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我在史语所的十年

张政烺先生

一九三六年我进历史语言研究所，被分配做图书管理工作，至一九四六年离开史语所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在史语所服务近十年之久，先后历任图书管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期间正是国难当头，人民颠沛流离的时期。史语所在傅斯年所长果断和艰辛的筹划指挥下，一九三七年秋全所人员携带大量珍贵资料迁往长沙，接着又辗转大西南，一九四○年才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安顿下来。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工作环境也不安宁，但史语所始终坚持初创时的办所方针，视学术工作为自己的职责，继续组织人员开拓史料来源，整理和刊布鲜为人知的新史料和方言调查报告。同时，着名学者写出一批史学和语言学的论着，造就和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在史学界和语言学界起着带头作用。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我同其他青年学子一样，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学习和运用与全所共存亡的大量古籍和各种新史料。我在中国古代史和版本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至今仍被学术界认可，当然是与史语所良好的学术气氛和前辈提挈分不开的。

左起：郝本性、张政烺、李零，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少年时期我接受的是旧教育，在家塾读古书，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北京大学读了史学系，又与古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傅所长又派我在史语所做图书管理工作，更有机会遍览史语所藏书。傅所长是一位博闻强记的学者，他对图书工作要求很严格，单就购书而言，规定买书不能重复，即使书名不同，内容重复的也不能买，但又不能遗漏有用的数据。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对所藏图书心中有数。为达此目的，我尽快掌握所内藏书的种类和图书的内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内多读书，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着等等，无所不读。在南京的那一年里，掌握了所内藏书的家底，也锻练了记忆力和辨析力，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自然在实现傅所长采购图书的原则时就不会出现大的差误。购书时我注意选择那些经济实用的好书，让一定的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史语所有的中青年学者说，当年我挑选的书，对他们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没用的都没有。这样的议论，反映出那时我们忠实执行傅斯年所长的治所方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受益于这种鞭策、培养，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深刻体会到博与精的结合、旧文献与新史料的结合，是新时代治史者成长的最佳途径。只有这样前进才能接近傅先生提出的扩张史料来源、研究新问题的主张。这一时期我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六同别录》上的文章，如《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字说》、《六书古义》、《卲王之諻鼎及铭考证》、《讲史与咏史诗》、《问答录与说参请》、《一枝花话》等，都是在这样的治史思想影响下写成的。

祝贺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辰座谈会，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

前排左起：吴荣曾、高明、张政烺、田余庆、严文明；

后排左起：李伯谦、邓福秋、裘锡圭

我喜读古书，在汲取书中宝贵知识的同时，也留意古书的版本。在南京时，傅斯年所长正组织史语所有关人员核校《明实录》，而所内的版本不完善，他让那廉君和我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到南浔嘉业堂购买《明实录》。这正是一次饱览善本书的好机会。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是江南大藏书家之一。他所藏图书虽无丁氏持静斋、范氏天一阁、东仓书库那样多的古佚书，但却不乏宋、明、清中叶以前经史子集的佳品，还有各种年谱、金石着作等。顺路还参观了嘉业堂之外的藏书所和刻书局，看到善本书不可胜数，了解到某些刻古书的脉络，开阔了眼界，巩固和增强了我对古书版本及其流传的知识和辨别能力。有了这次实践，再细细品味所内藏书，基本理清某些书的版本源流，先后撰写刊出《王逸集牙签考证》、《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九四三年草成，只在友人中谈论，一九六○年赵万里编《中国版刻图录》，采纳了我的考证。一九九一年刊于《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后来撰写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九八九年刊于《余嘉锡先生纪念论文集》)等，也与我在史语所读碑刻拓片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有直接关系。

一九八七年六月，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举办“专家座谈会”，会议间隙，张政烺先生同任继愈先生、启功先生合影

在史语所令我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完成押运图书入川任务。史语所迁到长沙不久，南京沦陷，全所人员又转移到昆明，而傅斯年所长命我和潘实君携书入川。所里有中文图书十二万册，西文图书一万册。我们在长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条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达汉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转换船耽搁时间较长，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书运到重庆。这批书完好地运达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坝新盖起的三间大房子里，为全所人员从昆明再迁四川南溪李庄开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准备。这是我到史语所后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当然是一大快事。西行入川任务下达后，我自愿承担为傅斯年所长钞写《性命古训辨证》的上卷(中下卷已由陈钝先生抄毕)。中转换船在宜昌停留两个多月，我一边看书，一边核校书中引用金文资料出处，有时敌机轰炸就作罢。好在时间充裕，在宜昌抄完，到重庆呈所长审阅。先生把这点小事写进序中说：“张苑峰先生(政烺)送古籍入川，慨然愿为我抄之，携稿西行，在停宜昌屡睹空袭为我抄成，至可感矣。故上卷前月寄商务印书馆，一段心事遂了，此皆苑峰、骥尘之惠我无疆也。”与其说先生谢我，不如说我应感谢先生，在先生大作未面世之前，我已学到先生治学的方法及其着作的精髓。《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结论，今天看来未必完全妥当，但立论的依据较阮元的《性命古训》更为充实和精密。上卷开篇征引西周金文有关生、令、命的材料，推寻其本义，进而结合两周文献中的性、命资料，探讨性、命二字用法的演变、分化，以及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区别，而后再深入分析先秦性命说的来源、形成和变化。这种广收新史料，结合文献研究思想史的实践，对后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很有影响。在此种治学思想方法的激励下，我的治史道路更为宽广了，深挖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形式的出土文献隐含的真实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发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成为我研究上古史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

张政烺先生同蔡美彪、周一良、何兹全等先生在会场，约一九八〇年代。

前排左起：蔡美彪、张政烺、何兹全、周一良

史语所安阳殷墟发掘，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壮举，规模之大和收获之丰富是空前的。由于众多遗迹和遗物的发现，特别是记录商王室占卜活动甲骨的再现，不仅恢复了三千多年前王都的概貌，而且改写了晚商时期朦胧的历史，真正把这段历史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和文字史料的基础之上，从此考古数据成为谱写中国文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埋藏文字史料最集中的H127坑着称于世，一万余片甲骨同出一坑。面对如此之多的“档案”，发掘者本想科学地揭取和整理，偶然的原因使这一目的未能完全实现。董作宾先生在《殷虚文字乙编》序中说：“H127这一坑甲骨文字，是带着泥土瓦砾，装入一个特制的大木箱中，由安阳运至南京的。到京之后，箱子经过了翻转，打开来时，是坑底朝天的”，“原来是龟甲的正面向下，现在都向上了。”H127坑甲骨运到南京时的情况我亲眼目睹。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一辆大卡车开进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图书馆前，车上载着一只大木箱，数十人无法同时在车上作业，只有部分工人合力把大木箱从车上翻到搭在车尾的斜坡木板上，而后又沿铺在台阶处木板斜面上推拉，好不容易运到图书馆的大厅内。发掘者兴奋不已，令工人立即拆去木箱四周和顶盖木板。众人一看，眼前这堆与泥粘结在一起的甲骨，同原来堆积的方位正相反，底朝天了。现场工人卸车忙乱，指挥者集中精力协调工人卸车和铺路，无暇顾及木箱的正倒，待拆开木箱见到甲骨底朝天，已经无可挽回了。室内发掘较为细致，将底朝天的甲骨自上而下按层揭取、编号、绘图，想恢复原来的堆积状况。清理完毕，根据绘图、编号结合甲骨文字判断，认为甲骨是一次抛弃，没有什么层位关系。但用严格的田野考古要求来衡量，这一坑甲骨的发掘科学性受到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何况H127坑发现的当天，在两小时不到的时间内已取出四千余片甲骨，显然现场来不及编号、绘图，再加上室内发掘的具体操作人员不见得每片揭取后立即编号，揭取下来堆放在纸盒里，过后再编号也是有的，这就难免不发生差误。抗战期间，史语所大转移时，对甲骨的保护措施并不理想，我到昆明看到破损很严重，原来有的编号已失落，有的甲骨已散作若干块，甚至有的当初就没编号，而是在昆明补上去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整理和分析H127坑甲骨及深入细致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分期、分组研究是目前甲骨学的热点和难点，若能从这一坑堆积丰富的典型甲骨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必能更有利于甲骨学乃至商史研究的发展。希望有志于甲骨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补救的办法，将这一坑甲骨、连同其他遗物和遗迹重新整理发表，便于从事这方面科学研究的学者更好地利用这批资料，多角度地研究商代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一工作将是功德无量的。

我在史语所还有机会摩挲和观赏田野发掘的青铜器和陶器等，青铜器辨伪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时期奠下基础的。可以说，当时的史语所为每个青年人创造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和充足的实物和文献数据，只要能坐下来，钻进去，都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收到成效。这是我在史语所十年间的亲身体会。

来源：《新学术之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