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郭静云｜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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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山大学

“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专 家简 介

郭

立

新

教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教学中心副主任，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上古文明研究团队带头人之一。专长：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研究领域包括：先秦考古（新石器至殷商）、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考古人类学、民族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亲属制度与社会结构研究）。代表作有《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折冲于生命事实和攀附求同之间——龙脊壮人社会结群逻辑探究》等，迄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讲者文章

编者按：

1.本号获作者郭立新授权转载下文。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2.原文《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将会把文章分三部分发出，本文为该文第二部分。

盘龙城国家的兴衰

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第二部分

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

殷商之前的国际关系

（一） 郑州窖藏青铜器的类型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一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一：1）。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一：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一：2、3、5、6）。

图二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二：1、2），类似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二：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二：3）的器形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二：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二）二里冈上层窖藏青铜器：从类型到年代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二：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6件（图二：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三）总结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未完待续

（本号编辑：散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