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上篇）

壹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时期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这种学问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将“金石”一词用作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　宋代以前的古文物研究

早在宋代以前很久，已有不少学者搜集、考订古代文物，访查古代遗迹。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便有若干长于辨识“古文”的学者，从事这种古文经书的专门研究。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出土的“尸臣鼎”。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荀勖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

唐代初期，著名的“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述及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它史迹的具体情况，至今仍对考古调查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宋代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

二　宋代的金石学

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鉴于君臣之纲被破坏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关系，因而极端奖励经学，立意恢复礼制。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和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精心地整理研究，企图“探其制作之意，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吕大临语)，更好地进行制礼作乐。同时，当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拓墨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据记载，宋代金石学家中年代最早、有开创之功的，应推宋仁宗时的刘敞。他率先编撰古器物图录，将家藏十一件铜器，使工摹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一套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现存年代最早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该书及其后二十余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充分反映宋代古器物研究达到的水平。两书分别著录古代铜器200余件和800余件，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的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王厚之《钟鼎款识》(一卷)、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等书，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纯属铭刻集录性质。

至于石刻方面的著作，欧阳修《集古录》(十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目》(四卷)、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二书，俱录石刻全文。

其它方面，除钱币尚有洪遵《泉志》(十五卷)等书传世，玺印也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

总的来说，宋代的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作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三　元明两代的金石学

元明两代，整个学术研究呈现衰落的局面，金石学方面少有突出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葛逻禄廼贤。他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访古，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后根据其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加以考订，撰写为《河朔访古记》(十六卷)。这便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接近于现代的考古调查工作。

元朱德润《古玉图》(二卷)，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著录玉器的专书。明曹昭《格古要论》(三卷)，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

金文方面没有新的专著。但在版刻技艺发达的情况下，曾将《考古图》、《博古图录》和《古玉图》合刻为“三古图”，是现存刊刻较早的善本。

关于石刻，元代有潘昂霄《金石例》(十卷)，开碑志义例研究之先；明代有陶宗仪《古刻丛钞》(一卷)、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等俱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八卷)存目并附跋尾。

四　清代以来的金石学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所作研究仍偏重于石刻，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以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各二十卷)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后，由于乾嘉学派的进一步影响，同经史之学和小学都有密切关系的金石学大为发展起来。

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作过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他们搜集了更加丰富的铜器铭文、碑刻，及钱币、玺印等铭刻资料，考释文字的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过去重视不够或置之不顾的玉器、镜鉴、兵符、砖瓦、封泥等物，也都有人编撰专书。清末民初，更有学者注意到甲骨、简牍和明器。仅据容媛编撰的《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二百年间却有906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在关中为官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作《考工创物小记》。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富，由朱为弼协助编撰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书中仅收录铜器铭文的摹本、释文及考证，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这方面著录之书即有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二卷)、刘喜海《长安获古编》(二卷)、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二卷)、端方《陶斋吉金录》(八卷)及《续录》(二卷)；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一卷)、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五卷)、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而以吴式芬《攗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吴大澂《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三书最为赅备，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它铭刻的古文字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和《字说》(一卷)，孙诒让《古籀拾遗》(三卷)、《古籀馀论》(三卷)和《名原》(二卷)等书。

关于石刻的著作为数甚多。金石文字目录和跋尾之书，往往以石刻为主，兼及少量金文，开始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及《跋尾》(六卷)、武亿《授经堂金石跋》(二十四卷)、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四卷)等，考订均较精审；后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总计八千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攗古录》(二十卷)、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端方《陶斋藏石记》(四十四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均多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它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著者按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和《粤东金石略》(十卷)，毕沅《中州金石记》(五卷)、《关中金石记》(八卷)，阮元《两浙金石志》(十八卷)，以及毕、阮二人合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等。至于专究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石刻资料，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八卷)、傅云龙《日本金石志》(五卷)。另外，还有叶昌炽著《语石》(十卷)一书，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研究，是极为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它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古泉汇》(六十四卷)，著录历代钱币6000枚；玺印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十二册)，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古玉图考》，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镜鉴、瓦当、封泥、陶文，也有学者编撰专书。

综合性著作，属于古器物图谱的有冯云鹏、云鹓同辑《金石索》(十二卷)，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反映了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较广的情况。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记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扩大到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王国维便是当时集其大成的学者，编撰有《殷虚书契》、《流沙坠简》等多种著作。罗振玉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和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不少学者对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

贰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1900～1948年)

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晚，它和其它许多近代科学一样，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考古学在我国诞生和发展起来，完全是20世纪的事情，前后不过100年的时间。大体说来，20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思潮开始传入我国。20年代，中国考古学宣告诞生；后经30年代和40年代的初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一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1900～1920年)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从开始形成，到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兴盛和成熟起来。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对欧洲考古学者的业绩十分注意，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介绍。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之比附。正是这个时候，1899年安阳小屯村发现的有字甲骨，引起王懿荣、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行将崩溃的清朝政府统治之下，古代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虽有学者初步了解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以致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暂时仍未兴起。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步深入，各国列强在强占沿海要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觊觎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边疆。为此，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区活动。他们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而其所作调查发掘，又往往采取非科学的方法，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克里门慈(D.Klementz)，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

1900年以后，一些外国考察队更加频繁地在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活动，珍贵文物被劫往海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后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M.Aurel Stein)，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Hedin)，德国的格伦韦德尔(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国的科兹洛夫(P.K.Kozlov)、奥登堡(S.F.Oldenburg)，等等。先后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的尼雅遗址，罗布淖尔的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它珍贵文物，而且劫运了克孜尔、柏孜克里克、库木吐喇等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等，还从敦煌石窟骗购了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地区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滨田耕作也在这个时候，曾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墓。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法国的沙畹(E.E.Chavannes)、色伽兰(V.Sequlen)等人，又在我国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神父桑志华(P.E.Licent)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曾在河套地区发现萨拉乌苏河遗址和水洞沟遗址。又有安竹思(R.C.Andrews)率领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亚探险队队员纳尔逊(N.C.Nelson)去内蒙古及三峡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与此同时，几条穿越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铁路干线在20世纪初相继筑成通车，筑路工程使各地埋藏的古代文物在20世纪初相继筑成通车，筑路工程使各地埋藏的古代文物大量出土，交通便利更使新出土的文物迅速转移，因而导致古董市场的空前兴旺，许多文物精品随即流失海外。罗振玉等金石学家，广泛收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新近出土文物，以及已被外国考察家劫去的西域简牍、敦煌遗书、高昌壁画等照片资料，将其分门别类汇编成书，采用当时最优良的珂罗版工艺印制出版，为保存和传播珍贵的学术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历史时期的各类器物，并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堪称近代金石学的集大成者。所作研究与清代的金石学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与考古学研究尚有明显的差距。

二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1～1928年)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之后，现代科学在我国蓬勃兴起的20年代。当时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中国的田野考古正是由地质学家首开其端的。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勘查铁矿和煤矿，聘请国际闻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来我国，以农商部矿政顾问身份协助工作。后来在地质调查所的安排下，安特生与中国地质人员一道，进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工作。其间，曾在华北的一些省份采集较多的古代石器；进而于1921年发现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村遗址，并随即进行首次发掘。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口店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化石产地，因其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著称于世；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原始聚落遗址，由此确认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这两项发现与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序幕。安特生所作仰韶村遗址发掘，以及随后前往甘青地区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都有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及助手白万玉等参加，著为《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和《甘肃考古记》(1925年)等书。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新从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归来的李济，于1926年初进行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同年秋季所作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袁复礼也曾参加工作)，著为《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次国际合作性质的考古发掘，由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共同进行，美方提供活动经费，还不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虽然发掘的规模较小，却有深远的意义。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在1922年便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并不熟悉科学的考古发掘，在田野考古方面仅1923年察看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意欲有所作为。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同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也是在1927年，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旭生)教授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前往内蒙古和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发掘。活动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

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中研院，所属机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年10月，史语所派遣董作宾，会同河南省人员郭宝钧等，前往连年出土甲骨文的安阳殷墟调查和试掘，为大规模地开展工作进行准备。当时选定殷墟发掘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已将传统的古史体系摧毁，学者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可靠的古史新材料，于是便对因出土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而判定的殷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以这一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为起点取得突破。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我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历的学者，被聘任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设立内含考古组的史学研究会。中国从此开始了本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三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1928～1948年)

中国考古学在1928～1948年间，前十年工作发展较快，通过一系列调查发掘获得许多重要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初步基础；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系，考古工作未能继续取得显著的进展。

(一)新生代研究室进行的周口店发掘

抗日战争以前的考古工作成就，首先是新生代研究室发掘的周口店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遗存。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仍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标本由该院负责保管，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批标本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殷墟等项发掘

这段时间进行考古工作最多的，还是李济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仅殷墟一地就在1928～1937年间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到史语所工作，不久参与为探寻殷墟文化来源而进行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小屯遗址的发掘，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发掘方法上有了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史语所在小屯村一带，先后揭露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它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发掘十座规模特大的殷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历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人员，除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外，主要还有王湘、吴金鼎、石璋如、刘燿(尹达)、李景聃、祁延霈、胡厚宣、高去寻、夏鼐等。

与此同时，史语所考古组又由郭宝钧等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大墓，由梁思永、刘燿等发掘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史语所考古组还在许多地方作过调查工作。

(三)北平研究院和其它单位的考古工作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不多，却也相当重要。他们除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于1930年在马衡的主持下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4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其中由徐炳昶(旭生)领导，在宝鸡斗鸡台附近的沟东、沟西、废堡三个地点进行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参与其事者有罗懋德(念生)、何士骥(乐夫)、孙文青、苏秉琦等。后来，参与沟东区发掘的苏秉琦，将该地发现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与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还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寺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

另外，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

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和台湾、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后进行考古调查。还有学者进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四)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

1928年以前开始的国际合作项目——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活动，持续进行到这个时期的1933年。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最大的一项收获是，瑞典学者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分布很广的汉代烽燧遗址，获汉代简牍一万余支。贝格曼还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五)日本学者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进行的工作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发起组织的考古活动，并未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退出而中止，他们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的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它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元上都遗址；同时，还有人以其它各种名义，发掘顾乡屯遗址、通沟高句丽壁画墓，并调查辽代帝陵。华北沦陷以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或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再有水野清一等于1937～1944年间，奉派八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也有相当重要的收获。例如，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单位合作(吴金鼎、曾昭燏等参加)，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时期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另外，两单位又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吴金鼎、高去寻、夏鼐、曾昭燏等参加)，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与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吴金鼎、王振铎、冯汉骥等参加)，发掘成都附近的前蜀皇帝王建墓。还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其中，夏鼐于1945年在甘肃省宁定县阳洼湾发掘的齐家文化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更加有力地否定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刘燿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搜集景县封氏群出土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仅有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1930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已经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从梁思永进行西阴村、后冈史前陶器的研究，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所作彝铭形象学试探，到李济的殷墟陶器和铜器研究、苏秉琦的斗鸡台瓦鬲研究。还有陈梦家所作铜器研究，裴文中的陶鬲和陶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取得类型学研究的经验，并且不断深入、日益提高、臻于成熟。

这段时间出版的考古学著作，有李济著《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年)、裴文中著《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梁思永等著《城子崖》(1934年)、施昕更著《良渚》(1938年)、苏秉琦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等书，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的相关文章。刘燿去陕北后化名尹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

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年)，对甲骨学研究有较大的推进；又曾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汇编为《小屯·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和《小屯·殷虚文字·乙编》(1948～1953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期所著的《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等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容庚撰写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通论性商周青铜器专著。

总而言之，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到初步发展历时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周口店、殷墟两个地点，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若干史前遗址，其它地区和历史时期的调查发掘开展较少，存在许多年代缺环和地域空白。正因为如此，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已开始引用考古研究成果，但势必是难以令人满意。这个时期，已经出版的考古学专著和刊物都少得可怜。积累最多的周口店、殷墟等遗址，发掘资料尚未详细公布。即便如此，毕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建立起中国考古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需要在此述及的还有，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持续发掘安阳殷墟所获丰富资料，在该所于1949年初迁往台北以后，经过几位老一辈考古学家长时间悉心的整理研究，已陆续出版。其中，李济著有《小屯·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又与万家保合作进行殷墟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5大本(1964～1972年)。石璋如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进行小屯遗址繁杂发掘资料的研究，先后出版《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乙编(殷虚建筑遗存)、丙编(北组、中组、乙区和丙区墓葬)、丁编(甲骨坑层)共8大本(1959～1992年)。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区的发掘资料，则由高去寻在梁思永遗稿的基础上辑补成书，先后出版的《侯家庄》第2～9本(1962～1996年)，内容包括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及1129、1400、1443十座大墓；再有石璋如撰著的《侯家庄》第10本(2001年)，内容为“小墓分述之一”。石璋如还著有《莫高窟形》(1996年)，为其1942年前往敦煌石窟考察的研究成果。另外，还出版张秉权编《殷虚文字丙编》(1957～1972年)，劳榦编《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年)等书。

叁　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49年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极大发展，但也经历了一定的曲折。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因“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考古研究方向的认识存在偏颇，使其正常发展受到阻碍。“文化大革命”期间，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更被迫一度中断。7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的考古研究终于走上正轨，达到新的境界，经历着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　全面发展的前期(1949～1978年)

中国掌握田野考古方法的专门人才原本就很少，其中部分人员又在1949年初随国民党政府官方机构中研院迁往台湾省台北市，留在大陆的考古学家更是屈指可数。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家建设高潮，急需普及考古知识、培养专门人才，以便配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符合科学要求的清理发掘。为此，老一辈的考古学家竞相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讲授基础课程，尤其是夏鼐，连年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田野考古方法的内容包括：考古调查、遗址和墓葬发掘中对各种遗存的详细观察、认真处理与忠实记录，以及整理材料和编写报告的具体要求。其中，夏鼐特别讲到考古发掘和整理材料中的地层学研究，指出只有正确地观察地层，记录地层和解释地层，弄清楚遗存的自身情况及其在地层中的关系，才能确定遗存的性质和年代。他在当时和日后反复强调：“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以出土文物的美恶或好坏为标准的，而是以工作方法的合于科学与否为标准的。”这些看法，对于全国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虽然1958年浮夸成风的时候，曾有个别发掘工地试图打破“繁琐哲学”的框框，“挖宝”思想也时常抬头，但考古学界的权威人士始终坚持发掘质量、注重地层关系，使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工作量较大的重要遗址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并且大部分由考古研究所负责进行，有的则由文物局调集人员协力工作，一般地方单位所作发掘多为配合基建的墓葬清理。通过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培养了一批田野考古技术较强的业务骨干，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资料，初步建立若干重点地区考古标本的断代标尺，也积累了一整套在中国地理条件下处理各种复杂遗迹的田野考古经验。西安半坡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提供了原始聚落遗址的发掘经验：正确区分文化层，弄清楚居住建筑、防卫壕沟、烧陶窑址和公共墓地的横向关系(这比弄清楚纵向关系更为困难，也更重要)，齐全地采集各类出土遗物，注意搜集反映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动植物标本及土壤、孢粉等资料，以期更好地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着眼于它们的整体规划，先判明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宫殿、衙署等重要建筑遗迹。对古今重合的城址，则利用文献资料和航测照片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个别古代建筑和可以判定的旧街道，再结合进行重点钻探和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布局情况。至于中国考古学家对具体遗迹的细致清理，在国际上早有肯定评价。1951年夏鼐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完整的古代木质马车，曾被西方著名考古学家誉为战后考古发掘方法新进步的一项范例。1958年北京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又提供了清理大型陵墓墓室，尤其是妥善处理丝织冠冕、珠玉佩饰等易损文物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举国上下都在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考古学界同样如此。1950年春季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S.V.Kiselyov)来中国讲学，《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条被译成中文发表，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苏联学者关于考古学定义等问题的表述被奉若经典，作为考虑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例如，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恢复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为历史科学服务；而资产阶级考古学却人为地与历史分离，见物不见人，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要使中国考古学摆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就要从“为考古而考古”转变到“为历史而考古”，妥善解决考古与历史挂钩问题。苏联考古学界曾长期处于马尔学派错误思想的笼罩之下，考古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颇为严重，片面强调通过实物史料论证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忽视考古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对类型学研究方法更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我们在国内原本存在“左”倾思潮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又对苏联考古学的了解十分有限，必然会反映到实际工作中来，特别是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学子，很容易表现为简单化的偏激情绪，错误地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

1958年春季，尹达作为当时我国考古学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两次报告会上，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这一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怎样落实到具体工作尚待认真讨论，社会上掀起“跃进”和“批判”的浪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一面集体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关于编写教材，前此为适应考古教学的迫切需要，某些考古学者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将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系统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再经过集思广益，重新编写，当然会有新的进步。但是，由于那时有计划发掘的典型遗址尚少，包括西安半坡在内的有数项重要发掘刚着手整理资料，尚未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更没有展开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到头来只能是社会发展史标签加个别例证，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至于所谓批判，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夏鼐主编的《辉县发掘报告》(1956年出版)，再是苏秉琦的旧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1年著成，1948年出版)，还批判李济的“反动思想”，实际涉及田野考古中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的全部工作，器物形制排比等基础性研究被一股脑斥之为“形式主义、繁琐主义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是所谓“庸俗的文化进化史观”。这样批判的结果，使大家思想混乱、困惑不安，不知道考古研究的出路何在。

1959年初，尹达在为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考古收获而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大破大立”批判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偏向，提出反潮流的“立中有破，边立边破”方针，重申“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号召“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力合作，用三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他又从领导的角度，表明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错误倾向，指出“陶器是数量最大、变化较多的文化遗存。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经过对它们的认真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陶器的科学研究是不应当过分忽视的”。正是这次会议之后，夏鼐应与会人员的要求，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考古》1959年第4期)，对这一考古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也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及时作出科学的明确回答。当时，由于田野考古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其间又有学者将历史上的族名直接与考古遗存挂钩，更有个别人主张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考古学文化概念，因而能否正确对待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主张在以第一次发现典型考古遗迹的小地名命名的前提下，采取从实际出发、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既不要在条件具备时迟疑不决，使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期混淆，从而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只看到片面的个别现象就给它新的名称，以致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和纠纷。至于历史上的族名，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因乱扣帽子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尹达和夏鼐的这些意见，对于克服当时存在的错误倾向，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1960年代初期整个学术界呈现活跃气氛的时候，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曾出现转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学》教材，经过较大程度的修改和重写，作为征求意见本于1960年7月印发，在全国考古单位广泛流传。考古研究所多人执笔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则于1961年底公开出版。两书对截至50年代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初步的综合归纳和一定的理论分析，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对考古研究的转变仍有积极意义。随后，夏鼐于1962年7月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考古》1962年第9期)，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他还提到，要不断改进考古研究方法，“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等)和运用文字资料及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期取得更重要的新成果。这对于推进考古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尹达则于1963年8月写成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先曾印发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征求意见，后将其第二部分“现状和展望”在《考古》1963年第11期发表，全文见其所著《新石器时代》一书，三联书店，1979年)，根据他本人为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而亲自研讨考古新资料的深切感受，从理论上对考古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的阐发。该文讲到，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①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②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③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该文强调：“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尹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他还再次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些情况说明，通过1958年到60年代初的实践，从领导到群众对考古研究的方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正在为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加强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而积极努力。

这段时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它局部地区，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资料。通过几年整理出版的十多种考古报告中，既有半坡、庙底沟、屈家岭、客省庄、二里冈、沣西等典型遗址，又有经类型学分析排比成年代序列的洛阳东周墓和汉墓、长安西周墓和隋唐墓等资料。其它正在整理的若干史前遗址发掘资料，有的根据器物排队进行分期和有关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这些资料显示的文化面貌复杂情况，考古刊物开展热烈的学术讨论，研讨一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和分期，以及埋葬制度反映的社会性质，尤其是仰韶文化的有关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苏秉琦于1965年夏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该文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几次实习发掘资料出发，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仰韶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指出在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和差异性，即时间和空间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而应将文化类型和年代分期的研究区别开来。具体做法是：先划分仰韶文化的外围范围和中心范围，以及中心范围的文化类型，再按类型分析发展序列，追寻来龙去脉，进而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变化。这些对于考古类型学的应用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错误的批判开始由文艺界扩大到学术领域，众多考古工作者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因而考古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苗头未能进一步生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不少考古学者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其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得以个别进行满城汉墓等项抢救性的重要发掘。1972年起，又在全国范围逐步恢复田野考古工作，考古文物刊物也获准复刊。被迫停业数年的考古工作者，热情投入新的发掘，迅速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轰动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突出地表现了我国田野考古微观方面的技术进步情况。考古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揭取丝织衣物、帛画、帛书等糟朽文物；又与多种学科人员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测试手段，进行出土女尸、纺织品和动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田野考古的宏观方面，史前文化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不仅有计划地重点发掘从中原地区扩展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多数省份，并且在黄河中下游等地区先后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60年代前期建立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工作，开始在史前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周、汉唐等时期都城遗址的勘察，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错误的批判仍波及考古学领域，干扰正常的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新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发表，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难以广泛展开，种种情况有待于根本改变。

二　全面发展的后期(1979年以来)

1979年4月，夏鼐为第一任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界这一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开始酝酿于1959年初，经过二十年的拖延，直到整个国家实现伟大转折的时刻终于成为现实。与会考古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简单的回顾，充分肯定广大考古工作者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体系。同时又着重指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否定基本的学术概念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横加批判，使考古研究遭受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才能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切实搞好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讨论，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80年代初期，在夏鼐的主持下集体编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二书，以断代和专题为纲，对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进行不同形式的全面总结。前书由考古研究所的二十多位中年学者执笔，于1984年出版。后书由考古研究所和其它考古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学者执笔，于1986年出版。两部综合性考古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夏鼐为前书所写的前言强调：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还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渗透，并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方法。同时又讲到中国考古学发展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夏鼐与王仲殊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首撰写的概括性特长条，则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发展简史、研究方法、分支学科，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明确考古研究的方向和当前任务，有重要的帮助。

这个时期，苏秉琦将其运用类型学方法，坚持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心得，在7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讲演的基础上整理成文，以《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为题正式发表(《文物》1981年第5期)。众所周知，旨在弄清楚一定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谱系，原属考古研究的基本课题，前述尹达1963年发表的文章即曾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学术任务。但是，这种谱系研究，只有系统的科学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行动。苏秉琦正是在研究条件基本具备的时刻，从学科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地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他所谓的“区”、“系”、“类型”，是指较大地理范围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文化的发展系列，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简而言之，“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该文提出：“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资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后来，苏秉琦又对区系类型学说有所发展，即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实践证明，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学说，对于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史前文化基础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苏秉琦还发表《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文章，又通过考古学年会和若干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大家注重对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讲到，地层学上文化层的叠压，虽然提供了判断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依据，但在考察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时，则主要应借助于器物形态学，从文化内涵中去分析。又讲到，运用器物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打破关系为依据，从那些数量众多、经常出现的代表性器物中寻求变化规律；至于区分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其间的关系，则既要着眼于常见器物群的特征，又要注意虽不常见却别具特色的器物。他还强调：“不应停留在找出典型器物的局部发展序列，而应该进一步找出它们的全部发生发展过程(源和流)”；“不应停留在对个别遗址多种器物组合关系的分析，而应该进一步对多处同类遗址典型器物组合关系做出综合比较分析”。那段时间及其以后，就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问题(或仅就一个方面问题)进行论述的，还有石兴邦、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苏秉琦和其他几位考古学者的论述，来源于考古工作的丰富实践。考古学方法论问题受到较多考古学家的关注，是中国考古工作水平提高的表现，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又促进了考古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80年代以来考古研究水平提高的重要保证，在于各地考古队伍的业务素质有较大改善。1966年以前，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力，是1952～1955年经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的300多位文物干部，由于他们原有的文化素质存在差异，加以长期忙于配合基建工程的抢救性发掘，学术水平很不平衡。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截至1965年毕业的200余名本科生中，当时参加工作五年以上的还不到一半。目前，全国现有考古工作人员中，经高等院校正规培养的中级以上业务职称人员，总计大约1500人以上。1975年以来，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和其它几所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本科生2000人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大学的研究生院，还培养了硕士研究生二三百人、博士研究生数十人。新培养的青年考古人员，大都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经受较好的训练，特别是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和撰写学位论文，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考古工作第一线的业务骨干，迅速取得可喜的成绩。

随着考古队伍业务素质的改善，各地在原有文博单位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考古研究机构，注意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明确当地考古工作的学术目的性，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发掘，因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过去，许多地区的考古工作，几乎限于清理历史时期的墓葬，对史前文化遗存所知甚少。现在，各地普遍加强了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注意搞清楚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序列，对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和手工业遗址也加以重视，又注意进行不同时期的典型墓地系统发掘，努力消除本地区的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许多地区还曾大面积揭露保存较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并且从宏观上揭示大范围遗址群的组合关系，获得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现代科技方法的进一步应用，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早在50年代发掘半坡遗址的时候，即已着手的生态环境考古，受到考古学家和有关自然科学专家更多的关注，关中、华北、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环境考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灰像法、水选法的运用为获取农业考古资料开辟了新的途径。现代科技方法的应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断代技术方面，碳十四年代测定已积累2000多个数据，热释光和其它方法的测定也有相当成绩。古物成分与结构的多种分析，尤其是青铜器所含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瓷器所含微量元素分析，以及穆斯堡尔谱等项测试的初见成效，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信息。再如，遥感技术勘测、水下考古、计算机应用、碳十三食谱测定等项工作，也都先后起步，不断取得显著的成果。

改革开放形势下与日俱增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使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基本封闭的状态得到改变。某些年轻的考古学者，热情介绍当代西方国家的当代考古学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的“新考古学派”)，选译它们的代表性论著，从而引起大家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讨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学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彼此讨论有利于开拓思路，积极作用自不待言。最近几年，在中国考古学界研究水平普遍提高、相继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讨论的情况下，苏秉琦重新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代史和从世界角度认识中国考古研究的任务，表明了几代中国考古学家梦寐以求、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正在成为广大考古学者的实际行动。大家要求在逐步建立和充实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同行一切有益的东西，不仅引进新的技术，而且引进新的方法，这正是中国考古学界面临的迫切任务。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除前已述及生态环境考察迫切任务。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除前已述及生态环境考察受到较多的关注外，其它各个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例如用埋藏学观点解释远古人类活动的行为痕迹，用概率分析等数学方法分析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再如用民族考古学和人口学方法，分析考古遗址的聚落形态和墓葬制度，进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等等。当前，诸多考古学者参与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在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