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问你很推重冯承钧先生的翻译工作，可否稍详说明你对于翻译工作的意见？

答世界上国家民族众多，语言文化各不相同，欲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能语文互通，以增进彼此的了解，渐期达到生活文化的沟通融和。然而语言互通，只能期之于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群不可能都做得到，何况多样化的语言文字，要每个人都能通解，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一种浪费，有害于其他方面的高度发展。就学术而言，除了自然科学大体上没有民族国家的传统特征之外，其他各种学科领域，各国家各民族总不免各有其独特的传统，也各有其思考述作的方式，而各种传统也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观摩。就史学范畴而言，研究世界史固不必说，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如能多懂些外国语文，多看人家的论著，也大有益处，这在前面谈治中国史是否要从中文下手时也已谈过。不过精通一种外国语文，就以英国语文为例，真正能看英文书刊就很不容易，要花很大功夫。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非常有限，要想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英国语文，虽不是不可能，但他在中国史上所用的功夫势必相对的人为减少，他的成就也就相对的降低。何况英国语文之外，还有其他各种语文著述，也各有参考价值，若要每个人都精通这些语文，始能了解他们的东西，那就绝对不可能。所以近百年来史学界，除了特号天才陈寅恪先生之外，就数不出第二个人来！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几国语文，观摩各国学人的方法与成绩，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上不可能，只能求其次，提倡翻译工作，希望能出些大翻译家，来弥补本国学人不可能都精通各国语文的缺憾！

况且从历史上看起来，翻译工作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吸收都极其重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中古时代印度佛教的东传。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前期，当时固然有不少信徒，不远万里，跋涉山川，到西域、印度去直接学习，回国传扬；但历史事实证明，佛教传扬与吸收的最有效方式是高僧大德大规模的译经运动，然后中国学人才能慢慢消化融合而光大之为中国式的佛教，甚至孕育发展为宋明时代的儒家理学。我们看，在东晋时代中国最有名的两位高僧道安与慧远，都极力提倡翻译工作。汤用彤先生说，道安虽不通梵文，但在长安七年，以主持译经为中心工作，兵乱都邑，伐鼓近郊，仍工作不辍，而江南译经之盛，慧远提倡之力居多；唐初玄奘更是以精通梵文佛法而大规模从事译经工作。唯有经过这些大师的提倡与主持，把印度佛教重要经论都翻译过来，使不能通解梵文的人都能接触到佛学的理论精义，然后才能使佛学在中国生根，对于中国文化发生极大影响。

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少数大翻译家，如严复之于社会科学，林纾之于西洋小说，都尽了不少的介绍作用。但自我记事以来，翻译工作似乎不大为人所重视，好多精通外国语文的学人都喜欢自己著书，而不想译书，甚至鄙视翻译为程度较低者的工作。其实这是极大错误。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主要的是向社会人群提出贡献，对于他人有些用处，不论著作或翻译都是一样。外文好的学人，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不顶好的著作，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不但如此，翻译工作有时可能比著作更有影响力。例如以玄奘的学问当然能著作论疏，但若只撰论疏，而不大规模地翻译，他对当时对后代的影响可能不会有那样大，自己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没有那样高。再如严复的翻译工作，对于清末民初的学术界发生极大影响。我想若果他只自己著述，不翻译西方名著，他的影响力也不会有那样大。就是林纾，虽然因为他不懂西文，不免传译失真，也不免选择失当，但他的译品在近代文学史上仍居有相当地位，或许超过他的散文作品。

冯承钧先生毕生从事西文中译的工作，把早期西方汉学家的几十部重要论著翻译成中文，让一般不能通解原文的人都能阅读运用，真是功德无量！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生的学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下。这话并非夸张，因为学问高低与对于社会人群的实际贡献是两回事，不一定完全相一致。

近年来，台湾出了两部重要西文名著的译本，其一是梁实秋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不懂文学，对于梁先生的认识也不深，但这部书的问世，使我对梁先生有了很大的敬意。因为这部书是西方文学经典之一，以前虽有不少人翻译莎翁作品，但似都不全面，梁先生独力完成这部大书的翻译工作，以梁先生的文学造诣，相信为一部不但是全面也是最好的译本，从此莎翁作品将可渗入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孕育新文化之一血轮。所以从长远的看来，相信这部书对于学术文艺界的贡献与影响，可能比梁先生的散文更为深远。其二，是陈立夫先生主持翻译的李约瑟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这部书对于世界学术界应有广泛影响力，不过牵涉范围极广，如果译得好，自是一项不朽之盛事，也是陈先生真正的一大贡献。

一般人看轻翻译工作的原因，是以为翻译易而著作难，其实好的著作固很难，好的翻译也决不容易。著作居于主动地位，比较自由，不懂的可以避而不谈；但翻译是被动的，不懂处不能逃避，所以真正好的译本，决不容易；轻视翻译也是浅人之见。况且被选作翻译的书，总是他在学术界已建立了信誉，一旦翻译过来，就有客观的地位，有益读者，自己的著作却不一定能建立起这种地位有益读者，所以翻译工作对于一位精通外文的人，无论为公为私，都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有些人不直接翻译西文名著，而节取多种名著的章节，穿插编译成书，作为著作出版，这是既不智又欺骗的行径，纵能盗微名于一时，实际上对社会的影响不能久大，自己地位也不牢固，是大可不必的！所以我至诚希望精通外文的人，对于外国东西，多翻译，少著作，更希望公私机构能发大心愿，建立翻译中心，从事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回想一千几百年前，鸠摩罗什之译《大品般若经》，与诸旧宿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字；浮陀跋摩之译《毗婆沙》、《沮渠蒙逊》令智富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当时译场规模于此可见。到隋唐时代，译经事业，更得国家全力支持，译场组织更臻完备。中国人之于佛学，能取精用宏，使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重要内容，基本功夫端在前人先努力作大规模的译经工作。现在精通外国语文的人不少，政府与私人财团也都相当富裕，应有余力提倡支持翻译工作，希望在公私团体与个人意愿的合作下，多出几位玄奘、严复、冯承钧、梁实秋，使中国社会大众都能接触到西方的学术文化，也使中国学人纵然不通东西各国文字，也能取之于译本，作为研究的参考。如能这样，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对于新文化的孕育，都有绝大好处！

1983年2月26日初稿，3月14日再稿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