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城址·部落·古国——张学海谈海岱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

2002年9月15日，笔者利用赴山东参加“第三届全国环境考古学大会”之际，就当前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热点问题如史前城址、文明起源、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遗产、省级考古所的性质与任务等，对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先生进行了一整天的访谈。本文是据访谈内容和张先生提供的一些书面资料综合而成。

在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在面临的课题、应该采取的理论方法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张先生尽管长期从事山东考古，但他所进行的许多探索，特别是他对城址、聚落与聚落群、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等的看法，常常具有全局的眼光，对当前考古学界正在探索的一些热点问题应该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题记

城址情结

问：山东省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史前城址的地方，1928年吴金鼎考察平陵故城路经此地发现这个城子崖遗址，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做了发掘，并很快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田野发掘报告。这个史前城址及其包含的黑陶文化遗存对当时学术界提出了许多中国史前文化之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到90年代，山东省连续发现多处(群)史前城址，是目前中国发现史前城址最多的省份，掀起了中国史前城址发现与研究的一个高潮，这其中包括对城子崖遗址的再发掘、再确定和再认识，以及像鲁西的茌平与阳谷各包括好几个城址的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与认识。后面这些工作大多与您具有密切的关系，请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答：我对怎样调查、勘察和开展城址的考古学工作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我1961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山东省工作，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文化部文物局在河北燕下都遗址召开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科学记录档案、有人管理)工作会议，并支持山东省在曲阜鲁故城和临淄齐故城开展大遗址的“四有”试点工作。“四有”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搞清遗址的范围界限。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就我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学术目标，组织上让干啥就干啥。摸清保护范围，惟一的途径是通过系统勘探试掘，全面掌握地下文物的分布状况，根据其科学价值区分重点文物和一般文物，划定不同层次的保护范围。文物局派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黄景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因为老黄晚到，面对偌大一个遗址，我们不知道如何钻探，老虎吃天，难以下嘴。还是老黄来了以后才制定了钻探计划和工作条例。但是老黄时间不长就走了，我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进行试掘和钻探，由于没有经验，究竟应该怎么调查、勘探，探孔多大间距一个比较合适，中间应不应该加探梅花孔？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我们初到齐故城时，我们五六个人曾自己在遗址西部开了一条2×5米的探沟，但是没有看出地层的变化，很快挖了1米多深，还以为是地层堆积很简单。老黄来到工地，才发现了失误，原来是我们将灰坑当地层挖掉了，挖到底以后，总共有3个灰坑相互打破。这次失败对我震动很大，我作出了很大努力，两年内先后认真地向老黄、赵春生、俞伟超等学习了基本的发掘技能。

齐故城的“四有”工作的进展还是挺顺利的，也使我下决心把山东先秦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1966年文物局准备在齐故城召开“四有”现场会，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作罢。1974年，104国道要通过鲁故城，势必会对这个全国著名的大遗址造成一些破坏，我们很着急，到北京拜访文物处的陈滋德同志，希望想办法阻止。陈滋德听了我们的汇报说：遗址分布和布局怎么样？国道要通过的地方地下有什么都说不上来，批评我们工作做得太粗糙。当时的环境也没有办法立即开展工作。1977年粉碎“四人帮”，形势一好转，鲁故城的调查与勘探工作马上上马了。因为已经有了齐故城的经验和教训，这次我们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两年左右时间完成“四有”工作，方案是边试掘、勘探，边整理工作档案，同时也提出了几个学术目标，要搞清遗址及其各部分内涵的具体时代与布局。各级领导对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工作进展很顺利，到1979年3月基本完成预定计划，划出了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由曲阜文管会建立了重点保护范围标志和四至界标，落实了保护责任。1982年探掘考古工作报告《曲阜鲁国故城》正式出版了，在全国的先秦都城遗址中，这是第一本。

鲁故城的调查勘探虽然是针对历史时期的遗址，但是为我们进行大遗址和城址的考古调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考古学界忙于对考古遗存进行类型划分和断代，不太重视遗址分布范围和面积大小，有些遗址虽然发掘面积较大，获得了一些对遗址布局的认识，但往往是在进行了长时间的发掘以后的偶然认识，而鲁故城的工作使我们掌握了一种了解遗址面积大小和布局的简便方法。80年代中期，趁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请我讲授大遗址勘探之机，我对大遗址“四有”探掘的基本任务、原理、方法和学科属性等做了初步总结。

1985年春，我们采用鲁故城探掘方法对滕州薛国故城开展“四有”探掘，一年多时间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查明薛故城的基本性质和布局，确认现存地面的城圈是战国和汉代的城，在其东南部地下发现春秋薛都城址，面积仅0.7平方公里。并在小城内发现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晚商、西周遗存。有迹象表明西周时期的薛都可能也在这里。这一成果使薛故城升格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在配合益(都)羊(口)铁路的工程中，寿光孙家集边线王村首次发现了龙山时代城址。这是一个有双重城圈的城址，内圈平面近圆角方形，东西、南北长各约100米，后来因面积太小，兴建外城圈时内城圈被废弃。因后代挖土的破坏，仅残存两个城圈的基础槽。1989年，我们有意识地将前面形成的方法运用于史前城址的探掘。该年夏天对城子崖的复探试掘是史前城址认识上的一个转折。依靠已经积累的城址勘探经验，当时我们决定对学术界一直存有疑问的城子崖进行方格网普探，一个月完成了普探工作，初步了解了遗存分布情况。1990年3月又进行复探，花了五六天时间大致搞清了城圈的范围，然后进行试掘解剖，发现了龙山、岳石和春秋的三叠城，判明30年代发现的实际上是岳石时期和春秋时期的城墙。新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子崖是个台城，古人选择高亢的地方用堆筑和版筑结合的方法修建城墙，岳石时代的城墙利用了龙山时代的城墙，主要是在内面修补，所以岳石城比龙山城要小一些。这一发掘为我们了解城墙建造技术、判断城墙时代等提供了新的经验。城子崖的考古实践，使我在寻找史前城址上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经验：一是大遗址探掘的田野方法，二是对龙山台城、城垣堆筑技术及其夯土结构的感性认识。这样，我总结出用几天的时间通过勘探确定一个遗址是不是城址、分布范围有多大、然后再经过局部解剖确定城址的时代的一整套认识和了解史前城址的基本方法。我称之为系统探查法。用这个方法，我们迅速发现了一批史前城址。

对这一套方法，大家包括考古学界的同行们起初都有些不相信，但是，用这种方法，1991年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我们的探工帮助下于邹平丁公遗址确定了山东的第三座龙山城；接着，1992年我们在复查临淄田旺遗址时发现龙山城；1994年在薛国故城勘探试掘中在郭城东南部的西周春秋城中发现龙山城；同年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岗开发工程的钻探中发现景阳岗龙山城；该年12月下旬，在对包括景阳岗在内的阳谷与茌平、东阿两个龙山聚落群进行调查时确认这是两个共含有9座城址的龙山文化城址群。其中景阳岗、皇姑冢、王家庄三城为一组，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等六城为一组，两个各有一中心城，即景阳岗和教场铺，面积都达到40万平方米左右。2000年在著名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垣，在段家河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垣的线索。

目前为止，山东共发现龙山文化城址15座，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址3座(阳谷县大汶口文化早期王家庄城；滕州市大汶口中期的西留康城；最近发现五莲丹土也有大汶口城)，是全国发现史前城址最多的省份。还有若干可能存在城址的遗址已经有一些线索，尚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此外，这套方法对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城址和浙江良渚莫角山台城的确定，对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年代上溯到大溪时期，以及西安半坡可能同样存在仰韶时代城址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问：城址是史前中国规模最大，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其中史前城址普遍被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但是，史前城址遍地开花，在长江及黄河中下游、四川盆地和长城沿线都有发现，年代也有越来越提前的趋势，大小形态各异，它们到底与所谓的文明社会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在上述这些城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中，您对中国史前城址这一特殊的考古遗存有什么基本的认识？

答：由于史前城址的发现已经很多，全国大约有60余座，目前可以判定有山东、河南、北方特别是东北长城沿线、长江中游和四川盆地几个集中分布的地区，莫角山、寺墩等遗址表明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肯定也有城址，它们与文明起源的关系，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认为目前做出以下的判断应该说基本无误：

城址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恩格斯说：“城市本身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我认为，判定史前城址或聚落是否是城市应该有三个标准：(1)是个政治与行政管理中心；(2)存在手工业阶层，是个手工艺技术中心；(3)具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比如3000人或者500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与非体力劳动者占人口一定的比例。

防御的需要或许早于城市这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但是城与城市是非常容易重合在一起的。城是带有防御性围墙的聚落，是聚落中的特例，因此城一出现，就启动了城乡分离的进程。目前资料表明，中国史前城址大约出现于距今6000年，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成为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苏秉琦先生概括中国史前文化在距今6000年和距今5000年左右发生了两次巨变，以前我自己并不太理解，现在则有所认识：大约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中期，一些人口密集的文化发达地区率先形成了区域性的聚落群，到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时代开始向龙山时代转变，社会面貌和聚落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址变得十分普遍。在史前文化发展史上，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大事情。

山东地区的城子崖、田旺等城址都是区域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景阳岗和教场铺这样的城址群中，中心聚落和二级聚落都有城址，因此推测龙山时代山东数十个中心性聚落遗址都应当有城址存在。此外根据1994年发现的尤楼龙山城面积仅1万平方米，最先发现的边线王也是先有一个1万平方米左右的小城，然后才扩大成为大约6万平方米的大城，而山东诸多龙山时代的二级聚落面积都在数万到10万平方米间，因此，推测相当一些山东龙山时代的次级中心性聚落甚至一般聚落也可能存在城墙。这真可能是一个城址林立的时代。

筑城技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环壕聚落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时代就已经出现，辽宁的兴隆洼、山东的小荆山都可以作为例证。挖壕就有一个堆土的问题。因此，重新分析半坡的资料发现可能就存在城墙。最早的城墙是堆筑的，土挖出来，堆在壕沟的内边，加上壕沟的落差，就有一定的防御性。版筑应用比较晚，最初发掘城子崖城墙时发现没有立柱，同时基槽比墙体宽，不太明白城墙到底是怎么筑成的，又一次受杨鸿勋先生启发，认识到原来夯筑时是采取斜支撑，用斜木棍一头顶着基槽边沿，一头顶着夹板，一版一版地往上夯打。城墙很宽，墙体内部则竖小木桩来固定夹板，藤花落已经发现了这样的成排的小木桩。古城寨是打一板间隔一板，再夯打中间留下的部分时，四边已经夯实的部分就成为现成的依托，这样是又省事又结实。堆筑的墙体不够陡，真正的夯筑技术到战国时才有质的进步。

城址防御的对象应该具体分析。早期的壕沟可能是防御牲口走失，野兽袭击，保护孩子的安全等等，不一定能防御敌人；竖立的城墙有的是防洪，有的就是防御人，是战争的产物。剩余财富是战争最大的动力。龙山时代的城主要应该是防御敌人。

聚落群与都邑聚

问：谈到什么样的聚落应该有城墙，这里您实际上已经谈到了聚落考古学的问题。近年来，您对山东史前聚落进行分群研究并提出聚落群以及“都-邑-聚”分层的概念，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考古学建立起各地文化演变的时空框架之后探讨史前社会问题的学科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进行文明起源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您的这套概念从考古发现的实践中来，也与中国古代文献对聚落的记述具有关联性，完全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概括，能否具体地予以阐述。

答：聚落群与群内聚落“都邑聚”的层级概念，是我在学习、实践苏秉琦先生学科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981年，先生发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分全国为六大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是其中之一。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山东史前聚落发现的大致情况。

距今8500-7000年的后李或者西河阶段的聚落发现有10处，其中山(泰山)北8处，属西河文化；山南1处，属后李文化。遗址离山都不过10公里。

距今7000-6200年的遗址有100处左右，在山东中部和东北的半岛地区分别形成了北辛文化与白石文化两个环山分布带，其中北辛文化遗址30余处，半岛地区的白石文化73处，后者具有浓郁的海洋性采集文化的格调。北辛文化很可能是继承山(泰山)南和山北偏东的后李文化而非西河文化并适当地吸收裴李岗文化因素而形成，可能对马家浜这一系文化有很大的影响；白石文化晚期已开始形成聚落群。两者分布仍然离山区不远，可能来源不同，但其晚期明显加强了联系。

距今6200年以后，大汶口文化一统天下，遗址的分布也开始到达远山平原，除鲁西北一隅，基本上遍及全省，形成了真正的海岱文化圈。目前已知大汶口文化遗址达450处以上。

距今4600年左右进入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空前增多，考古发现近1300处。

距今4000年时进入岳石文化时期，聚落发现不到300余处，相对于龙山时代大大减少。

聚落考古学是近年来考古学中的新思维，其实中国古代文献上对不同的聚落早有“都-邑-聚”这样的记述。我自己把一个特定的小区域内同时存在5处以上史前遗址的看成是聚落群。从考古材料观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是零星的，互不连属；距今6000年左右，全国各大文化区内都开始逐步形成聚落群。就山东地区而言，白石文化晚期首先出现聚落群，大汶口文化中期有的聚落群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晚期时估计山东境内的聚落群达到40处；聚落群还可以分出大中小的等级，大中群一般占地从200-300到700-800平方公里。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群数目有所减少，约30处左右，但遗址的数目从450余处增加到1300余处，聚落群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小者包括10-20处左右遗址，中等的包括30-50处左右遗址，大群则包含多达60-90处遗址，大中型群占地一般在1000-2000平方公里，个别群接近3000平方公里。聚落群中遗址的规模也在扩大。很多聚落群是在原来某个或者数个大汶口文化聚落群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新出现的聚落群。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时，每个群内的聚落一般可以分出3-4个级别，一级聚落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二级在10-20万平方米间，三级聚落在3-10万平方米,四级聚落不足3万平方米。聚落群中的聚落在大小与功能上的分化已经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式结构。龙山时代聚落分化更加深刻，等级结构充分发展，一般可以观察到5个等级，一级聚落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80-10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20-30万平方米；三级10-20万平方米；四级3-10平方米；五级3万平方米以下。

聚落群产生后，就成为聚落存在的主要形态，与此同时，零星散布的聚落数量也不少，构成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存在的两大形态。概括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聚落有如下特征：

1.大都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只有极少数晚期群的范围不易分清。各群都始终或者长期在自己的区间稳定发展，群内聚落逐渐增多，范围相应扩展。

2.大中型聚落群都有一处大规模或者较大规模的遗址，应是该群的中心聚落址。有的中心聚落很突出，可能已发展成所在地区的中心，例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汶口、野店、陵阳河等聚落。所以有两个层次的中心聚落：群内的中心和地区性的中心。过去我们通常说的中心聚落是后者，不太了解这些聚落首先应该是一个聚落群的中心，这是了解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许多中心聚落特别是龙山文化大中型群的中心聚落都已经发现了城或者城的线索。

3.随着群内聚落的增多和中心聚落的发展，聚落出现分化，产生了不同层级，进而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相当塔尖的一般只有一处大遗址，当塔身的有中级遗址，小遗址占绝对多数，构成塔基，群内聚落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十分清晰。这主要是大中型聚落群的情形。这种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或者已具有“都邑聚”性质，不然也将很快具有这种性质。部落、国家与文明

问：那么，怎么认识这样的类似“都邑聚”的聚落分层结构及整个聚落群的社会性质？这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具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从考古学角度探索文明起源，必须从文化因素和聚落入手。中国文明起源一直是中国考古学关注的焦点，近来更有文明探源工程这一国家级重大课题的启动，山东的史前城址、聚落群、“都邑聚”研究对揭示中国文明起源会提供什么新的认识？

答：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不同学者对文明有着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学术界对文明起源课题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未作科学界定，是阻碍本课题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到这个课题如何操作？我以为苏秉琦先生的观点具有指导性。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用多元一体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传播于四周的持续了上千年的大一统观念。但是史前中国好几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又有华夏、东夷和苗蛮几大部族集团的相互竞逐。就山东来说，从北辛文化经大汶口和龙山时代，文化持续发展，大汶口时期山东地区文化面貌基本统一，此前环泰、沂山和胶东半岛各有自己的系统，新石器时代文化并非一个源头，因此对东夷集团来说，其形成也是多元一体的。那么，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究竟从哪里说起？

苏秉琦先生又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明确地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我认为，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是国家已经产生。文献记载夏代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其实，这是古人对国家的理解，按照考古学和现代社会学的标准来观察，还应该有更早的国家，我想夏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国家，应该被叫做古国。在史前山东地区，古国是脱离农业部落的政治实体，当一个部落向国家转化时，主要是社会形态的转变。

关于国家的形成，有人认为是由酋邦发展而成的，有人认为是由部落发展出来的，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已经暗示古国是脱胎于部落的，之前，苏秉琦先生还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就是说国家是由具有悠久区域传统的古文化古部落发展出来的。他指出先秦时代几个大的诸侯国家大都经历了自己的从区域文化传统向古国方国发展的历程。酋邦的概念是西方人的发明，看来中国考古学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在中国可能是后一种情况。

既然国家脱胎于部落，所以必须首先确定一批部落，才能从中探索国家的诞生过程，确认一批最早的国家实体。漫无边际或从全国范围去追寻所谓的文明要素，已证明很难有大的成效。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在考古学上辨别出上古时期的部落，观察它的形成、发展和消亡(发展成国家或者被别的部落兼并)过程。考古学上有聚落和聚落群，当它们已经有大中小的分层结构时，部落应当已经发展到很高级的阶段了，离国家不远或者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了。这里边关键是认识聚落群内的“都邑聚”金字塔形结构，那相当于塔尖的中心聚落应该已是都城，相当于塔身的为数不多的中级聚落具有邑的地位，当塔基的绝大多数小聚落是村落，反映了群内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分层秩序和垂直的隶属关系。墓葬和建筑等出现的类似的层级资料可以对此给予证明。因而包含有“都邑聚”的聚落群应该是阶级社会，是一个古国。这一标志体系中的关键是对中心聚落是否可以被认作是都城的界定，我们在后边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早期国家的版图有多大？文献记载，夏禹时有万国，商代初年有三千余国，武王灭商时有千八百，春秋时期还有一千二百余国，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收了209个，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已经很具体，不久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当然，像常说的万民、万户一样，万国不会是确切的数目，只是说明国家多而已。估计龙山时代全国有上万个遗址，聚落群不会超过两千个，因此不会有万国，“万”只是一种习惯的虚称，但是1800、1200、800这样的数字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周初分封的国家有方五十里、方七十里和方百里等。这应当就是早期古国的一般规模，方百里已经是大国，也就是2500平方公里左右，和大汶口、龙山时代即五帝时代的大中小聚落群正好差不多。

第三，不是所有的部落、聚落群都是国家，有的发展到国家，有的一直处于原始的状态，等着被别人兼并。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分封的诸侯国不会超过100个，大约是70多个，可见当时大多数的国家仍然是古国，或者根本就不是国家，而是那些发展成为国家的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与自己相似的部落或人们共同体的称呼。

从部落到国家，社会形态、管理体制会发生变化，会出现阶级、阶层和公共权力。在考古学上，聚落群中的“都邑聚”结构、城乡分离可以被作为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入手。大家历来所说的青铜器、城址、文字的文明三要素的确十分重要，但不能从整体上说明问题。在聚落考古学中区分都邑聚这样的聚落分层结构很重要，它说明有些部落中心可能已经变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变成都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那么，从考古学角度，这些中心性的一级聚落特别是那些规模很大的中心性城址到底是不是都城？我认为可以确定以下几个标准：城里边应该有大墓、宫殿、礼仪建筑等代表行政中心的考古遗迹；有代表手工业制作中心的出土遗物；有从远方交流来的奢侈品；人口比较集中，起码有3000人以上。从这几个方面衡量，如果一个聚落群的中心聚落达到了这个水平，就可以将其定为城市。早期城市的产生，可以被视为国家已经诞生。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它首先是自己所在的聚落群的中心，但它的影响可能是超群的，周围的聚落群会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进入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应该看国家是否已经形成，而城市和都城应该是国家形成和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标志。上面我们说过城市与城及一般的聚落不同，虽然城墙竖立起来说明城乡分离的过程也就开始了，部落开始向国家的演变，但是否进入国家，还要看城市是否真正出现，是否开始发挥都城的作用。早期城市不可能在原始社会产生，它应该是第二次社会分工以后的产物。

这里，部落的中心聚落向都城转化的基础是私有制的发展，人口不断向中心聚落集中是重要的催化剂。这些外来人口主要是手工业者(农人被束缚于耕地是不易迁徙的)，他们将催化有别于氏族族居的新型聚落形态，产生不同于氏族管理原则的、以聚住区或行业为基础的管理办法。中心聚落的人口不断增长以至膨胀，势必造成杂居，乃至彻底冲垮氏族族居的原则，使中心聚落彻底变成一种新型功能的聚落，实现从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即都城的转化，跨越部落向国家过渡的关键性的一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部落向国家的过渡不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

问：判断一个聚落或者城址是否是城市、都城，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操作不光是一个标准和概念体系的问题，还有诸如用什么方法来确定所有这些因素是属于同时期的、相互之间在功能上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聚落的面积以及它和其他聚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关系，都需要给出明确的界定。聚落考古学有一整套的概念体系与操作方法，但是应用起来存在不少问题，与具体材料结合起来才有说服力。我们是否可以深入地分析一下山东的具体情况？

答：概念很重要，概念属于理论范畴，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对海岱古代城址和文明的认识，我也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一步一步接近本质。山东地区的资料比如聚落的时代、面积等都是比较准确的，是我们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古普查和发掘的结果，当然还需要有其他方面和进一步的调查材料等作为补充。根据上面提出的这样一套概念、方法和标准，我分析了海岱地区、良渚、中原的几个大型的聚落群。国家诞生之初，其国土和其母体部落的领地一般差不多，国土的扩大基本上是在部落领地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因此，一些大中型聚落群有可能既是大的部落，也可能已经进入国家，它们的发展过程就包含着这个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可以认为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不少地区都进入了文明社会，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一些早期国家。所以文献说相当于龙山时代的五帝时代万邦林立，那是一个古国的时代。

从考古资料来看，五帝时代“万国”说是近于事实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具体理解的问题。当时全国的聚落以万计，以聚落群和零星的聚落两种形态存在。聚落群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地带，总数不会超过1000群，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群能够发展到国家的层次。大部分的聚落群和零星的聚落应该是小部落，甚至是独立的氏族甚至家族的，互不隶属。古人并无国家、部落和氏族的区分，故号称万国是接近事实的，并且万也只是说明难以胜数之意，不是确指。

那些能够真正称为国家的，也都是很小的古国，也就是古书所说的方五十里、方七十里和方百里等的那种国家。这里的里是周里，折合成公制，面积分别为350、700、1400平方公里，这应当就是早期古国的一般规模，方百里已经是大国，这样一种规模和大汶口、龙山时代即五帝时代的大中小聚落群正好差不多。

既然五帝时代的国家都是国土很小的古国，那么五帝只能是各自国家的君主，而后成为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这个盟主主要是北半中国的联盟，以炎黄和东夷集团为主体，和南北势力相抗衡。徐旭生先生说过五帝类似于春秋五霸，很有见地。如果一定要对历史进行捕风捉影的比附，我认为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尧都在山西的陶寺龙山文化古城，舜的帝都更可能在山东的东部，禹则处于河洛地区。唐虞夏三国并不紧邻，三人又非一国之君，何来禅让？

问：是否可以具体说一说山东的古国问题？

答：我估计海岱地区大汶口聚落晚期和城子崖应该都是城市一类的聚落，而早期的城市大都应该由城发展而来，对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城和大规模中心聚落的内涵进行细致的考古学考察，将可以确定一些早期城市。大汶口聚落虽未发现城，但规模宏大，已经发掘过三次，收获丰富。我本人主持了1974年的第二次发掘，对其早期地面建筑遗迹、墓葬和遗址的规模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样的遗址应该是泰山西侧地区乃至整个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便没有范围的城圈，也可以确定它是一座早期的城市。况且，随着进一步开展工作，将来未必不会发现城。

至于聚落群及其研究，是个新概念和新课题，必须具备群内聚落面积及其时间段的系统的基础资料，了解群内聚落数量的增长和其规模的发展过程等。山东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原有普查资料仍然是难以满足这样需求的。前述的大汶口和龙山时代聚落的分群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一种尝试。我在十年前初次提出聚落的概念，自己的认识包括群的划分、特征的把握、性质的判断、国家诞生标志、与部落的关系等都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近年，我又尝试对一些比较具体的区域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希望揭开它们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历程。比如山东中南滕县的古薛国，隔河不远就是商代著名遗址前掌大，再往前追溯，龙山时代和大汶口时期这一带都有很大的聚落群，文献记载周代设封国，战国时期才最终灭亡。这个周代的封国应该和商代的前掌大有关系并有很久远的地方古国基础。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莒地的古国历史也很能说明问题。莒县位于山东东南靠海，大汶口文化十分发达，应该是当时东夷集团的腹心或者大后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公元前3700-前2600年)山东40多个聚落群中，莒县及其附近地区(简称莒地)的一群是聚落数量最多的，群体范围东北到西南约48公里，东西约24公里，面积1100平方公里。以前述的聚落分级标准，莒地的遗址大汶口时期已可以分出三个等级。一级聚落陵阳河面积达4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暂缺，三级聚落21处，四级聚落14处。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将三级聚落中2处9万平方米的视为二级聚落，将其中小于4万平方米的9处遗址归于原定的小于3万平方米的四级聚落中，则陵阳河这个超级中心聚落之下，有2处二级聚落，10处三级聚落和28处四级聚落，金字塔式聚落结构已十分典型。陵阳河遗址整体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但其已经发掘的60座大汶口晚期墓葬包括大中小三种类型且分区埋葬，出土遗物相差悬殊，其中M6长4.5米，宽3.8米，有木椁，随葬品206件，陶器形大质佳，内有全套的酿酒器，并随葬21件大汶口文化财富标志物猪下颌骨，是迄今大汶口文化所发现随葬品和猪下颌最多的墓葬。群内的三级聚落大朱村发掘的31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同样有大中小三种，随葬品相差悬殊，少的仅数件，一般的20件左右，多者达40-50件，最多的一座有70件。这两个遗址都出土有大汶口文化著名的刻字陶尊。如果我们将陵阳河遗址视为都，将像大朱村这样的12处二级和三级聚落视为邑，将28处四级小聚落视为一般的村落居址，那么可以认为莒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形成古国，不妨称为陵阳河古国。

龙山时代莒地遗址数量更多，遗址面积普遍扩大，原来未成群的零星聚落逐渐缀连成片，可以分为四个群，陵阳河古国北面的河谷和东面的沿海地区新发展出两城、尧王城等四个古国。

因此，莒地早期国家的出现约在距今5000年前，区内的东夷古国可能和商周时期的莒国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因为农业村落的人民是十分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迁徙，社会可以改朝换代，但是基层的民众是不变的。即非如此，后者也不能脱离本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凭空产生。因而探索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课题。

豫西北的洛阳、孟津、新安盆地史前文化十分重要，它的一些材料很典型，仰韶时代已经形成非常大的聚落，30万平方米、70万平方米的纯仰韶内涵的遗址是全国其他地方无法匹敌的，聚落间已经形成明显的层级分化，聚落群的人口也是比较多的。像仰韶时代这种典型的金字塔型的聚落结构产生以后，离那个都邑聚的聚落模式就不远了；而城址出现之后，离都城的形成也就不远了。特别是由于二里头所代表的夏王朝位于这个地区，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据的位置应该十分重要。

但遗憾的是，这一地区在聚落考古方面没有开展多少工作。因此，我尝试将这一地区分成三个仰韶时期的聚落群，代表三个原始部落。可以肯定，这三个部落中有一个应是夏部落，它们发展到国家阶段后，有一个就是夏古国。到夏启建立夏王朝的时候，把周围的其他国家吞并了，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苏秉琦先生讲夏代是方国，是有道理的。海岱地区同时期已经有古国，但是没有夏王朝那么大的方国。夏王朝是夏这个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不应把它视为中国国家和文明的开端。以前认为夏启建立夏王朝是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看来传统的说法有问题。夏启只是扩大了夏国国土，不是家与公的问题。试想夏禹的功劳那么大，启当然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扩大了地盘，夏家的天下变大了。公天下时国家很小，变成家天下时，其他的国家都成了夏的势力范围。再说，你怎么知道他的位子不传子？著名的有虞就有儿子。所以，考古学上不能遵循传统那一套解释。

五帝时代的国家，拿我们现在的考古资料看，绝对不可能超过1000个，说当时的聚落群有这个数倒差不多。这些聚落可能不一定是国家，它们互不隶属，可能是部落、家族，但是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复杂的概念与标准，可能把它们都看成是国家。

如果中国考古学把城市的出现作为国家的标志，把古国的形成作为文明的开端，那么5000年的文明史就有了一个着落。夏代进入方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秦汉帝国的建立是中国的文明进入成熟期。这样，我们就把聚落考古与文化、历史、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结合起来了。后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

问：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您的影响非常大，那么，您认为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留下了什么丰厚的遗产？您的古城与古文明研究和苏秉琦先生的学说具有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级考古研究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您长期在一线工作并担任省级考古所所长，在自己的工作中是否思考过中国考古学应该怎样超越苏秉琦先生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能否展望一下后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前景？

答：苏秉琦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与先生接触，聆听教益，工作之后先生仍然以各种方式对山东考古和我自己予以指导。苏秉琦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很多观点我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明白的。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为我们找到了一把分析古代遗存的钥匙，搭起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苏秉琦先生以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中国国家发展三部曲对中国古代文化、城市、国家发展演进过程的概括，为文明起源的探索指明了方向。他晚年提出的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代史和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将成为今后考古学家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因此，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先生的去世(1997年)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降临。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思考过后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仍需深入，个别地区还有需要填补的空白，区系架构与不同区系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这些不应再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心任务。聚落形态、史前城址、古文化古城古国、文明起源、重建中国史前史等新的目标与课题(有的已经被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更加突出，科技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等向纵深发展，原先的考古田野调查与发掘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是，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仍将是苏秉琦的理论体系，并会在实践中得到充实与发展，也许还会产生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的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史前考古学研究对象——史前遗址保护面临严峻挑战，考古学的存身之本——考古遗址即将枯竭，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十分突出。因此，中国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调整工作思路，贯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原则，达到经济建设和考古研究的“两利”。同时，中国考古学在学术目标与技术手段上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前边描述的早期城址系统探查这套方法为核心，以聚落群或一定区间为单位，运用大遗址勘探与试掘相结合的手段，对史前遗址进行系统、规范的钻探和验证性、补充性试掘，统一规范钻探与试掘的档案记录，用万分之一地形图对遗址进行定位，发表聚落群探查报告，提供特定空间聚落时空关系发展变化的系统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制定合理的科学研究目标，构筑一个保护与研究密切结合、同时系统地推进史前遗址保护与史前考古研究的新模式。

这里涉及省级文物考古机构的基本性质与任务这一关键性问题。我认为这类机构的中心任务是文物保护，尤其是地下文物的保护，同时又是一个省主要的文物考古学术研究中心，肩负从业务角度对辖区内地下文物进行保护和相关考古学术课题及地方史研究的重任。上面的新模式正是从这类单位和中国考古学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利用这种模式，辅以重点遗址解剖、整合基建发掘所得相关材料以及区域调查和专题调查，带着课题进行考古调查和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可以把新时期史前文物保护与史前考古推向更高的水平。这里所说的系统探查不同于以前组织的文物普查，它可以在遗址年代、性质以外提供多种文化相互叠压堆积状况、分布范围、堆积厚度、内含丰富程度、遗址基本结构与布局等原来普查根本无法提供的资料信息，而这些正是评估遗址价值、确定保护手段以及进行聚落形态、聚落时空演变关系、古文化古城古国和文明起源研究等必备的基础资料。如果在探查中结合以前发掘所得资料并辅以小面积试掘和重点解剖、整合配合基本建设发掘所得资料，信息资料将会成倍增加，我们对于史前地下遗址情况的了解程度将会空前提高，从而极大地推进保护与研究工作的进展。根据我的经验，6人一组的探工(5人钻探，1人记录)，按10米1孔的间距米字形布孔，以孔深平均2.5米计算，2天可以探完一个10万平方米的遗址，3天可以探完一个20万平方米的遗址。史前遗址一般不会太大，加上必要的试掘，像山东这样的史前文物大省5年左右可以完成系统探查工作，其他省应该也不在话下，这与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文物普查的工作量大致差不多，但是，获得信息和效果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建议在行政管理部门主持下，尽快在全国部署这一工作。如果有了这样系统探查所得资料这个基础，相信无论是做遗址的“四有”工作、保护规划，还是进行更深入的考古学研究，都会主动得多，有的放矢。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的局面会大为改观。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区系类型等基础研究，开展聚落考古学和中国文明起源等更深层次的研究，理清一个文化区中各种文化因素、聚落包括城市、国家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目前的区系类型框架还很粗糙，全国究竟存在多少文化区，各文化区的源流和区内文化演变的系统进程，区间文化的互动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区系类型作为纲，我们一般把文化与聚落分为两大块，用区系类型搞聚落的时空关系，进而搞聚落分层、分群的情况，搞典型聚落群研究。全国史前的聚落群很多，利用系统探查的资料基础，从中甄选出典型的、与文献记载中重要的古族可能有联系的聚落群进行深入研究，包括搞典型聚落的解剖，了解这些聚落群的社会发展水平。

同时应当进一步开展史前城与城市的研究，对城与城市作出更科学的界定，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填补时空空白，基本解决其建筑技术、特征类型与性质问题。

没有系统探查及聚落群、城址、城市的深入研究，就不知道可能早期的部落和国家有多少；不搞典型聚落解剖，无以认识聚落群发展到什么水平，发展到国家没有。不同聚落群中大、中、小聚落都选择一个典型来解剖，像兴隆洼、姜寨那样全面揭露。我想，今后的聚落形态研究，更多就是这一方面的研究。

我认为应当特别重视古族研究。上古中国有三大部落联盟，文献记载的许多部族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在考古学找到追寻它们的方法，找到一批早期国家，包括古史传说中的一些古国。我认为这是今后在历史连续、文献丰富的中国进行考古的努力方向，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色。

来源：《考古与文化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