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检顺｜湖南史前白陶初论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5:40:180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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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山大学

“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专家简介

尹

检

顺

研究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一室主任。主要从事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先后主持或参与发掘了澧县八十垱、澧县城头山、千家坪、汤家岗、青山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并主持过巫山麦沱、石门皂市等数十处重大抢救性发掘顶目。先后主编与参编了《澧县城头山》《彭头山与八十垱》、《安乡汤家岗》、《湘阴青山》等多部报告专著。在《考古学报》、《考古》等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汤家岗文化初论》、《重庆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等重要报告和论文。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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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本号获作者授权转载下文。读者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文。

2.原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湖南史前白陶初论

尹检顺

内容提要湖南史前白陶主要发现于环洞庭湖平原地区以及湘江、沅水中上游的岭北山区，时间大多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南、北两区白陶既有鲜明的共同特征，又有一定的地域差异,但二者都是本地生产的。就目前材料而言，南区（岭北山区）作为湖南史前白陶发源地的可能性更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多地起源的可能。该类白陶应与彩陶、玉器相若，当属礼器性质，而且，不同地区生产的白陶可能蕴含不同内容。

主题词发现特征产地起源功能

我国史前白陶包括华北和华南两大系统。华北以海岱地区为中心，最早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早阶段，龙山文化晚期逐渐衰落，时间跨度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前后延续了大约1000年的时间［1］。华南以洞庭湖流域为中心，包括湖南全境及周邻省区一部分。该系白陶产生时间较早，最早出现于皂市下层文化和高庙下层文化，盛行于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堆子岭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大抵在相当于大溪文化晚期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时间大多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前后经历了约2000年的发展过程。

湖南史前白陶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十分关注。邓聪等先生早在1991年就认为环珠江口地区的“圈足盘、彩陶技术和白陶三者，是同时从大溪文化展转传到珠江口沿岸地域”［2］。随后，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提出了许多新颖且有深度的见解［3］。本文拟就湖南出土的史前白陶谈点初步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考古发现

迄今为止，湖南地区发现白陶的遗址共有27处。这些遗址在地域上可划分南、北两区。北区以环洞庭湖平原为中心，包括澧水中下游以及湘、资、沅三水下游地区；南区以南岭北侧山地为中心，主要分布于沅水和湘江中上游地区。

1.北区

共18处。主要分布于两个区域，一是澧水中下游及沅水下游地区，二是湘江、资水下游地区。

澧水中下游及沅水下游共10处。最早发现于澧县三元宫遗址（1974年），在遗址中期遗存中发现一类白陶豆形器，主要成分为SiO2（68.92%）和MgO（23.38%）［4］。随后，在澧县丁家岗、澧县城头山、安乡汤家岗、安乡划城岗、岳阳坟山堡、华容刘卜台、华容车轱山、南县新湖、汉寿马栏咀等遗址均有发现。这些遗址分属于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年代大约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其中，在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遗存中，不仅发现一些“白衣陶、黄白陶和原始白陶”，而且还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较为完整的白陶小罐和白陶杯形器（据罗仁林先生回忆），与之共存的还有彩陶，年代当在距今7500年以前，这是该区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白陶［5］。此外，在南县涂家台遗址发现有与坟山堡遗址“原始白陶”非常接近的灰白色敛口罐［6］，在石门皂市遗址下层还发现一类绘有红彩的白衣圈足盘［7］，说明皂市下层文化出现白色和彩色陶器已是普遍现象。该区域发现白陶最丰富的典型遗址当属安乡汤家岗遗址［8］（图一）。

湘江及资水下游共8处。年代最早的白陶发现于长沙大塘遗址和汩罗附山园遗址。大塘遗址发现的白陶主要为罐、碗类器，与之共存的也有彩陶，主要为褐彩和红彩［9］。附山园遗址早期遗存发现有黄白陶和彩陶，到了中期则出现纯正的细泥白陶，而且圈足盘上施白衣现象更为普遍，与之共存的彩陶多为红衣黑彩或红底褐彩和白彩［10］。大塘遗址和附山园早期遗存年代大约在距今7000年左右。之后，在相当于大溪文化的堆子岭文化时期，该区域白陶遗存更为丰富，包括湘阴青山、湘潭堆子岭、株洲磨山以及益阳蔡家园、麻绒塘、丝茅岭等遗址。

2.南区

共9处。主要分布于沅水和湘江中上游地区，二者之间的资水中上游目前尚未发现。

沅水中上游共7处。年代最早的白陶发现于洪江高庙遗址，稍晚还有洪江金家园、辰溪松溪口、辰溪征溪口、辰溪谭坎大地、辰溪溪口、中方岩匠屋等遗址。该区域白陶最丰富的典型遗址当属洪江高庙遗址［11］（图二）。

湘江中上游共2处。由于该区域考古工作相对薄弱，发现白陶的遗址数量也相对较少，目前仅在桂阳千家坪、茶陵独岭坳等遗址发现有白陶。其中，位置最南的千家坪遗址发现的白陶最为丰富［12］，不仅器类相当丰富，而且白陶比例超过了同一区域的高庙遗址（图三）。

从考古发现来看，湖南史前白陶呈现出以下特点：1）遗址数量上，北区明显多于南区；2）空间分布上，有三个比较集中的分布区域，分别是澧水中下游地区、湘江和资水下游地区、沅水中上游地区；3）出现时间上，最早的白陶在南、北两区几乎是同时出现，北区最早出现于澧水下游的坟山堡遗址，南区最早出现于湘江上游的千家坪遗址和沅水中游的高庙遗址；4）共存关系上，北区早期白陶大多与彩陶共存，而南区则极为少见；5）发展脉络上，南、北两区白陶发展并不同步，大约在距今7000年以后，北区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并由澧水中下游迅速扩散至洞庭湖东南岸的湘江和资水下游地区，而南区则逐渐步入衰落乃至中断。

二、基本特征

（一）共同特征

1.胎质及外观特征

一般而言，一个遗址出土陶器往往有很多种颜色，如我们习称的红陶、灰陶、黑陶等。这些陶器实际上指的都是器表颜色，这些陶器的胎心与器表颜色绝大多数是不一致的。本文讨论的“白陶”，实际上也是针对器表颜色而言的，严格讲应该称之为“白色陶器”。这类陶器胎心既有白色、灰白色，也有灰色、褐色、红色等多种颜色，但器表颜色都是以白色为主。由于原料、烧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会呈现出白色、灰白色、黄白色等不同颜色，而且质地软硬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根据笔者对这类白陶的仔细观察，它们实际上可细分为四类。

A类：胎心与器表均呈白色，火侯较高，质地较硬，器物普遍偏厚重。

B类：胎心与器表均呈白色或灰白色，火侯较低，质地较软，吸水性强，器物普遍偏轻薄。

C类：胎心、器表颜色与B类接近，火侯极高，质地坚硬，敲打器表往往有清脆之声，部分特征与硬陶比较接近。

D类：胎心与其他陶器无明显区别，有灰、褐、红等不同颜色，但器表饰有一层白色陶衣。白衣有两类：一类白衣相对较厚，而且与胎心粘合紧密，即便经水洗或其他外力作用仍能保存下来，给人感觉似一层白色“漆皮”；另一类白衣相对较薄，而且附着力差，经水洗或其他外力作用后极易脱落，给人感觉似一层“白灰”。该类白陶胎心与器表颜色反差较大，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不应称之为“白陶”，而是白衣陶或彩绘性质的陶器。

2.器表装饰特征

湖南史前白陶器表装饰格外醒目，其最大特点是纹饰极其繁缛，有的还有浅浮雕效果，而且，该类陶器在装饰部位、装饰工艺以及纹饰方面特征更为突出。

1）装饰部位

在装饰部位上，不同器类表现出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罐类重点装饰器物的口、领、肩、耳等醒目部位，腹、底部位一般只滚压简单绳纹，有的甚至就是素面。盘类通常在盘腹和圈足两个部位的中心位置施以最主要的纹饰，而其他部位则饰较为简单的带状几何纹饰，而且部分圈足内壁和外底等隐蔽部位亦有施纹现象。簋、杯类施纹方式与盘类近似，但盘腹部位中心纹饰有倒置现象，而且外底施纹现象似乎比盘类更为常见。碗类纹饰相对简单些，且多为刻划几何纹，施纹部位也是以盘腹部位为主，圈足部位不够重视，甚至也有素面现象。豆类重点装饰也在盘腹部位，柄部通常只见一周镂孔，足部常见简单的带状几何纹饰。

2）装饰工艺

装饰工艺比较复杂，包括打磨、施衣、刻纹、戳纹、填彩或绘彩等。

器表打磨。即陶器成型后，在施纹之前，器表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并使器表渗出一层薄薄的泥浆，直至器表光滑为止，目的是为后续工艺作好铺垫。

器表施衣。据笔者观察，湖南目前发现的白陶基本上都有施衣现象。前文分析的A、B、C类白陶表面实际上都有一层光滑的白衣，只是因其与胎心颜色接近而不易察觉，有些因白衣脱落露胎而呈现出灰白色，D类白陶器表上的白衣显然是有意施加的，至少“漆皮”式白衣是如此。

器表刻纹。陶工们经过缜密构思之后，首先是通过几何线条将装饰对象划分为若干个空间，再在不同空间内勾画出不同图案，随后逐一进行雕刻。据观察，几乎所有图案化纹饰都是通过阴、阳纹饰巧妙结合表现出来的，器表浅浮雕效果也就很自然地凸现出来了。关于此类纹饰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最初有人认为是模印出来的，后来有人认为是戳印出来的。个人认为，借助模具做出此类纹饰是不太现实的，采取戳印方式一次性戳印出如此复杂的纹饰也是不太可能的。假若是后者，器表要戳出如此深的阴纹，器内必然会有明显的凸起，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可见，此类纹饰很有可能是精心雕刻出来的，应属雕刻性质的纹饰。

器表戳纹。主纹雕刻成型后，在其凹下部位再进一步填纹。即用带有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形小凸点的戳具，在凹陷部分戳印出篦点状或方格状阴纹，最终形成浅浮雕式纹饰。也就是说，图案化纹饰可能同时采用了刻划、雕刻、戳印等多种施纹方式，而那些以篦点纹为主的简单几何纹，其施纹方式自然是以戳印为主。

器表填（绘）彩。此类工艺只在较晚阶段才出现，而且发现数量少。目前所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凹下部位的篦点纹之上填彩，另一种是在凸出的素面部位绘彩。二者均为红彩或褐彩，图案简洁明了。

3）纹饰种类

纹饰种类十分丰富，而且分布匀称，排列整齐，并在构图上具有一定美学原理。各单元纹饰之间衔接紧密，很少有重叠、错位和稀密不匀的现象。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单体几何纹，包括横线纹、短竖线纹、弧线纹、水波纹、波折纹、圆圈纹、圆窝纹、“S”纹、“X”纹等。这类纹饰一般首尾相连，形成一周或数周简练的带状几何纹。另一类是几何组合纹，即由多个几何形元素构成一组较为复杂的组合纹饰。这类纹饰一般是成组分布的，而且间距匀称。第三类为图案化纹饰，一般具有特定题材，如太阳纹、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纹以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装饰题材等。

3.器物形制

湖南史前白陶形制较为简单，而且都是各自陶器群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器类包括罐、盘、簋、碗、豆、杯等。

罐类数量较多。出现时间较早。形制多样，有高领、折沿、双耳、平底等多种造型。高领罐常见直领（直口或敞口）、曲领、弧领三种形制，一般为斜肩、深鼓腹、圜底。折沿罐有折沿、内折沿两种形制，一般为折肩、曲腹、圜底。双耳罐常见矮领，双耳置于领、肩部，一般为斜肩、鼓腹、平底。平底罐数量少，只见筒形腹一种形制，目前只在汤家岗和丁家岗遗址有少量发现。

盘类数量较多。主要形制有四种：一种为敛口，外撇式圈足；第二种为内折口，外撇式高圈足，时代较晚；第三种为敞口，外撇式矮圈足；第四种为敞口，内收式矮圈足。

簋类数量较少，目前仅见于高庙和千家坪遗址。多为宽折沿，深弧腹盘，高圈足，个别足沿为锯齿花边。

碗类数量较少。有两种形制：一种为宽折沿，浅折腹盘；另一种为折沿，深斜腹盘，足沿呈花边状。

豆类数量较少。出现时间相对较晚。常见内折沿，深斜腹盘，细柄，高喇叭形圈足。

杯类数量较少。有两种形制：一种形体较高，以敞口（或折沿）、深腹、高圈足为特征；另一种形体较矮，常以假圈足或近平底形式出现，形态近似于曲腹杯。

（二）区域差异

湖南史前白陶南、北之间存在一定地域差异。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胎质及外观存在差异。北区白陶以泥质居多，胎较厚，质地较硬，颜色纯正，器表光亮，并以洁白居多。白陶种类以A、D类白陶居多，其他少见或不见。南区白陶以夹砂居多，胎较薄，质地软、硬悬殊较大，颜色杂乱，整体偏灰白或黄白，手感滑腻。白陶种类较多，以B、C、D类白陶居多。

2.陶土原料与烧成温度有别。北区白陶以高铝质耐火黏土（俗称白膏泥）为主，南区白陶以高镁质易熔黏土（俗称滑石黏土）居多（下文将述）。北区白陶烧成温度多在900℃以上，而南区白陶则多在900℃以下。经检测，汤家岗遗址汤家岗文化时期白陶烧成温度基本都在920℃以上，大溪文化时期白陶烧成温度更是高达940℃以上。高庙遗址高庙文化早期白陶烧成温度多在770℃—880℃之间。

3.施纹方式存在差异。北区白陶自始自终保持刻纹传统，施纹手法以刻划为主、戳印为辅，整体接近雕刻风格。南区白陶则以戳印见长，施纹手法以戳印为主、刻划为辅，整体偏向戳印风格。

4.器表纹饰差异显著。北区白陶纹饰略显粗放、简单，以几何纹为主，图案化纹饰相对较少。南区白陶纹饰较为精细、繁缛，具有特定题材的图案化纹饰相当相富，而且图案非常逼真。

5.器类组合及器物形制差异较大。北区白陶器类相对简单，以盘、豆为主，有少量罐类器，不见簋、碗、杯等器类。盘类以敛口或内折口居多，罐类主要为高领罐和双耳罐，另有少量平底筒腹罐。南区白陶器类更为丰富，包括罐、盘、簋、碗、杯等，不见豆类器，以罐、盘类居多。罐类除高领外，多见曲领、折沿等形态，双耳罐极少，不见平底筒腹罐。盘类除敛口外，还有较多敞口形制，而且内收式矮足盘也是本区独有。

6.延续时间不同。北区白陶延续时间长，以白陶盘为代表，从汤家岗文化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和堆子岭文化，并有着清晰的演变规律。南区白陶延续时间短，而且很难找到演变规律。

三、成分与产地［13］

1.白陶成分

据任式楠先生研究，华南白陶原料除部分采用高岭土外，较常见的是使用以氧化硅、氧化镁为主要成分的陶土［14］。事实上，湖南史前白陶目前发现至少有两种不同原料。一种是近似于高岭土的高铝质耐火黏土（俗称白膏泥），另一种是高镁质易熔黏土（俗称滑石黏土）。前者成分以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为主，后者成分以二氧化硅、氧化镁为主。而且，两种原料的使用还存在一定地域差异，现分析如下：

北区目前检测了三元宫、汤家岗、划城岗、堆子岭、青山、丁家岗、坟山堡等遗址。三元宫遗址2件白陶标本中，一件SiO2和Al2O3分别为70.35%和20.04%，另一件SiO2和MgO分别为68.92%和23.38%，而Al2O3却只有3.23%，二者差异甚大。汤家岗遗址检测了9件白陶标本，全部属于高铝、低镁类黏土（表一）。堆子岭遗址检测了15件白陶标本，除2件属高镁、低铝类黏土，其他13件标本均属高铝、低镁类黏土。也就是说，上述三处遗址共28件检测标本当中，属于高镁、低铝类标本只有3件，约占10%，而高铝、低镁类标本比例却高达90%。由此可见，北区白陶是以高铝、低镁类黏土为主，而高镁、低铝类黏土只占一成左右。

南区目前检测了高庙、松溪口、千家坪等几个遗址。其中，高庙遗址16件白陶标本中，有12件属于高铝、低镁类黏土，另外4件属于高镁、低铝类黏土。松溪口遗址5件白陶标本中，有2件属于高铝、低镁类黏土，另外3件属于高镁、低铝类黏土。两处遗址同属沅水中游地区，但成分差异较大。千家坪遗址4件白陶标本中，有2件属于高铝、低镁类黏土，另外2件属于高镁、低铝类黏土（表二）。也就是说，在南区25件检测标本当中，属于高镁、低铝类白陶有9件，约占36%，而高铝、低镁类白陶比例只占64%。由此可见，南区白陶虽然仍以高铝、低镁类黏土为主，但高镁、低铝类黏土比例要明显高于北区。

另外，从表一和表二还可看出，北区白陶Fe2O3偏低，K2O则明显偏高，南区正好与之相反，这也说明湖南史前白陶成分在地域上存在较大波动性。根据二里头遗址白陶原料中氧化铁含量平均值有随白陶颜色白、黄、红、灰的变化而依次增加的特征［15］，也可验证南区白陶之所以不如北区洁白，可能与其Fe2O3含量较高的缘故有关。

2.白陶产地

既然南、北两区同时存在两类不同成分的白陶，那么，两地是否都有生产两类白陶的原料呢？

北区从汤家岗遗址检测的白陶及土样主次量元素均值方面分析(表一），二者主要元素均以SiO2为主，其次为Al2O3，再次则为K2O、Fe2O3、MgO等。虽然有少量差异，如土样中的Al2O3含量要略低于白陶均值，但考虑到自然陶土与经过高温烧制并发生过化学反应的白陶，这些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就是说，汤家岗遗址出土的高铝质白陶在原料上与遗址附近采集的土样是基本吻合的，说明北区高铝质白陶原料取自本地是完全可能的。

南区白陶在当地同样也能找到烧制高铝质白陶原料。譬如，沅水中游检测了10个地点共19个土样中，其中，就发现有7个地点共9个土样中Al2O3接近高铝质白陶含量，它们的均值达到了26.60%。因此，从陶土原料分析，南、北两地白陶原料很有可能都是来源于本地。

解决了白陶原料来源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当地是否具备烧制高火候白陶的陶窑。根据汤家岗遗址白陶烧成温度的检测，一般都在920度以上，这显然需要封闭环境下的陶窑才能烧制出来。汤家岗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此类陶窑，但在与之毗邻的划城岗、丁家岗以及城头山等遗址均有发现。这类陶窑都是地穴式封闭型陶窑，突破了以前平地堆烧陶器的传统技术，基本能满足烧制高火侯白陶的窑室条件。南区白陶目前虽没发现具备烧制高火侯白陶的地穴式陶窑，但考虑到该地区多数地点白陶出现时间较早的事实，其白陶烧自于外地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可见，湖南史前白陶，无论是从其原料来源，还是从烧制白陶的必要条件考虑，南、北两地白陶应该都是本地生产的。

四、起源与传播

1.白陶起源

要探讨湖南史前白陶的起源，笔者认为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白陶成分检测，结合白陶生产的必要条件，判断白陶产地究竟是本地生产还是外地输入；二是从文化角度疏理出不同文化的白陶特征及其早晚关系，进而推断出白陶起源接近事实的结论。第一个问题前文已作了简单分析，下面探讨第二个问题。

我们知道，陶器的产生最初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颜色、胎质、器形、装饰，应该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基于不同需要而生产的。最初出现的陶器一般较为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慢慢地制造出更多形制复杂的陶器，而且在原料、颜色、装饰以及烧制技术方面会有所选择和改进。大多数陶器颜色是在烧制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而形成的，而白陶的起源可能还与其所在的文化群体有着密切联系。

从理论上讲，器物（白陶）起源应与文化起源一样，它们可能是单源，也可能是多源。前者一般是从一个地点或区域内产生，然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地区；后者是从若干个不同地点或区域各自发展起来，最后融合成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目前有关湖南史前白陶的起源，大多倾向于单一地点（文化）起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皂市下层文化起源说，二是高庙下层文化起源说。前者是在岭北山区（沅水及湘江中上游）白陶发现之前，研究者作出的推断，显然是无法解释岭北地区近年发现的新材料。后者根据高庙、千家坪遗址的新发现，它们有四个特点是洞庭湖地区汤家岗遗址无法比肩的：一是时代早于汤家岗遗址，二是白陶器类较比汤家岗遗址丰富得多，三是白陶装饰要比汤家岗遗址复杂，四是高铝和高镁两类白陶均有，而且比例悬殊不大，汤家岗遗址却只有一种高铝类白陶。因此，笔者认为就目前材料而言，后者（岭北山区）作为湖南白陶发源地可能性更大些。

不过，由于洞庭湖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稻作农业、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成熟的陶器烧造技术，这一地区也是具备白陶起源条件的，因此，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多地起源的可能。试分析如下：

1）年代方面，皂市下层文化和高庙下层文化年代接近，各自最早出现的白陶在时间上没有绝对优势。北区目前发现最早白陶属于皂市下层文化偏早阶段的坟山堡遗址，南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白陶是属于高庙下层文化的高庙遗址和千家坪遗址，二者年代与北区坟山堡遗址相当接近。

2）文化传统方面，洞庭湖地区在彩陶出现之前，陶器表面经常可见施红衣或白衣的现象。彭头山文化时期，陶器表面施红衣已是十分普遍现象。在接近彭头山文化晚期，汩罗黄家园遗址中期遗存中发现不少红陶上施加白衣的陶器［16］。到了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白衣陶更为流行，有的还在白衣陶上绘红彩，彩陶也随之出现。有趣的是，彭头山文化红衣陶常见于圜底盘和双耳罐两类器物，皂市下层文化白衣陶多为圈足盘和双耳罐，两个不同文化的人群都比较看重这两类有着演变关系的器物，二者之间这种关联决非巧合。实际上，本区白陶绝大多数外表施有白衣，光滑的器表与其他施衣陶性质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洞庭湖地区白陶与本地较早出现白衣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产生与本地人们喜好白色的文化传统是有关联的。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岭北山区目前尚未发现早于白陶的白衣陶，相对洞庭湖地区而言，该区白陶的出现，确实让人感觉有一定突然性。

3）文化关系方面，高庙下层文化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关系密切，前者显然接受了后者不少影响。譬如，高庙下层文化中的刻划纹、众多曲领或折沿的罐类器以及折肩、亚腰的造型风格，应该说都能看到皂市下层文化的缩影，而其“早期遗存中出现的绳纹圜底钵和少量的高颈双耳罐，以及略晚一点出现的一种大圈足的浅盘等器物，多少已受到了洞庭湖区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中同类器的影响”［17］。当然，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很少是单向的，绝大多数是双向的。随着高庙下层文化的快速发展，其复杂多变的篦点纹，毫无疑问又为洞庭湖地区注入了新鲜养分，尤其是该文化独特的装饰技法、精美纹饰及寓意深刻的各类主题图案，又反过来对汤家岗文化产生过影响。以白陶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因素，更是成了汤家岗文化和高庙文化的联系纽带。汤家岗文化目前所见白陶盘基本都是敛口、浅盘、粗圈足为特征，这类器形显然与本地彭头山文化晚期即已出现并流行于皂市下层文化的圈足盘有关，而其装饰显然与高庙下层文化的影响有关。换句话说，汤家岗文化白陶盘是在本地文化基础之上接受高庙下层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高庙下层文化白陶盘除敛口外，还有较多敞口形制，二者形制都应与皂市下层文化常见的圈足盘有着密切联系，说明高庙下层文化白陶盘同样离不开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因此，从文化关系方面考虑，湖南史前白陶的起源，应该说是在皂市下层文化和高庙下层文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单一文化起源观点受到了冲击。

4）白陶特征方面，南、北两地白陶存在一定差异，而且都是各自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些白陶在器类、器形、纹饰等特征上都与各自文化其他陶器存在广泛联系，是其文化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两地白陶都具备本地起源的特征。它们与洞庭湖流域以外地区发现的史前白陶是不一样的，后者与各自文化的联系不够密切，也不是各自文化的典型特征。

5）个案比较上，其一，从发现最丰富的白陶盘看，它是在皂市下层文化和高庙下层文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其二，从典型纹饰观察，八角星纹、太阳纹等有可能是由洞庭湖地区起源的，而风鸟纹、兽面纹等起源于岭北山区已是确凿无疑了。

6）白陶影响方面，洞庭湖地区白陶对外影响更为强大，而且包含了多方面文化因素，譬如白色陶衣、刻划纹、八角星纹、太阳纹、双耳造型等，注重的是整体特征的渗透。浙江上山、跨湖桥、罗家角等遗址发现诸多北区同时期文化特征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其影响已波及到长江下游沿海地带。岭北山区白陶对外影响较为单一，主要体现在以篦点纹为代表，包括凤鸟纹、獠牙兽面纹在内的器表装饰方面的影响，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则远不如洞庭湖地区。

考虑到南、北两区白陶都是本地生产的，而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我们更加没有理由排除本地起源的可能性。因此，把湖南史前白陶定论为单一起源可能还为时尚早，澧水中下游、沅水中上游乃至湘江中上游都有可能是白陶的起源地。

2.对外传播

大约在距今7000年左右，以湖南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史前白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凑巧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侯或稍晚些时候，长江中下游以及岭南环珠江口地区不少遗址也发现了此类白陶，而且都与洞庭湖流域白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毫无疑问，湖南不仅是华南史前白陶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对外传播中心，后者发生的时间大概在距今7000年左右。

湖南史前白陶对外传播，应该是随着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向外传播而展开的。在发现初期，一般认为它是由洞庭湖经由不同水系辗转逐步传播至周围地区的，但有关其传播途径还比较模糊。随着沅水、湘江中上游以及邻近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类白陶向外传播轨迹才日渐清晰。

根据现有资料，笔者认为至少有四条途径是比较清楚的。往北，越过长江天险，溯汉江北上，最终到达汉中盆地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南郑龙岗寺，包括公安王家岗、枝江关庙山、宜昌中堡岛、宜昌清水滩、江陵朱家台、天门龙嘴等大溪文化遗址发现的白陶。往东，沿长江干流而下，经鄂东、皖南直至长江下游环太湖等广大地区，包括黄梅塞墩、罗田李家楼、繁昌缪墩、溧阳神墩、江阴祁头山、桐乡罗家角等遗址发现的白陶。西南方向，由沅水中上游经由沅水入黔、桂地区，并由桂江、西江往东南推移至环珠江口地区，包括天柱坡脚、天柱盘塘、平乐纱帽山、平南石脚山等遗址出土的白陶。东南方向，由湘江中下游溯湘江南下，直穿骑田岭西侧峡谷，再经武水、北江南下至珠江三角洲及邻近海岛地区。以深圳咸头岭为代表的环珠江口地区一大批遗址（譬如佛山河宕、中山白水井、中山龙穴、珠海后沙湾、澳门黑沙、东莞蚝岗、深圳大黄沙、香港大屿山东湾、香港南丫岛大湾及深湾等遗址）发现的白陶，应该说是东南和西南两条途径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江西境内赣江流域也发现有少量白陶，包括赣北高安、新余拾年山、永丰尹家坪等地点，这些地点年代偏晚，可能是受堆子岭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其途径很可能是由“醴萍走廊”传播过去的。

假若上述途径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更加坚信南、北两区史前白陶对外传播的强弱是有区别的。从目前洞庭湖流域以外发现的白陶分析，受北区白陶影响的区域及强度明显大于南区。具体来说，长江流域（包括赣江）及其以北地区发现的白陶与北区更为接近，环珠江口地区白陶除了来自南区白陶的影响外，北区同样对其施加了不可小视的影响。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的B型Ⅱ式白陶盘（06XLT1⑤：7、06XLT12⑤：2）［18］与汤家岗遗址M72:1几乎是如出一辙，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五、社会功能

洞庭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类似白陶，它们分布是如此广泛，可以说大半个中国都能见到，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能把这些发现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凝聚在同一类器物？这类白陶是否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它们究竟蕴藏着什么内容？

笔者曾就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推断其功能可能是一种具有通灵性质的“祭器”［19］。现在看来，这一结论还需仔细推敲。究其原因，“祭器”的界定目前没有统一标准，它是否具有特定器形、独特纹饰或图像以及特殊的使用环境，这些都有待商榷。具体来说，其一，湖南目前发现的史前白陶与同时期同类陶器相比，形制上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都是各自陶器群的组成部分，在用途上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其二，这些白陶器表上的精美纹饰或图像，在其他颜色陶器上同样存在，并非白陶独有；其三，这些白陶并没有特殊的埋藏环境，汤家岗遗址墓葬居多，高庙遗址常见于地层，千家坪遗址壕沟发现最多，墓葬只发现1件白陶盘。

白陶作为一种高品质的陶制品，无论是原料、工艺，还是烧制火侯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它应该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其功能可能更多的或更重要的应该是社会层面的意义。种种迹象表明，湖南史前白陶与中原史前彩陶有很多相似性。1）二者在各自文化众多陶器中的占比都不大，都是各自陶器群中最珍贵、最精美的器皿；2）二者都是通过器表色彩来喧染其特殊性，并以此突出各自的重要性；3）二者都是通过精美纹饰或图案来表达当时人们最强烈的意愿，不同的是，彩陶是平面纹饰，属绘画型装饰风格，而白陶则与玉器、铜器一样，多为立体纹饰，属雕刻型装饰风格；4)二者都是强势文化标志性文化特征，并具有很强的跨区域、跨文化向外扩散和传播的能力。

一般而言，礼器都是材质较好、制作精湛并有精美纹饰或图案的一类器物，湖南史前白陶显然也具备这些特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玉器属于礼器性质，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而且，华北白陶也可能与宴享、祭祀等多种礼仪活动有关，因此，笔者认为湖南史前白陶应是彩陶、玉器之外的另一系列礼器，或者说它至少是具有礼器性质的一类特殊用器，其社会功能应与彩陶、玉器相若。

假若这一结论无误的话，前文分析的湖南史前白陶对外传播的动因，同样可从彩陶和玉器向外传播的事实中得到启发。譬如，长江以南的城头山、划城岗、咸头岭等遗址可见到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彩陶，长江下游沿海之滨的跨湖桥遗址能见到高庙、大塘遗址相似的彩绘太阳纹，洞庭湖腹地的度家岗遗址和珠江水系的石峡遗址发现有近似于良渚文化的玉琮。这些彩陶和玉器之所以会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出现，它们与白陶一样，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较高、具有礼制社会雏形的强势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

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形态的不同，湖南史前白陶可能蕴含着多方面内容。北区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稻作农业发达，人们对与农业有关的气候、天文、历法等原始科技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我们知道，农业是在先民掌握了一定天文、历法知识（包括气侯季节变化与植物生长关系）的情况下发明的。换句话说，古人是在漫长的采集活动中，逐步熟悉自然环境，观察季节变化与植物生长关系，体验寒暑交替，留心昼夜节律与太阳的关系，从而慢慢地了解到一些天文知识的。该区白陶器表发现的太阳纹、八角星纹等，应该是与农业有关的原始科技方面的知识。南区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因而很长时期都是以采集、渔猎为主要获食方式。先民们在同自然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和对客观世界愚昧无知情况下，往往会把自然物人格化，或把对某些自然现象的畏惧或感恩寄托在某类自然物上，自然崇拜孕育而生。自然崇拜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观念或思想的体现，它同原始宗教有点类似，其思想基础都是以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为宗旨的。该区白陶器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风鸟纹、獠牙兽面纹，实际上都是自然崇拜的结果。当然，平原地区的先们民也有自然崇拜，但它们崇拜的对象可能与山区不同。譬如，平原地区的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尤为突出，这与太阳是人们日作夜息的依据和农业生产季节划分的标志有关，同时也与太阳是光明和温暖的源泉以及干旱和酷热的根源有密切联系。除了原始科技和自然崇拜（原始宗教）外，湖南史前白陶可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信息有待探索。

综上所述，湖南史前白陶主要发现于环洞庭湖平原地区以及湘江、沅水中上游的岭北山区，时间大多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南、北两区白陶既有鲜明的共同特征，又有一定的地域差异。虽然二者在成分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能在本地找到相应的陶土原料，应该都是本地生产的。就目前材料而言，南区（岭北山区）作为湖南史前白陶发源地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多地起源的可能。湖南作为华南史前白陶的传播中心当之无愧,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四条水系向外展开的。该类白陶社会功能应与彩陶、玉器相若，当属礼器性质，而且不同地区生产的白陶，可能蕴含有不同的内容。

需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些初步认识，尤其是在起源、功能方面的探讨，还需更多发现来逐一解读和完善。

图四桂阳千家坪遗址出土白陶（照片）

注释：

［1］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考古》2010年第4期。另载《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2］邓聪等：《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录》第xvi页，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

［3］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任式楠：《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牟永抗：《论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白色陶器》，《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4］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5］岳阳市文物工作队等：《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增刊1994年。张春龙：《洞庭湖地区新石器考古新收获——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的发掘》，《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

［6］益阳地区博物馆等：《南县涂家台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增刊1994年。潘茂辉：《益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求索增刊199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田野发掘资料。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8］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9］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

［10］郭胜斌等：《湖南省汩罗市附山园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四辑，岳麓书社2007年。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12］尹检顺等：《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抢救性发掘——掀开湖南史前白陶遗存南渐重要途径》，《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30日第8版。尹检顺等：《湖南桂阳千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4月。

［13］本节涉及未公布的白陶成分检测数掘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先生提供。

［14］任式楠：《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鲁晓珂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