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文：从夏商周都城建制谈集权制的产生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城市文明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社会进化的程度及特点。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是以一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既是物象的行政规划形式，又体现了政治的和意识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承载复杂的国家机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神、国与国等诸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可以从古代都市布局方面来探讨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

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时，往往要引用《考工记·匠人营国》中的都城规划记载，将考古发现的先秦都市布局与这一文献记载相印证。仅就某些具体的建制而言，也可以印证《匠人营国》的记载，毕竟这一规划并不是闭门造车，也是采择三代以来已有之制又加以礼制化、理想化而成的。但是，如果从整个都城设置理念来看，夏商西周都城体现的是以神权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而东周时期的都城体现的则是集权制政体下的设计理念，前后都城的设计理念全然不同，这也反映出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周时期各诸侯大国已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集权制的政治体制逐渐确立。

一、《考工记·匠人营国》所反映的王权与神权关系

《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是讲都城的营建，作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大道各九条，城内宫城前部左侧建宗庙，右侧建社坛，宫城后边是市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应是记述周代王城的规划礼制，王宫建中立极，表现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朝”“祖”“社”三位一体，集中反映了当时政权、祖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都城建制，是以王权为中心的都市规划模式，所以王权所在之“朝”处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祖和社分置左右，处于辅佐王权的位置。这种以“朝”居中心的都城设计，实际上是集权制政体下的理想规划，突出政权所居的“大朝”绝对权威，“大朝”之外的“左祖右社”则成了附属建筑。而考察夏商西周都城布局，则是以祖庙、社坛为中心的规划模式，以突出神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前后都城的设计理念有着质的转变。

二、夏商西周都城布局所反映的王权与神权关系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说明，作为国都，宗庙是不可或缺的主要祭祀场所。《墨子·明鬼下》也明确记载，夏商西周三代建国营都必须先筑社坛和宗庙：“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为什么夏商西周三代建国营都首先要建宗庙和社坛，是因为三代凡国之大事均是在庙中举行，一切政令都是在庙中贞询于神，听命于神的旨意。

在夏代就是以天命行使其权力的。《尚书·甘誓》记禹子启征伐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墨子·明鬼下》对此解释得更清楚：“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据这些史料可证，夏代的国都应当有最为重要的社坛和宗庙等礼制建筑。《甘誓》还表明，夏启伐有扈氏是“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就是说，夏启是遵照上天之命率军讨伐有扈氏的。完成此天命的，在宗庙中得以封赏；没有完成此天命的，则在社坛中将其处死。因古圣王是依照天神、祖神的旨意来处理国之大事的，所以，国之大事均要在祖庙和社坛中进行。这就很明显地透露出，夏王是靠神权、祖权来进行统治的。这也说明三代的都城中为何首先建社坛和宗庙的原因所在。

商王的施政更是唯神命是从。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商王凡事都要贞问天地诸神和祖先神，对天地神、祖先神进行祭祀之礼以取得行政之命，充分体现了神权、祖权与政权紧密结合的政体形态。殷墟卜辞的内容主要是商王进行占卜、贞问和祭祀天地诸神和祖先神的原始记录，这既是商王祭祀档案，又是商王施政档案。商王凡事都要贞问天帝诸神和祖先神，征得它们的同意才能施行。如建邑造房、出兵征伐、祈求丰年、祈福避灾等，都要占卜贞问天地神和祖先神。这些占卜、贞问、祭祀的场所均是在社或庙中进行的。卜辞中常有“贞燎于土”(《合集》14399)①，“又岁于亳土”(《合集》28109)，此即于“社”中进行占卜、祭祀②。卜辞中还记载，商王贞问和祭祀祖先主要是在“宗”中进行，如：“己末卜，其□父庚奭，裸于宗。”(《粹》322)[1]“丁亥卜，其祝父己父庚，一牛，丁宗。”(《屯南》2742)[2]从字形上分析，“宗”上面宝盖是屋宇之形，“示”则是神主的象征。故《说文》云：“宗，尊祖庙也。”卜辞中还记有：“甲辰卜，□武且乙必丁其牢。”(《合集》36114)“丙午卜，贞，文武丁必丁其牢。”(《合集》36115)于省吾考证卜辞中的“必”为“祀神之室”[3]释必。“宗”和“必”正是商代祭祀祖先的宗庙。除宗、必外，也有学者认为，卜辞中的“□”或“亡”是表示的“庙”，因在这些方框内往往还有“甲”“乙”“丙”“丁”等商王庙号词，此也是商王之庙[4]。可以看出，商王是在“社”或“庙”中对天地神、祖先神进行贞问、祭祀之礼以取得行政之命，借神之命来行使其王权，这充分体现了神权、祖权与政权紧密结合的政体形态。

周人对天的信仰比起商人来似乎有些变化，周人对天地神、祖先神的祭祀更具实际意义，强调周王受命在天，是上天之子，是直接替天行命，这比商代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更进了一步。《诗·大雅·皇矣》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二后即文王、武王，言二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尚书·康诰》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大盂鼎铭文“文王受天有大命”(《集成》2837)③，逨盘铭“文王、武王达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④，这实际上是周王首创“王权神授”的思想观念，以此来加强周王的统治权力。周王成了上天的儿子，称为“天子”，故称“周天子”。并且只有周天子才有祭天的资格，也就是只有周天子才有替天行命的权力。《礼记·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禘。”孔颖达疏云：“礼，唯天子得郊天，诸侯以下否，故云：‘礼，不王不禘。’”因此，祭天成为周天子受天命的特权，以此来加强周王政权的神圣性和绝对的权威。由于西周王朝是凭借上天之命、依靠宗法制度来进行统治的，所以宗庙是其“行政”的重要场所，凡国之大事均要在宗庙中举行。如周天子的“即位礼”，各地诸侯朝见周天子的“觐礼”，周天子对臣下的任命及赏赐的“册命礼”，出兵征伐的“授兵礼”，凯旋的“告捷礼”“献俘礼”等，均要在宗庙中进行。并且要定期在宗庙决定治理国家的一些政务，叫作“告朔”“视朔”“听朔”。西周铜器铭文中，屡见记录周王在宗庙中举行“册命礼”“告捷礼”“献俘礼”等内容。可以看出，周王同样是利用天神、地神、祖神来统治天下，并且比商王更加直接地垄断了“受命于天”的权力。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主要靠神权、祖权来进行统治的政体形态，在三代都城中有直接的反映。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确认为夏后期都城遗址[5]，宫城内主要发现东、西两组宫殿遗址(图1)。关于西部1号主体宫殿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认为是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即朝堂或前朝后寝的施政宫殿[6]78，有认为是宗庙或庙寝合一的建筑[7]27-28，还有认为是夏社遗址[8]。1号遗址除了设计规整、规模宏大外，在庭院内还发现与该遗址同时的许多墓葬和祭祀坑，这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杜金鹏先生认为均是祭祀遗迹，1号宫殿应当是一座举行祭祀活动的礼仪建筑。并根据《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的记载，推测此坐落于宫城右方的1号建筑是夏社遗址。将此遗址推定为用于祭祀的礼制建筑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夏社遗址，前引文献中就记载夏王朝有“社”的存在。关于东部2号宫殿的性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认识，或认为是宗庙[9]、陵寝[10]173-174、夏社[11]者。从建筑结构和布局看，2号宫殿与1号宫殿最大的不同是，主殿基上筑有三间大房间，庭院内没有那么多的祭祀遗迹，庭院中央只有一个烧土坑，从其所处位置看，此也可能是祭祀遗迹。主殿后面有一座所谓“大墓”，有报道此墓为“迁骨葬”或“衣冠葬”，墓中所葬是当时统治者的始祖或高祖(遗骸或其象征物)[12]129。虽然此遗迹究竟属何性质还难以确定，但属于祭祀性的遗迹则可确定。1号宫殿既然是用于祭祀天地诸神的，2号宫殿则可能是用于祭祀祖神的，因此，学者推定其为宗庙遗址则是可信的。

图1 二里头遗址宫城平面图

研究者多认为二里头宫城已形成“左祖右社”的布局，并依此推测，在宫城中部还可能有大型宫殿，即“朝”之所在。仅从1号宫殿和2号宫殿在宫城内的位置看，也可以说是“左祖右社”，同时也可印证文献所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夏王施政制度。前引文献已表明，夏王的行政权力是在宗庙和社坛中通过神权进行的，在宗庙和社坛的庭院里贞询天地神或祖先神来处理国之大事，宗庙和社坛的庭院正是“朝”神之处，而真正独立的施政建筑“朝”还没有从宗庙、社坛建筑中独立出来。并且，经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发现，在中部区域也有一些建筑台基，但没见报道有类似于1号、2号规模的大型基址，而多见路土及广场[13]。此处有可能是类似于原始社会大型聚落中用于公共集会的广场。这说明，二里头宫城作为国家都城的雏形，还处于由大型原始聚落发展到完整礼制都城布局的过渡阶段。

图2 偃师商城第一期宫城平面图

图3 安阳殷墟宗庙宫殿区甲、乙、丙三组基址位置图

对于偃师商城[12]129以及殷墟的布局，有许多学者与《考工记·匠人营国》都城规划对照，认为是朝政之殿居中、左祖右社的布局。是否是此种布局，还要从前述的商代思想观念和政体运转形式来分析。前述，夏商周三代始建国营都，之所以首先建宗庙和社坛，是因为凡国之诸事，均要祭告于天神或祖先神，遵照天命、祖命行事，是借用神灵的权威来治理国家。殷墟卜辞也已如实地记录了商王的这些活动。考察偃师商城，首先在宫内营建的是北部东、西两个精心设计、规模庞大的祭祀区及南部对应的东、西两组建筑。并且“宫城最初确立的布局始终也未被突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肇始于第一期的城址布局制度和严格的宫室制度始终得以遵从”[14]。根据商王朝的思想观念及政体运转形式，是否可以推测，东区的宫殿就有可能是研究者多认可的祖先宗庙，在宗庙中进行占卜，贞问祖先神，然后到后部对应的祭祀B区进行对祖先的祭祀。而西区的大殿可能是天地诸神庙，在此庙中庭院进行占卜、贞问天地诸神，然后到后部对应的C祭祀区进行对天地诸神的祭祀。并且在B、C区经长期使用已经饱和后，又在东部开辟了新的A区祭祀场地[15]，由此可见对祭祀的重视程度(图2)。

殷墟建筑基址的突出特点是祭祀遗迹众多。乙组建筑规模庞大，在其前面考古发掘了189个祭祀坑，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应是多次祭祀时分组埋入的，所用牲除了马、羊、狗外，还有大量的人牲。丙组遗址是由多组祭坛组成，在祭坛周围分布众多祭祀坑，有的埋人，有的埋羊、狗等。石璋如先生推测乙组为宗庙建筑，丙组为祭坛遗址，甲组为宫室遗址[16]，这一推测是可信的。此正突出了社、庙居前，而居室居后的布局(图3)。

殷墟卜辞明确记载，商王多是在宗庙等礼制建筑的庭院中向神进行占卜、贞问活动。如：“贞，惠多子飨于庭”(《合集》27647)；“王其飨于庭”(《屯南》2276)；“甲午卜，王其又祖乙，王飨于庭”(《屯南》2470)。于省吾先生指出，“庭”即为宗庙太室之中庭[3]85-86。实际上，卜辞中的“庭”即“朝”，是指祭祀建筑前的庭院。《说文·廴部》：“廷，朝中也。”《周礼·夏官·太仆》郑玄注：“燕朝，朝于路寝之庭。”许慎、郑玄均将宫殿建筑前的“庭”解释为“朝”，当有所据。清戴震对此解释得更清楚：“凡朝君，臣咸立于庭，朝有门而不屋，故雨沾衣失容，则辍朝。”⑤焦循《群经宫室图》亦云：“凡朝皆廷也，其堂为路寝，其廷为燕朝。”陈梦家认为：“古文字‘廟’从朝，朝廷之朝当源自大廟朝见群臣。”[17]《说文·广部》：“廟，尊先祖貌也。从广，朝声。”殷墟卜辞中有关建筑的名称有“宫”“室”“庭”“寝”等，专门的祭祀建筑名有“宗”“必”“□”“亡”，是指宗庙建筑，但没有发现名“朝”的建筑名，也没发现有用以表示“朝政”建筑的专用名。“廟”字始出现于西周金文，从字形上分析，“朝”上盖屋为“廟”，也就是说，在庭院盖屋才成为“廟”。这说明即使是在西周时期，依然是“朝有门而不屋”，“朝”即是庭院，凡国之大事，均是在庙中庭院祭告屋中神主，即后来名“朝”之地。以此观之，在商代并没有专门用于“朝”的独立宫殿建筑，也就不存在商代都城中“大朝”之殿居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之布局。

图4 周原凤雏甲组建筑、三号基址平面位置图

《诗·大雅·绵》记载了周先祖古公亶父率族迁居岐邑营建都邑的情况：“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冢，大戎大丑众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为之宜。”郑笺云：“大社者，出大众将所告而行也。”孔疏云：“戎丑攸行之意，言国家起发军旅之大事，以兴动其大众，必先有祭事于此社而后出行，其祭之名谓之为宜，以行必须宜祭以告社，故言戎丑攸行也。”可以看出，古公亶父在岐营建都邑，首先建宗庙和大社，国之大事必先在社或庙中进行贞询、祭祀后才能进行。在周原凤雏甲组大型建筑遗址南40米处发现三号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庭院，庭院内竖立一块大型长方形巨石(图4)。基址内出土金箔、绿松石、玉器、漆器和原始瓷器等。《简报》推测此为周的社宫遗址是可信的[18]。

对于凤雏甲组大型建筑遗址[9]的性质，学者多认为是宗庙遗址[20]。《尔雅·释宫》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又此遗址西厢房内2个窖穴中，出土了大量周王室占卜用的甲骨，有字者293片，分属文王、武王、成王和康王时期[21]。此可能就是文献所记设在庙中的“龟室”。《周礼·春官·龟人》载：“龟人掌六龟之属，……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则奉龟以往。”此是讲，将龟版攻制好后放入宗庙中的龟室，祭祀时从龟室中取出龟版进行占卜。又所出甲骨上刻有“祠，自篙于周”，学者认为此内容是武王自镐京前往周原祀周宗庙之事⑥。由此证明这组建筑是西周王室的宗庙。

郑玄注《周礼·隶仆》云：“《诗》云寝庙绎绎，相连貌也，前曰庙，后曰寝。”此是说西周时期的“寝”与“庙”是相连的建筑，前面是庙，后面是寝。王国维对西周金文中时常出现的“王在某宫，旦，王格太室”进行研究后指出，“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认为庙堂之后“王亦寝处焉”，铭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22]。这与郑玄对《诗》云“寝庙绎绎”的解释是一致的。小盂鼎铭文(《集成》2839)记载盂伐鬼方凯旋向周天子告捷：盂入南门“即大廷”，入二门“燎周庙”，入三门“即立中廷”向北朝天子以告，周天子应即位于路寝。实际上，“廷”即“朝”，是指礼制建筑前的庭院。依此来分析凤雏甲组建筑的格局，是否是门内的庭院曰“大廷”，即“大朝”或曰“前朝”；“大朝”正北的主体建筑曰“周庙”；后部的小院曰“中廷”，即“中朝”；“中朝”面对的后部建筑曰“路寝”。此正是“朝”“庙”“寝”相连的一体建筑。

可以看出，西周王朝作为行使政权的主要活动是在宗庙中进行，表明政权是在神权的护佑之下进行的，宗庙礼仪即是国家的政治礼仪。从建筑形式上看，是“朝(廷)”“庙”“寝”一体的建筑格局，真正象征政权所在的建筑“朝”，还没有从体现神权的建筑中独立出来。

三、东周列国都城布局所反映的王权与神权关系

东周列国都城布局特点与夏商西周都城相比较，既有继承沿袭，又有创新。东周都城布局的新特点，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政权形式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变化。

东周列国都城虽各式各样，但均是由宫城和郭城组成，并且明确宫城是为“君”而建。《吴越春秋》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宫城的建造首要的是为了守卫国君，这与夏商周三代始建国营都首先置宗庙、立社坛不同，而是将筑宫城守卫国君作为第一要事。

列国宫城内最突出的是高台式宫殿建筑，成为整个都城的制高点，是国君处理政务的“大朝”所在。从建筑形式上显示了国君政权至高威严之地位，反映了国君“政权至上”的思想意识。如山西侯马晋都新田故城、山东临淄齐都故城、河北邯郸赵都故城、河北易县燕下都、秦国都城咸阳宫等，其专为国君而筑的宫城内均有雄伟的高台式宫殿建筑，其即国君的“大朝”政殿所在。

东周时期，凡国之大事，已不像夏商周那样在宗庙或社坛中首先贞问、祭祀祖神、天地神，而是在“大朝”政殿中由大臣议政，最后由国君裁决，形成了一种新的集权政体，为维护这种集权政体便制定“大朝”礼仪。如文献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并议定了“焚书坑儒”之动议⑦。又记，秦始皇恐其行踪及言语泄密，规定“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燕国使者荆轲至秦，秦王于咸阳宫接见，“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⑧。赵国也同样有“大朝”礼仪，赵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赵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赵惠文王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⑨。可以看出，东周时期，国之大事多是在“大朝”中议决，各诸侯国的朝觐、聘问、赐命等重要礼仪均是在“大朝”宫殿中进行。清秦房田指出：“三代盛时无所谓朝贺也，每日则有视朝之仪，月朔则有听朔之礼。听朔者，天子于明堂，诸侯于祖庙行之，故亦谓之朝庙，不于朝也。……古者于庙行告朔之礼，所以尊祖；后世于朝举贺岁之礼，乃以尊君。”⑩对东周时期出现的这种“大朝”之礼，杨宽先生指出：“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变革，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朝廷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宗庙，许多政治上的大典逐渐移到朝廷上举行，开始出现对国君‘大朝’的礼制。”[23]181

东周时期各国宫城内的祭祀遗迹已很少见，社祀、宗庙等祭祀性、礼制性建筑仍然存在，但已不在宫城之内，而是移出宫城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诸庙、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咸阳宫在渭北，宗庙则离开咸阳宫而迁至渭南。其实，秦国早在都雍时期，雍城内的宗庙与宫寝就已分离，成为东西两处独立的建筑[24]。又如侯马晋都新田故城发现众多祭祀遗址(图5)[25]，但从整体布局看，国君宫城居中，内筑高台建筑宫殿，是“大朝”所在，处于整个都城的最为显著位置。众多的祭祀遗址则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宫城之南的东、西两侧。有学者根据侯马盟书中所记内容，认为处于东部的盟誓遗址可能即是晋宗庙所在之处[26]；还推测，故城西南部西南张祭祀遗址可能是社祀遗址[25]第四章二节，其与东部的宗庙遗址正呈“左祖右社”之布局。东周时期的鲁国都城也呈“大朝”居中、“左祖右社”之布局。《左传·闵公二年》记季文子出生时卜人占卜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两社，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穀梁传》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则亳社在宗庙之前也。”又曰：“郑玄考校礼文，以为鲁制三门，库、雉、路。天子诸侯皆三朝。宗人之嘉事则有路寝庭朝；日出视朝则在路门之外；其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周礼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门之外耳。雉门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间于两社，是在两社之间。朝廷询谋大事则在此处，是执政之所在也。”根据郑玄、孔颖达的考证，鲁宫城为“三门三朝”之制，路门内路寝庭朝是行嘉事的内朝，也曰燕朝；路门外是日听政事的治朝；雉门外是询谋大事的大朝所在。大朝之左有宗庙，右有周社，如此布局正符合“大朝”居中、“左祖右社”之制。

图5 侯马晋都新田故城平面图

由东周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也可以看出，《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记以“朝”居中心，“祖庙”“社坛”分置左右的都城设计理念，实际上是集权制政体下的理想设计规划，突出政权所在“大朝”建中立极的绝对权威，“大朝”之外的“左祖右社”则成了附属建筑。这种宫、庙分离之格局，朝、庙独立之变化，正反映了集权制政权权威的上升，神权则处于辅佐的地位。如果说，夏商西周时期，神权高于一切，国家政权完全笼罩在神权的护佑之下，处于初期的国家形态阶段；而至东周时期，各诸侯大国已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集权制的政治体制逐渐确立。

①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合集》释文参照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诗·大雅·绵》“乃立冢土”，毛传云：“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郑笺：“大社者，出大众将所告而行也。”载《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陈梦家：“亳土即亳地之社。”载《殷虚卜辞综述》第十七章，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4261号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凡引此书均简称《集成》。

④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757号器，艺文印书馆2006年版。

⑤戴震：《考工记图》。

⑥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

⑦《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史记·刺客列传》。

⑨《史记·赵世家》。

⑩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三六。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