心, 此后东北的游战族群取而代之, 不但继承了“土著”的政权, 还将原先的“夏”“商”历史嫁接到本族历史之上。

郭立新：

在郭氏的眼目中，在整个东亚地区上古时代，包含有“原创农耕文明与几种不同的次生文明；不同区域的国家化并不同时；因时代不同，建城立国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亦不相同；古国延续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所包含的社会规模有大有小；对其后东亚文明发展的影响也有大有小。”（参见郭立新、郭静云著：《中国最早的城市体系》）。郭氏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待中原和西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并认为要区分原生文明、次生文明和混合型文明。评论人笼统以“中国文明”称之，显见在评论人眼目中没有这种区分的意识。郭氏在郭著、《天神》或《时空》一直尝试说明，中原和西北的意义在于其参与了以黄河为舞台的混合型文明（这或许才是评论人心目中的“中国文明”）的建构。不过，在此之前，存在由本土内生而成长起来的原生文明，其中长江中游稻作文明就是东亚最重要的代表；还包括受该原生文明影响而产生的诸多地方性次生文明（如长江下游、上游，赣中吴文明，江淮及海岱等次生文明区）。

设想若没有原生文明，哪会有次生文明？没有原生和次生文明，哪来文明的融合？中华文明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经多次融合而发展壮大为一体的大文明（此即多元一体的本意），郭氏并未改变这种看法。

至于郭著“一开始以江汉为中心, 此后东北的游战族群取而代之”是因为她看到了中国上古历史上的两个重要的事实和转折点：长江中游原生文明与殷商混合型次生文明——刍型中的帝国的兴起。任何单一本著作都会受到特定写作结构的限制，需要突出重点，而无法包罗象；若真面面俱到，书籍就会变得枝蔓丛生，无法阅读。评论人也是学术为业，应该会明白这一点。若欲了解郭氏相关的想法，尽可以去阅读其他相关论著。

三、郭著对传世文献的运用

3.1. P54: 目前学者的批评主要着眼于郭著对考古材料和古文字材料的运用，笔者则认为郭著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传世文献的处理。

郭立新：

评论人主攻文献学，借其他专家否定郭著对考古材料和古文字材料运用之不当，再以自身专家之姿批评郭著文献应用不当。本人主业考古，副业文化人类学，下面不揣昧漏，就评论人对郭著在文献应用方面的问题逐一响应之，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3.2. P54:郭著首先对传说时代的相关史料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它一再强调, “胜利者撰写历史文献时,为给后人留下自己理想中的历史样貌,便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忽略他人的成就,甚或窃取他人的功绩。此外,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 强调政权的绝对正统性,亦必然批判和否定各种分裂政权的论述”,“新族群在掌握政权的同时,亦对旧族群的历史进行剽窃。这在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发展中,乃是常见的情况”(第109页)。这种提醒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传世文献中史料生成的复杂过程。郭著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古史史料神话与史实相杂,又多经后人篡改,难以反映真实的历史进程。在这一预设之下, 郭著将“夏”搬到了江汉流域———尽管这里并非“禹迹”的核心区,并认为东北而来的“游战族群”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商”的历史嫁接到本族历史之上。

郭立新：

评论人一方面似乎对郭氏对文献的理解表达认同，不知何故又表达反对。不要忘记，郭著将“夏”搬到江汉流域等等，核心证据并非评论人所说的传世文献，而是考古和自然等一手证据。郭氏对于历史复原中文献史料使用原则和方法的阐述，请参看评论人引用过的郭氏著《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一文，另有若干篇待发表，届时请赐正。至于评论人提到的江汉“并非“禹迹”的核心区”的质疑，有关禹迹的问题涉及到非常多层面，本人与郭静合作写有长文，发表后请一并赐正。

3.3. P54:尤其是文献记载中的殷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得甲骨卜辞的验证, 更不能轻易否定。

郭立新：

这句话不知所谓。评论人这么说，是想说郭著不重视甲骨卜辞？郭著显然没有这个问题，不然就没有下面将要谈到的评论人和张惟捷先生对郭著甲骨卜辞考证的发难了。

亦或是想说，殷商史有甲骨卜辞验证，所以不容置疑？若是，则要问，评论人此所谓殷商史是指何家的殷商史？是指太史公笔下的殷商史、所有文献记载中的殷商史，还是自己心目中认定的殷商史？是指殷商史这个整体的、一般的看法，还是特指经了甲骨卜辞验证过的那部分殷商史？然则，到底有多少文献记载中的殷商史可得甲骨卜辞的验证？以商王世系而论，文献记载的世系和从卜辞中复原的世系虽有一定相合之处，但落差也颇大，不可只看到相合而忘记差异。相合只表明，诸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他手头有一些流传下来的资料，所以他所写并非空穴来风，但他所写的，终究代表的是汉代人的历史记忆，难说全部为真（就像今人传述汉唐一样，何况今人拥有更多便利条件，但待疑可考之处依然众多）。因为文献记载中被证明有部分为真，就认为全部为真，这是不合乎逻辑和道理的。这一点，对于历史文献学的评论人来说，应该很清楚。评论人在前文也认同传世文献中史料生成的复杂过程，何故刚说完这句话，接下来一涉及到对具体历史进程的评论时，就打脸自己呢？

3.4. P54:文献的记录自然有一定的立场, 但“胜利者”篡改自己祖先的名号、居地乃至“认贼作父”是否合乎古人的心理? 其他古代文明的实例又是否可以与古代中国的情形轻易比附?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郭立新：

评论人这么说，显然是把己身经验与单一认知模式加诸古人之上。不过，世界之大，经常超出个人想像。

首先，评论人把殷商借用早商王表世系及名号的行为称为“认贼作父”是极不合理的比喻。由于从殷商王族进入农耕区定居到最终灭(早)商并取而代之，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共存过程，所以不排除期间定居了的殷商王族与南方农耕国家贵族通婚联姻的可能性（在《时空》《盘龙城历史地图》等文中，本人与郭氏认为当时南方农耕区诸国上层贵族之间来往密切）。

其次，为回答评论人的疑问，还得按评论人的话说，需要“乞灵于文化人类学的比较视野”。在人类学文献中，有大量因为攀附和结群需要而借用或冒用他人祖先，将他者祖先认作自己祖先的例子（有些系故意为之，有些则因记忆模糊而在无意间形成）。本人曾研究过壮族亲属制度，在壮人社会，很多族谱都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宋朝狄青将军南下征服侬智高时所带领部下的后代，来自于山东青州。按说，历史上狄青是壮人的征服者，是敌人，现在却成了很多壮人社群的祖先，这种现象需要如何理解？若真有某个历史学家相信这种族谱为真，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对此类现象的深入研究，评论人不妨看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刘志伟教授的论著，如《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 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等论文。刘老师的研究说得很清楚，附会前贤，把历史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未必真是），是较普遍的现象。这么做旨在为后人带来荣誉感，跟群体认同或现实利益考量有关，但不是真实的历史。

顺便多说一句：历史学者若对声称专门以研究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逻辑的文化人类学也有一些了解的话，至少不会动辄把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强加到不同的历史主体身上（古人也是我们所生活世界的他者）。据本人所知，郭氏并未受过专门的文化人类学训练，但其丰富的自身经验和阅历，极大拓展了其研究视野和对不同历史主体（历史上的他者）进行换位思考（或主位思考、贴身思考）的能力，其早期演员的经历使其具备超出一般人的与古人共情的能力。而陈文和其他一些对郭著的评论，却存在着只从己身有限经验来立论和下断语的情况。

至于其他古代文明的实例是否可以与古代中国的情形轻易比附?当然可以比，主要看怎么比。比较的意义不在于说一个地方存在某种历史现象，就可以推论认为同样的事在他处也一定会发生；而在于说，如果不同地方都发生了同样的事，说明这种现象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既然西亚和古埃及都发生过北方草原游战族群入侵并建国的历史，那么，若从一手资料独立看出在东亚也发生类似的事，就并不要特别觉得奇怪，因为这种现象本来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有点类似于社会-文化人类学通过比较建立某种有限适用的文化模式、认知模式或历史模式。

3.5. 我们所看到的史料, 实际上是通过周人流传下来的, 而不是商人的直接创造, 那么与商人敌对的周人是否有义务为商人掩饰? 按照郭著的理解, 周人实际上是与商人同根同源的, 也属于“殷人”,那么周人同样作为“胜利者”又为何自立门户而不直接承继殷人正统呢?

郭立新：

首先，认同评论人声称的“我们所看到的史料, 实际上是通过周人流传下来的, 而不是商人的直接创造”这前半句。中国传世文本的始编不早于西周晚期（虽然不排除此前就已有些流传资料和传说），其所代表的是西周晚期及以后记录者的态度。其次，郭著以及郭氏相关论著已有论证：西周早期和中晚期对殷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西周早期基本上全面继承和发展殷文化，当前在考古断代上几乎区分不出殷末周初的遗物，也是这个原因；透过铭文了解，西周早期对殷的批评，基本上仅限于帝辛本人；自西周中期以后，才逐渐出现有意强调周与殷不一样，用以说明周代殷政变合法性的趋向。所以，周人传世文献反所映的，其实是西周中晚期及以后对殷的态度。

周人同样作为“胜利者”又为何自立门户，而不象殷对早商那样直接承继殷人正统呢?这种质问似乎不是历史学者的思维，所以不算是一个真问题。郭氏一直强调，历史不能从后面往前看，看到一条必然如此之路；而应该顺着时间的自然脉络来看，看到不同历史主体在当时情境中面临的不同选择、困惑和局限，这样的历史观察必然充满各种偶然性。胜利者是自立门户还是接过前政权的外衣继续穿在身上，个中理由，只有身处其境的历史主体才能回答，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身处当下的我们，还是可以对不同做法的利弊得失做一些外在的、客观的分析（但未必符合实情）。比如，同样作为胜利者，殷与周立国的情境是不一样的，建国时采取不同的合法性叙事策略的背后，其实都是为着让新政权如何更好地笼络人心（古今皆然）。相对于早已步入文明殿堂、积淀了系统化的文明化成就的南方农耕文明区而言，殷王室作为文化素养低、单纯依靠武力取胜的外来征服者（且人口也是少数），通过对占领区最古老、最具声誉的王室世系和名号的借用，客观上具有笼络人心的作用；而周人通过政变上台，其时作为统治基础的上层贵族和诸侯仍多袭殷而来，顺承殷文化对其统治是有利的，其时需要弥平的反而是因政权变动而引发的贵族内部的纷争（以周公东征为例）；当政权传延数代，等到贵族和世人都已习惯周的统治且对殷之权威的记忆接近消失时，周的主体意识才相应地萌生并成长起来，这时通过对殷之恶行的挞伐以及自立门户的说法来树立周统治的合法性，于情于理似乎说得通。

3.6. 郭著认为屈原的《离骚》《天问》提及了尧、舜、禹、汤等先贤圣王, “好像他们是楚国历史人物一般”(第103页)，但战国时人艳称三代“圣王”“哲王”, 本身不是什么大惊小怪之事, 并不能因为《楚辞》提到这些人物就断定这些人物是楚国的专利。郭著还指出，“有些学者认为,屈原的原意并不是在叙述楚国史,而是在指涉天下历史,但这样的理解不合乎当时的‘祖国’概念”( 第103 页)，若按这种逻辑, 《天问》还提到了多位周王以及齐桓公等人物, 他们一概都是楚国的历史人物么?

郭立新：

需要强调的是，郭著并非单纯从屈原的《离骚》《天问》看出“好像他们是楚国历史人物一般”，而是在解读一手资料并发现长江中游文明以后，再回头看楚人屈原的作品，居然可以从中品味到只有在描述自己祖国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时才有的某些味道，比如一些生动的历史细节[1]，还有字里行间流露的细微感情因素。

对文献的阅读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角度，郭著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到，打开新的历史视野之后，再从这个新的历史角度来解读这些文学作品，居然会有新发现（这并非要否定其他解读这些作品的视角）。从史料效力来看，发现屈原作品包含有对其祖国历史的深情描绘，本来只是郭氏整个历史复原证据链中非常边缘的辅助性证据。评论人无视郭著大量主证材料以及这些文字背后的论证逻辑，而单以“《天问》还提到了多位周王以及齐桓公等人物”为由，质问“他们一概都是楚国的历史人物么?”，是生吞活剥了郭著对屈原作品的理解。

[1] 在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历史记忆整合过程中，有很多历史细节消失；“虽然战国文献上的故事溯源于先商时代，但是经过后期历史的筛选，只留下了极少数最有名气、有众多人最常纪念的传说和英雄名号”。引自郭静云：《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3.7. 如若禹、汤按照郭著所言是江汉“先楚”人物, 而与中原以及“殷商”无涉,那么战国时代的楚人何以坐视“殷人”以及作为“殷人”后代的周人编织伪史?

郭立新：

这样设问颇有些情理上的混乱。你能问，很多壮人当初把狄青及其部下当作自己的祖先，需要事先征求狄青及其部下的后代的同意吗？狄青及其部下的后代有权力或有能力，或者他们感兴趣去阻止壮人这么做吗？同理，楚人有何能力或权力或者兴趣去阻止别人声称其祖先跟自己的祖先相同？按照很多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样情况下，楚人反而会高兴啊，你看，他们也是我们祖先的后代，我们又多了一大票兄弟呢！！！评论人这种逻辑，也许只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的社会内部才会发生，比如在施行等级分明的排他性强权且严格垄断象征资源，严格执行父系继承的宗族社会或阶层分明的阶序社会；只不过这种情况往往是历史特例，而非常态。

3.8. 目前所见的大量楚简也不支持郭著的论断, 恰恰相反, 楚竹书《容成氏》《尹至》《汤处于汤丘》《举治王天下》等都说明禹、汤主要活跃于北方, 甚至楚人所作清华简《楚居》也将祖先居地追溯到北方的騩山[9](P182) 。郭著将尧、舜、禹、汤等人物搬到江汉, 则缺乏文献依据。郭著一方面否定了大多数传世文献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认为“只有楚才有从创世一路相承的祖国神史”(第106 页)，进而推论“中国最初的大文明就是楚”(第103 页)，在此基础上对屈原的作品加以阐发,但无视屈原作品中对自己不利的线索, 也无视其他可靠的楚人文献。诸如此类的文献解读, 很难说尽如人意。

郭立新：

本人不做出土文献，所以不想就此置喙，将来等郭静云有时间时，再请她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本人略读过《容成氏》，在其中看不出任何禹、汤活跃于北方的痕迹。也许会有专攻此行的学者反驳我。我只想说一句，地名线索只能算是历史复原时最不可靠的弱依据之一,地名是可以挪移和借用的，是故在有其他更直接的证据之前，不宜因地名而先入为主。历史上有多少大家都企图用中古、近世地名线索去诠释上古史事，企图按图索骥，最后却陷在在这个泥坑里。地名证据的缺陷详见下面。

郭氏对于不同史料的运用原则大体上可以用这几句话来表达：“传说时代古史的复原，应该从一手的考古资料、自然史料着手，并认知到文献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立场，进而摆脱其目的性以及后世国家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形态，破除文献所着意描绘的历史时空之“图”，如顾颉刚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清除后世文献层累造成的既有历史观念的障碍与遮蔽，才能单纯依靠事实材料，追求复原远古历史真相。”（参见《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郭氏对传世文献并未一昧否定其可靠性，而是认为传世文献就象一个大扰乱层，需要做大量文献地层学的解码工作，厘清文献中不同史料碎片的来源和整体形成过程之后，方能捕捉文献中的史料价值。其著作《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倡导经典形成学研究，仔细考证每一字每一句每一章的形成过程，可谓此方面的代表作，不知评论人是否有读过。同样，郭著和《天神》等书亦时刻可见对传世文献的考证和运用。所以，评论人断言“郭著否定了大多数传世文献的可靠性”，是言过于武断和片面，无事实依据。

前揭已述，评论人所谓“无视屈原作品中对自己不利的线索, 也无视其他可靠的楚人文献”仅是评论人对郭著的臆想和误读。所谓不如“人”之意，这个“人”更多代表评论人自己而已，或为以评论人为代表的某群人，是评论人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当然，郭著从一开始应该就没有以是否“如人意”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以考证出来的史实为准绳；若只顾“如人意”，就只会有陈陈相因的作品，而不会有突破性创新，形成一个全新历史视野。

3.9. 郭著在历史地理问题的处理上,几乎一概排斥文献中的记载，如在讨论商人居地时，忽略了文献中商人迁居的地名,在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将盘庚所渡之“河”搬到了黑龙江;对于所谓的“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忽而称“南商”, 忽而称“先楚”, 而“楚”或“商”与当地是否有关、何时发生联系、“楚”或“商”是否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论证; 因江汉地区有发生洪水的可能、有“夏水”, 便将“夏”搬到了江汉, 然以“夏水”定“夏”之所在, 证据相对薄弱, 难以令人信服。

郭立新：

郭氏曾指出，文献记载的“古史发生所在地、英雄之间的亲属关系都值得怀疑。因为后人依靠自己的经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早期历史舞台与后世所在的中央相同。这点有时候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自然产生的误解，但经常带有明确的政治意义：证明自己国家政权源自远古的正统性。”（参见《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所以，不轻用地名学证据，确实有郭氏自己的思考和理据（若要用，也是放在主证之后起一些辅证的作用在而已）。同样的地名是完全可以被不同历史主体借用来表达或指称不同地方或事物的。众所周知，美国很多地名源自移英国、法国等国家，哈佛大学所在地也叫剑桥，几千年以后，若相关文字记录已失，且英国剑桥已成废墟，人们若单纯依靠地名学证据，是不是要把哈佛剑桥归为正宗？中国历史上以“北京”“南京”称之的地方各有好几个，若按地名学的考证逻辑，将来会不会把“北京”、“南京”安到别的地方？文化学者周行易先生搜集研究大量地名学资料，发现迄今北方众多名山大川和城镇地名，大都可以在湘鄂赣地区一些小地名中找到，又作何解释？文献记载中商人累迁都，在没有更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单纯的地名史料价值极有限。相反，这条史料的关键要点在于“累迁”这个结构性事实，这反而不符合农耕定居民族的特点，对此郭著有解读。评论人对此表达不满，实是因为郭氏的解读打破了评论人心中固定已久的识见吧？

郭著将殷商源头放在黑龙江，主要基于历史时期的经验，目前缺少考古证据，只能存此一说。对此，孙隆基先生也有评论，郭氏亦不坚持原说。总体来说，郭著对于殷商王族来源的要旨是，认为其来自于欧亚大草原，是草原游战族群势力中的一部分；该势力在南下过程中似乎经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在本人看来，这一判断至今仍站得住脚。除可参考郭著外，《天神》第五章第七节、第十一章第第四节第二小节，以及《时空》第五场皆有补充论述。

在郭氏的话语体系里，每个术语均有特定而清晰的内涵与外延（当然也由于研究的深入，个别指称会有衍化，但总体来说是一以贯之的），如果由于跟评论人习惯的术语太不相同而让评论人觉得混乱，这锅也不应由郭氏来背。郭氏在这方面反而颇有苦衷，一方面不能象当前学界集体无意识地使用类似于“商城”之类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得完整地表达新知，所以，使用一些新术语也属无奈之举。在郭氏的著作中，“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特指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南商”或“楚商”或“汤商”指称同一个历史主体，视语境采用，“南商”相对北方的“殷商”，称楚商是因为在楚地，称汤商是借用创始人名字。若不区分，径直称“商”，则是在指称两商。先楚是相对于熊氏楚国，郭氏认为楚文明从大溪-屈家岭到熊氏楚国的发展历程，虽然有起有落，但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她现在放弃使用“先楚”之称，统称为“楚文明”或“楚大文明”。“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汤商”、熊氏楚国皆代表楚大文明的不同阶段或朝代，犹如中国有汉朝、唐朝。

如果评论人能完整阅读郭氏著作，特别是《天神》等书，不难发现其对郭氏“忽而称“先楚”, 而“楚”或“商”与当地是否有关、何时发生联系、“楚”或“商”是否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论证”的指控失实。术语解释有一次就够，一个作者不需要在其每一本书或每篇论文中都对其使用的术语一再解释和澄清。

郭氏也绝不仅仅是如评论人所言，“因江汉地区有发生洪水的可能、有“夏水”, 便将“夏”搬到了江汉”。很明显，在郭著中，将夏搬到江汉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长江中游文明，这是通过考古资料得出的；洪水只是辅助证据。由于主题以及结构安排的缘故，郭著并未过多着墨于洪水。后来，本人与郭氏合作，写有关于洪水、大禹治水综合考证的长文，涉及到对历史文献、考古和自然科学等史料的全面分析，将来文章发表后，届时敬祈评论人指正，看看郭氏的论证逻辑或史料辨析是否经得起检验。

诚如评论人所言，若单纯仅以“夏水”定“夏”之所在, 证据相对薄弱, 难以令人信服。”郭氏定夏的主要理据，显然也不是因为夏水这个地名（这也只一个旁证而已），而是全书不断强调的那些考古证据（而且郭氏至今对于夏的具体地望仍采保留和谨慎态度）。对于地名的史料价值，前揭已述；不过，令人好奇的是，评论人既然也对地名的史料价值颇为不屑，前面又为何搬出同样的石头来砸郭氏，责其不用商人累迁的地名资料呢？前一句话刚说完，后一句接着就打脸自己了。

3.10. 在一些文献的征引细节中, 郭著亦不无问题, 如其所称“古伪《 尚书·多土》” ( 第 417 页) , 将《多士》( 笔者按: 郭著印刷有误, 作“多土”) 视作“伪古文《 尚书》”便有误。

郭立新：

这里先替郭氏谢谢评论人指明印刷错误，希望在下次重版时能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