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理：传递知识 留下记忆（《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总序）

中华文物丰富多彩、灿烂光辉。每件文物，表面上透露出来的知识多种多样。让研究家解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但在每件文物的背后又隐藏了不知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纠葛。如果让亲历者来讲述，同样也是一些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历来研究和介绍中华文物的专著、论文、普及读物、图册照片等书籍，从大到小、由精到简，繁略相济，文图并茂，可说是应有尽有。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生活飞速提高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迫切。其中对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怀着浓厚的感念兴趣。于是，介绍这方面的图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么，这多种形式的宣传品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文物意识、增强爱国精神，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开导的作用。但是，久而久之，说教式的讲解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因为富于钻研精神的中国人，往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还要问砂锅盛多米”，并不满足回答“这是什么”，而要的是“这是为什么”。所以，“文物背后隐藏的秘密”就成了人们追根问底的对象。

秦兵马俑真是打井的农民发现的吗？如果是，那怎么会把铜箭头卖到废品站去？秦俑既是历史的存在，怎么会冒出来个“秦俑之父”呢？

“昭陵六骏”石刻既是大型的浮雕，怎么会是打烂的几大块拼凑的呢？

龙门的“帝后礼佛图”，怎么成了铲剩的残迹呀？

敦煌石窟有着太多的疑问：太多的经卷怎么跑到英、法、日、德、俄等国的博物馆里去了？华尔纳怎么用胶布剥离莫高窟壁画26块的残暴行为是谁支持的？

……

现在很多人参观了博物馆之后，总喜欢问：“还有什么秘密吗？”其实，人们有太多的疑问不是坏事，不能一概看作是“挑刺”、“较劲”，而是有益的好事。因为大家希望知道“文物背后的秘密”一定会引伸出来故事，进而就成了文物知识的展开。就以上面的“疑问”为例，看看结果是不是有益的：

如果不是临潼晏寨公社水保员房树民制止打井的农民并报告给县博物馆，恐怕号称“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与世人永远失之交臂了。由此引伸出来普及全民的“文物意识”是何等的重要！

只有不随波逐流的研究者打破“无阵不阵”（说4个坑全是“阵”）的神话，才揭示了秦俑由“阵”、“营”、“战”、“幕”等四坑的组合关系。多角度的研究，也打破了官方“定于一尊”者的多个学述矛盾。至于用几种量法得出始皇陵有多个高度的笑话，也随之烟消云散。在那里，掌权用身份妒贤忌能、窃取见解、篡改历史、编造“为秦俑而生”的伪善也逐渐为人所诟病。

对“昭陵六骏”、龙门石窟中“帝后礼佛图”莫高窟壁画盗毁的追问，终于揭露了官商勾结、洋盗猖獗的内幕，使人看到奸商如岳彬之流，洋盗如普爱伦、华尔纳之辈的卑劣嘴脸，认识到国弱民贫年代的可悲，从而激发富民强国的精神。

“敦煌学”的展开，人们问：是谁最早吃苦受累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敦煌雕塑、壁画艺术做了如实的调查与临摹？今人谁还记得有开山之功的王子云、何正璜呢？对这一对“文博伉俪、世纪传奇”故事的展开，使学人中有相当一些“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两栖类”（写过文章又戴上“长”字帽）应该意识到“开创之功”的并非“唯吾独尊”。

当然，对中华文物的热爱与研究，从质疑中引出大课题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就不再罗嗦了。

我出版过几本书，除学术专著是为考古学术界“少数人中的少数人”研讨之用外，总有板起面孔“说教”之感。我想：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人人都享有知情权，如何让高深的学术问题走下大学的课堂、走出学者的书斋，为了读者大众着想，写点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读物来，也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吧！

我初随吴梓林开辟了“秦都咸阳”考古，曾“三进三出”，几部论著勾绘出这座古都的轮廓及其构成的“城市要素”；参加秦始皇陵园考古，与兵马俑为伍14载，4部专著成了亲历者视觉的“解读佳作”，也拿了大奖；开辟汉阳陵陵园科学考古，连年发掘，“裸体俑”成了享誉世界的名片。那么，要为读者大众写书，那又从何说起呢？最后我选定了从亲历汉陵考古开始。原因一是“汉唐盛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其理人人懂得；其二是汉陵墓考古发掘、保护、展出的群众性基础好，读者群的受众面大。

《考古队长说阳陵》一书从编写到出版，算是“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的开篇之作，自始至终得到三秦出版社副总编李郁同志的关注。“投石问路”的发行，毕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很多学者认为这既是传递文物知识的新途径，又是亲历汉陵考古工作者口述历史、留下记忆的新形式，还能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收到好的效果。社会的反响、群众的支持，鼓励我们办好此一丛书的信心。于是，在三秦出版社领导全力支持下，迅速组成编委会，由我多方约稿、确定每部书稿的编写大纲、配图形制等等。由于这些繁琐的基础工作的完成，才基本上形成了体系化的规模。

“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旨在通过亲自参与西汉陵墓的考古调查、发掘、保护、开发者的述说，向读者展现该陵墓修建过程、形成规模、葬制内容、保存现状、经营情况、文化意义、观众感兴趣的问题等等。使知识性与趣味性二者结合，提供给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人群阅读，属于普及型的历史文化读物，对文博工作者与大专考古文物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要求编写者，最好是西汉陵墓的考古调查、发掘、保护、经营、管理的参与者，但事实上是一个人不一定是全程的参与者。因此，要求只要是同这一文物项目有过一段接触，并能兼顾其他人，或采取一人执笔，或多人合作，或用访谈形式，都是可行的。为文时，尤以第一人称（或“我们”）出现，更具亲近感。在书中，可讲成果，也可讲失败和教训。讲成功，也讲挫折与克服。讲起因，更讲结果。讲苦痛，也讲荣誉。总之，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宣传正能量，鼓励读者看光明、往前走。我们也要求：涉及真人，需用事实说话，坚持真理，弘扬正气；书前设有彩版4页8面，文中再配上有价值的照片、拓片、绘图或插画，均可使读者有欣赏、收藏的方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广大读者朋友和有意加入编写“汉陵考古亲历记”行列的同行：在《考古队长说阳陵》一书之后、有关茂陵、杜陵、满城汉墓、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大葆台广阳顷王墓、芒砀山梁王墓、废帝海昏侯墓的“亲历记”将陆续同大家见面。我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多多给予关注，并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进来，使“亲历汉陵考古文化丛书”继续编写下去。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可扩大规模，重启系列。

在此，我以“亲历者”的身份为“亲历者”写了上面的文字，是为序。

2018年元月24-26日写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寓所

来源：王学理先生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