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山脉与历史

山是中国人的负担、挑战、资源、财富。

饱览过中国名山，再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会觉得没什么。美国导游说，有三分之二的中国游客对美国大峡谷之奇景，不以为然。我曾在晋东南上过太行山，所见景色，比美国大峡谷壮观。在美国大峡谷旁，我曾想，若到张家界，将山上树木拔掉，显露嶙峋山体、万丈深渊，那眼前美国的峡谷真是算不了什么。更不用说青藏高原了。所以，中国归来不看山。

从艺术角度赞美大山，乃中国人之长项。在数千年文化史中，借助高山景观的情思抒发，源远流长。每个大时代的颂歌中都有山的位置。比如：“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中国的山脉资源丰富，千姿百态，世面广大，如果成立世界名山鉴赏委员会，中国人应当做主席。

从历史角度看山，与艺术角度又有不同。历史进程与山的关系密切。美国翻过阿巴拉契亚山，又翻过落基山，为其历史进步的两大标志。在中国历史上，拿下太行、秦岭二山也是关键。太行、秦岭两大山系在中原对接，其间为函谷隘道，乃中华咽喉。夏代还小，也拿下了中条山。商人从东向西，没有完全拿下太行、中条。周人反向发展，终于拿下函谷，地接东西，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山脉雄伟高大，以人之渺小，望山之高大，没有不折服的。但除了仰叹“危乎高哉”之外，人们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低头寻出穿山的道路。远古文献《山海经》中开列了许多山头，但讲的都是祭山，没有交代穿山的路径，不太实用。《禹贡》则不同，讲山水穿行，“随山浚川”，导山导水，最为实用。穿山比爬山重要。

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没有车呢？关于穿山，古人先经历的是无车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都像《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生来骁勇英豪，穿山越岭健如猱”。没有车穿山，是凭身体腿脚的本事。在腿脚穿山时代，不分什么大小山口、深浅谷道，容得下人身，就可以前进，一脚高，一脚低，没有关系。

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轮子还是交流学习来的轮子，总之到了商代（公元前17—前11世纪），中国进入了轮车时代，有轮车遗迹为证。车轮可以承载重物，循环滚动，远行千里，是人类的重大技术进步。然而，车轮对路面却有较严格的要求，不能是一轮高一轮低，要比较平坦才可以顺利行走。那么，原来可以容身，可以凭腿脚登踏行进的山口，却不一定容许车轮行进了。所以，随着轮车的出现，对于山口谷道，人们要做一番优选。不适宜车行的山口被淘汰，适宜车行的山口渐渐出了大名。

“太行八陉”是出名的山口谷道，基本上都可以走车。《战国策·楚四》记载：骥（千里马）“服盐车而上太行”，就是车行太行山间的一个例子。这是有关伯乐的故事。山高路陡，尽管是千里马，还是“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千里马应该奔驰赛跑，却不宜干拉车的笨活儿。幸亏“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韩文公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没有伯乐，只有拉车的马。千里马比伯乐多，可能还有若干匹千里马，没有遭遇伯乐，默默拉了一辈子盐车。

中条山的北面有盐池，产盐供给四方。向东走的盐车要过太行山，应当是走某些陉。《史记·淮阴侯列传》：“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方轨”是车并行的意思。虽然不能并行，但走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井陉。《穆天子传》讲神奇故事：“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迳绝翟道（翟道，在陇西），升于太行，南济于河。”故事是神奇的，但编故事所用的许多材料是真实的。天子驾车而行是真实的，“升于太行，南济于河”也应是真实存在的行车路线。《水经注》描述函谷关：“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陕，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我们看到，重要的谷道都可以车行。

能车行还是不能车行，古人分辨得很清楚。我们把视野转到燕山，从形势上看，燕山是太行山向东北方的延伸，战略意义也很大。《日下旧闻考·边障》引《金国行程》：“渝关、居庸，可通饷馈。松亭、金陂、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渝关就是山海关，居庸关夹在太行山与燕山之间，是太行八陉最北面的一陉。这两个关可以行车，具备军事物饷运送的条件，格外受到重视。其他三关“不可行车”，地位低一等。

能在大山之间穿行，是人对山地的技术性征服，征服了大山，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意义。有一种进山、穿山行为，是为了完成文明大业，这是历史学家最重视的价值。

考古学家发现，距今四千年前，我国有一个发达的人类群体文化，以典型遗址所在地（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命名，称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中有铜器、宫殿等，其社会当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按照时代与地域特征，许多学者推断，二里头文化应该是夏代遗存。我们注意一下二里头文化的地理特征，它的分布范围虽然不是很大，却跨越了中条山的南北两面。这个地理特征值得我们思考一下。

一般来说，河流两岸文化差别不大，古人渡河不是难事，需要的话，一天来回几趟都可以。所以在考古地理中，河流一般不是文化的分界。但高山的情况不同，翻山不易，且路途较远，所以山脉容易构成文化分界。比如晋西南地区有一个陶寺文化，核心区在临汾一带，它的南播范围，不过峨嵋岭（汾涑二水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峨嵋岭两面的文化不同。

中条山比峨嵋岭要高大险峻许多，但二里头文化却能地跨中条山的南北两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二里头文化的居民们很有穿山的能力，而且，他们不仅能穿山越岭，还能将大山两面用文化统一起来。这里面的办法，包含社会进步。我们站在大山前面试想一下，怎样能让大山另一面的人服从自己，与自己建立联盟？这个办法一定不简单，要想到，那可是一个没有高超通信手段的时代。

二里头文化的源地在哪一方？是南面还是北面？二里头文化是从山的一面传到另一面的吗？或者是南北两面的文化联手？无论怎样，都必须解决中条山的阻隔问题。翻越山脉，社会文化向山的另一面推进、扩展，达到文化统一甚至政治统一，在那个时代，当然是文明成就。任何一个不满足于原有生存环境的束缚，要拓展生存空间、壮大社会力量的团体，势必要突破自然地理障碍。在中国，山脉是最早需要突破的对象。

秦国势力穿越秦岭，占据四川盆地，经济实力大增。晋国翻出太行山（应该是出轵道，即“太行八陉”的轵关陉），获得“南阳”地区（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不是今天的南阳），不久称霸。韩、赵、魏三家分晋，个个向山外拓展，列入“战国七雄”。这些政治集团之跨越山脉，建立隔山疆土，最终不是靠技术能力，而是靠政治能力。所以，这是政治成果。

跨越山脉，要突破自然障碍，也要击败政治对手。“太行八陉”有井陉，“天下九塞”也有井陉。它又是陉，又是塞。陉是通道（陉，连山断处，又通径，是通道），塞是防守。对于攻方，想的主要是“要道”；对于守方，想的主要是“雄关”。同一个山谷，一攻一守，是一对人文属性，是人文行为赋予山脉形体以价值。

一般来说，山体本身没有什么经济价值（除非含有矿物），但具有政治、军事、交通价值（后来又有艺术价值），在守卫一方是屏障，在进攻一方是逾越的目标。屏障使一些群体得以存活、发展，而逾越则是大地域整合必须完成的任务。

太行山内外有着比较复杂的人文关系，一方面，太行山外面的山麓地带，特别是东南方一带，是早期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诞生过不少大小都城。但太行山里侧却是戎狄天地。山地适宜戎狄活动，他们“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山内的戎狄与山外的华夏，有着很长时期的攻防历史。

戎狄强盛时，可以杀出山地，“侵暴中国”。在北部，戎狄曾越过燕国，打到“齐郊”。在南部，“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周襄王在外面躲了四年，才在晋国的护卫下回到洛阳。

东周初期，南夷与北狄两面夹攻，“中国不绝如线”，华夏人相当紧张了一回。华夏人最有名的向山内地区反击是齐桓公的北伐山戎，他率军“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大败戎狄。晋国是被分封在山西南部山区的华夏诸侯国，开始时晋国势力不大，被戎狄包围，“拜戎不暇”，后来逐步强大，向北发展。晋国以及拆分出来的韩、赵、魏，逐步统治了山西的大小盆地，实施经济开发，政治稳定，戎狄或被同化，或被逼迫到边角地带。赵国更是向北拓展，直达阴山下。

太行山南北绵延很长，在早期历史中，其北段山地与南段山地中曾有不同的人文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中国北方的两大文化生态区域，南部主要是农业区，北部则“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两个地区的分界大体在龙门—碣石一线。龙门就是黄河在山陕南部出山的地方，碣石在渤海岸边。这条龙门—碣石线横断山西山地，在其中部穿过，然后沿太行、燕山山系边缘折向东北。在太行山的北部山地，是农牧混合经济，所以有戎狄集团长期残存。直至战国晚期，北部山间仍有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存在，错落于燕赵之间。

秦岭山脉横亘东西，与太行山南部及中条山接近。这些山脉之间是华夏轴心地带，函谷关就在这里。函谷关不是华夷分界，而是华夏自分。洛阳为首都（东周时代），老子从东向西走，是出关。后来长安为首都，于是反过来，从西向东走算出关。

秦岭山地构成宏观气候分界线，南北两方气候不同，远古以来孕育不同人文群体。北方为华夏故地。秦岭南面，西有四川盆地，东有汉水流域，古代各自发达。四川盆地曾有巴蜀文化，三星堆遗址令人惊异。汉水流域乃楚国地盘，楚君曾自称为“王”，问鼎中原。

在古代经典地理文献《禹贡》中，将楚地称为荆州，将巴蜀称为梁州，为“九州”之二。《禹贡》的描述，已经将秦岭南部归入华夏，这是长期文化融合的结果。二里头文化曾沿秦岭东端南传，如果二里头文化果真为夏代遗存，则夏朝已经开始了南扩的历史。到了商代，已经在长江附近建立据点，今湖北黄陂发现地地道道的商朝文化遗址，有城邑、宫室、贵族墓葬。周朝在汉水北部封建诸侯，称“汉阳诸姬”（周统治家族是姬姓）。

秦国从西边通道进入四川，壮大国势，前面已经说过。自渭河流域向东南，另有一路，斜穿秦岭，经武关到达今南阳一带。这一线交通在关中建都的时代也是极其重要。刘邦就是由这条道路，抢在项羽前面攻入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子婴为秦王才四十六日，“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有的地理书介绍武关，只讲政区位置，不讲秦岭山间要害，没有说在点上。

秦岭南北方政治的整合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又一巨大成就。

最后再来看燕山。燕山接续太行山，继续向东勾勒华夏区的边界。这些山脉的走势，仿佛是“天以限华夷”，很是完整。燕山南面是大平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又是两个人文生态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差异，比前面提到的都大。

燕山阻挡北面季风，南部山脚下适宜人居，早有人群集团在这里发展。周武王灭商，为了安抚天下各种势力，给了一些中立的集团以封号。在今天北京这块地方，有一个中立集团被封为蓟国（都城在今宣武门一带）。不久，周朝自己的人来了，在南边不远的地方建立燕国（都城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天下是周人的，燕国当然势力大，找个机会便将蓟国灭掉了。燕国随后成为北方大国。

燕国的发展，战略方向之一是向北翻越燕山。“燕有贤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遂占据整个燕山山地，并在燕山北坡修筑长城。燕国之举，掀开了燕山南北两方争雄的历史。燕山虽不及太行、秦岭绵长，但其南北两方的争雄，仍然决定了中国历史中头等地位的大事。

以燕山为中心做宏观地理观察，南方是辽阔的华北平原，西北方是蒙古高原，东北方是东北平原及山林。在中国王朝历史后期所出现的历史地理事实，足以说明燕山地位之重：正是来自这三个大地区的人们，依次建立了统治整个中国的庞大王朝。从蒙古高原来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从南方来的汉人建立了明朝。从东北来的满人建立了清朝。燕山脚下的北京城，作为这场历史大旋涡的中枢，成为中国的京师首善。

燕山上的长城，见证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燕国首先在燕山北部修建长城，秦朝因之。到北朝时期，北齐改在燕山顶部修建长城，北周、隋继续修缮利用。到了明代，又在北朝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坚固整齐雄伟的长城。燕山可以说是伟大的长城之山，燕山长城与京师最贴近，时间最持久，形态最壮观。燕山长城守卫的是一系列南北往来的著名通道，其中的居庸关，享有古老的历史，而山海关则被尊为“天下第一关”。

关，属于山脉，属于社会，属于历史。自然的高山，配以人文的雄关，是我国高山文化十分突出的特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现在，许多山口都开通高速公路了。世世代代，名山故事将永远伴随着中华历史。

来源：《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