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上林浓绿：秦汉宫苑“林麓之饶”

先秦时期，各地已经开始出现被称作“苑囿”的风景园林，以为王侯贵族观赏游猎之用。“苑”字的本义，在于形容林木繁茂。《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说：太仆属官有“边郡六牧师菀令”。王先谦《汉书补注》说，“菀”就是“苑”：“先谦曰：《续志》：‘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菀’‘苑’通用字。”据张元济《校勘记》，《续汉书·百官志三》中，宋本作“菀”者，殿本往往作“苑”(1)。而“苑”“菀”，都用以形容“茂木”。《国语·晋语二》记优施为里克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可知“苑”与“枯”反义。韦昭注：“苑，茂木貌。”《诗·小雅·菀柳》：“有菀者柳。”毛亨传：“菀，茂木也。”

“囿”，据说原本与“苑”同音。“苑”“菀”又音yù。《诗·小雅·正月》郑玄笺：“菀，音郁徐反。”《诗·小雅·都人士》：“我心苑结。”“苑”通“郁”。因而也有人说，“苑”“囿”的区别，只在于规模大小不同。《吕氏春秋·重己》：“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高诱注：“大曰苑，小曰囿。”而“囿”字常常和“圃”字相混淆，如《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般般之兽，乐我君囿。”《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则写作：“般般之兽，乐我君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经义述闻》卷一七：“王念孙云：《七经·孟子考闻》曰：宋板‘囿’作‘圃’。按作‘具圃’者是也。作‘具囿’者，涉注文‘囿’名而误耳。注本云：‘原圃、具圃，皆囿名。’”“囿”和“圃”字义的相近，似乎显示出苑囿中人工栽植的草木得到突出的强调。然而，事实上“苑”的设置，最初往往都是选择自然植被条件最为优越、生长繁密茂盛的地方。即所谓“遭薮为圃，值林为苑”（《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

秦穆公时，已经有“具囿”之经营。“具囿”，一说“具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臣谨按《诗·驷铁》美襄公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其诗曰‘游于北园，四牡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是也。具囿，盖亦苑囿之名。穆公都雍，具囿必在祈年、槖泉之间。自后如文之萯阳，昭之棫林，襄之芷阳，皆离宫也。至始皇而筑长杨、射熊，谓之‘上林’。贾山谓其自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苑囿益广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写道：“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当“大饥”之年，范雎建议利用“五苑”野生植被，允许饥民采集，以为救济措施。可见“五苑”之中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到了秦始皇的时代，秦苑名称见于史籍的还有“上林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宜春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鲲蹏苑”（《尔雅·释畜》郭璞注）等。徐卫民、呼林贵先生在讨论秦苑囿建筑时所列苑囿，又有“兔园”“梁山苑”“骊山苑”(2)。《淮南子·氾论》说，“秦之时，……大为苑囿。”有的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陕西境内古代园林建设规模之巨大、数量之惊人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3)有人注意到当时宫殿和苑囿密切结合的特征，如“甘泉前殿必近上林苑”（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二《古迹二》）。根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以及“先作前殿阿房”的说法，可以理解阿房宫直接营造于“上林苑中”。有学者指出，“阿房宫是秦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的一个宏大的群体建筑。”并总结了相关考古发现(4)。

不过，有的研究者则说，咸阳宫殿区只是“把数十公里外的终南山作为园林借景”(5)，苑囿对于宫廷生活的陪衬意义体现于一定空间距离之外。秦代的“苑”，可知还有秦二世葬地“宜春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等。

西汉继承了秦时苑囿园林。据说汉初曾经部分开放，“令民得田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自汉武帝时代起，历代则又相继扩充新建。萧何营建长安宫殿，应对刘邦因“宫阙壮甚”的斥责，有“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解说（《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然而“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前期设想被汉武帝全面打破。他“作建章宫，度为前门万户”（《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又扩展苑囿规模。他计划大规模收买农田，“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包容“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大片土地。《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说：“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

据《汉书》记载，关中地区有上林苑、博望苑（《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黄山苑（《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乐游苑（《汉书》卷八《宣帝纪》）、宜春下苑（《汉书》卷九《元帝纪》）等。其中以上林苑规模最大。

《三辅黄图》卷四《园囿》在“周灵囿”之后，列有“汉上林苑”“甘泉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西郊苑”“三十六苑”“乐游苑”“宜春下苑”“梨园”。其中“御宿”，又写作“御羞”。《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说，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初置”的“水衡都尉”，“掌上林苑”，这一管理部门“有五丞”。其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又说，“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在“水衡都尉”设置之前，这些官职由“少府”统辖。按照如淳的解说，“御羞，地名也，在蓝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进者，《扬雄传》谓之御宿。《三辅黄图》御羞、宜春皆苑名也。”颜师古则说：“御宿，则今长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蓝田。羞、宿声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义。”汉“禁圃”瓦当出土于陕西西安周至(6)。“御羞”“御宿”与“上林”官署的关系，说明分析苑囿名号时，应当考虑到比较复杂的关系。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上林赋》关于上林苑植被形势，说到崇山之间的“深林钜木”（《文选》卷八司马相如《上林赋》作“深林巨木”），而阜陵川原，同样草木繁盛：“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蘪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芧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蠁布写，㰀瞹苾勃。”

对于所谓“吐芳扬烈”，裴骃《集解》引用郭璞的说法，解释为“香酷烈也”。所谓“瞹苾勃”，张守节《正义》：“瞹，奄爱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诗》云‘苾苾芬芬’，气也。”作者对草野间“众香发越”，“吐芳扬烈”情境的描写，透露出对自然的一种真实的亲和之心。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说长安地方生态形势，有“幽林穹谷”“芳草甘木”语句，又说：“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昆明池畔，则有“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茞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爥耀乎其陂”。李善注：“《汉书》曰：‘华晔晔，固灵根。’《说文》曰：‘晔，草木白华貌。’《毛诗》曰：‘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毛苌曰：‘猗猗，美貌。’《说文》曰：‘摛，舒也，敕离切。’扬雄《蜀都赋》曰：‘丽靡摛爥，若挥锦布绣。’”扬雄所谓“挥锦布绣”，班固所谓“摛锦布绣”，说山林景色的秀美，也告知我们“锦”“绣”的光彩，也是来自仿拟自然草木颜色的设计。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又用这样更为具体的文句描述了上林苑“林麓之饶”：“木则枞栝椶柟，梓棫楩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郁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扬荣，布叶垂阴。草则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刍莔台，戎葵怀羊。苯蓬茸，弥皋被冈。筱簜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对于“嘉卉灌丛，蔚若邓林”，薛综注：“嘉，犹美也。灌丛、蔚若，皆盛貌也。”在“郁蓊薆薱，橚爽櫹槮”句下，薛综也解释说：“皆草木盛貌也。”所谓“苯蓬茸，弥皋被冈”，亦见薛综注：“弥，犹覆也。言草木炽盛，覆被于高泽及山冈之上也。”

班固《西都赋》描述田猎盛况，也说到作为环境背景的“松柏”“丛林”“草木”。张衡《西京赋》关于猎场风景，也使用了“梗林”“朴丛”等词汇。这些对自然丛林的写叙，大体应是真实可信的。

张衡笔下所谓“山谷原隰，泱漭无疆”，薛综解释说：“泱漭，无限域之貌。言其多无境限也。”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汉“泱茫无垠”文字瓦当，文意也是大体接近的。

汉人辞赋，不免有铺张之嫌。其中草木名称，晋人博学如郭璞，亦往往称“未详”，今人则更难以确知其所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一类记述，大致了解当时禁苑中林木繁衍、芳草遍地的概况。

是大自然的神奇手笔涂染了上林的浓绿。而宫苑的管理者和享有者能够保持和维护这种色彩的自然形态，其自然主义意识的背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　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后汉书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第332页。

(2)　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56—159页。

(3)　赵琴华、秦建明：《陕西古代园林》，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7页。

(4)　田静：《秦宫廷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8—41页。

(5)　周云庵：《陕西园林史》，三秦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1页。

(6)　任虎成、王保平主编：《中国历代瓦当考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9月版，第321页。

来源：《上林繁叶：秦汉生态史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