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运河与水路交通影响下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23:36:4517阅

古代技术条件下，水运是最便捷、最廉价的交通方式，因此中国人不仅很早即利用水路从事航运，而且拥有久远的运河通航史。基于中国的自然环境，江河湖泊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水路自然也成为这里在交通方式上的重要选择。因自然环境的差异，东部地区的水路交通存在运河与江河水道的区别，运河为人工开凿，江河乃利用天然。

一、运河的开凿与主要运河的流向

水运是省力且廉价的运输形式，“一苇之航，只要水力可以胜任，就能随水道所至而达到其沿岸的各处”，在古代尤其如此。然而，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大江大河多数呈东西流向，南北方向大河不多，为了营造可资利用的水路运输，人工运河出现于各地，并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开凿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史念海《中国的运河》一书提到，一般均认为中国最早的运河是吴王夫差所开邗沟，而事实最早的运河却出于楚人之手。楚庄王时，孙叔敖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大约在公元前7—前6世纪，比邗沟的开凿时代早约100年。自此之后各地均有人工运河载入史册，联通江、淮、河、济的运河尤其为史家所重。

（一）联通江、淮、河、济的邗沟、菏水

联通江、淮的运河起步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开邗沟，那时夫差打败了越国，俨然成为东南霸主，但天下的中心在中原地区，为了北上与中原诸侯争夺盟主，夫差于鲁哀公九年（前486）开凿联通江、淮的运河——邗沟。邗沟由今江苏扬州市引江水东北行至射阳湖，再从射阳湖通过末口入淮，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凭借邗沟沟通江、淮，夫差的舟师一路北上，从长江进入淮河，又由淮河驶进支流泗水，至此水路中断，于是夫差决定利用泗水与济水相距不远的条件，再开凿一条运河，这就是菏水。通过菏水吴王的舟师由泗入菏，由菏入济，由济入河，来到与北方晋国会盟之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完成了参加黄池之盟“观兵中国，称号五霸”的愿望。

邗沟、菏水两段运河的修造，沟通了江、淮、河、济这被古人视为独流入海的“四渎”间的联系，同时也成就了陶这座城市的繁荣。司马迁《史记》中提到“陶，天下之中”，陶即今山东定陶，由于菏水的开凿，这里成为北通河、济，南接江、淮的交通枢纽之地，依托交通优势，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从原本无足轻重之地一跃而成天下的经济中心。正因为陶拥有“天下之中”的特点，传说范蠡助勾践复国之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至陶为朱公，凭借智谋与陶的地理位置，成功地实现了商业利润，“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被后世商人奉为行业的祖师爷。

（二）鸿沟水系

鸿沟水系是连接黄河、淮河两条河流的运河系统，开通于战国初魏惠王时期（约前361—前353）。这时魏国已将都城从安邑（今陕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国家政治中心移向中原地区，以沟通黄淮之间政治、经济为目的，开凿了鸿沟水系。

鸿沟水系是通过人工运河将黄河与淮河数条支流连为一体的水道系统，水系由荥阳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数条分支。其中主水道由荥阳引水东行，经魏都大梁转向东南至陈国都城陈（今河南淮阳），向南注入颍水，后人也将这段运河称为浪荡渠。鸿沟水系至大梁开始分支，依各条分支的流向自东北向西南分别是汳水（汴水）、睢水、涡水、涣水、鲁沟水、颍水、汝水。鸿沟这些分支中汳水与获水通，这原本是两条天然河道，鸿沟开凿后遏汳水入获水，汳水下游渐失水源，而汳、获二水连为一体注入淮河。至于睢水，人工只开凿了陈留至睢阳一段，睢阳以下与天然河流睢水相接，并以睢水称整条河段。涡水也称水，与睢水的情况相似，水道的上段为人工渠道——阴沟水，至今江苏沛县与天然河道涡水相合。鸿沟水系中涣水、颍水、汝水均是天然河流，由于浪荡渠等人工水道而串联为一体。鸿沟水系虽为魏人开凿，但其水道所经范围却涉及黄、淮间大部分平原地带，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九川既疏……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水系的开凿连接了黄、淮间的水道，不仅沟通南北，而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隋唐大运河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开凿运河的活动从没有在中国历史上间断过，但对于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首推隋唐运河。

隋唐运河开凿于隋文帝、炀帝两代，运河由数条分支构成，并分别开凿于不同年代：

广通渠：开凿于584年，自唐兴城堰（今陕西咸阳西18里）引水，渠道与渭水平行而东，至潼关入黄河。

山阳渎：隋炀帝开皇七年（587）“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至今江苏淮安，其流径大体循邗沟故迹。

通济渠：开凿于605年，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分黄河水南行入淮，主要流经今河南荥阳、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县、灵璧、泗县，于盱眙北流入淮河。通济渠所经之地并非战国时期鸿沟水系汳水（汴水）流径，东汉年间曾经对汴水水道进行过维护，但隋代因“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而开凿了新的运河，尽管如此，原来的汴河也仍然发挥着作用，故唐人白居易《长相思》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

永济渠：开凿于608年，运河南引沁水入于河，北上连接淇水，并于天津静海县与海河水系连通，最后止于涿郡（今北京市南，治所在蓟城）。《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江南河：开凿于610年，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绕太湖东岸，经今江苏常州、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

隋代两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并不一致，文帝时期开凿广通渠在于解决关中的漕运，开凿山阳渎则是为伐陈做准备。炀帝开凿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的主要目的在于沟通长江、黄域南北两大经济区，而永济渠的开凿与用兵辽东相关。隋代开凿的系列运河从南到北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连为一体，无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

后世对于隋代运河的功过评价很多，尽管隋代大量的国力、民力投入运河工程，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导致隋王朝的覆灭，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量，无疑贯穿南北的运河的开凿，对于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无需看今天的论说，距其时一两百年的唐人即已有了中肯的评论。唐人李敬芳《汴河直进船》：“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唐人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李唐王朝是隋代运河的直接受益者，南北两大经济区的沟通促进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且成为北方政治中心需求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有力地支撑了政权的存在。无论南北运河，运送中心均是洛阳，隋代洛阳及其毗邻地区运河沿线均设有仓廪，河阳仓（今河南偃师）、常平仓（又名太原仓，今河南三门峡）、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广通仓（今陕西华阴，大业初改名永丰仓）、洛口仓（今河南巩义）、回洛仓（今河南洛阳）、含嘉仓（今河南洛阳）、子罗仓（今河南洛阳）均是当时重要的国家粮仓。唐代承袭了隋代仓廪的同时，又添设了新仓，并实行“缘水置仓，转相受给”的制度。众多的粮仓不必一一列举，仅以含嘉仓为例，即可看出粮仓规模之大。含嘉仓为设在洛阳的国家官仓，仓有城，建在东都洛阳城北，考古界在仓城东北与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圆形或椭圆形地下粮窖287座，如果将铁路和建筑物下面的粮窖估算在内，仓城应有粮窖400座以上。这些粮窖窖口直径最大18米，一般10—16米；窖深最深12米，一般7—9米；每窖储粮五六十万斤，算下来仅含嘉仓储粮就达200万石。这与《通典》记载的数字基本吻合：“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

（四）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

北宋立都开封，这是一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之上的城市，除北临黄河，其他三面完全没有可以依凭的地形屏障。为保都城安全，北宋实行重内轻外军事布局，大量的军队驻守在开封周围，军队与政府的庞大开支使漕运粮食变得十分必要。北宋以开封为中心，除汴渠外，又于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凿了广济河（即五丈河）、金水河及惠民河，此三渠与汴渠并称为“通漕四渠”。

北宋时期的运河几乎均承唐代之旧，其中：（1）汴河，因唐代汴河之旧。（2）惠民河，起自今河南新郑一带，导洧水、溱水等河流东北与开封连接，这一段原本为闵水；又从开封折向东南，经陈州（今河南淮阳）入颍，这一段即唐代循浪荡渠旧迹，开渠于陈、颍之间的蔡河。宋开宝六年（973）改闵河为惠民河，后统称闵、蔡二河为惠民河，即事实上惠民河由两条水道构成。（3）广济河又名五丈河，唐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利用汳、菏等水故道，凿湛渠以通曹、兖诸州。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自开封东北行，历曹（今山东菏泽南）、济（今山东巨野）、郓（今山东东平）三州，注入梁山泊，以通齐、鲁漕运。（4）金水河，从荥阳导京、索、须诸水东流，过中牟至开封城西，架渡槽于汴渠之上，设斗门东汇于广济河。根据史念海《中国的运河》插图改绘。北宋时期，“通漕四渠”外，黄河水道也发挥着水运功能。

图9 北宋开封府周围“通漕四渠”

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形成的水路通道，虽然兼具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两种形式，但沟通物资、财富往来的功能是相同的。各条水道连通的地区不同，拥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存在很大差异。“通漕四渠”与黄河水道所连接的多为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只有汴河水道指向太湖平原这一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唐宋两代经济重心逐渐移向太湖平原，富足的物产不仅使这一地区拥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准，而且每年通过漕运输送到朝廷的物资多数来自这里。北宋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江南经济重心对于朝廷起到根本的支撑作用，故宋人李觏留下这样的议论：

觏江南人，请言南方事。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何者？汴口之入，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而度支经费尚闻有阙，是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水行陆走，馈运而去，而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是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也。

李觏陈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北宋时期以黄河为中心的“通漕四渠”之外，江淮之间以及长江、钱塘江之间的运河基本因袭隋代的水道走向，并继续发挥作用。

（五）元、明、清大运河

元、明、清三朝均立都北京，物资输往朝廷的目的地也由中原地区转向华北北部，与国家政治中心位置变化相吻合，元代重新调整了南北大运河的流向，大运河、淮河以北段从指向中原转向经山东、河北一路北上，抵达北京。

元代自南向北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淮河以南基本依循前朝故道，淮河以北转向北上，水道部分利用旧道与自然河流，另一部分为新道。淮北存在两段利用天然河流的运道，一为自今江苏徐州溯泗水到达山东的河段；另一为河北境内利用御河的水道。御河属于隋代永济渠截头去尾的一段，永济渠原本抵达涿郡，后晋时期燕云十六州入辽，北宋与辽以白沟为界，永济渠至青县汇合界河白沟入海，而永济渠上源沁水入黄河段则因淤塞而不通，宋人称截头去尾后的永济渠为御河。至于泗水和御河之间以及通州与大都之间，没有河道可供利用，新的运道主要开凿在这些地带：（1）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在山东境内开“济州”河，北引汶水，东引泗水为源，合于今济宁市任城区，北上汇于大清河（今黄河），开通之后主要用于与海运水道连接。（2）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南引汶水自今东平县安山镇，西北至于临清与御河相汇，这一连通济州河与御河的运道长125公里。从此，江淮漕粮可由水路直达通州。这条运道不长，工程却很浩大：“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3）通惠河，会通河向北只能到通州，通州到元大都距离虽短，但地势较高，引水困难。至元二十九至三十年（1292—1293）郭守敬主持修堤助堰，引白浮泉入瓮山泊（今昆明湖），穿城东出入今通州区白河，凿成通惠河。

通惠河凿成后，北起大都，南至杭州，全长15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进入明清时期，尽管运河水道不断维护，并在局部地段进行了改造，但整体仍然保持着重要的航运价值。

二、天然河道的利用与岭南交通

人类很早就与江河建立了关系，《易·系辞》“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不仅停留在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中，河姆渡、跨湖桥等距今7000年的遗址发现由整段树木凿成的独木舟，大量考古成果证明几千年前人们已经能够制作小舟，且凭借一苇之舟穿行于江湖之中。固然傍水而居、放舟水上早已存在于人类历史早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利用江河湖泊形成固定的水路交通。成熟且稳定的水上通道的建立，需要航行性能较好的舟船以及人们对于河湖水文、岸滩地貌的熟悉，而这一切需要相当长时间去探索，因此独木小舟的制作、应用与水路交通的出现存在时间差。

（一）《禹贡》与江、淮、河、济天然水道利用

中国古代什么年代形成完整的水路交通尚不清楚，但能够肯定的是，至少到战国初期，水路交通已经在全国形成网络。《尚书·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且作者为魏国人。战国初期魏国首先变法，并以强国之势称雄于列国。基于这样的背景，《禹贡》的作者怀抱魏国为天下霸主的理想，完成了文章的写作。《禹贡》全篇以魏国为中心设计的贡道，大部分是通过水路实现的。这些江河湖泊涉及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几大水系的干流、支流，虽然现实中不存在从四面八方通过这些水道送至魏国的贡品，但作者的设计思想不会完全脱离他生活的世界，即水道本身确实存在于现实中。由于《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文中提及的连接江、淮、河、济这些天然河流的水路交通应该在春秋时期已经成熟，并且应用于现实。

（二）长江流域水道利用

长江流域不同于北方，湿热多雨、江河密布是当时主要的环境特征。依托水乡之便，利用舟楫通行各地已然成为当地的惯行。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一件被称为“鄂君启节”的文物，节是古代帝王颁发的水陆交通凭证，鄂君启节为青铜所造，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节面刻有铭文，为楚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用作舟车运输货物免税与驿传招待之用的水、陆两路通行证。经谭其骧、黄盛璋等对节牌铭文的研究，将舟节路线呈现出来：舟节可通行江河以长江中游南北各大支流为主，长江北岸支流为汉江及其支流，南岸为湘、资、沅、澧各条支流，并顺江而下东达于今安徽一带。鄂君启节系统地展现了战国后期长江中游水道与南北各支流所在水域的交通路径，各条江河水路在与北方陆路衔接的同时，主要偏重于今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几条大河的利用。鄂君启节在为我们提供2000多年前完整的长江中游水路交通路线的同时，也显示了南方地区开发进程的信息，水程范围所及包括今湖北、湖南大部分，河南、安徽一部分，以及广西小部分。在长江中游各省中唯独没有涉及今江西省各条江河，形成如此局面一则由于今江西属于楚、越两国交界之地，此外这一地区自身的落后更是重要原因。正因此，利用长江南岸各大支流进行交通，湖南境内的湘、资、沅、澧早于江西境内的赣、信、抚、修几条大河，自战国以后至唐代，南下岭南的人员选择的几乎都是湘江水道，从利用湘江水道转向侧重于江西境内的赣江水道大约在北宋时期，而这一转变除了基于江西（宋代江南西路）社会经济不断提升的前提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北宋立都开封，从开封至岭南多数沿汴河南下，溯江而上从今九江一带进入鄱阳湖，并循赣江进入岭南。

（三）岭南地区的水路与陆路交通

南岭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江河的分水岭，岭南之地即今广东、广西所辖地区。由于南岭的存在，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道路首先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这道山脉，它不但造成了陆路交通的困难，而且切断了长江、珠江各自支流的天然连通。自然条件为交通带来的障碍，使人们劈山开路首先着力的地方就是这里，正由于此，这样的地方既是连通整条道路的关键之处，也是受关注最多的地带。

南岭是中国著名的纬向构造带之一，但并不是一道连续的山体。南岭基底由加里东运动（距今5.7—4亿年前）形成。燕山运动是侏罗纪至白垩纪期间（距今1.4—0.65亿年前）中国广泛发生的地壳运动，在这一地质期南岭构造带受强大的挤压褶皱隆起为山脉。此后多次造山运动使本来东西走向的构造线受到华夏式北东向构造线的干扰支离破碎，并形成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条山岭，山岭间则为南北走向或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谷，自然成为南北交通的孔道。南岭自身的地貌特征使水、陆两类交通道路均与五岭通道相关。

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为一体的人工运河是灵渠，据称灵渠为秦始皇时期派军戍岭南所开。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这是一条连接湘江上源海洋河与漓江源头大溶江的运河，全长33公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顺次启闭，增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通过高地。灵渠修成后，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南北交通，从长江流域沿湘江南下的船只经漓江到大溶江转而向南入桂江，最后经梧州进入珠江。

穿越南岭陆路交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战国秦汉时期，但宋代岭南的经济开发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政治、生计，从长江流域进入岭南的人越来越多，针对越岭通道的记载也越来越明确。由长江流域越南岭进入岭南主要有三条道路，在宋人的记载中：“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离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这三条南岭通道自西向东依次为湘桂道、骑田道、大庾道。湘桂道由湘江经灵渠下漓江而至桂州，这是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由湖南去广西多走此道，如北宋范成大去广西赴任就选择了这条道路。桂州即今桂林，正当这条道路的要隘，是南渡人口首先选择的地方。骑田道、大庾道分别与武水、真水相关，武水源自湖南郴州，穿越骑田岭，构成骑田道；真水（浈水）源于江西赣州，穿越大庾岭，构成大庾道。两条道路南下汇合于韶州。南渡人运用这两条道路，若自“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即自湖南南下岭南多取骑田道；而北宋“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这是说若从中原沿汴河南下转赴岭南，或从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去岭南，从江西走大庾道比较捷近；南宋迁都临安后，朝廷管理往来，走大庾道显得更加便捷，故南宋人陈渊称江西赣州一路不仅“贵人达官常往来”，而且“朝廷之有事交广者，出入必过”。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记载了越岭道路，“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这五条道中，大庾道与湘桂道如前所述；潮州是由福建漳州一带进入广东的“漳州道”必经之路；循州则为由福建汀州进入广东的“循梅道”途经之地，连州处于“自湖南之郴入连”道路上，自秦代就是湘江流域南通广东的冲要。汉武帝时征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路博德一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此外如周去非所述，自湖南道州溯潇水达广西贺州也是一条越岭通道。自福建、江西、湖南穿越南岭进入岭南后，珠江干、支流构成的水路交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水路与陆路组合为一体，将交通的终点指向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