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冰｜文化与文明：夏鼐农史三题

日本的樋口隆康和三上次男对夏鼐的评价今天看来还是那么言简意赅，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信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家”（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附录》，北京的出版社1985年。）；“他在天上，从天空继续发出强烈的光，照亮着中国考古学前进的道路。”（注：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夏鼐的学术生涯，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杨泓、刘庆桂等先生已多有论述（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考古》2000年第3期；安志敏：《为考古工作而献身的人》，《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王世民：《夏鼐先生活动年表》，《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刘庆柱：《夏鼐先生在中国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周星：《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要之于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史前考古、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三者为之最。

一般认为，夏鼐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主要受彼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惠勒（Sir Mortimer wheeler,1890～1976年）的影响。彼氏的埃及考古学及其陶器序列断代法，惠氏的田野发掘方法尤其是所谓的“惠勒的方格”，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的是，夏鼐在巴勒斯坦的确见过彼特里，在英国的梅登堡曾跟着惠勒参加过发掘。但是，夏鼐考古学思想的核心——考古学文化的定义、食物生产（新石器革命）与文明（城市革命）的观念，应该主要还是受柴尔德（V.Gordon Childe,1892～1957年）的影响，尽管当年夏鼐并没有到爱丁堡大学亲受柴氏的学业；而一般较少被谈论的夏鼐的农史与农业考古方面的研究实践，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与方法。

稻、粟、小麦与番薯

1983年，晚年的夏鼐在日本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的演讲使用了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的概念并探讨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有人认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野蛮”的新石器人创造出来的。现今的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这一名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农业或食物生产成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或标志。有趣的是，中学时代的夏鼐就曾对人类的食物获取这一话题有过自己的见解。他曾对吕思勉的《饮食进化之序》提出过质疑，食物的进化并不一是动物在前，也许是植物在前，亦或动植物开始；而对于《礼记·礼运》中“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的茹毛则作出新解，毛并不当然是指鸟兽的毛、血和肉，根据训诂和修辞，毛亦可作草木解。茹毛可能是食草木之根叶（注：夏鼐、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这见解的确有点新颖。在其后50年的考古生涯中，夏鼐对动植物的驯化及其交流与传播有过持续的关注与探索。

1959年，夏鼐在丁颖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水稻的起源问题可能要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中解决，也就是说，水稻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或更南（注：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当时云南和两广都发现了野生稻；在江汉平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以及武汉放鹰台等遗址发现了栽培的粳稻；在安徽肥东的大陈墩遗址也发现了稻粒。后来随着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粳稻、籼稻等植物种子的发现，水稻的长江流域起源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注：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977年，他对水稻的印度起源说明确提出了异议，“现下所发现的水稻，中国的较印度的为早，而野生稻则两国皆有，故一般不再认为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注：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日报》1985年7月30日，《文物工作》1985年第6期。）1983年他高度评价了河姆渡遗址的新发现，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远东及东南亚各国主要粮食水稻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最早的食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由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小米，setaria italica），人们认为它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时期的主要农作物。夏鼐就此提出，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都是以小麦和大麦为主，粟很是罕见，并且出现的时代较晚。粟是耐旱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燥、半干燥性气侯的黄土地带。而且，它的野生品种在我国境内分布很广。因此，粟极有可能首先在中加栽培成功（注：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可能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址，有关粟的起源的探索也是极其有限的。70年代后期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在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粟的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5700年。但是，“这种文化还有它的渊源，如能找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或可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65年，夏鼐说：“在安徽毫县钓鱼台遗址的龙山文化遗物中发现炭化的小麦，是属于‘古代小麦，(T.antiguornm,Heer)”。而钓鱼台的小麦遗存当时是由权威的金善宝所认定的（注：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977年，他更是明确提出小麦起源于西亚，“现下一般认为（小麦）起源于叙利亚北部及其附近”（注：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日报》1985年7月30日，《文物工作》1985年第6期。）。

不仅是中国的小麦，中国的番薯也是这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硕果。夏鼐对中国古代的甘薯及其与来自美洲的番薯之间的关系也有过一番精彩的考证（注：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中国古代的甘薯是署蓣的一种。而今天叫做甘薯的食用植物则是番薯，它的原产地在美洲中部。16世纪西班牙人把它移植到吕宋岛（菲律宾岛），明代万历年间再由吕宋输入福建，这在文献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因为它的供食用的块根有点像我国的薯和芋，当初就叫它番薯或山芋。另一种从美洲传入的食用植物——马铃薯，我们也叫做洋山芋、洋芋或山药蛋。番薯的原产地是美洲中部热带地带，而整个旧大陆包括中国在发现美洲以前都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有可能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而且，以番薯的丰产和易于栽培，如果我国古已有之，为什么还要等到明末才突然地得到大量的推广呢？乾隆年间的人口激增可能就与明末输入原产地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有关系。这两种作物都适宜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可获得丰产。我国五种最主要的粮食的产量比重依次水稻、小麦、玉蜀黍、番薯（甘薯）、谷子（小米），可见这两种由明代才输入的谷物的重要。

蚕、桑与丝绸

三上次男曾经指出，夏鼐的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关系及科学技术史的考古学研究的兴趣，是与他青年时留学英伦并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参加过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经历有关。在史语所工作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地域仍然是以与西亚相近的甘肃为中心的地方（注：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的确，奠定夏鼐在中国考古学界地位的一个重要事件正是1945年他对甘肃阳洼齐家文化年代的重新校订，这被有些学者看成是“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结束了。”（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考古》2000年第3期；安志敏：《为考古工作而献身的人》，《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王世民：《夏鼐先生活动年表》，《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刘庆柱：《夏鼐先生在中国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周星：《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

不仅如此，夏鼐另外两项独具匠心的研究——丝绸之路与外国货币，也都与中国西部有关。夏鼐对中国古代蚕桑丝绸以及中西技术交流的浓厚兴趣与令人惊叹的深刻见解是否也与他出身于温州丝绸商人的家庭背景有关呢？“浙江自古以来是产业丰富的地方，以此为基础，文化的芬芳也很浓郁，而且很早就有繁盛的海外交通，是开放之地。作为他的特点之一的视野开阔，无疑是生来就从这样的风土环境中得到的。”（注：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

中国是全世界一个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一项贡献（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1959～1960年，在新疆的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一批东汉和北朝至初唐时期的丝织品遗物。这两处都位于新疆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注：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夏鼐的有关古代丝织品的研究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尼雅的出土物包括汉绮、彩锦和刺绣。夏鼐认为，汉绮的地纹的织法都是平纹组织，而图案花纹的组织法则都是以经线起花。汉代用素地起花组织法，主要有以下两种：1、类似经斜纹组织。早在殷商时代的丝织品中便已有了这种花纹，在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和额济纳河（居延烽燧遗址）的汉代遗址中仍有出土，唐时继续盛行，花纹图案和织造技术从殷至汉一脉相承。2、“汉式组织”。这种花纹曾在罗布淖尔、诺音乌拉和叙利亚的帕尔米拉等处发现。帕尔米拉在离地中海不远的地方，是当时丝路上靠近西端的一个贸易城市。彩锦是利用不同颜色的经线起花，组织技术是所谓“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两色的汉锦是由两组不同颜色的经线织成。汉锦花纹的轮廓线因此显得较为柔和和平整。刺绣是在已经织好的织物上用针绣出花纹，它的艺术性比织锦更高。同时由于是完全的手工，它比织锦也就更为昂贵。尼雅之外，汉绣在罗布淖尔、诺音乌拉、帕尔米拉和怀安及武威的汉墓等处都有所发现。尼雅汉绣都是在单色细绢上用锁绣法绣上花纹的，这种绣法在古代希腊曾被曾采用。

因为需有类似后世提花机的一种有提花设备的织机，汉代的暗花绸和彩锦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一般认为，西方织机上的踏蹑的设备以至提机都比中国晚，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从大的背景来看，正是由于西方对于中国丝织品需求和仿制，近东的纺织技术受到刺激性的发展。但西亚的纺织技术传统是斜纹组织以及纬线起花，尽管他们是从中国学去了养蚕法和提花机。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要，在隋代和初唐，中国丝织品的图样有些便采用波斯的风格。在织锦的技术方面，有时也受到波斯锦的影响。在阿斯塔那基地就发现了一些带有典型的波斯萨珊朝式纹锦的中国丝织品以及一些可能是波斯或中亚的丝织品。

到了1972年，夏鼐开始追溯中国汉代及以前蚕桑丝绸的历史（注：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众所周知，夏鼐对1926年西阴村出土的那枚著名的半割的蚕茧（注：李季：《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50年代后期在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平纹组织的家蚕丝织品以及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上的蚕纹则得到了他的肯定。殷商时期最可靠的还应是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这包括青铜器花纹中蚕纹、玉饰品中的玉蚕以及出土的丝绸残片（绮和刺绣）。到了春秋战国，《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季春季》均见蚕桑事情。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可能表明当时已有“地桑”的培植。20世纪50～60年代在湖北、湖南楚墓中发现的丝绸实物则包括了文绮、织锦和刺绣，其中长沙楚墓出土的织锦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织锦实物。

汉代植桑育蚕技术的改良在《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文献中了明确的记载。汉画像石上的采桑图，使得文献中关于矮株“地桑”的培育有了明确的证据。相对于高株的普通桑，地桑是人工改良的结果。有了好的饲料，生产优质的蚕丝才能得到保证。在夏鼐之前，根据汉画像石的材料并参考后世和现今民间的简单织机，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提供了一个汉代织机的复原方案（注：宋伯胤：《从汉画像石探索汉代织机构造》，《文物》1962年第3期。）。但夏鼐认为宋复原的这件织机是不能工作的。依照铜山洪楼发现的一件画像石，夏鼐重新绘制了一张汉代织机复原图。遗憾的是，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并没有复杂的提花设备。而根据丝织品实物，推测当时已有提花机。

1983年，夏鼐明确指出中国丝织物开始出现于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时间约在公元前3300～2300年（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至于汉代丝绸业发达的原因，除了上述养蚕技术的改进外，缫丝、织造的印染技术的进步也不可忽略。根据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茧等繰以涫汤”的记载，汉代可能已经掌握沸汤煮茧缫丝的方法。一种高级的织锦——绒圈锦则是汉代的创新。在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印花绢。汉代染丝线和印染织物多用植物染料，如靛青、茜红、栀黄等。到了唐代的织锦，已由汉锦的经线起花转为采用西方的较易织的纬线起花。唐代的蜡染和绞缬，也都是汉代所没有的。尼雅的蜡缬棉布当是印度的输入品。关于提花机，夏鼐修正了他以前的某些观点，“最近我研究了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后，我同意H.B.柏恩汉(Burban)的意见，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桃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的确反映了夏鼐的严谨作风。

马与车马坑

终于，我们可以来谈论一下马和车马坑了。

对于遗址中的动物残骸，夏鼐认为：“在采集兽骨标本后要生物学家来鉴定，不仅要知道所代表的动物的种类，还要知道它们所占的比例”（注：夏鼐：《清理发掘和考古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我们对于各遗址出土的兽骨，仍继续进行鉴定，以便确定当时居民的肉食来源和自然环境”（注：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全新世的兽骨可以作为研究家畜起源的最直接的依据。对新石器时代早期家畜的各种原始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最初是怎样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通过对世界各地区出土兽骨的对比研究，还可以究明各种家畜饲养业在地域上的发展与传播，进而推定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注：夏鼐、王仲殊：《考古学》，《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在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牛羊较多，当由于地理环境易畜牧的关系”。“在黄河的龙山文化，家畜除了猪、狗、牛、羊外，还驯养了马和鸡”（注：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水牛和鸡则可能是在长江流域或更南的地方开始驯养，然后才传到黄河流域的。“水牛的原生地也在南方。黄河流域新石器遗址未见水牛骨，但安阳殷墟很多。又如野生的鸡，在云南境内曾有发现，是热带或亚热带丛林中的禽鸟。黄河流域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层曾出土鸡骨，安阳殷墟曾出土鸡卵”（注：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发现与认识，“磁山、裴李岗文化……已知道驯养猪和狗，可能还有家鸡”；“河姆渡文化……家畜有狗和猪，可能还有水牛”（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当然，这些文化还有它的渊源，中国家畜起源的问题还待新的发现和进一步探索。

我们看到，关于马的早期驯化，夏鼐实际上只提到过一次，且语焉不详，夏鼐与马的关系完全得益于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另一项独特实践——细致而完美的车马坑发掘。根据夏鼐回忆，20世纪30年代在安阳殷墟就曾发掘过车马坑，他在实习的那一年还曾亲手发掘过一座。但限于当时的发掘技术，腐朽的木质结构未能剔出，精确结构的复原更无从谈起。到了1950年他亲自领导的辉县琉璃阁发掘，终于从一座战国时代的大型车马坑中成功剔出了车子的木质结构，并复原了车子的形状（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后来，在安阳又发掘过几座车马坑，由于采用了琉璃阁的发掘方法，车子大多也都得到了复原（注：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车马坑的成功发掘，是继甘肃阳洼齐家墓地之后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又一精彩之作，它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田野考古发掘的先进水平。有着惠勒田野训练背景的夏鼐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

1983年，夏鼐特别指出，殷商文明除了完全具备文明的三大特征——城市、文字和金属工业之外，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其中“使用马驾的车子，是殷墟文明的另一个特点。中南美洲在欧洲人于15世纪末侵入新大陆以前，始终没有马匹，也没有车子，当然更没有驾马的车子。埃及的车子17世纪由亚洲引入的”（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但是，夏鼐的确没有再提到马的起源。

张光直在《商文明》中谈到了当时犬、牛、绵羊、马、猪和鸡都被作为祭祀品使用，并在墓葬中发现，“其中，除马之外的其他动物都已发现于垃圾堆中，并被如此浪费掉，然而，马可能被广泛地用于拉车，它可能不是当地饲养，不得不进口。甲骨文中曾提到“入马”，胡厚宣认为它们从西北地区输入的”（注：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

俞伟超在谈到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时说过，盘龙城离当时商王朝的都城实在是很远的．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敢于派出一批孤军，设立基点，估计商人此时已经会用马车来进行运输。商王朝和盘龙城乃至铜绿山的联系，马车交通恐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注：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马是最先被骑乘的动物。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方的塔尔潘(tarpan)马是蒙古马的祖先，它们后来传入中国（注：埃里奇、伊萨克：《驯化地理学》，葛以德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驯化马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发现的乌克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注：贾雷德、戴蒙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作为战争的一种工具，马在20世纪初期及其以前一直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最直接的贡献是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注：贾雷德、戴蒙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到了公元前第2000年的晚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马和车结合起来了。这样，马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也就是说，用马拉车（及战车）的作法，使得两者都极大的扩展了它们的分布区域。在极短的时间内，马和战车的传播远达非洲的尼日耳、亚洲的印度、中国和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它使当地的战争发生了剧变。随着马鞍和马蹬的发明，马在战争中最终得最终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13世纪和14世纪征服亚洲和俄罗斯的大部地区而达到高潮。马成为战争中的突击手段和快速运输的工具。驯化马匹或改进对其利用的民族，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一个较为极端的说法是，马使得仅仅率领一小群冒险家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最终能够推翻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

因此，马应该是文明的一个催化剂。有关马的驯化与传播，理应成为目前考古学界颇为热闹的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话题。

来源：《东南文化》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