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长江中游说的形成背景及研究基础（中国冶金起源系列之二）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该文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图一、长江中游主要早期采铜区和遗址分布。1.龙嘴 2.石家河 3.屈家岭 4.盘龙城 5.吴城 6.大路铺 7.童家 8.法雨寺 9.殷戴家湾 10.香炉山 11.上罗村 12.金鸡岭 13.城头山 14.一百三十亩

（二）长江中游说的形成背景

由于中国青铜技术的独特性，部分学者始终认为，或许其并非由外地传入，而是本土起源[i]，但是在溯源研究中，均遇到绝境。我们认为，这都是“黄河流域中心观”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古中国文明几乎同等于黄河文明，受此种观念之束缚，学者们过往很少关注长江流域早期文化进程，或者下意识地认为南方青铜技术及相关文化均源自北方[ii]，因此极少思考中国青铜技术源自长江流域的可能性。

不过，还是有学者提出中国青铜文化是在长江流域原生创造的观点。如郭沫若在1945年就已提出，商文明青铜文化可能起源于南方：“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而南方的发掘先例向来是很少的。或许是南方低湿，古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iii]

其实客观地看，中国南方的湖北江西一带，在先天上具有矿产的优势，实际上也发现了许多古矿井遗址，年代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因此，也有学者注意到长江中游早期冶炼技术遗存。如提出商代的南方中国或许亦有其独特技术，而和北方相互交流技术[iv]。中国境内有些学者注意到长江中游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屈家岭文化或已对铜料有所认识[v]。近年来有少数考古学家在长江中游矿区进行发掘，且针对南方地区零星发现的铜器与矿冶遗址的蛛丝马迹，试图建构南方冶金技术起源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北方传来”[vi]，包括少量以盘龙城资料为基础的研究，研究南方早商时期的冶炼技术[vii]。另有些学者则从更多元的角度论证了黄河中游的青铜文化源于长江中游[viii]。这些研究成果初步揭示，长江中游地区的冶炼技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在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和自然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起源的时代也很早。是故，在探索中国青铜冶炼技术及其文化来源时，学界应进一步关注长江中游地区。（图一）

金属冶炼技术起源需具备两项必要条件：陶窑技术发达及活动区域内有铜矿存在，在长江中游地区，均可发现满足此两项条件的证据。就制陶技术发展来说，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制陶技术获得突破，并快速从手制、慢轮修整发展到快轮制陶[ix]；大溪二期（约4200BCE）已可见成熟的陶窑技术[x]，配合不同的目的能稳定控制并维持需要的温度。例如，洞庭平原澧县城头山遗址所发现的属于大溪二、三期的窑场，规模大，长期使用，而且分别使用不同的陶窑烧制不同的器物（图二）；除陶窑外，相关配套设施也齐全，包含和泥坑、水坑、工棚、装烧操作平台等[xi]，这些均表明，此时烧窑技术已趋于高度专业化。当时创造了很多新颖且独特的器形，如鼎、豆等几种器形后来广泛传播到广大中国区域。长江中游的人们在距今8000多年前（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已用赤铁矿（Fe2O3）制造红衣陶（hematite engobe），用白膏泥（kaolinite）制造白陶和白衣陶；距今7000年前（汤家岗文化）在原始陶窑内开始搭配氧化及还原的气氛制造酱黑陶，又作外红内黑陶等；到了大溪时期，他们还发明了胎质密度特高的泥质黑陶，以及泥质红陶及彩陶。为制造优美的彩陶器，陶工们到周围的山区寻找矿物颜料。

就矿源来说，围绕长江中游平原的山脉蕴含丰富矿物，包括赤铁矿、孔雀石铜矿、绿松石、石英、长石等等，在鄂湘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地区也有铅矿和锡矿。这些矿床多有裸露于地表者，易被人发现和利用，采集及开采条件都不难。

从上可见，长江中游地区自大溪文化以来，已全面具备发现金属材料及发明冶炼技术的条件，并且，该地区社会、文化与技术自旧石器末期以来，长期一脉相承地发展（除了长江中游以外，目前资料只有在古埃及才显示类似自旧石器末期以来一脉相承不中断的发展情况）。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考虑中国青铜文明源自长江中游的可能性。但是因为20世纪中国考古一向重视黄河流域的发掘和研究，长江流域考古资料非常稀少，研究也不充分。纵然如此，长江中游地区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还是累积了不少直接的证据，迄今已基本可解答郭沫若在几十年前所提出的疑问。

总体来看，考古学家迄今已在油子岭文化（3800─3450BCE）[xii]遗址中[xiii]，发现有意从山上带到平原的铜矿石，并从间接资料可以判断长江中游对铜料的认识可能溯源于大溪文化（4400-3500 BCE，分为一至四期）。屈家岭文化（3600─2900BCE，分为早期3600-3300 BCE和晚期3300-2900BCE）已见有小型的红铜产品，而石家河文化（3100─2300BCE，大致可分为早期3100-2700 BCE、中期2800-2500 BCE和晚期2500-2300 BCE）及后石家河文化（2300─1800BCE，可分为前期约2300-2000和后期2000-1800 BCE）[xiv]已发现铅铜和锡铅铜合金产品，以及冶炼和开采的遗迹（见下文）。从这些证据可知，长江流域认识青铜的时间远早于中国西北地区所见，并且可初步证明，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并非西来，而可直接上溯至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并且可能滥觞于大溪文化。

（三）研究基础

本研究缘于田野调查以及对考古报告的重新疏理和研究。我们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文物考古单位的支持下，数次进行田野调查，并实地甄别相关资料。此外，我们团队成员多次参与相关遗址的发掘，亲自发现过且首次认出长江中游早期冶炼遗迹。因此以下研究成果，一方面基于对近60多年来，零星考古发现进行系统梳理，重新认识已发表的资料；同时也依靠在笔者田野调查与发掘中获得的经验、认识和启发。

在我们着手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人们多年来习惯地以“新石器文化”来定义长江中游地区发掘的自大溪至后石家河文化的所有遗址。虽然早已在该地区发现群城和国家结构，但却仍然没有脱离旧的思维方式的局限，因此在发掘的时候并不注意细小石头之类的遗物。冶炼废料一般只是些无固定形状的绿灰色、黑色、灰红色的细小石头或砂砾，因为其外形像一般性的自然物，很容易被当成为普通自然物而跟泥土一起丢掉。直到最近考古界在发掘时，才开始稍微留意到那些在文化层中出土的绿色石头，但也很少检测其成分，只是偶尔纪录为孔雀石而已（但是，大部分此类遗存依然没有被记录在正式发表的报告中）。在长江中游地区温热潮湿的酸性土壤环境中，泥土中的小型铜器很难保存，更难以被发现；同时因预设为“新石器文化”遗存，而无法理解发掘中偶尔出土的小型铜器残件，所以通常不敢如实地加以记录。

另外，对有可能与冶炼有关的烧土和灰烬遗迹的关注和认识也很不足，经常在现场没有及时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细节，事后很难单纯从考古发掘报告的一般性描述中加以了解。考古遗址中，出现烧土的原因有很多，虽然冶炼废料可以说是直接无疑的证据，但由于相关认识和经验不足，不能准确区分出那些与冶炼有关的细小石头和烧土，而经常被当成一般的石头和烧土进行处理，未被详细记录，更谈不上取样分析。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只能根据极少数曾记录出土过铜渣的烧土遗迹的情况，来判断那些并无直接记录的烧土灰烬坑的性质。

以上种种情况，使我们在重新梳理考古报告时发现，很多细节和鉴定资料极为缺乏，导致本来应该很容易得出的认识，变成为需要搜集和疏理大量间接而零散证据的考古侦探工作，也极大地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尽管如此，我们详细研究资料后发现，在汉代以来的帝国史观及近现代人的误认和偏见中，长江中游地区这一原生而发达的古老青铜文明差一点从世界历史中被湮没了。这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实在是相当重大的损失。本文拟从冶炼技术的角度复原这一上古文明的发展历程，并用考古证据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技术发端于公元前第5千纪，一脉相承到商周，因此这不仅是长江流域的地区史，更关乎着对世界重大历史的认识。

虽然从上述基本原则来评估，长江中游矿源丰富而且澧阳平原和与其相连的洞庭平原在公元前第5千纪末期已具备相关烧窑和其他技术，可以相当容易地发展冶炼；但是因为时代越早，冶炼活动越稀少，再加上资料纪录的不完整性，导致我们很难有直接的证据，难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叙述，而是需要运用多重相关证据，并以迂回曲折、反复检索、多方比较、形成证据链的方式，加以表达和论证。从方法上说，我们首先需要从已发现直接证据的汉北地区屈家岭及石家河文化遗址说起，待对该区域冶炼技术的相关知识累积后，才能再检视和了解洞庭地区和大溪文化遗址中与冶炼有关的线索和证据。

因为直接资料零碎而不足，也缺乏前人研究基础，作为一种肇端性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或有不精确的推理和错误解读，但这是一个新领域的起步研究难免之事。

（未完待续）

注释

[i]如Barnard,N.,1983. 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indigenous originsofmetallurgy in ancient China. In: Keightley, D.N. (ed.). The Origins ofChinese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pp.237-277; Ko,Tsun,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In: Chen, C.Y.(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World ScientificPublishing Co., Singapore, pp. 225-243;

[ii]张玉石，《中国南方青铜器及中原商王朝与南方的关系》，《南方文物》，1994年第二期，第1－7页；

陈朝云，《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7月号，第129－135页；吴志刚，《吴城文化与周公南征》，《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70－72页；Mei,Jianjun, 2009b. Early metallurgy and socio-cultural complexity: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Hanks, B., Linduff, K.(eds.), Mounments,Metals and Mobility: Trajectori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Late PrehistoricEurasian Step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pp.215-232; 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张海、陈建立，《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52─59页；Chang, Kwang-Chih, 1964, Prehistoric and EarlyHistoric CultureHorizons and Traditions in South China. CurrentAnthropology, Vol. 5, No. 5,pp.370.

[iii]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页。

[iv]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6月，第209－255页。

[v]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03期，第38—50页；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17页；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48─49页。

[vi]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第8－17页；陈树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2014年2期，第1－26页；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第1－8页；陈树祥，《关于早期铜矿业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以鄂东南及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为例》，《南方文物》，2016年1期，第84－88、33页。

[vii] 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

[viii]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60─87；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第191─245页；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1－241页。

[ix]李文杰，《试谈快轮所制陶器的识别──从大溪文化晚期轮制陶器谈起》，《文物》，1988年第10期，第92─94页。

[x]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第430─434页。

[xi]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遗址──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57─264页。

[xii]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1页；范梓浩，《从泥质黑陶遗存看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转换》，《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31－41页。

[xi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着，《天门龙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5页。

[xiv]各文化的绝对年代系笔者以碳十四数据计算得出。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为《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原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之第一部分：前言的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作者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