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问 大学“中国通史”一科，好多教师感到讲授困难，不知你对于“中国通史”的编撰与讲授有何意见？

答 目前大家所急于要讨论的是通史讲授问题，现在就侧重讲授方面来谈一谈。

一般而言，讲“中国通史”应顾及中国历史的各方面，但极其难讲。因为若面面俱到，平铺述说，必将与高中历史课相重复，或无大差别，学生不会感到兴趣。我听说好些讲通史的人摆脱全面讲述的方式，而采取因时代不同的重点方式进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此又容易落到近乎专题讲演的毛病，不成其为通史。所以又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为有此种种考虑，所以大学“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我想应数钱穆宾四先生为最，因为他学力、才气兼备，加以擅长讲演，又富于民族感情，所以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据说极一时之盛。此外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四项条件，所以也就不能有他那样的卓越表现。虽然我当时尚在南方读中学，不能聆听钱先生的通史课程，但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到武汉大学讲学一个月，我听了他几次通论性讲演，并读到他的《国史大纲》，章节编制与一般通史书迥异，内容尤多警拔独到处，往往能以几句话笼罩全局，精悍绝伦。想像他在北京大学讲通史时，正当四十余岁的盛年，精力充沛，驱之以民族感情，发之为锋利讲辞，其能动人心弦，激发青年爱国情操，可以想见。若讲通史皆能如此，必能增加青年们对于国史文化的向心力，进而有助于民族感情的凝聚，与青年爱国精神的提升。只可惜，这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绝难找到很多能讲好“中国通史”的人才。

现在教育部门规定，大学各院系的学生必须修读“中国通史”，立意甚善，但实无这样多能讲通史的人才。各校为应付此一课程，似乎只有多请些年轻学人担负此项重大任务。我不知他们如何的讲，不过我相信成效不会如何的好，倒可能发生反效果；因为讲的人一定感到力不从心，很难讲得与中学教师不同，而能自成脉络的一气贯通下来，久而久之，只好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学生更将抱着应付心理，既是必修，就不得不半听半逃的去应付，目的只是骗到学分而已。如此一来，他们不但认为“中国通史”是一门无味的课，不关紧要的课，而且是门讨厌的课，无聊的课，因此更进而漠视中国民族文化，这岂不是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值得重视的、需要检讨的大问题。

为了因应这一情势，我有几点意见在此稍作申述。

第一，学校应该显示特别重视通史课程，把通史教授列为历史系教授阵容的第一线，选请最好的教授去讲授。若本校无显著的能讲通史的好教授，那就要资深教授一齐上阵，系主任尤当为同人表率，以教通史为他们最重要任务，其次才讲其他专门课程——断代史或专史。听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人人都要担任一班通史，不是都让年轻的讲师去讲，这是不得已中的一个较好办法，可以推广到其他学校。

第二，至于讲授方法，有些人提议通史讲授不能采取平铺述说的方式，而要用分析综合的方式来讲，不要铺陈材料。这一构想是非常正确的，但限于师资条件，绝难做得到。因为历史的分析综合，是要根据复杂的史料创出简要的结论，这是史学的上乘功夫。中国历史时间长，方面广，材料又多，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做工作，分析综合，比较上还可以做得到；“中国通史”包罗万象，非学力极深厚，才气极超卓，绝难做得到。就我而言，就不敢有此自信。别人也许有此才学，但人数不可能很多，自不能应付目前通史讲授的需求。所以若强调这一方式，势必要乞灵于模式的运用，以史料就模式；然而那样讲历史将变为新式的“八股”，也就失去讲历史的意义了！

第三，讲授“中国通史”既不能采取平铺述说的方式，以避免与中学历史课程相重复，但又不能就各个时代分讲几个问题，变成不相连贯的专题演讲。我个人意见，不如比较侧重“中国文化史”。因为要青年们必修“中国通史”课程，无非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要通史讲授得很成功，既不大可能，倒不如干脆缩小范围，只讲“中国文化史”，多少要省力些。

我所谓“中国文化史”，与过去学人所写的《中国文化史》也有些不同。过去学人所写文化史过分着重上层结构，如各个时代政府颁行的各种制度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之类；与通史所不同的，只是减少了军事胜负与政治演变而已。我想这种讲法，内容仍然太多，而且仍过分偏重中央政令与学术文艺方面少数高阶层人物的表现。中央政令固然有其主导地位，影响历史发展，学术文艺方面的显著人物对于文化固然有其重要贡献，但这些其实不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所在，应该简化这些方面的资料。例如制度只择关系国史发展大局的紧要问题作简要介绍，说明其影响，主要在能使青年们感到此种制度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作用；不要搬弄太多专门的规格名辞，使青年们发生枯燥生硬感。同样，对于学者文人也只择要的采取轻松方式加以介绍。这一切从上层结构中节省下来的篇幅，可以加述一些历代国计民生状况与社会风俗习惯，这些才是民族文化的基点，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占有最基本的地位；但过去学人大多很忽视。有些通史、文化史书虽也稍稍涉及这些方面，但又仅限于中国核心地带。中国自古是个大国，版图广阔，民族复杂，各地区、各民族的生计状况与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写历史的人只注意到汉族聚居区域的核心地带，以偏概全，这是绝对不够的，也可说是绝对不正确的观念。所以我常说这是一条线的中国历史观，应当建立中国历史的立体观，把中国境内各个地区、各种民族的历史文化全部容纳到中国历史体系中来，这才能算是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只着重中央政治的演变、中央政令的推行、与各方面伟大人物的表现，而且只限于汉族活动的核心地带，这决不能算是全民性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

第四，一般史学撰述通常只用文字说明，极少运用图表来表达，史学讲授也是如此。其实图与表最能使读者、听者容易领会，使他们印象深刻，其功效较文字说明要强得多。我希望史学撰述者能多多融化资料，简化为图或表，以代替噜苏的文字说明，讲授者也应该这样。作图制表又当运用匠心，尽可能的让读者、听者不必先看图例、表例就能直觉的领会，这样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如果先要详看图例、表例才能了解图表中所表现的意义，那已是间接的认识，不是真正的直觉领会了；但只有直觉领会才能让读者、听者印象深刻！再者，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等方面，如能制放一些实物幻灯片，以增加听者对于这些方面的直接印象，也很必要；现在锄头考古，出土这类资料很丰富，做起来已非难事了！

第五，单就“中国通史”讲授而言，我想再提出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简易方法。现在既要每个大学生都修习“中国通史”，而又实在找不到那样多的师资来担负此项任务，不得不降格以求，请些较年轻学力尚浅的学人来担任。在这样不得已的条件下，我想与其让这些年轻学人彷徨无主的自我摸索，不如预立规范，使他们有所依凭。有些人说这样做法似有“钦定”之嫌，但总不失是一条不得已的可行之路。有人提议由教育部门颁布讲授纲要。这方法诚然不错，但编拟纲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颁布纲要容易流为形式。讲授的人若谨遵纲条，势必仅存躯壳，空无内容，学生仍将不会感到兴趣；若任讲者自由取舍，又可能各就兴之所之，走到专题讲演的路上去。我想，倒不如选择一部较好的通史书为课本，讲授教师只站在导读的地位，领导学生阅读，有必要时再加以补充发挥，这可能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较好方式，因为这样至少可让青年学子认真的读一部中国通史，对于他们还可能有些益处。

至于读本，我想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而民族意识又很强烈，正合乎现在要求所有大学生修习“中国通史”的目的。我听说现在大学生已多嫌这部书太深，看不懂，但若得到教师的辅导阅读，当能有较真切的领悟。况且现在讲授通史的教师既然多为青年学人，若能藉此导读的机会，先就此书下一番功夫，对于他本人将来的治史工作也会有颇大帮助；所以这可说是目前可行的一举两得的方式。至于说这部书有些部分现在已嫌过时，最明显的，如史前三代部分，及我上文所提到的基层文化面，以及还有些其他阙略处，自可由导读讲授的人斟酌补充，为之弥缝。局部的补充，究易为力，讲授者就不会感到太困难了。

此外，我再附带一项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它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的阅读。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它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料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

一个勤奋能用头脑的青年学人，在如此一经一纬的准备下为诸生导读，同时也努力认真的做些专门研究工作，我相信在十年八年之后，他将会感到治学途径宽广，四处通达，无往而不可。而在通史讲授方面，也可以慢慢地摆脱教本，自起炉灶，发挥自己的意见，建立自己的体系，而不失之于空洞肤浅。那就不会与高中历史课程相雷同，也不会如同历代专题讲演，失去连贯性了！

我个人治学，常悬个高度理想，但做起来总趋于务实一途，“卑之无甚高论”，遇事只在环境条件许可下采择实际可行的途径去做。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问题，也采取同一想法，上面几点意见，希望能供讲授“中国通史”的学人作参考。

1984年4月初稿，5月20日再稿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