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认识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铜器和冶炼活动的遗存(冶金起源之四)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1、可能发现最早的锡铜

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几个铜块。其中有几件密集出土于一个探方的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出土标本大小不一，几件小块形状不明，但2016HQQTN25W4113:3标本可以看出有似小斧或小锛的弧形刃部。

2016HQQTN25W4113:5标本形状较完整，似一件铜锛（图四）。铜器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很不良，全身布满很厚的锈，局部已变成黑铜粉（粉狀的氧化铜）。对粉狀的氧化铜进行X射线荧光仪分析，在不同的粉粒中，铜（Cu）的成分到达92.75~99.20%。除了铜之外，某些部位锰（Mn）和铝（Al）成分亦到达约2%，这应是从环境里吸收的杂质；铁（Fe）的成分约0.3-0.4%，其也属于土中所含的赤铁。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有的测量中，都包含有0.6-1%的锡（Sn）（图四）。因为锡不会生锈，所以青铜器粉化的部位里，锡料的比例只会很低。由于锡不会出现在自然铜料中，也不会从泥土中吸收，所以应该考虑这是人工有意加进的合金成份。

目前没有采集到青铜锛所出TN25W41第13层的碳化物碳样进行测年，但同一探方中，间接叠压在该文化层之上的第11层有一个稻谷碳样测试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631-2474年（2016HQQTN25W4111），这表明这件青铜锛的相对年代只会比这一数据早而不会更晚。依据层位关系及文化整体发展情况评估，青铜锛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之前，最有可能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800-2600年之间。

之前锡铅铜三元合金铜片曾出土自湖北省阳新县大路铺遗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地层中（03ET23077:13）[i]。另外，1981-1982年的考古试掘已表明，湖北省通城县尧家岭遗址是石家河、后石家河时期的专业化冶炼遗址之一[ii]。我们在2017年9月对尧家岭遗址进行调查时，了解到附近有古代曾被开采过的锡矿。因此，笔者认为，该遗址可能已经是专业化开采锡料的主要据点之一。我们2017年的调查也补证，从剖面层位关系判断，该遗址年代跨度可能从石家河文化至后石家河文化，且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里曾是一座城。我们从剖面上的文化层的中上部采取碳化样本，经检测其日历年代范围为距今4200─4000年。而屈家岭出土的标本亦使我们进一步推论，长江中游可能已经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段就已自行发明了锡铜合金。这比原来所知道鄂东南的资料，时代还早5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中也属于早期摸索锡铜合金的年代。

2、发掘背景和冶炼活动的年代问题

屈家岭遗址1950年代曾进行两次发掘，由于发现很发达的聚落，当时发掘者误以为该遗址的年代只比商周略早一些，没想到其文化年代居然可以早到公元前第4千纪。1950年代发掘内容分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早段”和“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绝对年代未测定[iii]。之后，1989年第三次发掘的面积很少，但测了两个碳十四标本，其中一个为3760±175 calBC (BK2398)，出自该遗址的最早地层，简报称为“前屈家岭文化”或后来改名为“油子岭文化”，大致相当于该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也相当于前述龙嘴遗址的年代上限。另一个数据为3601±169 cal BC (BK2397) ，碳样取自第三次发掘区域的晚期地层，与1950年代发掘对照，应归类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后段[iv]。依此屈家岭文化起源应不晚于公元前3600年，而1950年代两次发掘所定为“早期”的年代大致应在3750-3450 cal BC（包含所谓“油子岭文化”），而“晚期早段”大致在3500-3300 cal BC，至于“晚期晚段”可能相当于前述龙嘴遗址晚期前段，即3300-3100 cal BC。在晚期早段的地层中，在500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很厚的烧土面，体积约200立方米左右，但并没有柱洞痕迹；晚期后段烧土面积虽然没有那么大，但也普遍出现。虽然发掘者推论这可能是建筑遗迹，但是，由于并没有发现柱洞痕迹，所以仍有很多不明之处。

第四次发掘的年代范围大体落于公元前3800─公元前2400年内，屈家岭遗址的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很多烧土遗迹，其中包括疑似建筑和陶窑遗迹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判明其功用与性质。或许可以考虑，疑似陶窑的遗迹不一定都是陶窑功能，而部分是炼炉遗迹，因为大溪文化所发明的烧制黑陶的陶窑，完全可以用于从孔雀石中还原铜。

资料表明，在屈家岭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所见冶炼遗存，其技术已相当成熟，说明这并不是冶炼活动的最初源头，还需要更进一步分析该遗址更早地层的遗迹、遗物，是否也有与冶炼相关，且代表更加原始的技术。

此外，出土铜器粉化的黑铜锈样，足以提醒我们，更早的小型铜器恐怕全身都已锈成黑铜（CuO）的粉末（图四），将来在发掘中需要在土中加倍仔细，才有可能寻找到此类遗物。

（未完待续）

注释：

[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862页。

[ii]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李龙章、彭明祺、向绪成、王然：《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第3、7－10页。根据本地人说明“ 尧家林”名称是因为地方口因而被误录，这小地名准确谓尧家岭。

[iii]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

[iv]屈家岭考古发掘对，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第63-96页。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为《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原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之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作者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