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特里格：美国新考古学述评（陈淳译）

小瓜按：布鲁斯·特里格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思想家，他也曾经讲过考古学的历史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而是考古学研究思想理论方法的历史。对于这位大牛国内多数学者均十分仰慕，可惜已经去世好些年了。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内学者最早走出去留学并取得国外博士学位且少有的几个回来的。他师从布鲁斯·特里格，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我国考古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整天惊叹于各类考古发现，执着于将各类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的比附。如果回到学科本性，说点理论，恐怕各位网友大哥大叔是没兴趣看的。上世纪起源于美国的新考古学对整个考古学界影响很大，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深受其影响，这篇文章很好地对这个思潮进行了评述，值得一看！

1959年，考德威尔（J．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美国考古学》的文章，其中他探讨了所感受到的考古学的变革。他列举了对生态学和居址方式的兴趣作为是对文化进程新关注的证据。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仅仅是残存的器物类型的总和，其中每一种类型被作为同等重要的形制式样来处理。正如泰勒（ W． Toylor）所主张的，它们必须被作为一种结构甚至是功能上互相结合的系统来看待。他也支持新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在文化现象和历史状况无穷变异的后面只有数量有限的几种一般历史进程。最后他表达了新进化论的态度，认为并非所有文化现象在导致演变中是同等重础，考古学的基本目的必须从文化进程来日释考古学文化的演变。

考德威尔的文章反映了在泰勒《考古学之研究》一书出版后的十年中，对文化系统内化进程概念在考古学中受到了生态学的居址方式研究的激励，但它也因为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的日益普及而受到促进。新考古学的精髓和不朽的内容是五十年代中由大批美国考古学家所共同创立的。

这些概念由于宾福德（L．Binford）的努力而在新一代美国考古学家中普及。自六十年代以来他引入的许多新的内容而创造的这种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美国新考古学。宾福德进行一系列激进的辩论，以图表明新考古学比传统方法具有更多的优点，而后者他基本上是将其等同于五十年代它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生时所采用的改善了的中西部分类法。普及的结果使得新考古学看上去成为一种相对于过去的令人振奋的突破而不是对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考古学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和进程倾向的一种延续和提高。虽然对老式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存在一种相当大的不忍割爱的支持，并对其福德纲领中的一些特定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许多所谓的“传统”考古学家开始转向拥护这种潮流。新考古学的迅速被接纳，反映了五十年代这一业已萌发的倾向，然而宾福德的辩解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有关美国考古学发展总方向的共识。

宾福德在两篇文章《考古学是人类学》和《考古分类学和文化进程研究》中概括了新考古学的纲领。他把考古学的目的与人类学解释文化行为异同的传统目标统一起来。他也认为考古学材料对于研究长时间里发生的演变特别有用。这些解释被看作是对整体系统演变和文化发展采取概括总结的方式。作为怀特（L．White）的学生，宾福德也认为人类行为中存在高度的规律性，并且认为在解释社会演变单一现象的所有类似现象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的主要关注是在于解释共性而非差异。他努力研究狩猎采集社会不断趋于复杂和农业发展等问题，而对文明的演变则关心较少。

像格拉厄姆·克拉克（G．Clark）一样，宾福德把文化看作是人类肌体外的适应方式，因此文化系统中各部分的变化被解释成是对于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所做的适应上的反应。宾福德把演变描述成“一个生存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运转过程”。这种生态系统的观点基本上排除了人类在文化系统中发明和创造有可能导致重大变化所能起的独立作用。这种观点也认为文化在外力作用下一般是趋向于自动平衡或均衡的。

虽然宾福德把文化演变看作是由非文化因素或外因所导致的失调，否则它们就是自我平衡的，但是他像克拉克和泰勒一样，坚持这种变化必须从产生于文化系统内部的反应上来了解。这一方法强调整体系统关系，因此发展的连续性是与由传播和迁移所造成的不连续性互相对立的。新进化论倾向于认为人类创造和再创造技术、社会行为、信仰及其价值观的能力是处于演变中社会的需求。斯图尔特（J．Steward）曾强调每一种借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因与果的独立再生”，而哈里斯（M．Harris）把传播看作是“无规则的”而不予考虑。张光直认为，如果中国文明在其发展中无法借鉴外界的新技术，那么中国人应当会创造相同的或具有类似社会和经济意义的方法。因此，宾福德因强调人类的创造力与传统的美国考古学家有别，而同时他在看待未受干扰的社会一般是静止的看法则又与后者一致。

像考德威尔一样，宾福德强调文化内在的差异和整体的协调性。他反对既成的正统观念，即把文化看作是普遍共有意识的集合体而由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代代相传。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反对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意识现象似乎抛弃了怀特的文化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的概念，但是他有时也赞同这种观点。像考德威尔一样，他也反对把文化的每件器物看作是与其他器物意义均等的，并把器物类型的异同的比例作大衡量群体间有效关系程度的标准。他保留了传统考古学把文化间的差异归同于地理上的阻隔或价值观上排外的看法，尽管这种观点把思想从一个文化向另一文化的扩散归同于传播和迁移。虽然这种看法很可能准确地反映了美国中西部传统考古学家甚至包括泰勒有关文化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美国越来越多的功能考古学家和英国克拉克和柴尔德的观点。早在1925年，柴尔德在他区分民族群体间特征时运用了一种文化功能的观点来帮助他的文化历史分析，他发现那些民族群体特征并不那么容易传播，但技术特征却很容易。

宾福德声称，文化并不是内在统一的，文化体至少可以根据年龄性别所起的作用进行区别，而其中由所有成员所共同承担的程度是与其复杂性成反比的。这些成员在文化中的参与角色总是不同的，这使得整个文化系统成为一种不同角色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家把器物看作是相等重要和可作比较的特征是错误的。而他们应当努力确定器物在活体文化系统中所起的作用，这就需要努力对这种系统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从这点上，宾福德本应像威利（G．Wi11ey）、柴尔德和许多居址考古学家那样设法去复原社会系统。这种方法注重于描述人类相互作用，并决定社会文化特征的功能关系。但是他像怀特一样把文化看作是三个相关的亚系统：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所组成的适应系统。这样，他就同意了这样的看法，认为行为是由人类总的来说并不了解的，常是属于自然范畴的力量所决定的。

福德认为物体并不在文化中的单一亚系统中相互作用，而是所有三个亚系统的反映。器物的技术方面反映了它们是如何被用来应付环境的，技术一社会的基本相关性在于社会系统，而技术意识方面则与意识形态的范畴相关。1962年他提出器物的每种类型可以基本上从这些系统中的一种来解释，但是1965年他提出个别的器物常常反映了所有这三方面的信息。比如一把刀可以用来切割，但它金质的刀柄可能意味着拥有者上层阶级的地位，而镂刻在刀上的符号可能是乞求神灵的庇护。

宾福德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比克拉克和泰勒走得更远，因为器物的基本相关性存在于文化的所有亚系统中，器物组合以及它们的相关背景就能提供一种绝灭社会系统可以被释读的图像。他坚持考古学家最根本的任务是要解释考古记录中存在的那些关系，他特别反对一种观点，即认为在复原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上必然要比推翻经济行为困难。这种民族学家能做的研究考古学家也能做，而且其研究的时间跨度也长得多的看法，赢得了许多年轻考古学家的支持。这些考古学家早就对美国考古学中流行的以器物为中心的文化历史学方法感到失望，而且渴望表明，民族学家贬称考古学“注定永远是人类学的次要部分”是错的。

宾福德注意到考古学家在采用物理和生物科学来解释考古学中有关技术方面的行为，特别是生存方式和技术实践中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并不充分了解用社会行为和信仰与物质文化的相互关系，来从考古学记录中推断技术社会和技术意识方面的信息。只有在这种相互关系被确定后，考古学家获得了有关文化系统结构和功能特点的整体信息之后，他们才有可能来解决文化系统的演变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只有把行为和思想与物质文化联系起来观察研究活生生的情况，这才有可能建立种种相关联系来可靠地从考古记录中推断社会行为和意识形态。宾福德认为这是一种了解过去的有价值的方法。作为一名新进化论者，他相信在人类的行为中有一种高度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可以被用来推断史前文化中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许多方面，如果人类行为比他所推测的不那么具有规律性，那么这种相互关系在数量上就比较少，并在复原史前文化和了解演变上就没有什么用处。

新考古学的一些早期应用是用陶器来推断史前群体居住方式。他们假定，如果妇女是家用陶器的生产者，那么在母系社会中由于制陶经验是由母传女的，设计的特点应较为集中。但是在父系社会中，由于女性制陶老来自相邻的不同氏族，陶器特征应有较大的随机性。制陶者性别是根据直接历史学法而非特莱蒂亚科夫在三十年代采用辩解法来确定的。在这些早期的研究中并不注意分辨陶器是专门制造的还是长途交换的种种可能，更不要说了解破陶器被废弃的环境了。这些美国考古学家从考古学证据来推断社会结构的初步尝试，并未达到宾福德为这类工作所确立的高层次要求，他们也可能造成一种错误印象，认为这种做法正是演绎法所要求的。

宾福德几个主要的独特贡献是他认为在用考古材料来推断人类行为的相互关系时，必须根据一个系统中特定变量恒定的组合方式。只有当一种特定行为特征能够显示，不管它们在何处被观察到，总是与一特定文化物质相关联，那么这种行为就能从考古记录中这一物质的存在而推断。反过来这也需要有一种演绎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考古学中可观察到的和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关系就可以从这两种变量都可以被观察到的民族学角度上以一种数理上的有效形式来予以系统阐述和检验。只有根据这种相伴变化的衡量，所确定的规律对于了解支史文化才是有用 的。类比只是一种用这种方法进行检验的假设依据。宾福德支持实证的观点，即解释和假设是均等的，它们两者都是根据变量的恒 定组合方式，缜密地采用一种实证方法，并被认为能消除主观因素，并为客观、科学地解释考古学材料奠定基础。然而要达到这种缜密的要求，考古学家必须坚持演绎的原 则，运用周详制定的相伴关系，就如亨普尔（C．Hempel）在他解释中所描述的涵盖法 则的方法一样。从这点来看，最有用的是那 些不管在什么特殊情况下都能适用的相伴关系。由于那时考古学家已注意到了人类行为 的复杂性，大部分相伴关系在其性质上都是数理上的而非绝对的。而大部分数理上的相伴关系一般比例较低，这是民族学家在从事跨文化研究中一直为之困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考古学家在从事模拟分析中所意识到的，趋同或不同原因造成相似的结果成为最为棘手的问题，尽管这样，宾福德继续对类比一演绎要比数理一演绎更为重视。

将涵盖法则的方法延伸来解释文化演变中倾向于只考虑有显著规律的现象，这与宾福德和他的支持者反对历史学研究有关。他们把这种研究看作只是年代学、描述和专门关心偶然的现象。这种划分是由民族学家克拉克洪向美国考古学家提出的。他写道，中美洲的考古学家必须在两种研究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历史学研究，以求从所有个别特征中来重现特定事件；另一种是科学的研究，以阐述文化演变的重要趋势和规律性。这种在历史学和科学之间令人反感的两分法，与美国人类学家把历史与进化割裂开来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做法被泰勒、威利和菲利普斯再次强调，他们认为文化历史怕结合的目标很难阐明文化行为的总法则。宾福德将考古学家致力于解释历史特定事件著作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它注定会使考古学停留在一种以单一因素阐明复杂现象而非总结性的领域里。他认为考古学家应当阐明文化动力的法则。尽管从历史回顾来看，这一观点可以被视为反映了人类历史是由高度规律性所主宰的信念，但是它是会使考古学家的注意力忽视文化演变的那些并不具有规律性的重要方面。

宾福德也否认心理因素对于了解史前史的必要性，他把运用这类概念与博厄斯唯心论和文化历史学方法等同起来，并声称对文化及文化演变的生态学诠释没有价值。相反，在一种生态学的范围内，特定的心理因素可以被看作是人类行为的附属部分，它是生态适应所产生的结果。他也声称，考古学家所受的训练不足以从事古心理学的研究。

新考古学家一直反对有意与无意地求助于心理因素来解释文化演变。他们认为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文化系统的关键因素，通过它们又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在这点上，他们也明显地有别于认为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观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对这一观点的摒弃是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家所共有的，这看来反映了一种倾向，其渊源于基督教神学把理性和意志与自愿等同起来，如果要对人类行为作出解释，它必须证明是由理性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而对这些因素的判断则是五花八门的，有文化、社会、潜意识的驱使和生态系统等等。

整体系统理论

宾福德的思想在美国考古学家中很快地吸引了一大批人，特别是年轻人。至少有一位资深的学者保罗·马丁公开表示了他的支持。宾福德的工作也影响了一位英国考古学家伦弗罗（C·Reivfrew），他当时在美国执教并与戴维·克拉克（D．Clarke）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点。克拉克是一位英国人，其思想是在剑桥大学受了新地理学的区域分析和一般整体系统方法的影响而独立形成的。在美洲，很快也有人试图从一般整体理论来解释文化演变。这是由生物学家伯塔兰菲（L．Bertalanffy）于40年代提出的一套概念，它意图对主导许多事物行为内在的种种规律进行描述。这种理论推断所有这些事物可以从概念上被看作是由相互作用部分所构成的系统，不管其特性如何，其规律可以从描述一种系统上起作用的重要方面来予以阐明。整体系统理论使得考古学家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对静态分析的局限性，使之不仅仅研究这种结构的维持过程，而且还研究这种结构日趋复杂的过程。这些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是借助于控制论，分析不同部分的反馈来解释系统是如何运转的。消极反馈会使一个系统对外界波动性输入信息时基本保持稳定，而积极的反馈会使该系统结构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反馈概念给予考古学家以一种比社会人类学基本上是静止的功能结合更为准确的概念，和潜在上可计算的机制来将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

但是对于如何来衡量反馈则没有一致的意见，它被与物品、能量和信息或它们的总和联系到一起，能量的概念对于生态学方法特别有用。在一项有影响的先驱性研究中，弗兰纳利（K．Flannerg）认为玉米和豆类遗传上易于改变的特点，促使了中美洲的狩猎采集者重新调整他们的食物结构以便更多地依赖这两类植物，而所产生的整体系统变化一直到玉米和豆类成为主要的农作物之后才停止。之后不久，信息处理的概念成了讨论社会等级和复杂社会发展的焦点，这种立论吸收并帮助发挥了一套源于一般系统理论有关不成比例增长的看法，企图解释在新的结构形成中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来收集信息并做出相应决断。尽管考古学家很少能用一种填密的数学方法来运用总体系统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文化演变的模式，并赋予宾福德所谓的整体系统分析以新的意义。

从内部来研究文化演变的发展得到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的巨大帮助，这一方法是由利比于40年代末发明并立即被用来对考古材料断代。这一新技术使得考古学家毋需再依赖分类和跨文化特征分布来建立年代学，它也使得首次能在世界范围内对遗址断代并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年代序列而不只是史前遗址的相对断代。这样考古学家能够研究演变的速率与频率。伦弗罗对欧洲史前史的重新诠释是完全根据校正了的放射性碳年代数据，他以此表明爱琴海北部和西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要远远早于蒙特柳斯和柴尔德根据交叉断代法所确定的年代。

放射性碳断代对北美史前考占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除了西南部以外，自 2 0年代末各地遗址根据树木年轮法确定的年代序列可上溯到纪元初期，而放射性碳的年代学表明文化的发展延续了漫长的时间，并且比以前想象的要慢得多。由于美国东部和西欧显示的极其缓慢的文化演变速率，放射性碳断代法使得考古学家有可能较容易地将那些以前被从传播和迁移来解释的变化中分离出那些好内部发展而造成的重要变化。

虽然新考古学家们同意，文化演变的主要原因不一定能从社会文化系统内部找到或外人类的意志来判断，但是他们既不赞同演变的特殊原因，也不同意这些原因所造成的不同社会行为。虽然单一因素理论，如把文泪起源归因于复杂灌溉系统的发展逐渐已被改弃，演变的生态学解释仍然十分重要。生态因素再次被看作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制约，而不是用它来解释人类所表现的特定行为方式，并同时考虑到其他因果关系的因素。博赛罗普（E．Boserup）的《农业发展的条件》一书重新激起了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一些探索的兴趣。这种探索认为人口增长可能是导致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独立因素，虽然她的理论试图解释农业以一种越来越集中的方式发展，但是考古学家则用它来解释农业和文明的起源以及最终导致文化上根本的变化。尽管它对古人口研究有一种重要的刺激，但是结果却没有足够详细和完整以能对该理论作实质上的检验。结果考古学家开始强调那些影响人口增长的文化和生物学的因素，而人口因素不再被公认为是演变的独立因素了。

邓内尔（R．Dunnell）和他的学生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整体系统理论，这种理论用生物学的演化理论来解释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化进化论已无法对科学进化论的那些关键原则从随机变化和自然选择上来作内在的分析。尽管承认特征传播的机制是较为多样化的，选择作用所影响的那些单位的稳定性在文化现象上要比生物现象少得多。他们还坚持科学进化论基本原则的方法能够解释人类的行为，并要比文化进化论所提供的方法来得优越。这常使对一些传统问题作根本上的重新诠释，例如林多斯（D．Rindos）曾定义驯化是不同物种间不同程度的相互依生关系。他并不认为植物对于人类需求的适应，在本质上与人类对于动植物需求的适应有任何不同。这种方法导致了一种极端，即否定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在塑造人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整体系统理论提供了有关文化演变的高度明确的解释，从长远来看它鼓励考古学家关注文化进程的复杂细节，促进了对引起文化演变无数内在相关因素的认识，并使一些考古学家认识到，即使一些关键变量很可能并不像这今所认为的在塑造文化系统有那么大的作用。这反过来使许多考古学家更多地采用归纳法来解释因果关系。由于文化系统的复杂性，同样的因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不同的因素产生相同的效果。弗兰纳利认为文化发展的解释不宜过分集中于引起文化演变的条件上，而应多集中于可以从考古记录中观察到的整体系统变化的类型上。

弗兰纳利的方法对于从一种社会结构观点来了解演变是极有价值的，这也引起了对制约人类行为根本原因的关心，这种制约看来是独立于美国考古学家以前认为的那种生态上的制约。如果社会和政治系统只有几种一般的形态，它们就会限制人类行为可能产生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变所循的途径。这种制约也没有解释演变发生的原因。从因果关系来看，一种整体系统方法是适于描述而不适于解释演变的。

许多考古学家曾经指出，由于一种整体系统方法对于因果关系只有有限的几种假设，因此它的归纳性更强。这些考古学家一直以博厄斯方式运用整体系统理论以探讨因果关系。桑法斯等试图表明至多只有四五种不同的生态形式可以解释考古学材料中百分之八十的变异，但是这种尝试已经失败。

考古学家不久开始读高而不是更加接近于一种有关社会文化演变主导因素的共识。在新进化论的传统上，进程考古学家竭力想要表明有限的几种生态和人口上的因素在塑造社会文化系统的规律性总是与新进化理论的预见凿 木内 不投。而且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要从已知的一些方面来推断社会系统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从经济方面的知识来推断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特征，要远远比新进化理论所想家的要难得多。例如，斯特鲁弗（S．struever）认为一群人从某种环境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塑造整个文化系统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可以来想象居住方式的性质。他把居住方式看作是“基本生存的必然结果”，并把文化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特定环境不同适应需要的不同反应”。因此他相信考古学居址方式研究对于确定这种关系是有用的。然而对越来越多的居址方式了解表明，这种推断并不那么简单，除了技术和环境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对于文化发展具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归纳性的整体系统方法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它要比新进化论者提倡的那种狭隘决定论对变异原因的解释更富于成果。于是这些考古学家或公开或含蓄地放弃了最初由新考古学提倡的那种刻板的演绎方法。

新考古学提倡一种更为细致的和创造性的取样观，并指出传统考古学研究常被无意识的偏见所左右，因而不适于对史前文化作系统的研究。在居址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前，对都市的发掘集中在祭祖区和宫殿，一般忽视平民是如何生活的。区域性的调查常常对狩猎采集者的季节性遗址掉以轻心，并忽视等级社会那些低档的遗址如小型的农舍。许多居址研究比如威利对贝利兹河谷小型农舍的调查已开始纠正了这种偏见。新考古学家提倡采用各种取样法来指导调查和发掘，并节省人事这种研究的时间和人力，提倡这些方法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因为文化系统内存在高基的规律性，一个系统的局部可以代表整个系统。但是人们现在意识到，应由一群遗址的局部而不是单独的遗址可以代表整个系统了。

不同的取样方式帮助了考古学家从大批参差不齐的遗址中来找出更具代表性的精选 材料。随机取样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发掘方法，后来则必须辅以越来越多的判断性决策以确定那些必须发掘的部分。根据整个区域调查来进行的早期文明研究所提洪的材料，能对具有代表性的取样法作模拟性的观查。桑德斯等在墨西哥河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地发展方式阴显多样性也需要对整个区域作研究，以便了解不同部分所发生的情况。这些发现对于认为局部的方式能代表整体的看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于是人们现在承认需要做的采样要比以前认为的要多得多，才足以能代表整个地区。而研究长时间里的演变需要涉及各方面的样本，这种取样方式的改变是意识到了新考古学在其发展的初期过高地估计了文化系统的规律性。

反历史学研究

有许多批评者认为，新考古学代表了技术和方法论领域，而不是考古学理论上的革命。然而宾福德所坚持的反文化历史学方法的立场，无论从高层次的理论上，还是从方法论来说都是与过去的决裂。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方法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而塑造了整整一代的美国考古学家。除了宾福德不可否认的领袖气质外，为什么他能如此此迅速地普及那些当时在美国考古学中仅仅是缓慢传播的理论呢？

帕特林（T．Patterson）认为大部分新考古学家来自于影响愈来愈大的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的基础是在美国中西部，而不是来自更具国际性倾向的东部沿海的精英阶层，该阶层自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中是主导美国经济和学术的灵魂。最根本的一点是新考古学创立学说的倾向对这批持技术至上价值观的美国人具有一种感召力。他们表示了对美国历史学不切实际研究的蔑视和不敬。对历史学价值的贬低，是“只顾眼前”的美国社会的反映。这种社会天真地把自己看作是摆脱了过去以血统、阶级和传统的镣铐而繁荣起来的，并为此建立了一种合理地被设计来满足个人利益的新型社会。虽然史前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支，它所采用的文化历史学方法削弱了它的声望，使它在美国公众和其他人类学家看来是一种浅薄的研究。

新考古学步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总结性学科的后尘，声称能够提供客观的、在民族性上中立的、并对现代社会管理有用的总结。这种迎合在学术地位上更受尊重的愿望，更加由于专门为考古学提供主要资助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而加强。有人认为考古学能为人类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性质提供信息，并对当代的经济规律有价值。这种观点甚至为一些排斥新考古学一般宗旨和方法论的考古学家所接受。

强调自己的研究具有实用价值，使得社会科学家放弃了对人类行为作全面了解的企图，而使他们设法去解决用有限技术词汇所表达的问题。这种研究由于其在民族性上保持中立的实证主义主张而进一步获得科学上的信任。为了提出令人信服的发现来证实考古学在专家治国效率被认为具有最重要价值的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许多美国考古学家认为自己必须摆脱对过去所做的历史学研究，而去从事被认为是成功社会科学家标志的人类行为总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其福德所说的历史诠释除了起一种“公众普及教育”外没有更大意义的含意。他并不是指出考古学最主要的成就是要提出总结的第一位考古学家，基德尔（A．Kidder）早就说过，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当做出对人类行为的总结，尽管泰勒、威利和菲利普斯认为他们为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创立了共同的人类学目标。

受新考古学影响的英国考古学家并没有象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采取一种反历史学的态度。戴维·克拉克是一位高度独创的思想家，他要比宾福德更加深受新地理学整体系统理论的影响。他正确地批评许多英国考古学家采用的直观方法，只图清理历史事件而不是采用一种填密的方法来分析考古学材料从中提取尽可能多的行为信息。但是他并没有批评考古学材料的历史学分析。他在《分析考古学》一书中，采用了大量先前用于其他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数理方法来解决考古学分类和文化演变问题。该书出版后，他又回过头来研究欧洲的史前史。他后来的文章对该问题的处理表现了对文化发展生态背景和对经济运转的社会环境的关注，以及局部发展和区域间相互作用系统平衡关系的重视。在发表在《剑桥经济史》杂志的《野蛮欧洲到罗马时代贸易和工业的经济相关性》一文中，他企图用波拉尼有关原始经济的社会镶嵌理论来总结有关的考古材料。这篇文章被认为在“讨论器物类型和社会功能和推断它们成为石化遗存的循环系统上比以前的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他对史前史的中心问题做了更为详细的研究，解释了格拉斯通伯利铁器时代晚期居址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他采用了生态学、民族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以及考古材料来分析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这与传统的采用动物群来进行分析的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伦弗罗也致力于研究欧洲史前史，除了对欧洲大陆的年代学做了重要的修正外，他采用了新考古学引入的技术来解释史前期贸易、政治发展和社会结构演变的问题。

尽管美国传统和新考古学家一直倾向于把历史学看作是年代学和个别事件的研究，作为在欧洲传统背景中培养出来的克拉克和伦弗罗仍把臾前臾看作是对缺乏文字记载这一阶段的历史深究，因而确认了美国人类学家把历史学与科学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当的。美国考古学家斯波尔丁（A。SPaulding）对于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过分依赖常识性解释的说法，对于二十世纪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极不公正的，在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基于扎实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诠释已取代了一种印象主义的解释。尽管仍然因素在塑造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同意个别的行为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必须从其社会和文化背景相关联的角度来看待，即使它们无法用一般法则被预测，但是应当可以用这些法则予以解释。克拉克特别想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以突破宾福德的亨普尔逻辑演绎实证方法，这种实证方法在他所知已被大部分哲学家认为过时了。他也坚持必须进行不同的解释，而“思考如果符合基本原则，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须作假设，而这些假设必需作根本的检验。”克拉克和伦弗鲁的开创性工作有力地证明，同时也为最近其他西欧考古学家的贡献所证实，历史学的诠释和概括总结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方法，它们在考古学中起着一种互惠的作用。

小结

新考古学采纳了生态学和人口决定论的许多方法，把导致文化演变的主要原因看作是文化系统外的东西，并把人类看作是对他们无法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力的被动承受者。相反，辩证唯物论并不否定环境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以及抵消他们所起作用的重要性，但是它则把文化演变的主要原因坚定地放在社会范畴之内。令人惊讶的是，新考古学不愿意承认人类思想和意志在导致文化演变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可能会指出，新进化论否认人类的创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整个发展中漠视人性的特点。

虽然新考古学提倡研究文化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是其考古学述著表明大部分考古学家仍集中在生存方式和交流方面，很少涉及社会结构。宾福德本人的研究也大都重技术以及与生态适应相关的生存方式上。人类行为的主要方面如宗教信仰、美学和科学意识并未受到关注。新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也局限于霍克斯难度级别的低层次上，尽管宾福德否认这一难度级别对于人类行为的各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是一种必然的限制。

研究人类行为所有方面受拙的原因是在于所采用的生态学方法。新考古学与新进化论持相同的观点，即文化系统是高度统一的，而通过对塑造人类行为的生态制约的判断可用来解释这种统一性。然而现在可以看出，尽管整个文化系统可以被看作在某种程度上受了自身对生态系统适应的性质所制约，但是所受制约的最大的方面是技术和经济，而且要比那些施于社会结构的制约更易于直接观察，而这两方面所受的制约又要比施于某种信仰和价值观的制约来得大。因此新考古学所采用的方法在研究从属于最大生态制约的文化系统方面最为有效。看来新考古学家也误以为生态制约会对文化系统的所有方面施有同等程度的影响。在70和80年代，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弱点使得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包括那些在创立新考古学中起决定。影响的人开始对他们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设，想以及郊何解释考古记录进行反思，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首次意识到，在考古学诠释中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根本不同于一种对于过去的误解，并使他们对实证论者所谓的民族性中立的矫饰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